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Ｔ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陈光
ＳＴＳ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简称。它不属于那类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进行的各种具体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也不属于由哲学家通常进行的抽象思考。相反，它属于有关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而不是对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更确切地说，ＳＴＳ是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即关于科学、技术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研究，例如科学、技术对工作或家庭这类社会制度的变化所起的作用，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和国际事务的影响，科学、技术创新所引起的伦理和价值问题等，它们常常是ＳＴＳ学者关注的题目。或者反过来，研究科学、技术如何受社会因素（诸如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力量以及文化价值等等）的制约和影响，也是ＳＴＳ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除上述这类关于科学、技术与宽广社会的相互关系（所谓科学技术的“外部”关系）外，ＳＴＳ研究领域还包括科学、技术的“内部”研究，不过这里说的“内部”研究通常不涉及到科学技术工作本身的技术细节，虽然这些细节有时与ＳＴＳ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这二者都有关。具体些说，ＳＴＳ的这类“内部”研究是指诸如科学与技术的基本性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学职业与工程学职业的社会结构和酬奖系统、日常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的社会方面等现象的研究，其中包括资深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如何使新同事入门和如何使他们社会化的一般过程，以及影响科学家与工程师采纳或拒绝理论或设计的社会因素。
科学和技术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尽管在过去很长时间中，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已从不同方面对科学（相当程度上也包括技术）做过研究，但是迄今为止，对于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自特性和功能发挥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地了解，特别是关于技术现象；技术史还不是很成熟，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刚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因而，创造性学术研究工作仍有很大一块园地要开拓，一旦有了触发因素，涉及到ＳＴＳ的许多问题就会成为关心的焦点。
ＳＴＳ的兴起
ＳＴＳ所关心的许多问题，早在３０年代以来的“科学之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中已经个别地、时断时续地提出。虽然如此，但只是２０多年前，这些问题才由于两类因素而开始得到系统地、集中地研究。
一类是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工业化国家中公众对环境恶化问题的意识突然强烈起来。其中一个著名标志就是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这一名作发表后激起的广泛响应。另一类是此时反战或和平运动的新高涨。这时在美国，公众对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的社会抗议，在宽度和强度上都增加了。在这两类因素中，科学和技术问题都包含在内。从有毒的化学制品废料的处理、油井钻塔和油轮溢油、露天剥采矿石，到“橙剂”（有毒的除草剂）、凝固汽油杀伤炸弹等等，许多问题和事件的发生都被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算在先进的技术与科学（以及它们的工作者）的账上。
日益增长的公众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和对一些科学技术的社会问题的反应，迫使工业发达国家当局采取了若干措施。在美国，国会通过了１９６９年国家环境政策法令，它规定公共或私人项目在“规划许可或国家拨款或各种国家特许、许可或资助”进行之前要准备和批准环境影响陈述。第二年，随着建立一个政府机构——职业卫生与安全署（ＯＨＳＡ）而通过了补充法规，它规定保护工人免受危险或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之害。１９７２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技术评估法令，产生一个机构内的技术评估办公室（ＯＴＡ），当国会议员考虑含有重要科学或技术成分的政策问题时由它负责提供有用信息。１９７３年，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受了一次因阿拉伯石油联合抵制而酿成的“能源危机”，这个事件刺激了关于社会是否应寻求风、潮汐、地热、太阳或其他“软技术方法”的能源技术以便保存能源以及环境和财政资源的讨论。这场危机还对适合第三世界的“相宜技术”（appr opxiate fechnology）的持续争论火上加油，特别是围绕那些因与石油有关产品的价格急剧上涨而受到沉重打击的种种技术。简单说来，到７０年代初，ＳＴＳ的许多问题已成为社会和政府普遍关注焦点。
在学术界，这类问题很快形成了ＳＴＳ的题材。一些美国学院和大学学生们对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的抗议运动，到６０年代末已经产生了一种所谓“反技术心境”。如何正确对待科学与技术，在学院和大学中尖锐地提了出来。这个问题是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影响美国一些学院和大学出现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的理论纲领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不能说是唯一因素。这类理论纲领于１９６９年在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石溪的纽约州立大学相继出现，接着不久又在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密执安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提出。这就是ＳＴＳ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开始。
存在和发展
大约２５年前，那时人们不免有这样的顾虑：在几类突发性社会问题刺激下，或者说，在若干实际的、与科学技术有关的重大社会事件影响下出现的ＳＴＳ，究竟能维持多久。事实证明，ＳＴＳ存在下来并获得发展。
确实，最早建立ＳＴＳ研究纲领的那些先驱者们，其动机是各色各样的。一些人怀着这样的意图，希望把新近的科学与技术置于强烈的、有倾向性的批判之下。另一些人则希望用这类纲领来形成一种论坛，即捍卫学院和大学中现有的科学、技术实践，包括他们所在的系和实验室的现有实践。有的学者走得远些，认为ＳＴＳ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有可能成为当代一体化的大学生文科教育的一个新的和重要的模式。学生的反战运动（像抗议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以及由此酿成的校园动乱等，也产生了一个冲击现有教育要求那样的副产品，在这情况下，改革课程设置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样，一些早期的ＳＴＳ学者和支持者进而把跨学科研究的课程看作是使学生们的专业知识同超出他们主课视界的智力的和社会的关心焦点相联系的一种刺激方式，而ＳＴＳ课程正好可以适应这一需要，为科技时代的大学文科教育提供一种革新形式。
现在看来，ＳＴＳ课程的题材可以在２０世纪末期、甚至在跨越世纪时期的大学课程中填补某种智力空白。自诩为“跨世纪人才”的今天大学生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早期学者的“知识就是力量”的笼统信念上，他们还应该懂得更多，懂得“社会中的科学与技术”。当然，这不会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接受。但是，ＳＴＳ课程能提供一种有价值的视角，能传授对不同部门大学生主体所需要的技能知识。有些学者认为。明天的医学、法律、商业、教育、工程、科学和新闻等领域的决策者们很可能会频繁地面对各种实际发生的ＳＴＳ问题，而今天的ＳＴＳ研究将有助于他们在未来能更有力地抓住它们。
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ＳＴＳ在美国大学中出现，一开始就受到欢迎。随着７０年代初主要激发事件（越南战争）的结束，加上７０年代中期美国大学和学院面临的预算问题，许多短命的教育改革也相继偃旗息鼓，然而，ＳＴＳ存在下来了。到７０年代末，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两方面对ＳＴＳ题材的兴趣增加了，那时，一系列有争议的科学技术发展，诸如核能、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和人类自身繁殖与生命延长的技术，都提出了令人烦恼的问题，还有一些事件如三海里岛核泄漏、国家防御计算机系统失灵和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等等引起的争端，也要求认真的思考。如何使这类讨论能够满足多层次、经常性进行的需要，无疑，除了国会听证会、报刊与视觉媒体外，大学的ＳＴＳ课程和学术界ＳＴＳ讨论会也是一种很好的场地。
到了８０年代初，无论在社会上或在学术界，已不大有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异议了。相反，科学和技术再次被认为是好东西，能在振兴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许多美国人特别认为科学技术是阻止经济衰退、抗衡日本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各种挑战的有力工具。不过，即使在这样一种对科学和技术的积极支持的气氛中，引起争议的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项目）、第一个人工心脏移植、制造业部门日益严重的失业（部分原因是自动化技术设备的采用）等，仍然是学术界内外经常争论的题目。８０年代中期，ＳＴＳ得到了新的推动，它主要来自慈善基金会促进非理工的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们基本掌握科学、技术与数学思考和方法的努力。这个努力的背后显然有着双重促动因素：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科技素质，所谓“技术的读写能力”被看作是增强理解技术和科学的一个前提，对于实现有意义的参与现时代民主活动它也是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主要着眼于经济战略上的考虑，即美国学生总的说来数学和自然科学学习水平的恶化被认为危害了未来美国的经济竞争力。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ＳＴＳ进入了新阶段，学术界出现了一批较小的但数量有增长的在博士层次上专事ＳＴＳ研究的自主纲领和系科。在美国，这种培养高层次ＳＴＳ研究人才的努力首先在技术学院开展，如麻省理工学院、伦斯莱尔理工学院、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等。这样的发展是否表明ＳＴＳ仅能在专门教育环境中存在，或者预示它还会进一步扩展到更多的理工学院特别是进入到世界领头的著名大学，仍有待观察。ＳＴＳ至今还不能说是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合乎规定的学科领域，但这正像存在已久的“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那样，作为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它正在适应当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力量的发展与由之引起的社会变迁的特征相结合的形势，因而很可能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并且很可能持久发展的新学科。
ＳＴＳ研究的意义
ＳＴＳ首先在美国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从表面看是由于战争和环境问题这两类因素的引发；但是，在这些表面因素之下有着较为深层的原因，这就是：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已是社会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的现实；在社会的诸多文化中科学技术已占有首位份量，以致有些文化学者称当代社会文化就是科学技术文化。因此，从各个维度对于科学技术进行研究，诸如从历史、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研究科学技术，以便了解和把握科学技术的性质、特征和功能，一直是有关学科的努力目标。然而长期以来，这类研究主要是分别地、孤立地进行的，缺乏一种跨学科或多学科的视野、不能向人们提供一幅关于科学技术的更为全面、更为综合的现实图画。学术界虽然很少有人再否认科学技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中，但还是需要明确提出“把科学技术放回社会中去”的口号，以综合的、跨学科的视角，具体而深入地研究“社会中的科学技术”。
迄今为止的ＳＴＳ研究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它紧密联系实际。在许多已经提出的ＳＴＳ纲领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们所论述的问题很少完全相同，这一方面反映了ＳＴＳ研究初期必然出现的“百花齐放”的情况（一般新兴学科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也都如此），另方面也反映了ＳＴＳ研究是更加注重实际社会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当然，ＳＴＳ的各个纲领都有一部分内容属于共通的“理论”部分，它阐述ＳＴＳ的一般原则、观点和原理，其中有些重大实例也是相似的。不过，总的说来，ＳＴＳ研究带有鲜明的实践性，许多纲领都针对各个国家和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例如我国近年在酝酿开展的ＳＴＳ研究，有一项课题是，在东西部地区经济不均衡发展中，科学技术如何真正发挥作用以消除西部的相对滞后状态。像这样的课题，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ＳＴＳ研究中是不大可能被列入计划的。
未来是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现在就把ＳＴＳ引入我们大学课程体系中去，把它作为培养我国跨世纪人才的一项智力内容，则是另一件有意义的事。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也像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正在深化改革之中，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的改革现在也是高校的重要改革内容之一。许多高校已经开设或准备开设一些“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课程，建立如房地产、旅游、商品营销、国际金融等等课程，甚至系科、专业；也有一些高校从更远角度开设为２１世纪所需要的跨学科研究的课程。然而，除个别高校外，几乎没有考虑把ＳＴＳ列入开设计划，不仅专门性的理工医农院校普遍如此，而且综合性大学或高等师范院校也如此。其实，ＳＴＳ对于各类学校学生知识素质的培养是意义深远的。首先，它对于大学文科（包括管理学、商业或新闻等系科）的教学改革有着特别意义。这些文科学生要生活和工作于未来世纪，但他们如果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特征、功能和运行机制等缺乏基本知识，那是难以适应的。要求文科学生去掌握或了解当代科学技术，显然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但通过ＳＴＳ课程使他们懂得一点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则完全应该也有可能做到。其次，对于像理工医农院校这样的学生来说，ＳＴＳ课程也能扩大其视野。他们不能仅仅掌握“实验室内的科学技术”，误以为“实验室内”科学技术活动只是认知过程而不懂得其中还有起重要作用的社会因素、结构和关系等等。他们还应该了解“实验室外”即宽广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及其运作规律，这对于他们今后的科学技术生涯的顺利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当代科学技术社会学已经提出（ＳＴＳ也采纳）：科学技术本质上是社会的，一项科学知识或技术设计的产生都是“实验室”内外的社会互动过程，更不必说它的应用了。
就学术角度来说，ＳＴＳ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仍存在许多尚待探索的东西，例如它的“边界”有多远，它和相关的学科（特别是科学社会学或技术社会学）的重叠部分如何处理，它的基本内容如何，特别在我国它是否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等等，这些都需要热心人士一面进行研究，一面争取支持。正如许多事例表明的，ＳＴＳ能否成为一门合法的、普遍承认的新学科，既需要体制上的保证，还需要一批真才实学的研究者。
陈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科学史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Chen Guang:Professor,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