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赌 史 记

李 敖
一、“有目”供赌
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李雷，曾做诗描写爱神丘比特跟他的情人赌牌，女方以吻做赌本，丘比特以弓箭箭鞘做赌本。不料丘比特霉运当头，不但输掉弓箭箭鞘，甚至连他妈的鸽子麻雀等等，都一齐输光。最后他赌得兴起，竟以两只眼睛下注，结果仍是一输到底。从此爱神变为盲神（Blind God）。“爱情是盲目的”，来源也就在此。
依这神话看来，好赌之性，不始于人，而始于天，连神仙也不例外。无怪乎大老爷们一禁赌，就要惹得“人神共愤”，闹得鸡犬不宁了！谈起赌来，可真是个大题目。我现在大题小做，想单就“固有文化”方面谈谈赌的来龙去脉。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以谈“国赌”为主，至于“洋赌”，我因稿费不足，赌气不谈。
“赌” 这个字，它的原始意义叫“钱戏”，见于“一切经音义”。“赌博”两字连用，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靠打射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至少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不流行。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博”的材料，如《家语》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管子》中“ ……发五政，一曰‘禁博塞’”；《史记》中“荆轲与鲁勾践博，争道。”等等，都是指赌而言。这些材料，都证明了中国人尚赌历史之早，证明了我们的老祖宗们，除了大谈仁义道德外，固不乏有大赌徒存在。
另有一种流行的赌叫“樗蒲”，照《博物志》的说法，此物乃老子李耳所发明，如果属实，倒真是士林佳话：老子不但写“道德经”，还发明大赌具，这种赌具，最为晋朝的陶侃所恨，陶侃说“圣人惜寸阴，众人当惜分阴。……樗蒲者，牧猪奴戏耳！”所以他要把这种赌具丢到河里，以示痛绝。其实当时的赌徒们大可提出异议：“你陶先生喜欢搬砖头，难道算惜分阴吗？把砖头由屋里搬到屋外，再由屋外搬回屋里，难道比赌更有意思吗？”再晚一点的赌具有“双陆” （又叫“握梨”或“长行”），是唐朝流行的玩意。有一次武则天做梦玩双陆，可是老是输，醒来心里嘀咕，特去请教狄仁杰问是怎么回事？狄仁杰瞎解释一通，说什么这是皇宫中没有太子的缘故，故意扯进了政治问题。当时大家玩双陆，照《国史补》的说法，“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可见赌风之盛。
二、从骰子到牌九
唐朝又流行一种赌，就是“骰子”，这是唐明皇跟娇滴滴的杨贵妃常玩的，又叫做“叶子戏”。《咸定录》上说，当时“咸通以来，天下尚之”。可见它迷人的程度。骰子后来的一项流变是“升官图”，这种道具，更由单纯的赌，进而露出官迷的心理。
传说中，唐明皇有一次跟杨贵妃玩骰子，明皇先掷，已占大优势，杨贵妃除非掷出“四”点，否则将输。只见她娇啼一声，玉手张处，四颗小点，应声而出。贵妃大喜，明皇亦大喜，随即传令天下，所有骰子上的“四”点，都要染成红色，以示庆祝。这也就是今天骰子上红四点的来源。至于骰子的“一”点也是红的，其来源就不可考了。
另有一个关于骰子的有名故事，是写明朝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跟沈万三比赛。用三颗骰子，沈万三一下掷出个十八点，这是最高点，明太祖还不认输，他说他还要掷，并且掷出个十九点，给老沈看。于是明太祖口中念念有词，一掷而下，果然出了个十九点。原来其中一颗骰子一点裂成了两半！这个故事的另一荒谬加工是：当明太祖掷下骰子并坚持要十九点的时候，可急坏了当地的土地爷。土地爷不敢开罪明朝大皇帝。只好帮他作弊，奉命不准输。于是土地爷赶去找财神爷，请他无论如何要帮忙。财神爷因为太胖，赶到赌场颇费了一阵工夫，于是那颗作弊的骰子，为了等财神爷驾到，就一直转个不停，害得沈万三抓耳挠腮，一直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更弄不清为什么输得这么窝囊。
唐朝以后，宋朝人也好赌，并且还有一个最好玩的故事。宋朝真宗在位第七年（一００四），辽圣宗南侵，直打到河北省的濮阳（当时上澶州的澶郡）。宋真宗吓坏了，想迁都逃跑，主逃的一派是王钦若。不料逃的计划遭到寇准反对，寇准主张“御驾亲征”。真宗无法，只好冒着满头大汗，直奔前线。结果军心大振，辽国也愿休兵议和。事后真宗非常感谢寇准，很重用他。于是主逃派想了一条妙计，来破坏寇准。一天王钦若向真宗说：“陛下闻博乎？ 博者输钱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傻不鸡鸡的真宗皇帝想了一想，果然认定当时寇准不无拿他“孤注一掷”的可能，于是就不再信任寇准了。这是以赌博运用到政争的有趣的故事。
宋朝又有一种叫“宣和牌” 的赌具，是宋徽宗宣和二年（一一二０）的产品，据《诸事音考》上说，这种牌还是官方制定的，“宋高宗时始诏如式颁行天下”。当时是牙牌，到了明朝，演变为骨牌，就是今天的所谓“牌九”。据我研究官方所以不禁止的原因，可能由于《牧猪闲话》这段答案：
“凡戏具皆须纠率同志，惟骨牌可以独坐自怡，故功令不禁以为非赌具也。或旅馆萧寥，或蓬窗寂静，未携书籍，更鲜朋欢，时一拈弄，足以消暇。”这类情形，似乎我们也可以找到旁证。据五十三年八月十九号《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导：“ 台湾省政府昨天指示警务处：扑克牌为现代社会家庭高尚玩具之一，欧美国家早经普遍提倡，并有国际性的比赛，本省年来亦渐风行，应视为正当娱乐工具，准予公开买卖，以供需求，但不得为赌博或类似赌博的行为。”按：台湾省政府原为“维护社会善良风俗”，曾于民国四十三年下令禁止扑克等的制造、贩卖及陈列。十年后改变态度，如此，似与宋朝的“功令不禁”不谋而合。这也可说是一种对娱乐的新观念。
三、麻哥儿请了
上面几种赌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的已经失传，有的已被淘汰，有的已降到第二流的角色。唯有一种赌具，自明朝以来，推陈出新，自“马吊”而“默和”，自“默和”而“花将”，自“花将”而“马将”，自“马将”而“麻雀”，自“麻雀”而“麻将”，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赶过了所有赌具，而成为赌国仇城国的魁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麻将军”！
为了对“麻将军”致敬，这一节让我们专谈“麻将军”的身世。又因为“麻将军”是我们的“国赌”，让我们先从“国赌”谈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
在一册日本人和美国人合著的《麻将入门》(Mah Jong ForBeginners) 里，第一句话，就称麻将是“中国的国戏”(The Na-tional Game of China)，岂但是“国戏”，麻将同时敢是中国的“国赌”，关于这种国戏和国赌，吾友居浩然先生的一段奇文，道尽了它的伟大：
“牌而能摸，又能自摸，除了绝顶聪明的黄帝子孙外，谁也不能发明。洋人赌扑克，简直是自找气受。蒙特卡罗的轮盘，操纵在人，更无享受可言。惟有十三张筒子，这听一筒，这时候自摸一筒，中指的指纹与一筒的圈圈慢慢擦过，真比服下仙丹还要快乐。牌虽未看见，心里有数；然后翻开，验明正身，确是一筒，大叫一声‘自摸’！做皇帝也不过如此。”
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又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讲求卫生，所以才流行了“卫生麻将”，--麻将有那么多好处似犹未足，还要把它跟卫生排在一起，真亏黄帝子孙想得出来！
黄帝子孙之好打麻将，至少已有四个世纪的历史。麻将的前身是“马吊”，当时还是四十张纸牌阶段。故杜亚泉在《博史》里怀疑：“西洋纸牌（扑克）与吾国古代之马吊牌，有相当之关系，因其类似之处甚多。”可是在这方面，这回轮到洋鬼子不进步，而是我们进步了。我们的马吊牌，已随着时间的演变，立体起来，四百年精益求精的“摸索”，终于演变出一百三十六张堂堂之阵的麻将军！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０七），又继薛平贵之后，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钓鱼、喝茶、下棋等等清爽之事，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为日本国戏，理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碰和”，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晚明诗人吴梅村写《绥寇纪略》，说明朝亡国，乃亡于马吊。四百年来，马吊的后身，却攀着明朝的子孙，从子夜直到“明朝”！
吾友胡适之先生在三十年前，就写文章谈到麻将，据他估计：“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现在，三十九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的国赌还照样是我们的国赌，可是黄帝子孙已失掉了二十三亿一千六百二十九万天的光阴。后悔、懊丧又有什么用？真正的问题，还是目前如何应付这位麻将哥儿。硬禁当然不是办法，因为真正的关键，不在打麻将，而是不打麻将大家干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了，麻哥儿才能解决。否则的话，“禁赌”“禁赌”，只是一句口号罢了！
四、赌能禁得成么？
既然谈到禁赌，顺便也不妨多谈一下。
首先我要指出，如果“圣之时者”的孔老夫子生于今日，他是不赞成硬性禁赌的。证据是孔老夫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乎已。”这是明明指出：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倒不如打打小牌，下下小棋。
可是，尽管孔夫子早已有言在先，但他的信徒们，总还觉得，博弈之事还是要不得，还是禁掉的好。从陶侃把博弈戏具投江，到唐律的“各杖一百”，到元刑法志的“杖七十七”“加徒一年”，到明律清律的“杖八十”。到民国暂行刑律、旧刑法，乃至刑法中的“赌博罪”。……我们都不难看到一串串禁赌的规定。可是事实显示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赌风之盛，却“何代无之”！铁的事实总超过纸的法律，历史的事相，经验的教训，都该使我们承认禁绝赌博，不是一个严刑峻法的问题，也不该用严刑峻法的手段。用严刑峻法，有它的限度和对象，不该用的地方用，结果必然产生阳奉阴违的结果，除了制裁到几名倒霉鬼或替罪羊，绝难收到实效。即以台湾目前禁赌情形而论，连“公布赌徒姓名”这一点，从五十四年吵到现在，都无法雷厉风行，单此一点，就不难看出硬性禁赌只是一句口号，既无贯彻的可能，也无贯彻的必要。
一九五一年，英国皇家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六万五千字的十七次会议结论，正式提出“赌博并非罪恶”的新观念，同时不承认赌博是罪恶之源，因为罪恶的来源，并不如此简单。
我也听说过一些警察先生的看法，如：“在这里打麻将的是好公民！不打麻将，在外面乱跑，惹事生非，岂不更坏？”说这话的人，我认为他已可写出英国皇家委员会的结论了。
以“玩物适情”为观念的人，可从赌博上面适其情；以“玩物丧志”为观念的人，可从赌博上面丧其志，可是，这两种人都不会去做恶，认为“赌博是罪恶”的人，显然已把它看得太笼统了些。笼统的看法甚至可以得到认定。例如发行奖券一事，在法理上，并非不构成赌博行为，因为同是以不确定的方法，以偶然机会定其胜负。且从公平角度来看，奖券甚至比赌博更过份（赌博时双方都负担风险，可是奖券的发行者“政府”却稳收渔利，一点风险都不负担）！这种现象，试问认为“赌博是罪恶”的人士将作何想？雷厉风行去查禁“卫生麻将”的人，是不是也该斜风细雨去查禁“爱国奖券”？
写这篇文字的人，是个早就“戒赌”的人，“戒赌”的理由并非有畏于管区警察，而是觉得赌太浪费时间，这是个最大的理由，终于使我连个小牌也不打了。我如今已是个成功的不参加任何有赌的行为的人（当然包括买奖券）。但这一成功，我始终认为压根儿与“道德”无关，也与“法律”无关，所以我也难赞成用“道德”或“法律”的尺度，劝人或罚人。真正的关键还是前面说过的老话：不赌大家干什么？如果一群群的“赌君子”，从牌桌上硬被赶下来，到外面去做“不赌的小人”，那岂不跟我一样了？到那时候，警务处长的头，恐怕更要疼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