袁伟时：从《努力》看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贡献和失败

  20世纪20年代，胡适一改“不谈政治”的宗旨，主动参与政治活动。一份以政论为主的刊物《努力》和不公开的小组织努力社，是胡适及其朋友参政论政的重要机枢。《努力周报》创刊于1922年5月，1923年10月停刊。据胡适1960年回忆：“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以前。在君（丁文江）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象是我提议的。” [２] 更准确地说，努力社滥觞于1921年5月21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王文伯（征，为新银行团的秘书）来谈。少停，丁在君来，蒋梦麟来。我们四人讨论组织一个小会的事。我拟了一个组织大纲，大家都表示同意。” [３] 而明确定名为努力社和决定出版《努力周报》的记录则见诸同年7月8日的日记 [４] ，比他后来的回忆略早。这个社的成员，除胡适、丁文江、蒋梦麟和王征外，确定无疑的还有蔡元培、高一涵、任鸿隽、陈衡哲、陶孟和、张慰慈等人；而胡适则是当之无愧的思想领袖。
　　理解努力社和《努力周报》，不能忽视一个背景：进入20年代，新文化运动正在急剧分化。在主要流派中，《新青年》中以陈独秀为代表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共产国际的主张化为自己的纲领。《少年中国》中演化出国家主义派。控制着《晨报》、《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等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的梁启超派（研究系），也亮出自己的纲领。
　　面对分化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局面，胡适在1920年12月间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示可以考虑：“听《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我秋间久有此意”。 [５] 组织努力社和出版《努力》实现了他考虑多时的愿望。就其性质而言，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结合。当时，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组织和所办报刊为数不少，但影响最大的当属胡适旗下的组织和报刊。《努力》的思想趋向体现着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潮的深化和发展，对当时的舆论和后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影响颇大。其后的《新月》和30年代的《独立评论》就是与它一脉相承的。应该说，它的成就与不足，都体现着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经验。
　　（一） 思维方法变革的深入
　　把20世纪中国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可以说是现代化过程起步和反复探索阶段。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勋之一是推进了这一过程不可或缺的内容——思维方法理性化。《努力》在新的形势下坚定地继续推进了这一过程。胡适认为：“《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 [６]
　　在《努力》宣告停刊之际，胡适说：“其实我们的《努力》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和《读书杂志》（《努力》的副刊）里讨论古史的文章。……《努力》将来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的地位应该靠这两组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评”。 [７] 这个结论也许体现着他个人的偏好，但不能说毫无根据。
　　后发展的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形形色色的狭隘民族主义折磨。19、20世纪中国许多挫折（当然不是全部）或多或少与在民族虚骄情绪支配下，不能冷静、理性地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全局息息相关。清理民族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思想革命的重要内容。
　　胡适他们为什么要批评梁漱溟、张君劢？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虽然有要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字眼，但着重点是要回归儒家，排斥西方现代文化，取消“算帐的生活”和牟利的“意欲”。说到底，他是冀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修改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抛弃民主和自由。在他稍后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述。关于科玄论战近年来人们热衷于谴责“科学主义”，却忽视了三个重要情况：
　　1．关于人生观与科学的关系，双方说的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科学派强调它同样可以用科学方法分析；而玄学派关注的焦点是人生目的的自由选择。
　　2．不论当时还是毕生，作为思想家的胡适都把个人自由摆到首位。在论争中，科学派包括胡适在内多次谈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无非是重申了F·培根等人的认识论观点，也与否认个人自由风马牛不相及。后来流行混淆认识自由与政治自由，把认识论中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作为否认公民自由的依据，那是愚民的诡辩，不是什么“科学主义”问题。把“科学主义”的帽子扣到胡适头上，实在不伦不类。
　　3．这次论战不应脱离持续已久的中西文化论争的大格局去考察。张君劢归根到底要反对的是有普世性的现代文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欧美百年来文化之方针，所谓个人主义，或曰自由主义……见于政策者，则为工商立国”。“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知识。此三者，与吾上文所举我国立国之方策……正相反对者也。”“然吾确认三重网罗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从而应该回归中国传统的“寡而均，贫而安”和以理学为内容的“内生活修养”中去。 [８] 因此，尽管张君劢热衷宪政，但他在解析他的宪法草案的《国宪议》中就开始鼓吹去掉他所说的危险的西方赖以立国的网罗，回到古代中国以自给之农业为基础的寡均贫安状态中去。他没有意识到这等于摧毁了宪政存在的基础。他与梁漱溟一样陷入了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的狭隘民族主义泥淖。
　　中国这样的文化古国，任何思想变革都不能不牵动传统文化。20世纪初，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吸收西方学术成就，清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卓有成效。胡适这个时期的新建树在于把“整理国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打鬼”（清理过时的中世纪思想）的重要手段，开创了这一领域的新局面。古史讨论中，古史辨派破土而出，是胡适力倡的“拿证据来”的理性思维催生的成果。人们对他们提出的各项观点，褒贬不一；按照学术发展的常规，任何历史问题本来就不应也不可能有统一不变的结论。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一学术流派以独创性的层累造史理论，彻底摧毁了笼罩在古代中国的人造迷雾，为这一时段的历史研究扫清了重要障碍。赞成或反对这一流派的史家都不能不考虑他们的观点，从而推动梁启超等人梦寐以求的“史学革命”成为现实。 [９] 更重要的是这一讨论体现了理性对盲目崇拜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冲击。
　　对中国人思维方法冲击最大的可能是胡适对西方列强与中国关系的分析。与流行的帝国主义是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和混乱根源的观点相反，胡适提出两个极具挑战性的论断：
　　1．西方列强不是中国的乱源。在列举一系列迄今没有看到有说服力的反驳的事实后，胡适写道：“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优势的投资国家要想这些弱国与乱国有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子：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近年国内外发生的事件改变了局势，以致“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大概都晓得那第一条路——征服统治中国——是做不到的了。” [１０]
　　2．“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在列举人们所说帝国主义压迫的七个表现后，他认为这一大部分是本国政治上了轨道后可以自然解除的。“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了，国际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 [１１]
　　由于写下这样的文字，人们没有少将买办之类的字眼往他头上扣。不到十年，九一八的枪声似乎也戳破了胡适对列强的期望，而给论敌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不过，这些既没有损害他用毕生言行写就的一个爱国者的形象，也不能因其中包含的失算而掩盖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国内政治的深刻内涵。八十年过去了，历史的严峻结论是：国际关系当然是利益的博奕，蛮横、强权所在皆有；但任何国家不走出外因论的思维误区，不着眼于扫除内在的民主、法治的障碍，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地发展和长治久安，更谈不上人民的自由和福祉。对后发展国家说来，这是观念变革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发展与衰退后面是理性还是狭隘民族主义的选择。
　　（二） 自由主义的“观象台”
　　作为政治评论刊物，《努力》带来什么？胡适以“独立的政论家”自诩，认为“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他们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的武器有两种。第一是造舆论。……第二是造成多数的独立选民。” [１２] 两者结合，启迪公民自觉，并形成对朝野吃政治饭的人的强大压力。说到底，他们是力图培植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以民主、自由、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化，坚决揭露和批判与之相反的旧政治和旧文化。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政治上的革命不只是采用新的制度…——用总统代皇帝，用国务院去代军机处……还有更根本的就是采用新的理想，承认新的价值”。他们不无所指地说：“就是革命的元勋，起义的伟人，何尝是有了觉悟的，又何必是有觉悟的。他们所代表的依然是旧有的理想，信仰与价值。他们是共和的仇敌。军人，政客，官僚，那一个不是代表共和的仇敌的？” “所谓‘新文化’运动一部分就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改变那心的态度。” [１３]
　　这个“观象台”的贡献之一是高悬判别政治是非的标准和奋斗目标。
　　该刊第2期，刊发了蔡元培、胡适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 [１４] 。这是努力社及其朋友的政治纲领。他们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归结为“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围绕这一目标，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与此同时，他们申明：“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而且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此外，他们还就当时面临的各项具体问题（如南北议和、国会、栽兵、栽官、选举和财政等等），一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所有这些主张都以保障自由、法治和宪政为基本出发点。
　　这个纲领体现着胡适他们一贯的观点。
　　1920年8月1日，胡适、蒋梦麟、李大钊和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大声疾呼：“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于是，他们提出争自由的三大主张：
　　1．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制限的法律”。因此，1914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管理印刷业条例》、《预戒条例》和1919年《管理印刷业条例》都应立即废止。因为这些条例“把个人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发表权寄附在警察官的喜怒之下，思想既不能自由，舆论也不能独立”，把《约法》明文规定的公民自由化为乌有。同时 ，为了不让执政者以戒严为名，侵犯公民自由，“这种重大的问题，断不可让行政官自由处置。应该要求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已经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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