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根家的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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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这不是土根家的小铃铛吗?几年不见，都认不出来了!”我和夏威夷在超市里买东西，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我回头，是同村的桂花婶婶。
桂花婶婶怎么会来省城呢?“我在东塘一个老师家里当保姆。”桂花婶婶话匣子一打开就合不上，“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漂亮得跟明星一样。土根真是好福气!这是男朋友吧?多俊啊!”
好不容易等桂花婶婶说：“我要回去做饭了，小铃铛，再见!”我才松下一口气。夏威夷冲我做鬼脸，小铃铛，以后我也叫你小铃铛。我红着脸说，夏威夷，你再说我就不理你了!
我叫杨梅红，小铃铛是我的小名。我讨厌我的小名，更讨厌别人叫我“土根家的小铃铛”。我努力考进大学，努力留在这个城市，就是希望远离那个熟悉的村子，远离那些知道我是“土根家的小铃铛”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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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杨土根算得上村里的名人：无论哪家娶媳嫁女都要请他合生辰八字，做红白喜事要请他挑日子，甚至小孩子受了惊吓都要请他施仙水驱鬼。人们当着他的面恭敬地称他杨半仙，背着他却叫他杨瞎子。
父亲8岁时患眼疾无钱医治双目失明，12岁开始跟人学算命。40岁结婚，妈妈也是瞎子。结婚4年，我出生了。让他们万分欣慰的是，我有一双明亮美丽的大眼睛。
我4个月大的时候，妈妈把我放在床上去洗衣服，洗完衣服发现我不见了。邻居们在床底下找到了依然熟睡的我。爸爸第二天就买回一对小铃铛系在我的两只小脚脖上。我一动，小铃铛就发出清脆的“叮当”声，这样，无论我爬到哪个地方，他们都能找到我。我的名字也诞生了。所有的人都叫我小铃铛。
童年是单纯的。我只要看到爸爸的身影在村头出现，就跑过去接他，趴在他的背上吃他带回的糖果。妈妈没有读过书，但是她歌唱得好，我也学着唱。
3岁我便跟着爸爸闯江湖了。爸爸的固定工作地点是县城的一座老桥，桥的两旁坐满了给人占卦算命为生的男女。我牵着爸爸的探路棍，当他的眼睛。因为我，爸爸的生意出奇地好，挣了钱，就给我买雪糕。他不吃，只是认真地听我咂吧着小嘴，问我好吃吗。我趁他不小心，塞一点到他嘴里。他美美地说，我的闺女真懂事，会孝顺爸爸了。
４岁的时候，我差点被人贩子拐走。爸爸去给我买蛋糕，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说，小丫头，你爸爸在找你。他带我上了一辆摩托车。我觉察出了不妙，大哭。也许是我的哭声太大，那个人贩子半路上把我抱下了车，自己溜了。一位好心的叔叔问我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我不会说，只是哭。他带着我去了派出所，一进门，我就看到爸爸满脸泪水地坐在那里……回到家，爸爸开始反复教我说：“你叫小铃铛，黄土岭杨树坳的，爸爸叫杨土根。你是土根家的小铃铛。”我跟着他一字一句地学。每次外出的路上，爸爸都要再三考我。我脆声回答：“我叫小铃铛，黄土岭杨树坳的，我爸爸叫杨土根。我是土根家的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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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六岁半走进校门之后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父母与别人父母之间的差别的。报名的时候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小铃铛。老师问，你没有学名吗?爸爸赶紧说，老师，我们没文化，你就帮忙给我女儿取一个吧。得知我姓杨，老师说那就叫杨梅吧!爸爸说，对了，老师，小铃铛出生的时候刚好是杨梅红的时候，就叫杨梅红吧!于是，我有了正式的名字，杨梅红。
有一回，老师带我们玩击鼓传花，花到我手上，鼓声停了。我唱了一首妈妈喜欢唱的《十月探妹》，老师却锁起了眉头，说以后不许再唱这样的歌了。后来才知道，那些歌唱的都是男女偷情的内容。
有一堂课的内容是破除迷信，相信科学。老师请同学们说说周围迷信的例子，结果，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拿我爸爸举例，他们家的房子因为我爸爸说风水不好，准备另建，他们的哥哥姐姐跟谁谁好，因为我爸爸说八字不合，家里就逼着他们分手……我做梦都想不到我一直引以为荣的爸爸居然是这样地罪恶滔天。
那天爸爸回家，我第一次没有迎上去搂他的脖子。我说：“爸爸，以后你不要再给人家算命好吗?老师说这是封建迷信。”爸爸说：“谁说是封建迷信啊，爸爸还有证书的，县佛教协会发的，爸爸是会员，受法律保护。”爸爸翻出一本红本本给我看。我一把推开说：“我不看，反正我不喜欢你这样。”
爸爸第二天还是出门了。我没有牵着他的棍子送他上车。我不愿意再当他的眼睛，我开始害怕那些落在我身上的或怜悯或嘲讽的目光。
每次重新安排座位，都没有人愿意与我同桌。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委婉地提醒我要讲卫生。我低着头，使劲地绞着自己的衣角。我的衣服确实很脏，本来是白色的，穿过几次便成了灰的了，因为妈妈看不见。那一刻，我第一次对妈妈有了怨恨。从那以后，我自己学会了洗衣服、洗头洗澡，还学会了洗碗扫地抹桌子。妈妈欣慰地说，我们的小铃铛长大了。我说，我不叫小铃铛，我叫杨梅红!
我确实长大了，可是童年的快乐也随着我的长大离我而去了。有一回和同学跳房子，女伴踩了线，却不愿意停下来，我说你踩了线，该我们跳了。她破口大骂，我哪儿踩线了，你父母是瞎子你也瞎了啊!我和她打了一架。还有一回老师要大家用“忙”组词再造句。一个同学站起来，怪声怪气地说，瞎忙!小铃铛的爸爸妈妈总是在瞎忙。大家哄堂大笑。我拿起文具盒，狠狠地朝那个同学的头上敲过去……
父母是爱我的，可是他们的爱是那样卑微，卑微到让我感到耻辱。我痛恨他们给我的任何东西，包括生命，包括名字。我发誓要离开那个让我抬不起头来的家，离开那个让我伤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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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夏威夷初识是在一次产品推销会上，相互介绍后他笑着说，你的名字真是标准的雅俗共赏，前面两个字，杨梅，雅致，后面加一红字，就俗到家了!
我很在乎夏威夷的看法和想法，打电话回家质问爸爸，你的眼睛看不见，怎么知道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杨梅红的时候啊!
爸爸说，你妈妈怀你8个月的时候，特别想吃杨梅，我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找。那个时候杨梅还是青的，特别酸，他们告诉我，还得等一个月，杨梅就红了。一个月后，我再去换杨梅，你就出生了。
我咬着嘴唇，再说不出责备的话，哪对健康夫妻为子女做出的牺牲能超过我的父母?我的报答却是公式化的每个月300块钱的生活费。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回去，就是挨个训他们，让他们不要到外面低三下四算命卖唱了。
我诚惶诚恐地跟夏威夷开始交往，刻意地隐瞒父母是瞎子、他们的职业是算命这个事实。夏威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带他去见见我的父母，我沉默无言。
妈妈打电话来，问爸爸70岁生日能回一趟家不?我一下子愣住。爸爸70岁了?他有这么老了吗?妈妈说，孩子，听桂花婶婶说你有了男朋友，你爸爸生日能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吗?你爸爸做梦都盼着你有个好归宿呢。你每个月寄回的钱，我们都给你存着，你爸爸另外还给你存了两万元，能让你风风光光地嫁了。
妈妈还说，爸爸天天把你小时候戴过的那对小铃铛带在身边，不时摇一摇，真的是老了。我颤声问，他还出去算命吗?妈妈说，早就不去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去了，他说小铃铛不让去，让他在家享福呢。
在县城转车的间隙，我带着夏威夷在街上走了走。经过一家超市门口，发现围了一大群人，我凑过去一看，浑身的血液一下子涌上了头顶。我的爸爸坐在一条长凳上，一边拉二胡一边入神地唱着那些古老的情歌。4年不见，他头发差不多全白了。爸爸说，有喜欢的捧捧场，我这里有录音磁带，5元一盒。这些歌曾经被当做黄歌，现在成了文化遗产，有好多艺术家还在搜集整理，准备出集子呢。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我的父亲，他用这种卑微的方式把我养大，尽管我在意他的残疾，痛恨他的职业，尽管我远远地把他隔离在我的世界之外，他仍然无怨无悔地为我付出。童年时的情景浮上脑海，那时，我那样地爱爸爸宽宽的背，爱妈妈甜美的声音，我那样为“我是土根家的小铃铛”而骄傲。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变了?
爸爸没有卖出他的磁带，城管来了，粗暴地驱赶他。爸爸一边说着求情的话，一边手忙脚乱地收捡自己的东西。有一盒磁带掉到了地上，眼看就要被人踩到，我急忙挤开人群，冲过去捡起来，递到爸爸的手上。
爸爸警觉地侧着耳朵听了听，问我：“你是谁?”
在夏威夷惊诧的目光中，我含着泪大声说：“我是土根家的小铃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