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孔孟谈儒家养生术： 戒色、养心一个都不能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3:44:17
阅读提示：男女两性问题，一般认为，我们祖先对此是讳莫如深的，其实不然。比如说提出“食色性也”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孟子，就把这看成是由先天带来的本能，并成为后天需求的大欲。年轻人的性生活往往因毫无节制而纵欲过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耗损肾精，损害机体健康……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是一句儒家典语。相者治世，医者救人，治世救人，是儒者的人生追求。因此“儒医”的雅号，就成了儒、医相通的标志了。
在养生长生术方面，纵览儒家经典或文人笔记，各自所述之法虽多，但综其大要，基本可从饮食、男女、心性、居处以及其他杂法等方面来加以归纳。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儒家亚圣孟子的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食色性也”的补充。孟子所说的“性”，指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之性，也就是本能，是单纯的生理现象；孟子所说的“大欲”，则于生理现象外，还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后天心理上的强烈需求。这里彼此互补，对于人生两大欲念——饮食、男女的看法，就完全了。
从孟大儒的话看，儒家对于饮食问题和性问题非但十分重视，并且无所责难。这里，我们不妨先从饮食方面，来考察一下儒家对之是如何看法，并是怎样把它联系到养生中来的。
《论语·乡党第十》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接着又说：“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粮米不嫌精制，鱼肉不嫌细嫩。粮米霉烂变质，鱼肉腐败发臭不吃。食物颜色不正常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烹调拙劣不吃，不该进食时不吃，不合礼仪规定宰割的不吃，没有调味解秽的酱不吃。席桌上的肉即使很多，但进食的量不超过饭食，只有酒不限量，然而却不能喝醉。市上买来的酒和肉脯不吃。斋食时虽不撤掉姜，却也并不多吃。国家祭祀典礼的肉不放过夜。其他祭祀用的肉也不放过三天，如果放过了三天，就不要再去吃了。
孔子的这一席话，大概是我国古代有关饮食卫生最早的文献记载了。孔子认为，非但人们饮食的选料要讲究新鲜，并且在烹调上也要来一番斟酌取舍，这是因为饮食选料如果粗恶甚至变质，吃了不仅口感不佳，弄得不好还会引起肠胃疾患，危及身体健康；再之，烹调的食品如果美味可口，可以促进食欲，并不只是一种口福而已。与此同时，定时和好吃的东西不吃过量，也是孔子平时十分注意的。至于“沽酒市脯不食”，主要是因为市上买来的酒和肉脯不一定清洁卫生，所以不食。
“食不语，寝不言”，也是《论语·乡党第十》所载的一则孔子语录。原因是吃饭时讲话，一则不能细嚼慢咽，影响消化，二则有时边吃边说，还会使食物不慎掉进气管。
然而，在饮食养生上，孔子的脱凡之处还在于能精则精，不能精则安贫乐道，取心境之乐为上。他在《论语·述而篇》中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外，孔子还曾有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说法。“无求饱”是说不吃得太饱，太饱了肠胃负担过重；“无求安”是怕太安逸了，四肢就会因过于安逸而处于懈怠状态。
有关饮食方面的论述，后世儒家虽各有发挥，但基本以孔子所述为集其大成。
男女两性问题，一般认为，我们祖先对此是讳莫如深的，其实不然。比如说提出“食色性也”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孟子，就把这看成是由先天带来的本能，并成为后天需求的大欲。年轻人的性生活往往因毫无节制而纵欲过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耗损肾精，损害机体健康。为此孔子指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贪求无厌）。”这种“三戒”的养生之道，按照人生少年、壮年、老年的不同阶段，结合各自“血气未定”、“血气方刚”、“血气既衰”的生理特征，有针对性地指出戒色、戒斗、戒得的不同养生方法，自然是较为明智的。然而就两性需求的“色”来说，并不是说少年要戒，中、老年就不要戒了；其他的戒斗、戒得，也莫不是这样。
比较儒、释、道三家，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儒家承认性生活在人类生活中的合理性，并认为要恰到好处，不要纵欲过头，从而伐性伤生；释家则认为，人类的性几乎是种罪过，非但主张出家人要绝对地退避三舍，不可有近，就是在家的居士，对于性生活也要作很大程度的节制；而道家则认为掌握一定技巧的男子，可以通过一种房中之术来采获女子的阴精，以求长生不死。对于释家的绝欲，儒家颇多吸收借鉴，如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就很有点这种味道；而对于道家的房中之术，虽然亦有部分儒者信以为真，但持反对态度的却也不在少数。明人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上说，《楚志》称“百岁杨”，不知何许人，经常往来于太和及荆、襄间。平时，百岁杨带着两个姬妾，以房中术游诸豪贵家，并介绍说：“吾贫不能得三姬，得三姬即不死。”士大夫仰慕长生的多乐意和他交往，而曹中丞更是尊信得不得了，特意买了一姬赠送百岁杨，可要不了多久，百岁杨竟因房中术失败而导致丧身。接着，曹中丞也惨死在房中术上。为此作者认为：“但以御女求长生，则可断其必无。”原因是：“盖凡人欲动则精流，如蹶张之弩，孰能御之？己之精不能制而能采人之精乎？强制逆闭，蓄秽蕴热，为疽为肿，其蓄蕴至二三年者，一败则如决渠，死且不旋踵，如谭襄敏、周银台，皆以过人之聪明而游于此，可鉴也。”
心性的修养，也就是有关思想、精神以及情绪上的修养，儒家的观点也颇多可采之处。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心情要求“申申如也”，对任何事物都抱乐观的态度。但是，这种乐观，或者径说是快乐，又有有益和有损的不同。他在《论语·季氏篇》里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以得到礼的调节为乐，以宣扬别人的好处为乐，以交了不少贤友为乐，那就乐得有益；以骄傲为乐，以游荡忘返为乐，以晏饮荒淫为乐，那就乐得有损害了。
对于这种心性上的修养，儒家经典《孟子·尽心上》另有这样的阐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里孟子自我介绍说，能够充分扩展善良本心的人，就是懂得人的本性的人。懂得人的本性，就懂得了人的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我用来对待天命的方法。因此不管命短命长，我都将矢志不移，修养身心以等待天命的降临，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方法。《论语·颜渊篇》曾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认为人的一切，包括死生，都是命里安排好了的。对此，孟子显然既有相信的一面，又有不尽全信，充分发挥个人存心养性的主观能动性以事天立命的一面。孟子的这种思想对后世儒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石信道诸子字训序》说：“夫存心养性以与天地参也，则能御六气以游无穷，此人而有乎翼者也。”就把孟子的存心养性和庄子“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的思想融会到了一起。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是孟子在心性修养上的一大贡献，出处见《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浩然之气”和它的培养方法，按照孟子自己的说法，就是其气至大至刚，平时需要用正义去培养它而不加伤害，并且与义和道配合在一起，如果脱离了义和道，那就没有力量了。所以说，“浩然之气”是由平时正义行为的积累而产生的，并不是靠一时突击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的。如果做了有愧于心的事，那么其气就疲软了。毫无疑问，这种“浩然之气”，既包含了儒家平时所积极倡导的正义之气，同时也包含了人身的真元之气。
说到心性修养，也就是思想情绪修养的时候，不能不提儒家四书之一《大学》中所说的“心广体胖”一语。平时，“胖”有两个读音，两种解释。一是读作“p€鄋g”，“肥胖”的“胖”。对于养生来说，肥胖并不意味着是件好事，如果胖过了头，会产生诸如心脏病、高血压之类的疾病。另一个是读作“p€醤”（盘），解释为安泰舒适的样子。有关这句话的“胖”字，理应读、解作后一个音、义才对。
《大学》出于《礼记》。在《礼记·大学》中，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对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胖，安舒也。”“故心无愧怍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儒家认为，有修养的君子平时心胸开阔，所以体貌安泰舒展，悠哉游哉。追本穷源，这句话的本意并不一定全落在养生上，可到后来，却一直为谈论养生的人们奉作经典格言。
孟子和《大学》中的这种养生法，对后世有着很深的影响，以至到了后来，儒生们还悟出了“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的警策见解。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二载，伊川先生晚年气貌、容色、须发皆胜平昔，门人问他养生方法，他回答说：“学之力也。”原来对于一般常人来说，难在安贫乐道，如果一生富贵荣达，就看不出积学的功力了。为此，梁章钜感叹：“观先生语，则知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但学道者虽养生亦为学道，养生者虽学道亦为养生耳。”接着，梁还结合自己“十日九疾，生产作业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读书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只坐（因为）气薄”的具体健康状况，作出了“自今未喜怒哀乐上理会，即病即药，不须外求也”的打算。
与梁章钜《退庵随笔》相去不远的丁国钧《荷香馆琐言》，曾在养生上提出了“五难”：“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一难也；喜怒不除，二难也；声色不去，三难也；滋味不去，四难也；神虑精散，五难也。”其中有关名利、喜怒、神虑，归结到一点，都是有关思想、情绪上的问题。由此反映，儒家是十分重视精神对身体所起作用的。思想、情绪上的疙瘩如果不能解除，那么养生也就自然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个人居处，儒家本不看得十分重，因为在居处和个人修养中，后者总是占着主导地位。《论语·雍也篇》载孔子的话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但是，如果居处能够整洁安舒，那就当然更好。《论语·述而篇》说：“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孔子平时在家闲居，各方面都弄得舒舒齐齐，并且神情愉悦，常抱乐观态度，所以即使他生活颠沛，一生不得志，却也活到了七十余岁的高龄。为了提高健康水平，对于居处的洁净卫生，也是儒家所留意的。清代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儒者修身齐家的名作，文中他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其实，这种对居处洁净的要求，还可在《礼记》的有关篇章中找到答案：“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后来，为了除害灭病的需要，民间还有端午节挂菖蒲剑，焚烧苍术、白芷，用雄黄酒浇洒屋角的习俗。这种习俗，名为除邪，但就其实质来说，确有杀菌防疫作用，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科学的原理。
西汉的董仲舒在养生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寒暖无失适，饥饱无失平。”一个人生活在天地宇宙之间，自然少不了要受四季寒暖的影响，人们如要适应这种气候变化，就不要忘却在衣着上作适度的调节，否则就会招致疾患。寒暖之外，饮食对于养生来说，过于饥和过于饱，都是有碍身体健康的。
《颜氏家训》是北齐徘徊于释、道之间的“专儒”颜之推所撰论著。其书卷五曾专辟《养生》一篇，篇中他说，学道教养生法的人多得像牛毛，而学成的人却少得像麟角一样，所以不希望自己的子孙专精于此。而对于“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等养生方法，由于能够“遂其所禀，不为夭折”，所以他自己也一直行之而不止息。
这里，颜之推的可贵之处是，他虽然无情地摒弃了道家的修炼成仙不死之法，可是对于道家的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养生法，却能有选择地为我所用，从而扩大并充实了儒家养生法的内容。书中举例说明，作者曾经生过齿痛，发作时“摇动欲落，饮食冷热，皆苦疼痛”。后来当他看到《抱朴子》的“牢齿之法”，就坚持试行每天叩齿三百下，结果要不了几天，齿痛就痊愈了。
书中，颜之推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养生者必须虑祸”的论点，原因是“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接着他列举了单豹被饿虎吃掉，嵇康因傲物而受刑，石崇因贪溺而取祸的教训，从而提出要“虑祸”以达到全身保命的目的。然而颜之推毕竟是个儒者，为此他在提出“夫生不可不惜”的同时，又认为“生”又“不可苟惜”。不可不惜的是：“涉畏险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不可苟惜的是：“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生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吝也。”由此看来，颜之推养生虽说提倡“虑祸”，但是为了贯彻“行诚孝”、“履仁义”的儒家风范，他又积极主张在必要时可以豁出性命而毫不怜惜。
《苏沈良方》是记载宋代学者苏轼和沈括有关医药论述的一部著作。书中《问养生》一篇指出，当时：吴子的养生心得在于“安”、“和”二字。所谓“安”，就是净心，以减少外界对我的诱惑；所谓“和”，就是以顺和来适应外事外物的变化。关于“安”、“和”的养生原理，书中这样阐述道：“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
南宋理学家朱熹，他介绍自己的养生经验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毋求饱，毋贪味，食必以时，毋耻恶食。”总之是，饮食要朴素、简单、定时，不吃得过饱。据说一次朱熹去女儿家里做客，因为去得突然，而女婿又不在家中，于是女儿只得端出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葱汤麦饭来招待父亲。不料朱熹吃后，不但不责备女儿的怠慢，反而兴冲冲地作诗一首道：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
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可见他不仅懂得饮食养生，同时又是位懂得心理养生的人。
明朝学者郑瑄在《昨非庵日纂》中，推举自己的养生诀为：“人大言，我小语；人多烦，我少记；人悸怖，我不怒。”并认为：“淡然无为，神气自满，此长生之药。”从中可以看出，他受道家“无为”养生观的影响十分明显。
清代儒将曾国藩，在养生上也有着他自己的一套，他认为，养生家之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少动”八个字来得更好的了。与“惩忿”相对应，他还主张养生要以“少恼怒为本”，因为愤怒对人体的危害，本是众所周知的。此外，曾国藩还曾多次介绍自己的养生经验道：其一是“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其二是“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其三是“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其四是“劳动精神者，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则夜间治事，精神百倍”；其五是“清心寡欲以养其内，散步习射以劳其外”。他在同治十年（1871）八月二十五日写的一封家书中道：“养生无甚可恃之法，其确有益者，曰每夜洗脚，曰饭后千步，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曰射有常时，曰静坐有常时。”
由于史籍累累，儒家养生术所触及的范围，从饮食男女、和调四时到情志调节，以至于不同年龄阶层的各自调摄，都曾有所述及。不过，由于千百年来释、道思想对于儒家学者的种种影响，所以在儒家养生术中，有选择地吸收了释、道有关养生的大量方法，这里就不谈了。
摘自：洪丕谟《三千年中医妙谈》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出版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是一句儒家典语。相者治世，医者救人，治世救人，是儒者的人生追求。因此“儒医”的雅号，就成了儒、医相通的标志了。
在养生长生术方面，纵览儒家经典或文人笔记，各自所述之法虽多，但综其大要，基本可从饮食、男女、心性、居处以及其他杂法等方面来加以归纳。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儒家亚圣孟子的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食色性也”的补充。孟子所说的“性”，指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之性，也就是本能，是单纯的生理现象；孟子所说的“大欲”，则于生理现象外，还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后天心理上的强烈需求。这里彼此互补，对于人生两大欲念——饮食、男女的看法，就完全了。
从孟大儒的话看，儒家对于饮食问题和性问题非但十分重视，并且无所责难。这里，我们不妨先从饮食方面，来考察一下儒家对之是如何看法，并是怎样把它联系到养生中来的。
《论语·乡党第十》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接着又说：“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粮米不嫌精制，鱼肉不嫌细嫩。粮米霉烂变质，鱼肉腐败发臭不吃。食物颜色不正常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烹调拙劣不吃，不该进食时不吃，不合礼仪规定宰割的不吃，没有调味解秽的酱不吃。席桌上的肉即使很多，但进食的量不超过饭食，只有酒不限量，然而却不能喝醉。市上买来的酒和肉脯不吃。斋食时虽不撤掉姜，却也并不多吃。国家祭祀典礼的肉不放过夜。其他祭祀用的肉也不放过三天，如果放过了三天，就不要再去吃了。
孔子的这一席话，大概是我国古代有关饮食卫生最早的文献记载了。孔子认为，非但人们饮食的选料要讲究新鲜，并且在烹调上也要来一番斟酌取舍，这是因为饮食选料如果粗恶甚至变质，吃了不仅口感不佳，弄得不好还会引起肠胃疾患，危及身体健康；再之，烹调的食品如果美味可口，可以促进食欲，并不只是一种口福而已。与此同时，定时和好吃的东西不吃过量，也是孔子平时十分注意的。至于“沽酒市脯不食”，主要是因为市上买来的酒和肉脯不一定清洁卫生，所以不食。
“食不语，寝不言”，也是《论语·乡党第十》所载的一则孔子语录。原因是吃饭时讲话，一则不能细嚼慢咽，影响消化，二则有时边吃边说，还会使食物不慎掉进气管。
然而，在饮食养生上，孔子的脱凡之处还在于能精则精，不能精则安贫乐道，取心境之乐为上。他在《论语·述而篇》中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外，孔子还曾有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说法。“无求饱”是说不吃得太饱，太饱了肠胃负担过重；“无求安”是怕太安逸了，四肢就会因过于安逸而处于懈怠状态。
有关饮食方面的论述，后世儒家虽各有发挥，但基本以孔子所述为集其大成。
男女两性问题，一般认为，我们祖先对此是讳莫如深的，其实不然。比如说提出“食色性也”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孟子，就把这看成是由先天带来的本能，并成为后天需求的大欲。年轻人的性生活往往因毫无节制而纵欲过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耗损肾精，损害机体健康。为此孔子指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贪求无厌）。”这种“三戒”的养生之道，按照人生少年、壮年、老年的不同阶段，结合各自“血气未定”、“血气方刚”、“血气既衰”的生理特征，有针对性地指出戒色、戒斗、戒得的不同养生方法，自然是较为明智的。然而就两性需求的“色”来说，并不是说少年要戒，中、老年就不要戒了；其他的戒斗、戒得，也莫不是这样。
比较儒、释、道三家，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儒家承认性生活在人类生活中的合理性，并认为要恰到好处，不要纵欲过头，从而伐性伤生；释家则认为，人类的性几乎是种罪过，非但主张出家人要绝对地退避三舍，不可有近，就是在家的居士，对于性生活也要作很大程度的节制；而道家则认为掌握一定技巧的男子，可以通过一种房中之术来采获女子的阴精，以求长生不死。对于释家的绝欲，儒家颇多吸收借鉴，如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就很有点这种味道；而对于道家的房中之术，虽然亦有部分儒者信以为真，但持反对态度的却也不在少数。明人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上说，《楚志》称“百岁杨”，不知何许人，经常往来于太和及荆、襄间。平时，百岁杨带着两个姬妾，以房中术游诸豪贵家，并介绍说：“吾贫不能得三姬，得三姬即不死。”士大夫仰慕长生的多乐意和他交往，而曹中丞更是尊信得不得了，特意买了一姬赠送百岁杨，可要不了多久，百岁杨竟因房中术失败而导致丧身。接着，曹中丞也惨死在房中术上。为此作者认为：“但以御女求长生，则可断其必无。”原因是：“盖凡人欲动则精流，如蹶张之弩，孰能御之？己之精不能制而能采人之精乎？强制逆闭，蓄秽蕴热，为疽为肿，其蓄蕴至二三年者，一败则如决渠，死且不旋踵，如谭襄敏、周银台，皆以过人之聪明而游于此，可鉴也。”
心性的修养，也就是有关思想、精神以及情绪上的修养，儒家的观点也颇多可采之处。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心情要求“申申如也”，对任何事物都抱乐观的态度。但是，这种乐观，或者径说是快乐，又有有益和有损的不同。他在《论语·季氏篇》里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以得到礼的调节为乐，以宣扬别人的好处为乐，以交了不少贤友为乐，那就乐得有益；以骄傲为乐，以游荡忘返为乐，以晏饮荒淫为乐，那就乐得有损害了。
对于这种心性上的修养，儒家经典《孟子·尽心上》另有这样的阐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里孟子自我介绍说，能够充分扩展善良本心的人，就是懂得人的本性的人。懂得人的本性，就懂得了人的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我用来对待天命的方法。因此不管命短命长，我都将矢志不移，修养身心以等待天命的降临，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方法。《论语·颜渊篇》曾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认为人的一切，包括死生，都是命里安排好了的。对此，孟子显然既有相信的一面，又有不尽全信，充分发挥个人存心养性的主观能动性以事天立命的一面。孟子的这种思想对后世儒者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石信道诸子字训序》说：“夫存心养性以与天地参也，则能御六气以游无穷，此人而有乎翼者也。”就把孟子的存心养性和庄子“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的思想融会到了一起。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是孟子在心性修养上的一大贡献，出处见《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浩然之气”和它的培养方法，按照孟子自己的说法，就是其气至大至刚，平时需要用正义去培养它而不加伤害，并且与义和道配合在一起，如果脱离了义和道，那就没有力量了。所以说，“浩然之气”是由平时正义行为的积累而产生的，并不是靠一时突击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的。如果做了有愧于心的事，那么其气就疲软了。毫无疑问，这种“浩然之气”，既包含了儒家平时所积极倡导的正义之气，同时也包含了人身的真元之气。
说到心性修养，也就是思想情绪修养的时候，不能不提儒家四书之一《大学》中所说的“心广体胖”一语。平时，“胖”有两个读音，两种解释。一是读作“p€鄋g”，“肥胖”的“胖”。对于养生来说，肥胖并不意味着是件好事，如果胖过了头，会产生诸如心脏病、高血压之类的疾病。另一个是读作“p€醤”（盘），解释为安泰舒适的样子。有关这句话的“胖”字，理应读、解作后一个音、义才对。
《大学》出于《礼记》。在《礼记·大学》中，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对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释：“胖，安舒也。”“故心无愧怍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儒家认为，有修养的君子平时心胸开阔，所以体貌安泰舒展，悠哉游哉。追本穷源，这句话的本意并不一定全落在养生上，可到后来，却一直为谈论养生的人们奉作经典格言。
孟子和《大学》中的这种养生法，对后世有着很深的影响，以至到了后来，儒生们还悟出了“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的警策见解。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二载，伊川先生晚年气貌、容色、须发皆胜平昔，门人问他养生方法，他回答说：“学之力也。”原来对于一般常人来说，难在安贫乐道，如果一生富贵荣达，就看不出积学的功力了。为此，梁章钜感叹：“观先生语，则知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但学道者虽养生亦为学道，养生者虽学道亦为养生耳。”接着，梁还结合自己“十日九疾，生产作业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读书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只坐（因为）气薄”的具体健康状况，作出了“自今未喜怒哀乐上理会，即病即药，不须外求也”的打算。
与梁章钜《退庵随笔》相去不远的丁国钧《荷香馆琐言》，曾在养生上提出了“五难”：“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一难也；喜怒不除，二难也；声色不去，三难也；滋味不去，四难也；神虑精散，五难也。”其中有关名利、喜怒、神虑，归结到一点，都是有关思想、情绪上的问题。由此反映，儒家是十分重视精神对身体所起作用的。思想、情绪上的疙瘩如果不能解除，那么养生也就自然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个人居处，儒家本不看得十分重，因为在居处和个人修养中，后者总是占着主导地位。《论语·雍也篇》载孔子的话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但是，如果居处能够整洁安舒，那就当然更好。《论语·述而篇》说：“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孔子平时在家闲居，各方面都弄得舒舒齐齐，并且神情愉悦，常抱乐观态度，所以即使他生活颠沛，一生不得志，却也活到了七十余岁的高龄。为了提高健康水平，对于居处的洁净卫生，也是儒家所留意的。清代朱柏庐《治家格言》是儒者修身齐家的名作，文中他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其实，这种对居处洁净的要求，还可在《礼记》的有关篇章中找到答案：“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后来，为了除害灭病的需要，民间还有端午节挂菖蒲剑，焚烧苍术、白芷，用雄黄酒浇洒屋角的习俗。这种习俗，名为除邪，但就其实质来说，确有杀菌防疫作用，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科学的原理。
西汉的董仲舒在养生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寒暖无失适，饥饱无失平。”一个人生活在天地宇宙之间，自然少不了要受四季寒暖的影响，人们如要适应这种气候变化，就不要忘却在衣着上作适度的调节，否则就会招致疾患。寒暖之外，饮食对于养生来说，过于饥和过于饱，都是有碍身体健康的。
《颜氏家训》是北齐徘徊于释、道之间的“专儒”颜之推所撰论著。其书卷五曾专辟《养生》一篇，篇中他说，学道教养生法的人多得像牛毛，而学成的人却少得像麟角一样，所以不希望自己的子孙专精于此。而对于“若其爱养神明，调护气息，慎节起卧，均适寒暄，禁忌食饮，将饵药物”等养生方法，由于能够“遂其所禀，不为夭折”，所以他自己也一直行之而不止息。
这里，颜之推的可贵之处是，他虽然无情地摒弃了道家的修炼成仙不死之法，可是对于道家的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养生法，却能有选择地为我所用，从而扩大并充实了儒家养生法的内容。书中举例说明，作者曾经生过齿痛，发作时“摇动欲落，饮食冷热，皆苦疼痛”。后来当他看到《抱朴子》的“牢齿之法”，就坚持试行每天叩齿三百下，结果要不了几天，齿痛就痊愈了。
书中，颜之推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养生者必须虑祸”的论点，原因是“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接着他列举了单豹被饿虎吃掉，嵇康因傲物而受刑，石崇因贪溺而取祸的教训，从而提出要“虑祸”以达到全身保命的目的。然而颜之推毕竟是个儒者，为此他在提出“夫生不可不惜”的同时，又认为“生”又“不可苟惜”。不可不惜的是：“涉畏险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不可苟惜的是：“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生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吝也。”由此看来，颜之推养生虽说提倡“虑祸”，但是为了贯彻“行诚孝”、“履仁义”的儒家风范，他又积极主张在必要时可以豁出性命而毫不怜惜。
《苏沈良方》是记载宋代学者苏轼和沈括有关医药论述的一部著作。书中《问养生》一篇指出，当时：吴子的养生心得在于“安”、“和”二字。所谓“安”，就是净心，以减少外界对我的诱惑；所谓“和”，就是以顺和来适应外事外物的变化。关于“安”、“和”的养生原理，书中这样阐述道：“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外轻内顺，而生理备矣。”
南宋理学家朱熹，他介绍自己的养生经验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毋求饱，毋贪味，食必以时，毋耻恶食。”总之是，饮食要朴素、简单、定时，不吃得过饱。据说一次朱熹去女儿家里做客，因为去得突然，而女婿又不在家中，于是女儿只得端出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葱汤麦饭来招待父亲。不料朱熹吃后，不但不责备女儿的怠慢，反而兴冲冲地作诗一首道：
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
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可见他不仅懂得饮食养生，同时又是位懂得心理养生的人。
明朝学者郑瑄在《昨非庵日纂》中，推举自己的养生诀为：“人大言，我小语；人多烦，我少记；人悸怖，我不怒。”并认为：“淡然无为，神气自满，此长生之药。”从中可以看出，他受道家“无为”养生观的影响十分明显。
清代儒将曾国藩，在养生上也有着他自己的一套，他认为，养生家之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少动”八个字来得更好的了。与“惩忿”相对应，他还主张养生要以“少恼怒为本”，因为愤怒对人体的危害，本是众所周知的。此外，曾国藩还曾多次介绍自己的养生经验道：其一是“后辈则夜饭不荤，专食蔬而不用肉汤，亦养生之宜，且崇俭之道也”；其二是“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其三是“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其四是“劳动精神者，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则夜间治事，精神百倍”；其五是“清心寡欲以养其内，散步习射以劳其外”。他在同治十年（1871）八月二十五日写的一封家书中道：“养生无甚可恃之法，其确有益者，曰每夜洗脚，曰饭后千步，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曰射有常时，曰静坐有常时。”
由于史籍累累，儒家养生术所触及的范围，从饮食男女、和调四时到情志调节，以至于不同年龄阶层的各自调摄，都曾有所述及。不过，由于千百年来释、道思想对于儒家学者的种种影响，所以在儒家养生术中，有选择地吸收了释、道有关养生的大量方法，这里就不谈了。
摘自：洪丕谟《三千年中医妙谈》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