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监督与巡视工作比照

2010-07-03 11:28:00　来源: 新华网(广州)　 巡视工作在党内监督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正在被人们所认可。为什么巡视工作会产生明显效果，它的实质是什么，如何把握住这个实质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监督效能？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中西两种监督理论的异同
　　巡视是一种监督方式，真正认识巡视工作的实质，有必要追本溯源，先从中西两种监督理论的异同谈起。   西方最著名的监督理论当属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用分权的方式进行监督制约，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提出国家有议事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认为国家的治乱以三权是否调和为转移。十七世纪英国的洛克比较明确地阐述了分权学说，认为利用分权可以达到彼此制衡、监督的目的。1748年，法国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又发展了洛克的学说，系统地提出立法、行政、司法分立原则。经过孟德斯鸠的提炼，分权学说已由最初的监督制衡理论上升为政治制度的具体方案。十八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年代，尤其是爆发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将此视为近代历史的开端，是世界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中，普遍体现了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孟德斯鸠是幸运的，他赶上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实践了他的理论，扩大了他的理论影响力，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西方的价值观包括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也被推销到全世界。
　　在2300多年前中国的战国时期，有一位历史人物商鞅。至今人们还能记住他，在于他辅助秦孝公实行了著名的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其实我们还有理由记住他，因为他曾提出过中国式的监督理论。现在传世的《商君书》“禁使”篇中，记载了商鞅说的一句名言：“夫同体一者，相不可。”这里的相，读作xiàng，观察的意思，引申为监督。这句话是说同体不能监督，就是自己的左手不能监督自己的右手。怎么办呢？商鞅的答案是必须做到“利异而害不同”，即要保证双方的利害关系不在同一体中，监督才能奏效。接着商鞅说了大意如下的话：虽然官吏众多，担任不同的职务，但他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让他们彼此监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利害关系一致，会互相包庇。比如让马夫监督马夫就不行，他们利益相同，会串通一气。但如果马儿能够说话，那么马夫就无法掩藏罪过了，因为马儿与马夫的利害关系是对立的。让人们互为联系而利益又相互矛盾，这是帝王巩固统治的保障。商鞅所举的马儿与马夫的例子非常形象。按照他的说法，有效的监督只能是不同利害关系体的彼此制衡，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异体监督或体外监督。
    　比较中西两种监督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不论是洛克、孟德斯鸠还是商鞅都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只有利害关系不同的异体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如何实现异体监督的方法上，中西两种理论的思维模式大不相同。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设计方案是把权力分解成几个部分，分别由同一层面相对独立的不同主体去行使，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商鞅的着眼点是帝王如何监督臣子，监督是自上而下地进行，他的思维方式是纵向的。但不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只是实现形式的不同。只要使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不处于同一个利益体中，即割断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就是名副其实的异体监督。由此看来，异体监督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不仅不是，而且有可能它的发明权还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
　　商鞅的理论很精彩，但为什么不为后人所熟知呢？从时代背景看，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当时百家争鸣，没有一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秦统一后烜赫一时，但寿命不长。继秦而立的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儒家思想受到推崇，其他各家思想都成了“非法出版物”。有人认为此后一直是儒家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甚至成了传统思想的代名词，其实不然。汉及汉以后中国封建帝王的统治方法基本是儒法并用，或者确切地说是内法外儒、暗法明儒。儒家思想是说给被统治者听的，是挂在嘴皮上的假仁假义，而统治集团内部玩的是法家的那一套，是赤裸裸的权术谋略。但不管怎样，长期宣传的东西容易深入人心，藏之密室的天机就不太为世人所知。这就注定了商鞅学说的命运。从个人情况看，商鞅提出的监督理论只停留在宏观思路层面，他没有设计出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案（比如孟德斯鸠设计的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分权主体），所以他的监督理论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是有缺陷的，这就限制了理论本身的影响力。那么为什么商鞅没有去完善自己的理论呢？一个说得过去的推断是：商鞅积极投身于火热的政治斗争，在2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两次实行变法，无暇去潜心思考、修补自己的监督理论。他把这个未完成的课题留给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