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雄生：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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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雄生 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
作者：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5-17 1:37:42发布)　　阅读283次
【内容提要】动植物生产是农业生产的两条腿，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动物生产的这条腿短，而植物生产的那条腿长，故称为跛脚农业。然而，跛足并非是先天所具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农区牛的放牧方式的演变来探讨跛足农业的形成。作者认为，中国农区耕牛的放牧方式经过了一个由牧牛、到放牛再到縻牛的过程。而它的背后则是用于养牛的土地面积的减少，用于粮食等种植的土地面积增加。此长彼消的结果，导致了中国跛足农业的形成。
【 正 文】
中国农业给人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畜牧业不发达。但若说这种情况自古已然，则未必。"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注：《诗经·无羊》。）牲畜的多少曾是贫富的标志，"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注：《礼记·曲礼》。），故陶朱公劝猗顿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注：《孔丛子·陈士义》。）。可见历史上曾经有过畜牧业相当发达的时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牧歌的消失有个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它与传统农业（这里主要指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种植）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中国农区畜牧业衰落的过程就是农业增长的过程。
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都需要在一定数量的土地上进行。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用于农业用地的面积大了，也就意味着用于养畜的面积少了。而当所有的土地都用作种植业，生产供人类食用的粮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畜牧业的消失。中国畜牧业最初也有自己专门的用地，可是牧地却慢慢地被谷物种植业所蚕食，进而被迫与种植业之间轮流用地，但轮流用地也未能长期存在下去，随着谷物种植业的发展，特别是复种指数的提高，牲畜最终被迫从耕地上赶走，并被拴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养牛业最能反映中国畜牧业萎缩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对牛的饲养管理上，经历了牧牛、放牛到縻牛三个阶段。而它的背后就是用于养牛的土地逐渐减少。
一、牧牛
牧字的本义，就是一个人手持鞭子驱赶牛群的意思。牛群被赶着，而不是牵着，养牛业在牧牛这个阶段，还是一个独立的产业，它并不依附于种植业，为种植业提供畜力，以至有牛"至于老不穿鼻者"（注：《晋书·食货志》。），就如同养猪、养羊一样，它的价值在于肉和奶。
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必须要有专用牧场（牧田），历史上或称为"牛田"。牛田的存在是牧牛的先决条件。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种植业和畜牧业平分土地的时候。《周礼》："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注：《周礼·地官司徒·遂人》。）。这里的田，即用来种植的田地；而莱则是用于休闲放牧的草地。田和莱的比例分别是100：50；100：100；100：200。也就是说，在《周礼》中用于种植和用于畜牧的土地面积是大体相同的。
以后，尽管用于畜牧的土地面积在缩小，但毕竟还保留了一部分的牧地面积。这一部分面积除了用于直接放牧之外，还可能种植牧草，供牲畜越冬。秦国法律规定，农民在受田之后，不管垦种与否，每顷收刍三石、稿二石，用作牲畜的饲料（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这证明当时秦国还有专门的牧地。崔旉《四民月令》曰：八月"刈萑苇、刍茭"。刍茭，即用作牲畜的干饲料。晋朝时的占田制中有所谓"刍藁之田"。"平吴之后，有司又奏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注：《晋书·食货志》。）这分别为十五顷、十顷和七顷的刍藁之田，到底在这些国王公侯所占土中占有多大的比例，由于没有数据可供参考，不得而知。
北魏人实行均田制时，也把牛作为分田的依据，规定："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人。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注：《魏书·食货志》。）。北齐均田制与之相当，规定："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白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注：《隋书·食货志》。）。由于在授田时对于人口数只有年龄的限制，而没有数量的限制，相反对牛却有数量的限制，因此，可以肯定用于种植的土地面积要大于牧地，假定一个五口之家，三男二女，则所受田当在160亩以上，至少也有120亩（假设其中有一男十五以下），须知这120至160亩仅是专种谷物的露田，还不包括每个丁男20亩、丁女10亩的用于种桑养蚕的桑田和丁男10亩、丁女5亩的用于种麻织布的麻田，以及小块蔬菜地，总的授田面积为：
（40×3）＋（20×2）＋（20×3）＋（10×2）＋（10×3 ）＋（5×2）＋（0.2×5）＝261亩
或（扣除－未满十五岁男孩）：
（40×2）＋（20×2）＋（20×2）＋（10×2）＋（10×2 ）＋（5×2）＋（0.2×4）＝210.8亩。
而丁牛所受之田，满打满算也至多只有120亩。也就是说， 农田和牧地的比例大致为2∶1。2∶1的农田和牧地的比例比《周礼》中的记载要小一半，所以"魏令"又有补充规定："职分公田，不问贵贱，一人一顷，以供刍秣。自宣武出猎以来，始以永赐，得听买卖"（注：《通典·食货·田制下》。）。但能够拥有职分田的人毕竟不多，一些人恐怕连自己应得的露田和桑田等也得不到保证。 于是北齐天保年间（550-558），宋世良建议"请以富家牛地， 先给贫人"（注：《通典·食货·田制下》。）。
从魏晋南北朝所实行的均田制来看，当时的牧地与农田的比例虽然在下降，但毕竟牧地在法律上和现实中存在着。这在农书中也有所反映。《齐民要术》中有专门的"种苜蓿"一节，苜蓿，尽管可以当作蔬菜供人食用，"春初既中生噉，为羹甚香"，但主要还是作为牧草，"长宜饲马，马尤嗜"（注：《齐民要术·种苜蓿》。）。书中还有关于种茭（干饲料）的记载："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青茭，即指未老之前收割，留作牲畜越冬的干饲料。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用作青茭的品种主要有：*豆、胡豆、蓬、黎、荆、棘、大小豆萁、高丽豆萁等（注：《齐民要术·养羊》。）。
唐宋时期，均田制中虽然没有了丁牛受田的规定，但牧地还存在着。唐代的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可以采用请射等方式取得牧田，于是有人借故向政府要求给予牧地，甚至有人"无马妄请牧田"，出现了"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的情况，更有甚者，有人把牧地发展到"两京去城五百里内"（注：《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 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乙丑诏书。）。宋代还有一些人家拥有牧地。宋"真宗景德初，诏诸州不堪牧马闲田，依职田例招主客户多方种莳，以沃瘠分三等输课"。"熙宁六年……兴平县抑民田为牧地，民亦自言，诏悉还之"（注：《宋史·食货志上·农田》）。宋淳熙年间（1174-1189）颁布的治蝗法规中就规定："诸官私荒田（原注：牧地同），经飞蝗落处，令、佐应差募人取掘虫子"。可见当时还有一定数量牧地。但在法律上，牧地已被废除，大多数人已没有了牧地，而且现实中所存在的部分牧地也在逐渐减少。故南宋初陈旉说："古者分田之制，必有莱牧之地，称田而为等差，故养牧得宜，博硕肥腯，不疾瘯蠡也。……后世无莱牧之地，动失其宜"（注：《陈旉农书·牧养役用之宜篇第一》）。也许法律上废除牧地，仅仅是依据一些地方人多地少的现实来制定的，很难想象一些地方连供应人吃饭的口粮都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还有牧地的存在。
不过在一些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出现撂荒的地方，牧地的存在仍有其合理性。明末清初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仍保留田莱制。如广东"上番禺诸乡，地瘠而民皆窳，耕者合数十家牛，牧以一人，人以一日。其牧牛之田，曰牛田，所生草，冬亦茂盛，食牛肥泽"（注：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又，清蒲松龄《农蚕经·二月》"种苜蓿"条载："野外有硗田，可种以饲畜"。证明当时北方一些地区还保留了一定的牧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傣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中还有所谓的"食牛田"和"食马田"等（注：见云南省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之九。）。由于莱牧制度的存在，保证了畜牧发展所需要的草场和饲料，为畜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放牛
放牛，不同于牧牛。有放必然有收。何以要收？为其害稼也。先前由于有专门的牛田牧地，畜牧与种植之间的矛盾虽没有充分显露出来，但矛盾业已存在，典型的就是牲畜对于作物的踏食。在《诗经·小雅·白驹》中就有"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皎皎白驹，食我场藿"这样的诗句，可见当时，畜牧与种植业之间就已存在一定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划定了严格的区域用以畜牧，所以《诗经》中又有："駉駉牡马，在垌之野"①（注：《诗经·鲁颂·駉》）"之句。"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垌"（注：《尔雅·释地》）。垌，是牧马的地区。"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注：《周礼·地官》。）。何以要选择边远地区放牧呢？《駉》篇郑笺："必牧于垌野者，避民居与良田也"。《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陆和泽，指的是还未经开垦的丘陵和沼泽地区，这些地方因距农田较远，放牧不致于构成对庄稼的危害，因此，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作为牧地来使用。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阶段。西方的农牧结合起初也是一种松散的形式。耕地和牧场是分开的，或者说耕地以外的都是牧场，后来牧场被部分地开垦出来种植谷物，称为外田；原来的耕地，因其靠近村落，被称为内田。外田是固定的，通常犁成长条。大部分的肥料都施在内田。外田是半固定的，施以少量的肥料，一直到不能耕种需要休闲为止，一般是种三年燕麦，休闲三年，休闲期也许又用作牧场。
但农田与牧地的这种分布状况，有时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尽管以居民点为中心，内圈主要是农田，外圈是牧地。但由于战争的破坏，田地的荒芜，以及游牧民族的内迁，牧地也有可能内迁而挤占农田。汉末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辽金元统治的北方地区都曾出现过废农为牧的情况。如西晋初年，官牛牧场皆在"三魏近甸"之区。北魏（386-556）初期，原本以畜牧经济为主的鲜卑族拓跋部入主中原之后，曾"多禁封良田"，以为苑牧。最严重的当属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初，当时"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注：《历代名臣奏议》卷66。）。甚至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注：《元史·耶律楚材传》），这种做法给北方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回潮。其后人口渐复，耕地渐狭，废牧还耕的呼声又起。晋武帝咸宁四年（278）朝廷便听从了杜预的建议，并佃三魏牧地，明其考课，用以发展谷物生产（注：《晋书·食货志》。）。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束皙又上书说："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他主张悉徙诸牧冀北"以充其地，使马、牛、猪、羊，龁草于空虚之田"（注：《晋书·束皙传》。）。北魏太武帝（424-450）时，便听从了高允等人的建议，"除田禁，悉以授民"（注：《魏书·高允传》。）。太和年间（477-499），孝文帝接受了朔州刺史司马跃的建议，废朔州境内黄河以西苑囿，将其土地分给民众耕种（注：《魏书·司马楚之传》附子跃传。）。正始元年（504）十二月，孝明帝下诏，以苑牧公田分赐从代郡迁往洛阳的民户。延昌二年（513）闰二月，再次以苑牧之地，赐从代郡迁洛阳的无田户（注：《魏书·宣武帝纪》。）。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有人"招引细人盗种牧田"的案件（注：《魏书·杨播传》附弟椿传。）。蒙古族也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重新确立了国以农桑为本的政策。停止占农田为牧地，同时对已经毁占者，令其适当清退，"听民耕垦"（注：《元史·世祖纪》）。如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带头将皇室部分牧地"分给农之无田者"（注：《元史·世祖纪二》。）；至元十年（1273）三月，将山东临邑牧地"二十万余亩，悉归于民"（注：道光《济南府志·田寿传》。）等。与此同时，元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农政策。
尽管牧地有时候要侵占农田，但总的趋势是牧地让位于农田。唐代诗人张籍《牧童词》云："远牧牛，绕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饥鸟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垅头"（注：《全唐诗》卷382，张籍一，第4281页。）。储光羲《牧童词》亦云："不言牧田远，不道牧陂深"（注：《全唐诗》卷136，储光羲一，第1374页。）。唐代均田制中没有丁牛受田的规定，有人借故向政府要求给予牧地，甚至有人"无马妄请牧田"，唐政府承认了牧田的合理性，但同时又觉得必须对牧田所在的地区有所限制，于是唐天宝十一年（752）下诏明文规定："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置牧者，唯指山谷， 不限多少"（注：《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乙丑诏书。）。这就照顾到了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发展畜牧业的需要，一是发展农业和民居建筑的需要。
在农牧争地之战中，种植业首战告捷，迫使畜牧业让出了民居与良田，而退避到荒郊野外。但在这个阶段，牧业还毕竟有自己的专用领地，只不过这种领地在日益缩小，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垦牧"的记载，即将牧地开垦成农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大规模的开垦成为现实，"垦草"、"治莱"的结果，使得一些地方出现"无所刍牧牛马之地"（注：《战国策·魏策一》。），畜牧业的发展就受到巨大的影响。当此之时，如何来发展畜牧业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选择之一，以粮食喂马匹，但这种作法很快遭到人们的反对。西汉时期，就有所谓"肥马瘦人"之讥（注：《汉书》卷72《贡禹传》："方今厩马食粟将万匹，今民大饥，而厩马食粟，苦其太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愿减损乘舆服御厩马，不过数十匹"。），唐白居易"采地黄者"一诗（注："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餱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也讽刺了以粟喂马的做法。显然在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前题下，以粮食喂马的作法是行不通的。
选择之二，就是谷草轮作，即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或种植牧草。这种办法从先秦到明清实行数千年之久，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尽管农作物的收获期并不一致，但以秋季为多，所以秋季及秋后的几个月，即农历的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是放牧比较集中的月份。
《王居明堂礼》载："孟冬命农毕积聚，继放牛马"。有人不知有收后放牧之事，认为孟冬之时正当收马入厩，"放"显系"收"字之误，便依据《月令》郑注作"系收"。（注：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第291-292页。）。实则各本均作"继放"。继放，也就是收获之后接着放牧的意思。"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注：《诗经·豳风·七月》。），孟冬十月，正是作物收获之时。作物在收获之后，由于谷物已经归仓，不必担心牲畜的践踏，同时收获时所遗留下的残茬、余穗等物，特别是水稻在收割之后，在其基部所萌发出来的所谓"稻孙"即"再生禾"等，也为牲畜提供了一些可食之物，而牛等牲畜所遗粪便又是田中难得的有机肥料。于是，庄稼收获之后放牧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作法。宋梅尧臣有诗曰："力虽穷田畴，肠未饱刍菽。稼收风雪时，又向寒坡牧"（注：宋·梅尧臣：《农具诗·耕牛》。）。各地方志中都有这类的记载，如，"十月……农事毕，放牛于山野"（注：康熙四十九年（1710）《彭水县志》卷3《风俗》。）。"十月刈获毕，放畜于野"（注：光绪二十年（1894）《黔江县志》卷5《风俗》。）。秋后放牧，在一些地区甚至成为牛的节日。"韶州十月朔日，农家大酺，为米糍相馈，以大糍粘牛角上，曰牛年，牛照水见影而喜，是日牛不穿绳，谓之放闲"（注：屈大均：《广东新语》。），所谓放闲，就是指在农闲时放牧。《百牛图卷》（注：图见《文物》1978年第5期图版陆。）反映的就是唐宋时期大群水牛集体放牧的情景（注：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77页。）。收后放牧并非中国特有的情形，在世界其它农业国家，如印度，也有类似的情况（注：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幅1595年印度莫卧儿（Mughal）王朝时期的缩微绘画中就传神地描绘了牛羊被他们的牧人赶到收获后的田中牧食收割后的残株的情形。19世纪的印度文献也有关于收后放牧的记载，详见Harbans Mukhi- a: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Medieval India in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lgy in India,edited　by　G　Kuppuram. K Kumudamani,Sun Deep Prakashan Delhi,1990,vol.,x;P.p.98.）。放牧以牛羊为主，但猪也在放牧之列，"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养猪第五十八》，缪启愉校释本，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328页。）。"豕入此月即放，不要喂，直至十月。所有糟糠，留备穷冬饲之（注：唐·韩鄂《四时纂要·八月》，缪启愉校释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
收后放牧虽然不会对庄稼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但也会牵涉到某些农事的安排。宋咸淳年间（1265-1274），黄震在抚州任太守期间，"见五月间方有人耕荒田，尽破荒草抽了地力，不知何故？"问："尔农如何不秋耕？（注：黄震：《咸淳九年春劝农文》，《黄氏日抄》卷78。）"所谓秋耕，就是在秋收之后所进行的翻耕。秋耕可以改善土壤结构，除虫灭害，"盖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地中，蝗蝻遗种皆为日所曝死，次年所种，必盛于常禾也"（注：《元史》卷93《食货志》1《农桑》。）。今天看来，宋时抚人不秋耕，耕作相对粗放是其原因，但秋后放牧可能是另一个原因，因为田地不经秋耕，任其长草，或萌发稻孙，可以畜牛。元代的时候，秋耕得到提倡。但考虑到放牧的需要，元时秋耕还是有选择性的。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申命大司农总挈天下农政，修明劝课之令，除牧养之地，其余听民秋耕"（注：《元史》卷93《食货志》1《农桑》。）。也就是说，用于秋后放牧的农田不需要秋耕。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复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许耕其半"（注：《元史》卷93《食货志》1《农桑》。）。何以大都等五路只许一半的耕地实行秋耕？原因可能在于放牧，因为京师地区畜牧比重大，许多国营牧场都设在大都附近，而秋耕不便放牧，所以只许一半耕地实行秋耕，另一半自然留给放牧。在存在收后放牧的地区，一般都不种植越冬作物。傣族习惯稻谷收获后，随意在田间放牧牛马，无人看管，即使有少数种小春作物的，也因牛马践踏而多无收成。所以坝子一般不种小春作物（注：中央访问团二分团：车佛南农业及棉花生产的调查，《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一），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63页。）。
作物收成之后，耕地用来发展畜牧业的另一种作法，便是种植饲料作物，即实行谷草轮作。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在法律上和实际中都存在一定数量的牧地，但牧地的数量可能非常有限，且显然不能满足畜牧生产的需要，突出地表现在越冬饲料的不足，为此，当时许多人家都选择在八月收获开始，劳动力紧张的时候，卖羊雇人，以减少畜群越冬的存栏数。贾思勰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他说："余昔有羊二百口，茭豆既少，无以饲，一岁之中，饿死过半。假有在者，疥瘐赢弊，与死不殊，毛复浅短，全无润泽。余初谓家自不宜，又疑岁道疫病，乃饥饿所致，无他故也"（注：《齐民要术·养羊》。）。为了弥补牧地的不足，增加牲畜越冬草料的供应，当时采用了一个谷草轮作的办法。具体做法是"种茭者，用麦底"（注：《齐民要术·大豆第六》。），即收获麦子之后，在麦田里种植茭豆，以做为牲畜越冬的干草料。这种做法，与在麦收之后，将牲畜驱赶到麦田里放牧，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即畜牧与谷物轮流用地。
三、縻牛
縻牛，就是将牛拴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地方食草。清人刘应棠说："念牛食犹艰也，择善水草牧之。用长绳系牛，随其绳尽处而食，食尽更场如前，土人曰‘放牛‘、曰‘游牛‘，又曰‘縻牛‘。至伏热蕴隆时，尤恐牛苦喝，复牵息之大树下。青草饱黄牛，绿荫当午睡，牛之乐如何？噫！牛之乐亦惟此时而已"（注：清·刘应棠：《梭山农谱·游牛》，王毓瑚校注本，农业出版社，1960年，第19页。）。其实，縻对牛来说并不是一件乐事。縻牛之时，虽然将牛暂时地从犁耙之上解脱出来，却只给了牛畜有限的自由，被縻之牛只能在一个以木桩或树株为中心，以牛绳为半径的范围内活动。为何要限制牛的活动范围道理很简单，就是怕牛糟蹋庄稼。刘应棠在提到縻牛的原因时指出："苗既盈野，肃然无敢纵畜践者"（注：《梭山农谱·游牛》。）。
縻牛作为一种对牛的控制形式很早就已存在，可以说，对牛力的使用最早就始于縻牛。但作为一种养牛方式，它的出现可能是在唐宋以后。唐宋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的占有量在剧减，这从唐朝所实行的均田制中有所反映：一是受田对象已从十五提高到十八。二是人均受田面积下降。出现所谓"民田不赡"的事实（注：《隋书·王谊传》。）。现有的土地已不足以养活现有的人口，于是唐代出现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局面（注：唐·李申：《悯农诗》。），宋代则采取了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来控制人口，一些地区由于"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注：《宋史·食货志》。），东南数州之地被迫采取了"薅子"的方式来控制人口数量，以至"男多则杀男，女多则杀女"（注：《宋会要·刑法》。）。人多地少的矛盾，似乎已达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扩人耕地面积已是迫在眉睫。
唐宋时期，出现了多种土地利用形式，将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都尽可能地开垦出来进行粮食种植。早在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就已是"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注：《元次山集》卷 7《问进士第三》。）。至宋元祐年间，"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巉崖重谷，昔人足迹所未尝至者，皆为膏腴之壤"（注：宋·曾安止：《禾谱序》。）；特别是梯田等的开发，更使得一些地方达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的地步（注：宋·方勺：《泊宅编》），然而"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不胜稼"（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与此同时，水乡地区由于圩田的开发，原来一些可供放牧的草泽也被开垦出来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在这种情况下，用于畜牧生产的土地的减少，自然也就可想而知。唐代均田制中取消"丁牛受田"（注：详细内容见《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便是耕地不足而缩减牧地的反映。
唐宋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牧地已被开垦成农田，于是牛在耕田之余，只好或"逐之水中，或放之山上"（注：《陈旉农书·牛说》。），牧牛为放牛所代替，然而放牛也不能随心所欲，宋人袁采就曾告诫："人养牛羊，须常看守，莫令与邻里，践踏山地六种之属；人养鸡鸭，须常照管，莫令与邻里，损啄菜茹六种之属"（注：《袁氏世范》卷下。）。牧地让位于农田，于此可见一斑。
种植业的发展不仅挤占了可以放牧的土地，同时也挤占了可以放牧的时间。先前，专用牧地的减少还可以通过收后放牧，或谷草轮作，来取得一定程度的补偿，而且这种作法在个别开发较迟的地区一直存在到明清时期（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衡阳县志》卷3， "物产"载："近者新田尽艺，牧牛无隙地，太迟则恐践踏无收，故约禾以白露先后为期，而通邑遂稀晚稻"。）。唐宋以后，耕地明显不足，这迫使人们积极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从而导致了复种指数的提高。最典型的就是稻麦二熟制和双季稻。宋代农学家陈旉提到："早田获刈才毕，随即耕治晒曝，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注：陈旉农书·耕耨之宜篇》。）。当时尤以吴中的多熟种植发展最为迅速。"吴中之民，开荒垦窪，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垅"（注：宋·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种无虚日，收无虚月"（注：《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使收后放牧成为不可能的事，于是沿用了数以千年的习俗开始革除。
清初湘西和湘南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乾隆以前，湘南、湘西地区每年七八月间获稻之后，八九月间便有抛牛之俗，即在早稻收割后，放牛于野，不加管束，这样，"稻孙"被牛食尽。而作为农家则必须在白露节以前，将田中所有作物收获归仓，以免遭牛群践踏而无收。这就限制了晚稻等后作的发展，直到清乾隆年间，湖南衡阳等地的晚稻仍然非常之少（注：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衡阳县志》卷3《物产》。）。
但随着稻麦（荞麦）、稻菜、稻豆等轮作制和稻稻连作的实施，"禁牛畜践踏"（注：清·道光八年（1828）《永州府成》引《祁阳县志》载："向来七、八月间获妥后，便无所事，以地不宜麦。而来岁春耕又早故也。当于收获后，添种荞麦、油菜、萝卜，以佐饔飧。又戒田主苛索，禁牛畜践踏，则民利赖多矣"。），革除"八月抛牛放野"之俗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政府和民间都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民间的"筑墙以御牛牲"、"冬至后均禁使牛"（注：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郴州总志》卷15，《农事》。）；政府的设厂圈牧养；放牧之时有专人看守：以田亩相连者五户或十户为单位，设立团簿，各户相互监督，有纵放践食者，应照公议赔偿，等等（注：谭天星《乾隆时期湖南关于推广双季稻的一场大论战》，《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
湘南、湘西地区许是由于开发较迟，至清代才开始革除抛牛之俗，而江浙地区在唐宋时期便已采用圈养的方式来解决可能是由于多熟种植所引起的放牧不便。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对浙人养牛做过总结，其曰："牛自深广来，不耐苦作。桂人养之，不得其道，任其放牧，未尝喂饲。夏则放之水中，冬则藏之岩穴。初无栏屋，以御风雨。今浙人养牛，冬月密闭其栏，重稿以藉之。暖日可爱，则牵出就日，去秽而加新，又日取新草于山，唯恐其不一饭也，浙牛所以勤苦而永年者，非特天产之良，人为之助亦多矣。"这里周去非只是比较了两地放牧与圈养之优劣，而并没有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实际上，除了气候上的原因之外，两地不同的农业发展水平，可能是采用不同养牛方式的根源。养牛方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畜牧业的发展，相反却意味着畜牧业的萎缩，因为从后来江浙历史发展来看，制约江浙地区农业发展的畜力紧张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缓解。
抛牛之俗的革除，使可以自由放牧的时间缩短，实际上等于养牛的土地更少了。但牛又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唐宋以后，人们对于耕牛的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唐人认为，"农功所切，实在耕牛"（注：《旧唐书》卷17，《敬宗纪》。），"牛废则耕废"（注：《新唐书·武后传》。）。宋人则说，"切惟民生之本在农，农之本在田。衣之本在蚕，蚕之本在桑。耕犁耙种之本在牛，耘锄收获之本在人"（注：宋·王辉：《秋涧先生大全集》卷62"劝农文"。）。"农者天下之大本，衣食财用之所从出，非牛无以成其事"（注：《陈旉农书·牛说》。）。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要将土地尽可能地种上庄稼，以满足人们的衣食所需；另一方面，又不能将所有的土地都种上庄稼，还必须保留一定的土地来养牛，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养牛也是养人所需。
縻牛即是为了解决这对矛盾而出现的。它的作用在于使牛能够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获得草料，同时又不致危害到庄稼。并且经过巧妙的安排还可能对庄稼有一定的好处。请看陈旉的安排："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即损二三亩以潴畜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又田方耕时，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践踏坚实而无渗漏。……其欹斜坡陁之处，可种蔬茹麻麦粟豆，而傍亦可种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注：《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但是縻牛仅仅是解决了春夏两季耕牛的饲养问题，而并不能解决由于禁止秋后放牧所引起的食物的匮乏。由于饲料的缺乏，养牛的成本变得很高，也使得一些贫苦之家，无力承担养牛的费用。明末宋应星算过这样的一笔帐："愚见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後。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亦相当也"（注：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稻》。）。因此，一些贫苦之家选择了不养牛，而种菽、麦、麻、蔬等。因此，縻牛开始之日，也就是牛只数量减少之时。
唐宋之际开始，已有人因无牛而被迫用铁搭代替牛耕，然而，縻牛开始之初，问题还并不十分严重，当时江南一带的耕牛还是比较充裕的。唐时出现的江东犁就是以牛为其动力的。不仅如此，江浙一带的耕牛还曾供应市场，如淳化五年（994年），政府曾资助宋、毫、陈、 颖等州无牛农户到江浙一带采购耕牛（注：《宋会要辑稿》卷4750 《食货》1之16。）。然而，进入南宋以后，随着多熟制的盛行，实际用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比如南宋初年，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还可以通过"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的方式，提供部分的养牛土地，但到了明情以后，塍垄上普遍种上了田塍豆（注：田塍豆，又名田坎豆或塍豆。是一种稻豆间作方式。即是将豆种于稻田与稻田之间的塍垄上。明清时期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详见郭文韬编著，《中国大豆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7－49页。），使在田塍上牧牛已成为不可能，意味着用于养牛的土地面积又减少了。"原头草尽不得食，牵牛踯躅屠门来"（注：清·鲁一同：《卖耕牛》。），宰杀已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江浙一带有比较精良的养牛方法，但牛只数量的减少已势不可挡。这种减少到了明代就反映到了在耕作上面，牛耕广泛地被铁搭所取代。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2说："中国耕田必用牛。以铁齿把土， 乃东夷儋罗国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国原有此法，抑唐以后仿而为之也"。为什么要用铁搭代替牛耕，有人从经济、赋税、牛耕的坏处和铁搭的好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注：《补农书校释》第27页。），但惟独没有讲到江南牛力的缺乏。实际上，江浙一带的农民不用牛耕而用铁搭，并非有牛不用，而是无牛可用。如果可能的话，农民哪怕是借牛也要尽可能地用上牛耕（注：雍正《南汇县志》载："翻田必以牛，贫不畜者，假以邻舍"；《浦泖农咨》也说："两次犁耙克牛者，则借人之牛用之"。）。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被迫使用刀耕（铁搭），忍受"十人当一牛"（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696 《松江府部·松江风俗谷考》。）的现实。至迟自明代末年始，"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籍牛力"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注：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卷粒·稻》。）。反映当地农业生产的《沈氏农书》和张履祥的《补农书》也很少提到养牛的情况，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畜牧业最萎缩的地区。
清代以后，中国农区单一种植业已成格局。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畜牧的萎缩是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他们仍然是站在畜牧业为种植业服务的立场上，认为畜牧业的作用在于给种植业提供肥料，而畜牧业的萎缩，土壤中所需要的肥料得不到满足，导致了地力的衰减，并制约着中国种植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清人罗振玉提出了辟地粪田之说，提倡种牧草以兴牧业，其曰："试分农地为二，半植牧草，半种谷类，以牧草饲牲畜，而取其粪地为牧场，溲溺所至，肥沃日增，必岁易其处，今年之牧场为明年之田亩，如是不数年瘠地沃矣"（注：清·罗振玉：《农事私议》卷之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第17－18页。）。辟地粪田之说，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他并没有改变牧业为农业服务的旧观念，并没有把牧业当成一个独立的产业，而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畜牧业的萎缩。因为在畜牧业为农业服务观念指导之下，每当农业与畜牧业发生矛盾，便以牺牲畜牧业来保证农业的发展。农业的拓展和人口的增长过程，也就是畜牧业的萎缩和牲口的减少过程。
综上所述，牧牛是最早出现的一种蓄牛方式，在这个阶段有专门的牧场，后来牧场垦为农田，形成了农牧轮流用地的局面，典型的方式即收后放牧，但随着多熟种植制的发生，轮作复种的形成，收后放牧也不可能，代之而起的是縻牛，用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畜牧业也就越来越萎缩。但是，这三种畜牛方式的存在时间上并非是简单的直线式的更替，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出现逆转，同时，也有地区上的差异。当一些地方已进入到縻牛阶段时，有些地方还处在牧牛阶段。战国时期，黄河中游部分地区已"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代之而起的则是放牛，"农毕积聚，继放牛马"，然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辽、金、元统治的北方地区都曾出现过畜牧业短暂的回潮，农田被畜牧民族的牲口所蹂躏，直到清代北方地区仍有小块的牧地存在。长江下游地区唐宋时期"已无莱牧之地"，且随着以稻麦二熟制为主的多熟制的实施，秋后放牧也遂废止，代之以"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的縻牛方式；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却还保留着秋后放牧的"抛牛放野"之俗，直到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渐废止。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养牛方式仍然停留在牧牛的阶段，一些地区还有专用牧地的存在。縻牛取代放牛，放牛取代牧牛，畜牧业被农业蚕食，是中国人口增长，农业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
曾雄生 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huwd 发表时间： 2005-12-30 20:50:55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举报  表扬  第 1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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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食物结构中，很容易发现中西方农业的差异，西方人的食物结构中肉、奶的含量较高，而中国人的食物则以植物性的饭菜为主，这种差异是由于畜牧业在中西方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形成的。简单说来，畜牧业在西方农业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在中国较小。那么，为什么畜牧业在中西方农业中占比重有大小之别呢？它对于农业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试图对中西方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作一比较研究。
一、衣着原料与农业结构
农业做为一种谋生手段所要解决的就是衣食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时，只注意食物获得过程和手段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衣着来源的考察，更忽视了把衣食做为一种整体来比较中西方农业的异同，也就无法真正地把握中西方农业的特点及其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光用吃来表示中西农业的差异，还必须用穿来表示，因为穿不仅是农业结构差异最终结果之一，而且也是差异（包括食物上的差异）发生的最初原因。
衣着原料取之于自然，属于植物的有麻类和棉花等，属于动物的则有毛皮和蚕丝等。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衣着原料因地而异。东方的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蚕丝和大麻为主，丝为富人和老人享用，麻为平民百姓穿戴。到宋元以后，改为以棉花为主，则“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贱皆赖之”（丘浚《大学衍义补·贡赋之常盯。动物的皮毛虽然也被用作衣着原料，但极不普遍，除给富人充作奢侈品外，普通百姓难以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则正好相反泪史前时代开始就以毛皮和亚麻（特别是羊毛）做为衣着原料。尽管早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人就知道有丝绸，后来丝绸又进入罗马帝国并为上流社会所喜爱，种桑养蚕技术也在公元6世纪传到了欧洲；16世纪中期，蚕丝还只是在英国贵族中使用，伊丽莎白皇后开始穿上了丝袜，16世纪末蚕桑生产技术传入法国，随后又传入英国，直到1701年英国才通过法案禁止从外国进口蚕丝，但此时英国人的衣着原料依旧是羊毛。蚕桑业和同时的羊毛业及棉纺业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衣着原料不同，获取的方法也不同。在中国则为养蚕，在英国则为养羊，但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养蚕和养羊都不能单独存在，而必须与谷物种植相结合，于是形成了不同的农业结构。在中国农业结构的主体是农桑结合，在西方则是农牧并举。反映在农书上，中国历代农书主要包括农和桑两部分内容。现存最早的农书《温胜之书》已露端倪，书中即有专门的“种桑法”一篇；宋代的《耕织图诗》则用图象和诗歌的形式把农桑的内容表露无遗，元代的三大农书则直接以“农桑”为书名，如《农桑辑要》、《农桑通诀》、《农桑衣食撮要》。直到清代尚有《农桑经》、《农桑易知录》、《农桑杂俎》等书以“农桑”命名，据王统瑚先生《中国农学书录》的统计，此类农书共有11部之多；明代的《天工开物》虽非专门农书，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乃粒”篇之后便是以蚕桑生产为主“乃服”，也体现了农桑结合的传统，直到清代官修的《授时通考》还是将“谷种门”和“蚕桑门”并列，把果蔬列在“农余门”，把棉麻列入“桑余门”。
西方农书中，没有桑麻一项，而主要包括谷物生产和动物饲养两部分。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农书，当属公元前1世纪瓦罗（Varro）写的《论农业》（On Agriculture）该书分为三卷，分别讨论与农业、家畜和小动物饲养有关的问题。这种情形在 13世纪的《亨莱农书》（Walter of Henley‘s Husbandry)中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衣着原料的生产是中西农业的分水岭，分为农桑和农牧两种结构。农桑结合是中国农业结构的主要特征；而农牧并举则是西方农业结构的主要特征。在主体结构下”中西方的农桑和农牧又有各自不同的结合方式。
二、农桑结合是中国农业结构的特点
中国的农桑结构主要是采用农桑分作的形式，即农与桑各自占有一定的土地，按孟子所说，“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可知当时的农田和桑地的比例为100。5；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五亩之桑只能提供年龄在50以上的人衣帛，一个5～8口之家，年50以上者仅占一二人而已，其余4～6人则还需要10～20亩的土地生产衣着原料。因此食衣所占土地的比例大致为10O：2O。也就是说，必须要用相当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1／5的土地来种植桑麻。又据北朝均田制的规定，一夫一妇授田12O亩，其中2O亩为桑田，粮桑比例为10O：20，但均田制另有规定，男夫及课，别给麻田10亩，妇人5亩。因此，北朝时期用于桑麻种植的土地在整个土地面积中所占比例略有上升。从敦煌文书中有关受田的两条资料来看，已受麻田分别为1顷30亩和2顷50亩，占应授面积的24％～29％，已授田的33％～58％。《金史·食货志》载“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除枯补新，使之不阙。”明政府下令：“凡农民田亩五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明实录》己巳年）。明末清初，张履祥在为邬氏规划生计时提出种桑、豆各3亩，种竹、果各2亩（《补农书》附录）。种桑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0％。在土地面积既定的情况下用于桑麻种植的面积增加，就意味着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这种矛盾导致了粮桑间作、混作和桑麻间作等农作制度的出现。
早在《把胜之书》中就有桑黍混作的记载，《齐民要术》中则出现了桑间种植禾豆的方法，《陈旉农书》则总结了桑麻间作的经验，《农桑辑要》则对桑间种植田禾的理论与技术做了总结。明清时期桑间种植继续得到发展。种植的种类已发展到花生、红薯、棉花、芝麻、小豆、绿豆、瓜、蓣、大麦、小麦、豌豆、胡豆、菜子等几十种，特别是桑间种豆，遍及两浙。
但是从整个中国农业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是以桑粮分作为主，尤其是桑麻等很难与水稻进行间作套种，而稻米又是中国人的主食，明代时，已占粮食供应的70％（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于是明清时期在蚕桑业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可以看到稻田和桑地两种景观。这是一种典型的桑粮分作形式，这种形式在农书中有所反映，如《沈氏农书》所说的“运田地法”，其中的“田”为稻麦二熟田，“地”则为桑园旱地，而《补农书》则提到“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地之利为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杭嘉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出现了“桑争稻田”的局面。
三、农牧结合是西方农业结构的特点
西方的农牧结合，起初也是一种松散的形式。耕地和牧场是分开的，或者说耕地以外的都是牧场，后牧场被部分地开垦出来种植谷物，称为外田；原来的耕地，因其靠近村落，被称内田。内田是固定的通常犁成长条。大部分有肥料都施在内田。外田是半固定的，施以少量肥料，一直到不能耕种需要休闲为止，一般是种3年燕麦，休闲3年，休闲期内也许又重新用作牧场。这种作法属于一种自由休闲状态，而不是系统地轮流着把耕地变为牧场或割刍地。在自由休闲状态下，农牧结合至多是用牛去下种或挽犁。谷物收获后就放家畜去吃收割后的余蘖，同时畜粪落在田里作为肥料。中世纪欧洲（如法国）的领主曾收取过畜粪税，规定在某些日子畜群必须到他的地上圈禁一段时间以便留下粪肥。自由休闲的进一步发展便是休闲制度。
休闲制度就是每年按照一定的计划，把一部分的土地用作牧场，过一段时间又重新把它开垦出来，种植作物。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圃制和三圃制，即每年都有1／2至1／3的土地休闲，用作牧场。据《亨莱农书》记载：“每英亩的休闲地，在一年中至少可以维持两头羊的生存。”另外的1／2或1／3的土地在作物收获之后也暂用作牧场。此外还有专门的牧场和割刍地。因此在休闲制度下，农牧结合也仅发生在小于或等于1／2的可耕地上，很大程度上耕地和牧场还是分开的，而且这种分开的程度一度随着豆科轮作的实施而加剧。
所谓豆科轮作就是将原来部分的或全部的休闲地，用于种植豆科作物，以增进地力。这是一种积极的养地办法，但是用于放牧的耕地相对减少，当然这减少的部分被豆科作物提供的饲料所补充。但是在近代以前把豆类种在田里用作食物或饲料的数量很少。在英国的村落里，领主们用他们的一部分田种豆类，而他们的佃户仍旧采用休闲制度。就整个欧洲而言至多不过是部分的豆科轮作。这或许就是出于农牧结合的考虑。近代以后西方农业则进入到另一种农牧结合的形式，这就是田草农业。
在田草农业里，各种土地（耕地、牧场、割刍地、荒地）都合在一起进行谷物和田草的轮作，田草无论是豆科，还是非豆科作物，都用来饲养动物，这就打破了耕地与非耕地的界限。人们看到了“收割不久的田野上，柔柔青草为惊异的牛羊生长”的景象。从而改变了过去把谷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分别经营，农田和牧场分开的历史，真正地将农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欧洲农业历史上的技术革命。
四、西方农业中的衣着原料生产
表面上看，西方传统农业结构中，似乎没有衣着原料的生产，但细加分析，西方的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衣着原料的生产而存在的。畜牧业兼有衣食的双重功能，从而得到异乎寻常的发展。以13世纪的英国为例，1275年，在靠近活林福德的斯文科姆d 个维兰佃户拥有在公共牧场上放牧的50只羊。比这更早的50年间，在南威尔特郡三个修道院所属地产中，有一半以上的佃农都拥有羊群，在一个大村庄中，平均每个佃户约有20只羊。这是佃农的情况，而当时领主所拥有的羊群数量则更是成千上万。
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其地位有时凌驾于谷物之上。衣食原料生产的合一是西方农业结构的基本特点，而这一特点又集中地体现在养牛羊之上。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作为皮毛主要来源的牛羊又居于畜牧之首，特别是绵羊。以英国的克劳利为例，从1208年起，克劳利的土地大约一半养羊，虽然也养牛、马、猪，但马和牛用来拉车拖犁，少量的留作食用或出售，养羊主要是为了剪取羊毛，并从出卖羊毛中得到收入。
当然养羊业的超常发展，除了羊毛收入外；还与当地的自然条件适合养羊有关。羊一年四季都可在户外自谋食物。只是到了气候特别恶劣的冬季才补充一些干草。以克劳利为例，牛从来未居主要地位，这是由于养牛需要大量的水，而养羊则需要比较少的或几乎不需要水。水在地白垩丘陵的克劳利草原一直是缺乏的，白垩土壤有助于控制羊群疾病的发生，丘陵上生长着很多营养丰富的草。这些都是促成克劳利养羊业发展的原因。就整个英国而言，农业初期就以养羊为主，因为史前不列颠的植被是难以用石斧来清除的。谷物种植受到限制，牛羊生产异军突起。后来英国沼泽地区的开垦也是首先用于畜牧。14世纪后，随着羊毛和毛制品的出口，羊毛成了英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影响着整个英国的繁荣，从而进一步地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
五、西方的绵羊和中国的大麻
由于养羊在西方农业中兼有衣食的功能，因此，衣用价值和食用价值成为绵羊选种和育种的两个主要目标。以衣用而言，起初的羊毛和其他动物的毛在理化性能等多方面都是一样的，不堪纺织，而后来成为一种主要的纺织原料，则是不断改良的结果。早在公元前200年，罗马人就做过这种努力，结果培育出了一种羊毛细长而厚重的特仑亭（Tarentine）羊种；后来农学家克路美拉（Columella）的叔父马修·克路美拉（Marcus Columella）又成功地将Tarentine与非洲羊杂交，使其更加充满活力，并获得了厚重白细的羊毛。杂交育种导致了十三四世纪之交，西班牙美利奴（Merino）细羊毛的出现。在此之前，羊毛只适合制作毡垫、地毯、粗袜、粗布。美利奴的出现使其他的可能成为现实，这种羊经杂交和改良后成为欧美细毛羊的先祖。同样在食用价值上也是如此，并进而培育出专门的奶羊和肉羊品种。其他家畜的选育也有专门化的趋势。1996年，克隆羊“多利”的出现，又是西方人在改良畜种上的重大进步。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养羊，但是由于羊毛不是主要的衣着原料，毛用价值在选种上没有得到重视。羊毛的作用除了极个别的地方提到“可做缎、氆氇、衣衫等物”（杨双山《豳风广义·畜牧》）外，绝大多数是剪作毡物，养羊和养猪一样在中国主要是为了提供厩肥。因此在畜牧的定向育种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相反由于蚕丝是中国人的主要衣料之一，对蚕种的选育却非常注意，并发明了利用杂交培育家蚕嘉种的技术。传统中国农业中，真正和西方绵羊一样，兼有衣食功能的是大麻。
大麻自古以来直到宋元以前一直与蚕桑并列而为人们的衣着原料，而实际上其贡献远大于蚕桑，因为衣着蚕丝只是一些老人和贵人，占人口的极少数，而一般老百姓的衣着“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盐铁论·散不足》），布衣即麻布所造之衣，它成为广大平民百姓的代名词，足见大麻在衣着原料上的贡献。不仅如此，大麻还是古代的主要的粮食作物，与麦、豆、黍、稷、粟、稻等，并称为“五谷”、“六谷”、“九谷”等。
由于大麻在中国古代农业中兼有衣食的二重性使得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大麻雌雄异株的现象，雌者称为苴，一名茡；雄者名枲，又名牡麻。早在《诗经》时代和《尔雅》中就有记载。其后《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中记载更为详细，而且正确认识了雄麻散放花粉和雌麻结籽的关系，指出在散放花粉前就拔去雄麻不仅不影响雌麻结子，而且雄麻这时的纤维质量也是最好的。这比欧洲人在植物性别方面的记载要早1500年。但是由于大麻当作衣食都不是很好的，以食而言，麻子的收获量不高，不能满足人们对食物量的需求，且有异味，又很硬，油性大，不易碾成末，不适合于人们的口味。因此，在它依然作为衣着原料之前，很早就退出了食品的行列。宋元以后，大麻主宰衣着原料的地位又被棉花所取代。以致明代宋应星怀疑火麻（大麻）在历史上的贡献。因此，中国的种麻业尽管在功能上与西方养羊业相似，但其影响则远远不如养羊业。种麻在中国的农业结构中始终没有像养羊在西方的农业结构中那样举足轻重。这就是西方农业能够保持农牧结合，而中国农业自宋元以后由五谷、桑麻结合变为粮棉结合的原因。但是粮棉结合也没有真正改变中国传统农业结构，衣食原料生产的分离仍然是中国农业结构的基本特征。
六、结构与功能
农业的本质就是利用地力，从事动、植物生产，满足人的衣食需求。但是结构不同，结合的方式不同，最终导致功能的不同。西方的农牧结合，特别是田草农业，使得耕地上的一切作物都用人类的食物和家畜的饲料，比之于以农桑为主的中国农业，可以养更多的家畜，而更多的家畜不仅可以给人足够的衣食，而且可以给农业生产提供大量的肥料和动力，从而保证作物的丰收，使得西方的农牧业能得以协调发展。欧洲人很早就认识到农牧结合的好处，认为“二者关系密切而且由于让秣草在自己的农庄里被吃掉照例比卖掉对农庄主更合算，同时肥对农作物来说又很有用——牲畜的粪肥对农作物是最适宜的，因此，有农庄的人都要搞两种经营：农业和牧业。在农庄境内甚至要饲养动物，因为从这上面也能得到厚利”。
而在农桑结合的情况下，则存在着种种不利的因素：
首先就表现为耕地不足。因为农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分作的形式出现，比农牧结合需要更多的土地。农牧结合需要的土地相对小些，这从十八九世纪以前西方广泛存在的休闲制上，便可证明。农桑结构对土地的需求量大，使得原有的牧地都被开垦成农田。中国在殷商时期尚有大片土地可供放牧，还有专门的牧场。周代实行分田制，所分之田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莱牧之地，以供畜牧，一般是上地四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四百亩，莱百亩；下地四百亩，莱二百亩。莱地除了做为休闲地以外，在休闲的过程中也用以放牧。战国时期的“牛田”即为养牛而专门设置的田地。从甲骨文和《诗经》等有关记载来看，当时的畜牧业的确也很发达。但是由于产品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使得畜牧业遭到了农桑的排挤。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垦牧”的记载，将牧场变为农田。春秋战国以后，到处提倡“垦草”“治莱”使得一些地方出现“无所刍牧牛马之地”（《战国策·魏策一》），以致于到唐宋时期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的局面，畜牧业日趋萎缩。与此同时林地也遭到开垦，这从春秋战国时期有关森林保护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宋代则到处出现了童山秃岭。林木业也日趋萎缩。
其次，就是劳力的不足。排除中国农业采用精耕细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因素以外，假定中西方传统农业所需的劳力相同，那么，农桑结合和农牧并举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是由蚕桑业和畜牧业所决定，众所周知，水田农业需要比旱地农业更多的劳力，而蚕桑业比水田农业则需多的劳力。据明代人的估计为100：5；而畜牧业所需的劳力则比旱地农业还要少，大致为1：100或1：200，可见农桑结合需要比农牧结合多得多的劳力，加之中国传统农业所采用的是精耕细作的方式，它对劳动力的需要远远超出了理论的估计，因此就出现了劳力不足的问题，多子多福也就自然成了中国农民的追求，这种追求导致了中国人口的增加。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对衣食的需求也要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耕地的不足，恶性循环的结果必然导致畜牧业和林业的进一步萎缩。
第三，畜力不足。自从畜力运用于农业之后依业对畜力的依赖与日俱增，畜力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但是由于畜牧业的萎缩，中国农业史上尽管每张犁使用的畜力仅为1～2头，常感到畜力不足。于是汉代有教民挽犁之说，唐代有作人耕之法，宋代有踏犁之式，明代有代耕之法，虽以马耕载，但实不多见，于是便出现了人代牛耕，以劳力代畜力的作法。铁搭在明清时期农桑业最为发达的杭嘉湖地区的流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并非此处不适合于牛耕，否则江东犁也就不会在那里出现了，而是由于农桑业的发展导致贫苦农民无地养牛，无牛可耕。按照古人的说法一牛可代7～10人之力，少一只牛则至少需要7个劳力来补充，这就势必导致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加重了农业和土地的负担。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欧洲农业历史上对畜力的需求较之东方的中国要大得多，一副联畜犁必需8～12头牛来曳牵，古希腊、罗马时还曾用畜牧于收割和脱粒，尽管如此，欧洲历史上畜力紧张的现象并没有像中国这样严重。据估计13世纪英国克劳利的农奴平均每户有牛2头，有时甚至在3头以上。如1256～1257年度，克劳利的农奴们有因用于耕地而免除放牧税的公牛 8头，母牛 44头，两岁的牛 15头，1岁的牛18头和小牛23头，此外大约还有准许免税放养的牛50头（每户1头），共158头。50户农奴平均有3头以上的牛，另外每户还有马1匹。作为农奴能有如此数量的牲畜，可见其富力是相对充裕的。有人认为，封建欧洲使用的畜力，即使把有些小农缺牛情况估计在内，也是远远超过中国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农业普遍用牛耕地的同时，曾广泛采用马耕。特别是重钉马蹄铁和新式轭挽的传入，使得马牵引的功效提高了4倍，与此同时，三圃制的实施使马能经常得到燕麦饲料，渐渐许多地区马耕取代了牛耕。有意义的是，促使西方马耕流行的轭挽正是从中国传入的，而在中国马耕却没有普及开来。这就好像壁犁源于中国，传到欧洲后导致农业革命一样。
第四，肥力不足。土地不足而导致的林木业的萎缩使用得薪柴减少，一些农副产品被用作燃料，用于家畜的饲料和返还给耕地的肥料也就相应减少。这诸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又大大地制约着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仅从农业所要解决的食物问题而言，农桑结合的结果却是食物，特别是肉食的缺乏。西方由于畜牧业的发展，不仅提供大量的畜力，而且还可提供相当数量的肉食和乳品。以德国为例，中世纪后期每人每年的肉食达100公斤以上，1397年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为3磅。又如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9000城市居民一年吃掉了4000头牛，60 000头绵羊，20 000头山羊，30 000只猪。而在法国巴黎的查尔斯6世王室，皇后和孩子们每周都要购买200头绵羊。除了肉食以外，还有大量的乳酪和牛奶以及其他一些产品。
中国虽然也有过“肉林酒池”的记载，但那只是商纣王等少数统治者所独享，而且当时的畜牧业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但到了东周以后，则只有“七十而食肉”，或官位厚禄的作官佬能食肉。而人过七十古来稀，真正有肉食的还只是少数统治者，因而“肉食”成了官的代名词。以致于像明末清初张履祥这样的一方名士也只能“终身布衣、蔬食”。因此，在西方人能够每人每天吃上3磅肉的同时，中国的市镇手工业工人却为争取一人一月1斤猪肉的供应而斗争。
肉食的缺乏使得中国人每天所需的食物主要是谷物，其中包括豆类食品。而西方在近代以前很少将豆类作食物（种豆只是为了利用豆的固氮作用维持地力并提供有机绿肥），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将豆子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并与黍、稷、麦、稻等并称为“五谷”，豆类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得到很大的发展。相传汉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以后食遍天下，成为中国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即使如此，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以致出现“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局面，救荒植物成为传统中国农学和植物学的一项特殊内容也就不可避免。
七、欠缺与修补
畜牧业的萎缩，肉食的缺乏，反过来又加重对谷物的依赖，而对谷物的依赖又进一步加重了农业和土地的负担。在耕地不足的同时又面临地力下降问题。因为通过垦辟来扩大耕地面积总是有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希望能以有限的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是使中国农业走向深耕细作的根本原因。因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提倡“垦草”、“治莱”的同时，也提出了深耕细作的许多口号，出现了土地使用由休闲制到连种制的过渡，在此基础上又创造了轮作复种制，并进一步向多熟制发展。从一年一熟，二年三熟，到一年二熟，一年三熟甚至于二年可收十三料。但是，过分地使用土地，必然导致土地收益的减少，早在汉朝就有人指出“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宋朝有人发现“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于是想尽办法维持并增进地力便成为当务之急，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多粪肥田”，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一套有效的耕作方法，使农业得以持续的发展。
应当承认，精耕细作和多粪肥田是中国农业的两大优良传统，但这只是在农桑结构，畜牧萎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治标的办法，这种办法之所以没有产生在西方，主要是因为农牧结合（特别是田草轮作）有利于恢复和增进地力，无需投入大量人力。近人罗振玉在比较中西农业之后提出辟地粪田之说，首倡种牧草以兴牧业，“试分农地为二，半植牧草，半种谷类，以牧草饲牲畜而取其粪地为牧场，溲溺所至，肥沃日增，必岁易其处，今年之牧场为明年之田亩，如是不数年瘠地沃矣！”不能不说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
综上所述，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畜牧业的问题不单是吃肉喝奶的问题，而是与农桑衣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桑业限制了畜牧业，但又有赖于畜牧业。于是中国的畜牧业就在这个夹缝里生存与发展。农业的结构变成了五谷、桑麻、六畜。战国时期就有所谓“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的说法（《管子·牧民》）。
八、中西畜牧之异同
中国的畜牧业与农业的结合，也产生了一些类似于西方农牧结合的形式。例如，秋收以后的放牧。这是中西方均有的一种普遍现象。《王居明堂礼》（《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孟冬命农毕积聚，继放牛马。”《天工开物·乃粒》：“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亦相当也。”这段话说明当时存在两种土地经营方式：一种是有牛人家，在秋收之后，任田中长草，成为半荒之亩，用于养牛；另一种是无牛人家，在秋收之后再种上旱地作物。清乾隆年间湘南、湘西地区每年八九月间有抛牛之俗，即在早稻收割后，放牛于野，不加管束，这样稻孙（即再生稻）被牛食尽，“即间有田内种荞麦者，必须筑墙以御牛牲”。收后放牧不仅可以使家畜得以刍牧，也可以使田地得到肥壅，这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再如设置割刍地，种植豆科牧草，以农养牧。汉从西域引进首落用以养马，唐亦如此。《齐民要术》提倡种“茭豆”（见卷二、卷六），用作养羊的青饲料，但总的说来，中国割刍地的存在远不如西欧那么普遍。在中国最普遍的农牧结合形式是利用农桑的副产品作畜牧的饲料，再以畜力和粪肥的形式反还给农桑。如以稻草养牛，以牛耕田；谷糠喂猪，猪粪肥田；桑叶养羊，羊粪壅桑。如此等等，实与欧洲的农牧结合有相似之处。
但是，中国畜牧业的重要性远不能与欧洲相提并论。中国的畜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为农桑业的附庸而存在的，而西方的畜牧业是相对独立的，其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农业。仅以食而言，有的学者发现“对谷物的需求相对来说没有弹性。它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中世纪时人口数量下降，对谷物的需求也下降。相反对肉食的需求却有弹性，它依据消费者的收入而变化，14世纪末15世纪初，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普遍提高，收入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增加动物产品的消费，弥补了消费者数量的下降”，也就是说肉食总量并没有因人口数量的下降而减少，收入的提高意味着畜牧业地位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上的中国人不仅是没有肉食的问题，而是有肉吃不起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桑结合的农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的，这又反过来使得中国的畜牧业永远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而在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今天，应当把畜牧业的发展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以适应大众因收入的增长而产生的对肉食（过去被认为副食）的弹性需求。
中西方畜牧业之地位，还可以从几种主要的家畜的产品上得到比较。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主要的家畜皆为马、牛、羊、猪、狗。但这几种家畜的产品在中国和西方却大不一样。
中国传统的六畜顺序是：马、牛、羊、猪、狗、鸡。马做为交通工具主要用于战争，在国之大事惟祭与戎的社会里，马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重视是可以理解的。马被列为六畜之首更多是出于战争和政治上的原因。也许正缘于此，马在中国虽然也用于耕地，但用而不广，普遍是牛耕田、马吃谷。马成为不劳而获的消费者。从经济上看，牛当为六畜之首。牛做为畜力的主要来源，广泛的运用于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同时牛还是肥料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养牛少，用于食用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的牛，奶不能说没有，但非常有限。养羊主要用作供应肉食或剪毛作毡，也用于积粪，养猪则主要用作提供肥料和肉食。另外还有狗看家，鸡司晨，中国之六畜其作用仅此而已。
相比之下，六畜在西方的地位和作用就大不一样。马除了运输以外，广泛地用于耕地，取代牛的地位，马把西方农业拉进近代科学农业的门槛。1731年塔尔（J．Tull）发明马拉中耕锄，标志着西方进入到近代科学农业阶段。牛除了广泛运用于耕地以外，它还是肥料、皮革、肉食和乳品的主要来源，正因为如此，养牛业在西方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性产业，羊则除了肉食和乳品以外，最主要的利益在于皮毛，尤其是羊毛，成为英国最重要的产业，甚至有人说：“英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羊毛的历史。”养猪虽然主要在于提供肉食，但猪皮也用作衣服鞋靴的主要原料。养狗也与中国不同，而主要是为了牧羊。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畜牧业是一种依附性产业，在整个农业结构中充当配角，西方的畜牧业则是一种独立性的产业，在结构中充当主角。
九、桑争稻田和圈地养羊
15世纪以后，中西方农业都受到了工商业的挑战，西方自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的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到大西洋，促使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自古就以羊毛输出为主要产业的英国，从15世纪起，毛纺织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由羊毛输出国变成呢绒输出国，呢绒远销欧洲各地，由于羊毛纺织业的兴盛，养羊成为当时很有利可图的事，导致了圈地运动的兴盛，圈占耕地，改为牧场，用以养羊，时间从15世纪末到 19世纪上半叶，历经三个半世纪。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江南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丝织业的发展，使得种桑养蚕也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于是出现了“桑争稻田”的局面。从本质上来说，桑争稻田和圈地养羊都是衣着原料对食物生产的挑战。但由于中西方农业结构的不同，其最终结果却迎然有别。
圈地运动产生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历史上称为“羊吃人”。圈地养羊使得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畜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特别是绵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自谋生路，无须多人看管，这就使得“曾经是200人工作并依靠他们诚实劳动而生活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二个牧人”。留下的牧人利用圈占过来的大面积土地采用先进的技术牧羊放牛，同时种植谷物，生产出比以前更多的皮毛、肉食和粮食，使人民得以丰衣足食。这也是适度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效益。兹以发生科学革命的17世纪的英国为例，当时英国的农民及像劳工这样的人平时可以吃到肥腊肉、肥咸肉、奶酪以及粗面包等等，以致当时有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低层阶级的人能比英格兰有更好的食品”。这就是圈地养羊带来的最直接的效益；而另一方面圈地使大量的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第一代产业工人，生产出大量的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品），出口到欧洲及世界各地。这一切使英国得以富强，产生了像牛顿和瓦特这样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圈地运动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全部过程的基础，资本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工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人口的减少，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相比之下，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情形。农桑结构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使农村人口减少，城市工业人口增加的情况，更没能在此基础上发展起近代资本主义，也就没能够产生作为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标志之一的科学技术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蚕桑缺乏作为食物的功能，桑争稻田从根本上来说不能导致蚕桑生产取代水稻种植，尽管个别地方桑地多于水田，或因地相匹，但大多数地方还是水田多于桑地，出现了桑稻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中国民间有句话：“半田半地，累得没气。”反映的就是水田与旱地结合对劳动力的需求。种桑养蚕较之于种植水稻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据明万历年间归安人孙铨的估计，两者的比例为10O：5，这就导致了农村人口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蚕桑业最发达的地区也就是人口最多的地区。由于人口不能从农村中转移出去，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也受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相反由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必然出现劳动力投资效益下降的局面，以至出现内圈化的趋势。而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粮食不足，太湖地区由粮食出口变成粮食进口，“苏湖熟天下足”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粮食不足必然影响到蚕桑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桑争稻田仅仅是一种现象，而没有像圈地运动那样成为一种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运动。近代西方为发展和中国的滞后，在圈地养羊和桑争稻田上得到了解释。
今天历史又翻开了一页，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力进入城镇，在农业生产中，进行规模经营的条件已经成熟。
十、简短的结语
人们常说中国农业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中国农耕面积仅有美国的70％，却养活了比美
国多五六倍的人口。这当然是中国农业引以为自豪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并不科学，因为中西方人的食物结构及热量相差很大，中国只是解决温饱问题，动物性食物和衣物还非常短缺。因此以其说中国农业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倒不如说，中国以7％的耕地解决了22％人口的吃饭和穿衣问题更为确切。美国估计，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要达到美国人民的膳食消费水平，每人至少要2000平方米的耕地，这是其他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外）所做不到的。中国传统农业的确有其优越性的一面，即充分利用现有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仅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的需要，即温饱问题。因此，在承认中国传统农业有其优越性的一面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中西方农业之间存在的差异，特别是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于这种差异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以作为调整中国的农业结构，特别是农牧业比重的借鉴。
huwd 发表时间： 2005-12-30 20:51:46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举报  表扬  第 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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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布洛赫，M．著〔法〕，余中先等译．1991．法国农村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躬圃．1991．中英古代农民家庭经济产业结构、劳动生产效率及分化原因．中国农史．4（36）：26
罗振玉．1900（光绪二十六年）．农事私议．卷之上．17～18
孙铨．上郡守论田地六则．菱湖镇志．卷四十二“事纪”
谭天星．1986．乾隆时期湖南关于推广双季稻的一场大论战．中国农史．4（19）：38
瓦罗，M．T．著[古罗马]，王家绶译．1982．论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92
吴于厪．1984．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l：3～24
修海涛，田效英摘译．1987．中世纪克劳利庄园的土地制度和耕作制度．农业考古．l（13）：142
景德镇市志略编写组．1989．景德镇市志略．第十六编．遗闻轶事．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48～250
Abel，W．1980．Agricultural Fluctuations In Europe Methuen and Co．Ltd．p．71
Baines，E．1966．Hl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kltaln．hank Cass and Co．Ltd．pp．109～112
Barker，G．1985．Prehistoric Farming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to，M．On Agriculture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illiam dasivs Hooper．1954 London William Helnemann LTD．pp．6～7
May，A．V．The Story of Wool．London：the Burke Publishing Co．Ltd．p．7
Tannahill，R．1978．Food in History Stein and day／Publishers／New York．p．194
Walton.P．1912．the history of textile,Boston,Mass.46～60
沙赫特 发表时间： 2005-12-31 21:47:56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举报  表扬  第 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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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年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为3磅
深表怀疑！
babypig 发表时间： 2006-1-2 12:04:10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举报  表扬  第 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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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地理环境，那是笑话。
中国的江南是丘陵和水网密集地区，如何放牧？
中国的南方不产吗？晋江马、西南山地马、蒙古马和西方的森林马是两码事，长于耐力轻爆发力，如何马耕？
至于三磅肉那是笑话。就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多香料哪里来？
1397年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为3磅，三磅差不多要一公斤半，且不说吃肉，就是给我吃蔬菜，几个正常人一天能填进3斤蔬菜？一吨吃一斤？猪呀！
这都是些什么资料？用脑子想想就知道。
babypig 发表时间： 2006-1-2 12:08:26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举报  表扬  第 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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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人口一直比欧洲多，而西欧的大平原显然更利于农业的发展。
古代欧洲的农业是比较失败的，衡量农业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单位农田可负担人口数目。如果理解成吃肉——那游牧才是最成功的。
欧洲缺乏中国的高产作物，农业技术上也存在很大差距。欧洲的农业，基本上……
along741 发表时间： 2006-1-2 12:13:07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举报  表扬  第 6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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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由 babypig 发表：
离开地理环境，那是笑话。
中国的江南是丘陵和水网密集地区，如何放牧？
中国的南方不产吗？晋江马、西南山地马、蒙古马和西方的森林马是两码事，长于耐力轻爆发力，如何马耕？
至于三磅肉那是笑话。就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多香料哪里来？
1397年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为3磅，三磅差不多要一公斤半，且不说吃肉，就是给我吃蔬菜，几个正常人一天能填进3斤蔬菜？一吨吃一斤？猪呀！
这都是些什么资料？用脑子想想就知道。
while 发表时间： 2006-1-2 23:33:05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举报  表扬  第 7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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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按《大分流》里的估算，到十八世纪末，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只略低于当时的英国，而高于当时的欧洲大陆其他国家
文抄公 发表时间： 2006-1-3 0:32:55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举报  表扬  第 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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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由 while 发表：
记得按《大分流》里的估算，到十八世纪末，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只略低于当时的英国，而高于当时的欧洲大陆其他国家
以前看学报的说法,到鸦片战争前后江南富庶地区的生活水平还高过英国,人家可是平时能吃上鸡蛋和新打莲偶的,当然农村的就不算了.广西卖陈皮地方更是家家殷实
一家之言 发表时间： 2006-1-3 0:59:54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举报  表扬  第 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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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地理环境，那是笑话。
中国的江南是丘陵和水网密集地区，如何放牧？
中国的南方不产吗？晋江马、西南山地马、蒙古马和西方的森林马是两码事，长于耐力轻爆发力，如何马耕？
至于三磅肉那是笑话。就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多香料哪里来？
1397年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为3磅，三磅差不多要一公斤半，且不说吃肉，就是给我吃蔬菜，几个正常人一天能填进3斤蔬菜？一吨吃一斤？猪呀！
这都是些什么资料？用脑子想想就知道。
就算一天一公斤，平均每人也要360多公斤/年。足可以把现代农业砸死。
babypig 发表时间： 2006-1-3 12:02:56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举报  表扬  第 1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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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由 babypig 发表：
离开地理环境，那是笑话。
中国的江南是丘陵和水网密集地区，如何放牧？
中国的南方不产吗？晋江马、西南山地马、蒙古马和西方的森林马是两码事，长于耐力轻爆发力，如何马耕？
至于三磅肉那是笑话。就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多香料哪里来？
1397年柏林每人每天的肉食量为3磅，三磅差不多要一公斤半，且不说吃肉，就是给我吃蔬菜，几个正常人一天能填进3斤蔬菜？一吨吃一斤？猪呀！
这都是些什么资料？用脑子想想就知道。
就算一天一公斤，平均每人也要360多公斤/年。足可以把现代农业砸死。
我倒更奇怪这么多肉是这么吃下去的？
武松能吃两斤牛肉，人家是武松。同时还喝了18碗酒，最后还打死了老虎。感情柏林人个个都是武松……难怪德国的熊要灭绝，原来都被柏林人酒后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