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侘傺秋辉眇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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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浦大旅馆”是那时济南最大的旅馆,1924年,著名学者胡适到济南讲《诗经》,就住在那里。全城遍贴海报,发售门票。
演讲的前一个晚上,胡先生却嘱旅馆订票,于翌晨乘火车返京,断然取消了这次演讲。据说有位先生在那晚到胡先生下榻的“津浦大旅馆”造访,二人单独晤谈约两个小时。及吴先生辞出后,胡先生却嘱旅订票,翌日返京。
济南学界对吴、胡二人谈话内容虽不甚了了,然皆知吴秋辉对《诗经》的造诣非常,胡先生非其对手。故当时传闻,胡先生一夕闻道,自惭弄斧班门,遂偃旗息鼓,决然北还,此不失为胡先生保全面子的明智之举。而且胡适先生曾借阅吴秋辉手稿,至今尚有一部分没有归还。久居济南的著名学者冀蔚怀先生对吴秋辉先生的著作素有研究,对以上王敦化先生所言也予以首肯,时冀老正于济南读中学。
吴秋辉(1876—1927),名桂华,字秋辉,山东临清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他一生命运多舛,郁郁不得意,故自号“侘傺生”,并以侘傺为轩名。
  《临清县志》载,吴秋辉“为人貌寝又不修边幅,而天才卓越,目空千古,视时辈蔑如也”。宣统末年(1911)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校,毕业之际考获官费留日资格,但因眇一目,被以“有碍观瞻”为名而被取消,此后即回籍办教育事业。民国二年(1913)任山东齐民报馆主笔;十年(1921)转任京兆尹公署秘书,又任北京民主报馆主撰;十五年(1926)任山东齐鲁大学经学教员,其间还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并给冯玉祥将军讲授过诗歌。吴秋辉一生中举凡诸子百家之书,天文、地理、术数、理化之学,无不博览详究,有所创建。
无独有偶,  康有为一次游学济南,应邀作公开演讲。演讲辞登诸报章,在一片喝彩中,却听到了吴秋辉的驳斥之声。康有为自然予以反诘,但没有几个回合,竟草草收兵,主动罢战,这在康有为是很少见的。大概意识到继续纠缠下去没有好处吧。也许就是因为这次笔战,吴秋辉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秋辉一生贫困,但著述却颇为宏富。除《学文溯源》(二卷)外,尚有《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古史钩沉》、《齐鲁方言存古》、《三百篇古物今名考》、《毛诗正误》、《楚辞正误》等数十种,但均未印行。吴秋辉晚年生计日困,在历下学者张默生、栾调甫的劝说和帮助下,他致函梁任公,述其治学经过,并呈上近著数篇,希望梁任公能为出版自己的著作助一臂之力。
梁启超是近代“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著名学者。他不但学贯中西,而且虚怀若谷,在当时的学术界以宽容大度、与人友善而闻名。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高足,他从康氏口中对吴秋辉已早有耳闻。而且,在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并兼国学研究院院长期间,曾有一学生赠他一册吴秋辉著的《学文溯源》,“归而读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
信发出后仅四天,即得到了梁任公的复函。复函对吴秋辉的学术成就推崇备至,认为“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借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大著不可不谋全部分公之天下。若剞劂之资一时不给,启超愿出全力负荷之”。不过遗憾的是,自己的信发出后,生性狂怪的吴秋辉又动摇了,竟认为这是自己的失节,从而失去了出版自己著作的良机。但爱才心切的梁启超对此不以为意,又派员专请吴秋辉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导师。
吴秋辉(1876-1927),名桂华,字秋辉,自号侘傺生,山东临清人。所谓侘傺者,失意而精神恍惚貌也,语出屈原《离骚》和《九章》,吴秋辉以此为号,盖因其平生不得志也。据《临清县志》,吴秋辉“为人貌寝又不修边幅,而天才卓越,目空千古,视时辈蔑如也。”他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但最擅长者是金石学和《诗经》研究,尤以好发惊人之论、敢于批评大家名世。如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和戏曲研究巨著《宋元戏曲史》,学术界一般是赞颂者居多,批评者很少,这既是因为不敢,也是因为不能。而吴秋辉却能从史实错误、翻译错误等方面给予尖锐批评。又如人们常说孔子删诗而成《诗三百》,吴秋辉却说恰恰相反,其实孔子是增诗的,那305篇中多出的五篇,就为孔子所增,因孔子是殷商后裔,故增加了《商颂》五篇。此说真假与否姑不论,其论断之大胆、新颖已足显示其学识不凡。http://www.langlang.cc/ShowPrice.aspx/pid/1006388.html
性格学者吴秋辉
王明波
吴秋辉(1876—1927),名桂华,字秋辉,山东临清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他一生命运多舛,郁郁不得意,故自号“侘傺生”,并以侘傺为轩名。
  《临清县志》载,吴秋辉“为人貌寝又不修边幅,而天才卓越,目空千古,视时辈蔑如也”。宣统末年(1911)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校,毕业之际考获官费留日资格,但因眇一目,被以“有碍观瞻”为名而被取消,此后即回籍办教育事业。民国二年(1913)任山东齐民报馆主笔;十年(1921)转任京兆尹公署秘书,又任北京民主报馆主撰;十五年(1926)任山东齐鲁大学经学教员,其间还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并给冯玉祥将军讲授过诗歌。吴秋辉一生中举凡诸子百家之书,天文、地理、术数、理化之学,无不博览详究,有所创建。
先生初以诗赋词章知名于世,著有《侘傺轩诗词》。民国六年(1917)后,先生始治《楚辞》,发现其中多有错误讹谬,即著《楚辞正误》以正视听。后又考查古韵,纠谬辨伪,著《三百篇通义》。自此,吴先生逐渐放弃了词章生活而致力于经史。他以发扬古代文明为己任,矢志要“在古代文明史上开一新纪元,而在学术史上起一大革命”。民国十一年(1922),吴秋辉在济南赁一小楼自居,甘老牖下。他旅况萧条,身无长物,卧榻而外,惟典籍数卷,笔砚数件而已。他遍览群经,讨论古史,研精探微,心解神契,踌躇自乐,不与时人通往来。民国十三年(1924)春,山东国学研究社成立,请吴秋辉讲经学。吴先生驳斥先儒,独标新义,义理考据皆高出前人之上,由是时论大哗,先生之学渐知于世。
狂傲学术界
吴秋辉先生很欣赏苏格拉底“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话。他自己也常自负地说:“孔子无常师,我则无师。”而且也不愿意为人师。他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是缓慢的,甚至有时处于“立正”状态,停滞不前,其原因皆缘于师承。他说,尧以是传给舜,舜以是传给禹……继而传给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被传的人谨遵先师遗言,不敢稍有异议。否则,便会被视为洪水猛兽。更可悲的是,这些人还往往不思进取,妄自菲薄。因之,中国的学术界只能是漆黑一团,永远不能大放光明。他主张铲除奴性,恢复自我,不要怕别人说你怪诞和不合时宜甚至狂妄,并身体力行之。他认为那些甘心拜倒在古人权威脚下的人,是一群没有独立性格的奴才,他们生在世上都是多余的。他对任何人的著作都给予无情的批评,专打圣人先贤的耳光。王国维、罗振玉、康有为、胡适等皆挨过他的板子。清末民初,罗振玉和王国维是研究钟鼎甲骨的名流和权威,但吴秋辉却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只是做了第一步的收集工作,并不见得有多高明。日本学者高田忠周积四十年心血,写成一部有关《说文》的巨著——《古籀篇》。有人问吴秋辉对此书的评价。他评论说,高田忠周的著作和罗、王的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个人独见,不要被他的“大部头”唬住。
胡适号称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学。他说孔子以前,《易经》只是卜筮的书,孔子以后,它才成为哲学的书。吴秋辉认为,《易经》只是一部算卦的书。孔子说到《易经》,也并未承认它是哲学的书。孔子原不是一个哲学家,不要随便把哲学家的帽子硬戴在他的头上。《易经》成为现在的模样,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和无数人的补充与修正。卦最初可能只有阴阳两种符号:一是阳画“—”,二是阴画“--”,是先人用来决疑的。就像现在人们对一件事情犹豫不决时,用一个铜元的两面来决定或“拈阄”一样。这在古代并无迷信的意味,只是借此来解决人事上的纠纷。《易经》中有“利涉大川”、“利伐鬼方”的文句,是先有“涉大川”、“伐鬼方”的提议,大家的意见一时不能决定,于是问之于“卜”,卜的结果,认为“可以涉”、“可以伐”,大家就下决心去做了。后人因为将经过“占卜”后的成败归于命运的穷通,因此,人们产生了许多“侥幸”和“自暴自弃”的心理,“占卜”也带上了迷信色彩。后来由于人们的思想由简单而复杂,便又衍生出了“两仪”、“四象”、“八卦”等等,一直到六十四卦不能再变。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又拿文字来解释这些符号,以致越来越复杂甚至滑稽。由卜筮的作用,进而为政治的作用,又进而为一切人事的作用。所谓“十翼”出来后,胡适先生便认为有哲学的意味了。
吴秋辉先生对孔子“赞易”、“作十翼”之说不屑一顾,他甚至说孔子对《易经》并无研究。孔子“韦编三绝”的说法是不可靠的。《论语》中记载孔子和《易经》发生关系的,只有两条:“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其一在古论上,是“五十以学”为句,“易”字作“亦”,属下读。如果以古论为是,那么这便和《易经》毫无关系。其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是《易经·恒卦》的爻词,孔子引此二句,仅仅加了一句“不占而已矣”的断语。从这“不占”的断语中,可以看出孔子是承认《易经》有占卜作用的。但必须有占卜价值的事情,才可占卜,否则“二三其德”的人,就容易受到羞辱。譬如行窃的人去占卜能不能偷到人家的财产,这样的事情,就不必去占卜了。
关于孔子“作十翼”,吴秋辉认为,“十翼”的文体,都是春秋以后的文体。因为《论语》的文体比起“十翼”的文体要简古得多。《论语》的成书,应在冉由、曾生之后,那么文体芜杂的“十翼”就必然更在《论语》成书之后了,孔子又何得而赞之呢?再者,春秋时代还没有个人的著述,《老子》大约是出于战国人的手笔。儒家的《孟子》,开口便称“孟子曰”,也不像孟轲自己的著作。儒家到了荀卿,才有个人的著述,怎能说春秋时代的孔子已开始作“十翼”了呢?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古文字、古器物学家王敦化先生,字熙如,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师从吴秋辉先生。他生前曾回忆说,1924年,著名学者胡适到济南讲《诗经》,礼遇甚隆。全城遍贴海报,发售门票。吴先生闻悉后,于前一晚到胡先生下榻的济南最大的“津浦大旅馆”造访,二人单独晤谈约两个小时。及吴先生辞出后,胡先生即嘱旅馆订票,于翌晨乘火车返京,断然取消了这次演讲。济南学界对吴、胡二人谈话内容虽不甚了了,然皆知吴秋辉对《诗经》的造诣非常,胡先生非其对手。故当时传闻,胡先生一夕闻道,自惭弄斧班门,遂偃旗息鼓,决然北还,此不失为胡先生保全面子的明智之举。而且胡适先生曾借阅吴秋辉手稿,至今尚有一部分没有归还。久居济南的著名学者冀蔚怀先生对吴秋辉先生的著作素有研究,对以上王敦化先生所言也予以首肯,时冀老正于济南读中学。
纠《说文》,治《楚辞》
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体例较完备、收罗较完整的字典,其“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最重要的根据”。人能识古字,然后能读古书。吴秋辉治国学之始,也和其他学者一样,将《说文》作为工具,并通读了汉以后历代与《说文》有关的所有著述。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是,吴秋辉不是对古圣先贤毕恭毕敬,将其衣钵毫无保留地全盘继承,视为金科玉律,而是以挑剔、怀疑的目光去读这些书。可以说,《说文》已不再是他治学的工具,而成为他研究的对象,并因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学观点。
吴秋辉认为,中国文字虽是象形文字,但却“以抽象为原则”,“中国文字之精妙,全在乎此”。他指出,古文之于古人,并不是难识难懂,“初不必若后人之逐一研求,但熟悉六书之法,举无不若网在纲,触目可辨。古来妇孺胥解讴吟,虞舆亦知讽谏,非其才有独绝,其道得也”。古文之于今人,则难识难懂。难懂在于“上古字少,一字每兼数义”,难识在于“非后人失其音义,即懵然于其蜕变之迹”,但“绝无有但行于古,后世遂泯然绝迹之事”。
在吴秋辉看来,秦朝以前的书籍都是用古文写成的,这些古文应该和金文、甲骨文是同一种文字。众所周知,秦始皇将文字统一为“小篆”。可见,秦以前的文字是杂然并陈,写法不一,而且金文、甲骨文本身也因为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以及传播的原因,同一文字符号也会有不同的写法,加之甲骨文译钟鼎,各国文字互译,大篆译小篆,小篆译汉隶。这样侥幸逃过秦始皇焚书的大火而流传下来的,到了东汉时的许慎,毫无疑问便是传抄译本了。如此译来译去,出现错误也就不可避免。吴秋辉说:“古书之流传,胥赖手抄,得风原本甚难,故讹变特易。许氏之所本者,虽为壁中书,实则壁中书初亦不必然也。”许慎据此作《说文》其结论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吴秋辉认定《说文》并不完全可靠的原因之一。
吴秋辉推断,《说文》所收之古文,“最古者,亦不过极于中古时代而止,故其文已局于间架”。篆书“是秦人所行一种文字,初不必尽有当于古文。世多以为古文隶书之间,别有篆书之一阶段,实未经深考之谈也”。他认为,篆书至汉已基本为隶书所取代,“惟初试为吏时一讽诵之,故篆书之传讹特甚”,而且秦代篆书与《说文》所载汉代篆书在写法上也有所不同,汉人作篆,“故意屈曲,回旋作势”,逆文字日趋于简之演化进程而趋于繁,且多有臆造,许慎订正篆书的目的并未达到,而《说文》又是“根据篆文的字形说解”,此可谓一错再错,所以《说文》所存之古文,有的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有的则根本出于臆造。于古文不甚了然,而欲探其本义,这是《说文》谬误百出的原因之二。
原因之三,在于语音。语音和字形一样,并非一成不变。吴秋辉认为:“语音乃代有转变者,不唯此古与彼古不同,即同一时代,而因地域上之关系故,彼此亦不能无稍异。此就《三百篇》考之即可得。”《说文》有不少字的古文不能照汉以后的字音去读,如“华”字,古音如“胡”,等等。
原因之四,在于《说文》“强以今文上合古文”,此考古之大弊。吴秋辉说:“时代几经转变,往往古文之甲,适同于今文之乙,使必固执乙之义意,以上合于甲,终将无望其能通矣。”如古文“中”字,适为今“仲”字,而古文实别有“中”字。
吴秋辉指出,古文创制之初,于“六书”只有象形、假借,至虞舜仓颉造字,又有指事、会意,“时至商周间……又形成有两大部分之新例……则转注、形声是也。二者之用本相反,而其结果则从同。故前人往往误合为一。即在今人言之,亦无从一一为之区画清楚。无惑乎许氏作《说文解字》不知转注之义例,而误以伦理学上之循环定义当之也(循环定义,乃伦理学上之大忌,如甲者乙也,乙者甲也。二字互相推诿,终于全无义意。许氏之所谓‘考者老也’、‘老者考也’,例正如此)”。此外,还有“踞者蹲也”、“蹲者踞也”,等等。不知“六书”之义旨,是《说文》致误原因之四。
关于《说文》致误原因还有不少。研究的结果,吴秋辉说,汉以后研究《说文》的学者都被许慎骗了,就连自认为是经学家、文学家的章太炎也被许慎骗了。
吴秋辉先生治《楚辞》,始于一次偶然。民国六年(1917)夏,他旅寓济南,无所事事,寂寥特甚。正好有一个朋友携新购《楚辞集注》来访,吴先生便将书留下来,借以打发时光。其实,书中有许多诗句吴先生都能背诵下来,但这一次的阅读,却使他发现不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东西。他发现《楚辞》有许多字讲不通,还有许多字音不能照汉以后的音法去读。前者如《离骚》中“九疑纷其并御”,“御”误为“迎”;“求矩雉之所周”,“周”误为“同”。后者如《天问》中“会朝清明”,误为“会晁请盟”;“妖夫曳率”,“率”误为“衒”;“黑水交趾”,“交”误为“玄”等等。吴秋辉认为,《楚辞》原系古文,汉景帝时淮南王刘安将其译为今文。汉行隶书,对小篆中的有些字不能正确辨识,而比附推测的结果是十有八九不能与古文相合。
《诗经》妙解
吴秋辉对《诗经》的研究是系统深入的。他废寝忘食,跑古董铺、跑旧书坊、跑世家大宅……越研究越不满意,怀疑也越大。研究的结果——他对所有注《诗》人的见解都不赞成。他发现《诗经》三百篇,几乎没有一篇无问题:原文的误谈,注释的错误,“转注”、“假借”的胡写乱写,各国方言的以讹传讹等甚多。人们都说孔子是删《诗》的,而吴秋辉却认为孔子是增《诗》的。《诗经》本来只有三百篇,而现在人们看到有三百零五篇。这多出来的五篇,便是孔子增加的。因为孔子是商的后人,为保持其宗庙之乐,故而增加了“商颂”五篇。
吴秋辉认为,《诗经》中有不少“帮闲”的字,不是整个字的帮闲,而是一个字的偏旁或部首的帮闲。《关雎》这首诗是《诗经》的首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谓是妇孺皆知。而“雎鸠”到底指的是什么鸟儿,多少年来都莫衷一是,或曰是鸳鸯,或曰是鸷鸟,或干脆说是不知名的水鸟。吴秋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数千年来的大儒学者没有一个真正弄明白“雎鸠”是什么鸟的。而弄不清“雎鸠”这一名实,就休想搞明白这首诗的奥妙所在,更谈不上真正理解这首诗。若说“雎鸠”是水鸟,吴先生认为水鸟有那么多种,到底是哪一种呢?若说“雎鸠”是鸳鸯,吴先生认为也不对,他说鸳鸯太狎昵了,怎么配比“君子”和“淑女”呢?若说“雎鸠”是鸷鸟,吴先生说这更不对,鸷鸟是鹰雕鹫鸢之类,这类鸟以凶悍残暴著称,和“君子”、“淑女”的德性差得更远了。吴先生为此查阅了许多资料,反复对比研究,最后断定“鸠”是一个普通名词,“雎”是一个形容词,且只是“雎”字的左旁“且”字是形容词。“且”是“祖”的古字,是“大”的意思。而“雎”字的右旁“隹”字就是帮闲的摆设。“雎鸠”只是形态上的复词,与“鸳鸯”、“鹭鸶”等形成形式上的相同。“雎鸠”就是大鸠,就是“鸠类”中最大的鸟,它就是鸿雁。因为雁的特性是雌雄不肯乱配,雁群中如发现有孤雁,那便是寡妇或鳏夫,可见它们的爱情非常真挚。所以,拿这种鸟来比“君子”和“淑女”,就恰如其分,非常贴切。
再如,“参差荇菜”的“荇菜”,其“荇”字也可依此类推。朱熹把“荇菜”分为两种东西看,说“荇”是“接与”,世上哪有这种草名呢?从下句“左右流之”来看,应是一种参差不齐、生于水中又被水冲得摇摆不定的草。所以“荇”应作“行”解,是“动”的意思,它头上的草帽,是作者故意给它戴上去的。
《诗经》中还有不少拼音字,它们或把一字分为两字写,或两字合为一字写。《芣苡》是《诗经》中的一篇,历代的学者都认为,“芣苡”是“车前子”,而吴先生却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车前子是一种药名,服之可利小便、治难产,难道古代的妇女都是小便不利吗?都生不出孩子来吗?果真如此,那这首诗也就诗意全无了。而且车前子颗粒很小,是不容易“薄言采之”、“薄言掇之”、“薄言袺之”的。吴先生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芣苡”进行研究后发现,“芣苡”就是“非”字的切音。“非”是一种草,俗名“三棱草”,根小易拔,其用途广泛,可编成“扉(门)”、编成“匪(筐)”,而且易于“采”。这样农家妇女到田间去拔“非”这种草来编织日常用的东西就容易让人接受了,而且可以让人们从诗中体会到她们在劳动时的欢快。至于为什么不直说“采采非”,而说“采采芣苡”,则是诗的要求所致,因诗讲求形式美;如果给它谱上曲唱起来,也会舒服得多。
“芣苡”是把一字分为两字写,而“薄澣我衣”的“薄”字,则是两字合为一字写。“薄”字是“不要”二字的切音,其意义就作“不要”二字讲,“薄澣我衣”就是“不要洗我的衣服”,是心口想念的一种口语。
更有趣的是,吴秋辉先生对《诗经》中“风”、“雅”、“颂”的解释也和前人不同。他认为,“风”就是刮风,借风来同情人,并不是什么德政教化的意思。风之为物很普遍,但受风的对象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用手和用席子遮风,感觉到的风力大小就不一样;而你若蹲在地窖里,就感觉不到风,风就与你无关。《关雎》刮的是恋爱风,害相思病的人读了就可能会飘摇欲倒;正常人看了后,也不过淡淡一笑;而不懂两性关系的人看了,就不明白说的是什么。“雅”就是“乌鸦”的“鸦”。“雅者正也”、“雅者夏也”系有关政事和大夏乐章的看法,则是过事夸张者所为。乌鸦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不禁哑哑哀啼,而老百姓流离失所、不得温饱的时候,也会呼号呐喊。“雅”诗和“风”诗的作用没有什么不同,都在于感人。“颂”是古代祭神时用的诗。为了便于舞蹈和有节奏,“颂”诗一般句法不整。“巫”是祭神的专家,他们都能歌善舞。
吴秋辉先生对《诗经》中“比”、“赋”、“兴”的见解也很别致,并将此理论推延到所有古体诗。他认为,“比”即是以他物比此物,一比到底,处处影射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事物),按写文章来说,就是从反面立言。“赋”就是直陈其事,不拐弯抹角,为了什么就说什么,和“比”相反,就是从正面立论。“兴”—“比”和“赋”相加(前比+后赋=兴)就是兴体。合乎这个公式的就是“兴”。“兴”最难懂,奥妙也最深。《诗经》中的诗,大多属于此类。遗憾的是,前人都把“兴”错解了,甚至朱熹也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认为“兴不取义”。孔子让人们从《诗经》中多识别草木鸟兽的名字,并不是让人们在读《诗经》时去研究“博物学”,而是要进一步去识别这些草木鸟兽所具有的属性和特质。
此外,吴秋辉先生对《诗经》中“南有乔木”、“桃之夭夭”等的解释也是语语惊人、令人回味的。
致函梁启超
梁启超是近代“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著名学者。他不但学贯中西,而且虚怀若谷,在当时的学术界以宽容大度、与人友善而闻名。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高足,他从康氏口中对吴秋辉已早有耳闻。而且,在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并兼国学研究院院长期间,曾有一学生赠他一册吴秋辉著的《学文溯源》,“归而读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吴秋辉一生贫困,但著述却颇为宏富。除《学文溯源》(二卷)外,尚有《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古史钩沉》、《齐鲁方言存古》、《三百篇古物今名考》、《毛诗正误》、《楚辞正误》等数十种,但均未印行。吴秋辉晚年生计日困,在历下学者张默生、栾调甫的劝说和帮助下,他致函梁任公,述其治学经过,并呈上近著数篇,希望梁任公能为出版自己的著作助一臂之力。
信发出后仅四天,即得到了梁任公的复函。复函对吴秋辉的学术成就推崇备至,认为“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借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大著不可不谋全部分公之天下。若剞劂之资一时不给,启超愿出全力负荷之”。不过遗憾的是,自己的信发出后,生性狂怪的吴秋辉又动摇了,竟认为这是自己的失节,从而失去了出版自己著作的良机。但爱才心切的梁启超对此不以为意,又派员专请吴秋辉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导师。
国学研究所成立于1925年,1929年被撤销。四年中只有梁启超(兼院长)、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导师。由此足可见梁启超对吴秋辉之器重。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研究院也礼聘吴秋辉任导师兼教授。吴秋辉因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世迥异,尽管生活极为困难,仍未成行。1927年,吴秋辉患病不起,环顾未竟之著作,捶床叹曰:“吾以数十年之精力研讨古籍,今方彻底了悟,著述未及一半而病入膏肓,岂非命也!天之生我,果为何者!”于5月28日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一岁。
1997年8月,齐鲁书社出版了由张乾一辑校、袁兆彬校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政烺教授等题签的吴秋辉先生的遗稿《侘傺轩文存》,这是吴秋辉先生多年对文字源流正变及对齐鲁方言的考证文集,书后还附有杂考十篇,对于中国钱币、石刻、姓氏、商代迁都始末等作了大量考述,可谓字字珠玑,闻所未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2000年,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吴先生的百万字巨著《说经》,为吴氏之学的保护和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目空千古”的才子、“疯子”吴秋辉
郭明生
吴秋辉,原名吴桂华,字秋辉,自号侘傺生, 1877年(清光绪十三年)吴秋辉出生于临清县城内考棚街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吴秋辉自幼天资聪颖,稍识文字,便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上学后才智出众,尤其喜爱诗歌、小说,十几岁时诗文即闻名乡里。十五六岁应童子试,因不喜欢八股文而落第。18岁时,因病不能上学,卧病期间,他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开始涉及新学时文。1896年,在康有为、梁启超酝酿变法、鼓吹新学思潮的影响下,19岁的吴秋辉毅然放弃报考科举的老路,一改厌恶数理化的常态,考入山东省优级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成绩都很优秀,并著有《算法正宗》、《算法易解》等通俗读物,毕业时考取日本官费留学生。因有眼疾,面试时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他自号侘傺生,所谓“侘傺”者,即失意而精神恍惚貌,语出屈原《离骚》和《九章》,吴秋辉以此为号,盖因其认为自己平生不得志。据民国二十三年《临清县志》记载,吴秋辉“为人貌寝又不修边幅,而天才卓越,目空千古,视时辈蔑如也。”
1899年,吴秋辉毕业后回到临清兴办教育。1912年,他在山东省齐民报馆任主编,他目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但政治腐败依旧严重的现实,沉毅敢言,不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时局加以评论,但却不受时局欢迎。遂抱消极主义,天天喝酒写诗放纵自己,潦倒穷愁,经常泛舟大明湖,狂歌豪饮,笑骂万端,人们以为他疯了。这期间他写成《侘傺轩诗词》两卷。
1917年,吴秋辉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上。他发现《楚辞》中字句有很多错误,便撰写了《楚辞正误》一书。再考察古韵,涉及300篇,觉得篇中注疏多失真义,为改正错误,考其篇什与时代,写作《三百篇通义》。
1919年,吴秋辉游居北京,担任《民意日报》主笔。1921年任京尹公署秘书,同时任北京《民主报》主撰。工作之余,仍研究古代文化。有一天,他忽然大悟,中国古代文化史多为战国时一般佞人所篡改,已失去其真相,抚卷惋惜,说:“我将在古代文化史上开一新纪元,在学术史上起一大革命。”遂以阐明古代文化史真相为己任。他治学考古,一是用古文字溯源,二是证之以经,三是验之方言。对《楚辞》、《诗经》、《说文解字》等进行了独僻蹊径的研究,撰写了《学文溯源》,这本书上溯三代古文字,穷本溯源,矫正了后世说文的弊病。
他最擅长的是《诗经》研究,尤以好发惊人之论,敢于批评名家权威。如关于孔子删诗问题,关于风、雅、颂的名称,关于赋、比、兴的解释,关于国风的地理分布,都有许多独到见解,如人们常说孔子删诗而成《诗三百》,吴秋辉却说恰恰相反,其实孔子是增诗的,那305篇中多出的5篇,就为孔子所增,因孔子是殷商后裔,故增加了《商颂》5篇。此说真假姑且不论,其论断之大胆、见解新颖,已足以显示其学识不凡。
《关睢》这首诗是诗经的名篇,吴秋辉认为:“关关睢鸠”的“睢鸠”究竟是什么鸟,数千年来学者名流,没有真正晓得的。而弄不清“睢鸠”这一名实,就休想搞明白这首诗的奥妙,谈不上理解这首诗。有人说“睢鸠”就是鸳鸯,吴秋辉明确否认,鸳鸯太狎昵了,怎么配比“君子”和“淑女”呢?还有人说“睢鸠”是鸷鸟,吴秋辉说这是错误的,鸷鸟类似凶悍残暴著称,和“君子”和“淑女”的德性差的太远了。经过反复研究,吴秋辉断定:“睢鸠”就是大雁。大雁有一种特性,雌雄结成对以后便永不分离,所以用“君子”和“淑女”结成伴侣相比,非常贴切。
他对《易经》也有很精辟的看法。他认为《易经》本是古代算卦的书,后来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和附益,才变成一部既像占卜又像哲学著作的书。他对由“两仪”成“四象”,又由“四象”而成“八卦”,进而成为“六十四卦”,发展出“十翼”的解释,拨开了两千多年来蒙在这部书上的神秘云雾。
他还擅长金石学研究,如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和戏曲研究巨著《宋元戏曲史》,学术界赞颂者居多,批评者很少,这既是因为不敢,也是因为不能。而吴秋辉却能从史实错误、翻译错误等方面提出尖锐批评。
吴秋辉在学术研究上态度认真严肃,有所独创和开拓。他的著作不重走前人之路,不重复古圣先贤之言。不论自己独特见解,或推翻古人早已定案的结论,都证据确凿,义旨宏远,使闻者惊心,见者叹服。
1923年吴秋辉离京返回济南,租赁一间小楼独居,潜心钻研学问,不与世人往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行踪。
由于才华出众,知识渊博,1924年春,山东国学研究社成立,吴秋辉应聘教授经学,他那独标新义的讲析,使全校师生交口称赞。莒县王石朋先生赞扬说:“先生说经,义理考据,皆高出前人之上”。
康有为一次游学济南,应邀作公开演讲。演讲辞登诸报章,在一片喝彩中,却听到了吴秋辉的驳斥之声。康有为自然予以反诘,但没有几个回合,竟草草收兵,主动罢战,这在康有为是很少见的。大概意识到继续纠缠下去没有好处吧。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笔战,吴秋辉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启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并实际上主持清华大学国学院期间,有个学生送给他一册吴秋辉的《学文溯源》。梁启超读了《学文溯源》后兴奋异常,赞叹不已,称吴秋辉“有真才实学,才冠侪辈”。梁启超自述“归而读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还称赞其“为治国学者别开蹊径,一矫前人说文之弊。”①此后,梁与吴秋辉鸿雁传书不断,视其为“平生难得的天涯知己
此时吴秋辉生计日困,虽著述丰富,却无力印行。
吴秋辉一生清高,他的治学主张和学术观点不同于当时的部分名流学者,因此,在学术界有“怪才”之称。1925年10月,经吴秋辉同意,其朋友、历下学者栾调甫、张默生向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叙述吴的治学经过,希望梁启超能助吴的著作出版。信发出四日后,梁启超复信,对吴秋辉的治学给予高度评价:“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借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大著不可不谋全部分公之天下。若出版之资一时不给,启超愿出全力负荷之。” ②等语。可惜吴秋辉后来对此又有所动摇,竟认为给梁启超去求助信是一次“失节”,放弃接受梁启超的帮助,因此其许多有价值的著作未能与世人见面,但其中细节,已难考证。梁启超却因此对吴秋辉更加看重。
1926年,吴秋辉在山东齐鲁大学教授经学。期间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还为冯玉祥将军讲授过诗歌。
1927年冬,梁启超派人赴济南,特邀吴秋辉赴北京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同时北京大学也表示愿聘吴秋辉为教授。能同时得到当时国内两所最著名大学的邀请,在一般人看来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吴秋辉尽管生活窘迫,却并不为此所动,而是婉言谢绝,认为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世人大有不同,难以为世人接受,因此不适宜到学校任教。另有一说是吴秋辉因旧疾复发,未能成行。
吴秋辉晚年家里古籍成堆,终日以笔砚为伴,著作很多,但生活困难。有人劝他给报社写稿自给,他笑了笑说:“我怎能靠卖文活着?”。后因外感风寒,贫病交加,日渐加重。他的夫人马氏得知后,带着两个女儿,从临清到济南去看望照顾。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不好治,也治不起,看了看自己没写完的著作稿,叹了口气说:“我以几十年的精力,今天才彻底瞭悟,未能著述完,就病入膏肓,这难道不是命运吗!天既然生下我,怎么能是这样的结果!”他捶床太息,愤懑欲绝。1927年5月28日,吴秋辉在遗恨中去世,享年50岁。10月末,他的侄子吴宝彝扶灵柩回老家,把他安葬于临清,并将其遗著携去,整理成书。
1997年8月,齐鲁书社出版了由张乾一辑校、袁兆彬校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教授题签的吴秋辉遗稿《侘傺轩文存》,所载系吴秋辉多年对古文字字源流正变及对齐鲁方言的考证,并附杂考10篇。齐鲁出版社还出版了吴秋辉关于中国钱币、石刻、姓氏、商代迁都始末考述的百余万字巨著《说经》。
吴秋辉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已经出版的《学文溯源》4卷以及在齐鲁大学校刊上发表的部分论文外,经专家考订尚有60多部著作 。它们是: 《说经》33卷、《学海绀珠》15卷、《学文溯源续编》、《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2卷、《古文字》、《齐鲁方言存古》2卷、《毛诗正误》4卷、《三百篇通义》32卷、《诸经名物拾义》5卷、《诗经解颐录》、《楚辞正误》、《楚辞正误续编》、《古史钩沉》2卷、《左传正杜》l卷、《姓氏名字号溢源流考》、《五霸考》、《秦建国考》、《货币源流考》、《商代迁都始末考》、《中国石刻考》、《杂考》、《古代考源》、《周武王考》、《说易》、《说鬼》、《八卦分官正谬》l卷、《周易考略》、《论语发微》、《仪礼今古文考异》、《檀弓纠谬》l卷、《礼记正误》、《渔古碎金》2卷、《侘傺集》、《寄傲轩吟稿》、《侘傺轩诗剩》、《侘傺轩诗全》、《侘傺轩词余》、《艺苑杂抄》、《东梅琐录》、《破屋宾谈》、《侘傺诗誊》、《与康南海书》(附答书)、《与梁任公书》(附答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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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临清市志》第747─748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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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侘傺轩文存》
2006-12-19 10:23:08http://blog.sina.com.cn/u/48ab8720010006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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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侘傺轩文存》,“山左名贤遗书”之一种,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作者吴秋辉,由张乾一集校、袁兆彬补校。吴秋辉生平如下:
吴先生桂华,字秋辉,笔名侘傺生,室名侘傺轩。山东临清县人。先生生于清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年少就学,喜诗文,不治八股。十九岁入学食饩,乡试不中。清末新学始兴,于二十五岁(一九一〇年)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数理类,八年毕业,回籍办学。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任《山东齐民报》主笔,时著有《侘傺轩诗词》两卷。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治《楚词》,著《楚词古文考证》;又治《诗经》,著《诗经通义》。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赴北京,主编《民意报》,时著《学文溯源》三卷。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任京兆尹公署秘书。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受山东国学研究社聘,讲经学。又任山东第一师范学校文史科教师。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因病逝世,年五十一岁。
——《侘傺轩文存·袁兆彬〈整理后记〉》
前段时间读《刘又辛语言学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吴秋辉先生〈说经〉序》,文中曾提到吴秋辉对于古文字的研究。于是就从网上购得一本《侘傺轩文存》。翻看一点,其中有些观点却是很不错,只是缺少一些具体的论证。
如《无斁》条,就指出甲骨文里常见的“王□曰”,其中的“□”字“疑为兆或繇”。(P19)裘锡圭先生后来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古文字论集》)裘先生的这一观点,由后来发现的一些简牍资料来看,是可信的。只是《侘傺轩文存》出版甚晚,所以很多工具书对吴秋辉先生的一些好的观点都失于征引。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此不赘举。
当然,《侘傺轩文存》中有些关于古文字的考证,实属臆说,需要做一些细致梳理。另外此书的校勘不是很好,排版的问题较多。
山左名贤遗书两种: 倦游庵椠记 侘傺轩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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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倦游庵椠记》(清)周悦让著 ,任迪善、张雪菴校点,刘方复校。品相全新。1996年8月一版一印,印量1300册。28.65印张,880页。原价48元,现45元含邮挂。
2、《侘傺轩文存 》(清)吴秋辉遗稿,张乾一辑录,袁兆彬校补。品相全新。1997年8月一版一印,印量1000册。17.35印张,529页。原价31,现31元含邮挂。
以上两种都要的话73元含邮挂。两种均有一复本。
《侘傺轩文存 》主要内容包括:学文溯源、中国文字正变源流考、齐鲁方言存古、楚词古文考正、檀弓古文考正、读庄漫志、渔古碎金、杂考十篇、仪礼今古文考异、吴秋辉先生事略。
《倦游庵椠记》主要内容包括:倦游庵椠记目录序、倦游庵椠记目录、经通目录、赵跋、较点说明、经隐、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经逸、史牾、子通、集通、丛考。
目次 出版说明 学文溯源 自序 卷一 凤风奉 干支字 仲叔 夷 朔朝 无斁 及 绪 社 韦 来(又见卷三) 未本 (城)(国) 卷二 芈羔 方 钺(戉) 御 隻(获) 得(贵) 巳(子) 讯 子附:一字分书例 荘(庙) 咸閒 裘 祖父兄叔母妣妻妾祝 肉(有祭) 永(泳) 舀 镐 望 听声圣 廷 颁 熊 桑 光附:论薛书赝品与论篆隶名源及殳书 柴祠嗣 雚 吉凶 权 雀(郊) 缀 纯 终 并 保 孟盟 皻附:三正说 羑(右)里 蕺(击截) 前(剪) 德(循) 旬(瞬) 鉥 氐亟 成 考 咢 婼附:以声为义 栎 卷三 来麦(又见卷一) 行假 食(始) 商代王名字 归脤 頵(观) 宫 臣(瞋) 乙(尾) 宝 (黜) 王皇 若 突 朋 侍戍 域(圉)附:域人域徒解 幸 晏 狩 礼 喿 叶 生 在 示(尸) 周(雕) 祝 亳 辛(薪) 辟 卷四 弋(翳) 今(犁) 金 災菑 弟弔钓 床 焦告舌(括) 敷 楅备 应 殷 完袁睘 方(分) 迎 勿 羌 路(如) 循(省) 迁 與(愈) 麐 林啬廪 起(起)趻踔 燎劳 卷五 华荂花 噩萼鄂 不跗趺弗咈否 英荣 帝蒂啻啇嫡附:帝蒂疐薙剃 隅余俞 豦 弓弘躬 中国文字正变源流考 结绳 结绳之敝 书契 文 仓颉造字 文字之施诸实用 简 册典及正式记载之始 编册之转变 文字施于彝器之始 夏代文字之传疑 商代文字之概略 商周间文字之变化 齐鲁方言存古 自序 巷 孔 芼 腱 爽 屏风 擘画 明白 膍胵 百叶 则 掊 杷 吊诡 口 强梁 斟酌 跐 軱 不訾 不济 虹 偻句 区 藉 不敢当 辂 眲 迷阳 行 婑 鑋 煤 别 狼抗 细作 压酒 夥颐 落魄 华冠 糁 车脚 底春 剌撥 吞菇 沉 鉥 赛(塞) 定 缩 不中用 哄 絓 相 百来束 踒 沾 刎 髡 番 掣 逆旅小子 螟 秫 萁 杨 妈 街 浑 滋 利害 幠 俺 诌 精 不行 痗 财主 孝 套 帢翕布 二鬼子 王八 不教 牝 抈 楚词古文考正 自叙 离骚 九歌 湘夫人 河伯 天问 招魂 大招 檀弓古文考正 读庄漫志 逍遥游 渔古碎金 说笲 说三礼 说尚书 朝衣卒朔辨 说礼记 子之食奚当解 说观礼 说观礼 说燕义 雍正 施 蝱黄 丁亥 王公玉 击豕 放 炮烙 登极 方言 总角 绰绰有余 不齿 友 嘉 舅姑 夷 燕人浴狗矢 苞苴 委 光棍 彭咸 离骚 鲜卑 生气 暇豫歌词正误 王正月 肉不去骨 大陆 说豳 杂考十篇 贝币源流考 中国石刻考 姓氏名字号谥源流考附:介之推 商代迁都始末考 附录 五霸考附:五霸考书后 左盂右盂考 沩渭考 律吕考 秦建国考 都城过百雉 仪礼今古文考异 吴秋辉先生事略 整理后记 后记: 整里后记 吴先生桂华,字秋辉,笔名侘傺生,室名侘傺轩。山东省临清县人。先生生于清 光绪三年二八七七年)。年少就学,喜诗文,不治八股。十九岁入学食饩,乡试不 中。清末新学始兴,于二十五岁二九○一年)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数理类,八年毕 业,回籍办学。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二九一二年),任《山东齐民报》主笔,时 著有《三一傺轩诗词》两卷。民国六年二九一七年),治《楚词》,著《楚词古文考 正》,又治《诗经》,著《诗经通义》。民国八年二九一九年)赴北京,主编《民意 报》,时著《学文溯源》三卷。民国十年二九二一年),任京兆尹公署秘书。民国 三年春二九二四年),受山东国学研究社聘,讲经学。又任山东第一师范学校文史 科教师,学生中有解端方(后改名解方,字子义,号矩正)。先生时寓济南卫巷,与 张默生及先师栾调甫相识。民国十六年二九二七年)五月因病逝世,年五十一岁。 先生著述甚富,今据所见资料,考列如下.. 一、《学文溯源》五卷 一九二二年济南滋文石印局石印本三卷。续著卷四卷五。西安张乾一(先生 女吴少辉之夫)藏原稿。卷五中《释豦释隅余俞》,载一九三一年王献唐编《山 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一集第一期。卷五全部载入一九三二年栾调甫编齐鲁大学 《国学汇编》第一册,篇名《学文溯源续稿八则》。皆已著录《中国语文学论文索 引》甲编。 二、《诗经通义》三十三卷 又名《侘傺轩说经》,又名《说诗解颐录》。先生外孙张树材函称..「所藏此 书原稿缺第三十二卷。」张默生《现代学术界怪杰吴秋辉》(载一九四○年香港版 《宇宙风》乙刊十三期)云..「有《诗经通义》,这是他最大的著作底稿,共有三 十二本。」冀蔚怀藏此书抄本一至十三卷,系解方当年录存者。《学文溯源》书后 附《侘傺轩待刊书目》中有《三百篇通义》,亦即此书.,其余《三一百篇古物今名 考》、《毛诗正误》等书名,其内容皆在《诗经通义》中。先生致梁启超函中云.. 「《学文溯源》后方所列(书名),乃拟于旧稿中理出之者,实至今并未著手也。」 可知《待刊书目》中一部分有名无书。 三、《学海绀珠》三十二卷 冀蔚怀藏抄本《吴秋辉遗著书目》著录《学海绀珠》三十二卷。张树材函.. 据原稿录目有卷二至卷十一共十卷,另有未注明卷次者六卷,两合现有十六卷.. 亦言原书三十二卷。 四、《楚词古文考正》四卷 《学文溯源》后附《待刊书目》著录《楚词正误》,张默生文中谓之《楚词 改订本》。张默生文后附孙柏蔚函中谓为《楚词正误》。先生于《檀弓纠谬》篇中 有附注曰..「详见拙著《楚词古文考正》」。正以考正者为古文之误也。冀蔚怀藏 《遗著书目》《楚词正误》条注..「西安(指张乾一)仅有卷一,其余三卷存临清 吴宝彝(先生之侄)手。「 五、《檀弓纠缪》 张乾一存原稿。内容为《檀弓》古文考正。 六、《仪礼今古文考异》 张乾一存原稿。 七、《礼记正误》 见孙柏蔚致张默生函。张默生文中云..「有《礼记》的改订本」,亦指此。 八、《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二卷 张乾一存原稿。 九、《齐鲁方言存古》二卷 张乾一存原稿,冀蔚怀藏有抄本。 一○、《漁古碎金》二卷 张乾一存原稿。 一一、《读庄漫录》 张乾一存原稿。 一一、《说易》一卷 又名《八卦分宫正谬》。见《遗著书目》。 一二、《古史钩沉》二卷 《遗著书目》著录。孙柏蔚致张默生函称有《古史考源》,即是一书。 一四、《杂考》五卷 内含一、、《姓氏名字溢号源流考》、二、《贝币源流考》一国学研究社石印本及 各目录皆作《货币源流考》,王熙如《侘傺轩丛稿记目》中名《贝币源流考》,且 有注曰..「印稿贝作货误」。三、《秦建国考》、四、《五霸考》、五、《中国石刻 考》(又名《石刻之始考》)共五篇。 一五、《侘傺轩诗词》二卷 《遗著书目》著录。 《学文溯源》后附《待刊书目》中,尚有《诸经名物拾义》、《论语发微》、《左传 正杜》等书名,似未理出成稿。先生手批之古典文史书籍甚夥,兆彬尚存先生手批俞 樾《群经平议》残册一本,前有先师栾调甫手跋。 此外零篇文章之见于报刊及各种书目者.. 一、《说豳》 先师栾调甫称此篇为吴先生之代表作。先生曾寄此文与梁启超。载于一九二 九年六月印行之齐鲁大学《国学丛刊》第一集。已为《中国语文学论文索引》甲 编著录。实为《诗经通义》之一篇。 二、《商代迁都始末考》 孙柏蔚致张默生函云..「《商代迁都考》,大意否认汤封西商(陕西商县)之 说,亦不承认殷即偃师之说。商之五迁,大抵不出相卫与亳(商邱)三地,而绝 不能西及商与偃师也。此说隐与王静安夏商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年之说相契合,而 尤为详尽赅博。」《商代迁都始末考》载于《齐大东风》。 三、《姓氏名字号谥源流考·附介之推》 载于《齐大东风》。 四、《周公封鲁考》 孙柏蔚致张默生函云..「《周公封鲁考》,大意谓周召二公分陕,陕以东,周 公主之。周初建国,疆域远不及泰岱。周公始封,乃在河南之鲁阳(鲁山之阳), 绝非远地(奄国)之曲阜。建国后东征,灭商践奄,子孙始据奄而国之,庸资镇 慑。国因鲁名,而地实非故鲁地一鲁阳)也。此说,傅孟真(斯年)极誉扬之。「 五、《都城过百雉》 载《齐大东风》。 六、《致康有为梁启超书》附复书 冀蔚怀藏抄本致康书两通,致梁书两通,康梁复书各一通。 七、《说鬼》 《学文溯源》后附《待刊书目》著录。 王熙如《侘傺轩丛稿记目》中尚有《答牟君家祚问》、《说文》、《析楼记》、《说自 由》、《读兴学新论书后》、《说护宪》、《对于枪决邵飘萍林白水之感言》。冀蔚怀藏抄 本《遗著书目》尚有《尚书源流考》、《周建国始末考》、《说(亯攵)》、《周易考略》、《酒醴 考》、《夹谷考》等篇目,有目无书,据闻皆于文化大革命中失落。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受齐鲁书社委托,整理由张乾一先生辑录之先生遗稿一宗。 昔从栾调甫师学习,尝闻先生名讳,亦拜读过先生著作,今日能读遗稿,且从事整 理,幸莫大焉。随后去北京请张政烺先生指教。张先生百忙中赐于接见,并阅原稿及 所写《读后》及《拟目》,表示赞同。又同齐鲁书社编审苏昭民同志抵西安,与张乾 一先生及吴少辉女士面商,取得同意。冀老蔚怀亦尽其所存吴秋辉先生遗稿抄本及事 迹著作资料,慷慨赐阅,对辑校整理工作,帮助甚大。 本书辑校整理要例如左.. 一、尽量保存原面目,与论学无关词语,作适当删削。 二、本书所辑内容,以说字考史为主,拟书名为《侘傺轩文存》。 三、原本《学文溯源》卷一至卷四,有卷第无篇题,卷五则篇篇有题。今求一 致,并为眉目清楚,皆代拟题目。别篇亦如是。 四、原稿中僻字,皆改今字,如(乙加未)为举,胜行为盛行等。原稿中确为误字,则遍 求确证,而后更正。 五、用原稿与各处抄本、石印本、铅印本等互校,善者从之。各本皆误,据本文 及多种文献定之。 六、从《学文溯源》石印本补入蕺、前、德、旬、鉥、氐、成、考、(峀)、婼、櫟 十一字说解。 七、《秦建国考》、《左盂右盂考》、《律吕考》、《沩渭考》系从《学海绀珠》中抽 出辑入。 八、《说豳》原为《诗经通义》中之一篇。今从齐鲁大学《国学丛刊》辑入,并 以冀蔚怀藏抄本校过。又补入《介之推》及《都城过百雉》。 本书共收吴秋辉先生著作十种,除《诗经通义》及《学海绀珠》外,已大致完 备。 吴秋辉先生是近代人,学过新学,如数学、逻辑,读过一些新书,故头脑比较细 密新颖。中年以后在北京报馆作编辑工作,在学术方面能得风气之先。先生是较早且 颇有见解的研究甲骨文字的学者,其成果见于《学文溯源》等著作。先生运用古文字 学、声韵学、训诂学,解释经史古籍中疑难字句,说明其义蕴,很多创见。先生这些 著作今天能整理出版,无疑会有益后学,为山东学术史增添光彩。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袁兆彬 ? 编辑说明: 出版说明 《山左名贤遗书》原为齐鲁书社编辑部编辑,一九八五年起改由齐鲁书社编辑部 与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合作编辑,并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 会、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在整理与出版方面分别给予一定资 助。 编辑出版这套《遗书》,目的是提供学界研究清代以来山东朴学家的学术源流及 其贡献。收辑范围以知名学者的经学、史学、文字学、地理学、博物学、金石考古学 等方面的未刊重要著作为主,虽已刊行但不易得,有重印价值者,也酌情辑入,经过 重新整理予以出版。其规模暂定二十余家,四至五十种书。属大家者尽力收齐,名家 者只收代表性著作一至二种。 这套《遗书》的主编人为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安作璋教授和齐鲁书 社编审苏昭民同志。 希望热心于保存传播文献书籍的专家学者多提宝贵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编 好印好。 齐鲁书社
发信人: wangwb (wang), 信区: Tsinghua90
标  题: 清华国学院的“候补”导师——吴秋辉 (转载)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ue May  8 13:32:2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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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清华国学院,除了人们常提到的梁、王、陈、赵四大导师外,章太炎、罗振玉、
胡适等本来也是有可能成为导师的,至于他们的最后怎样与清华无缘,不少学者对此早
有介绍,此处不再饶舌。不过,本文所说的吴秋辉与清华国学院之关系,恐怕一般人是
不太清楚的。
吴秋辉(1876-1927),名桂华,字秋辉,自号侘傺生,山东临清人。所谓侘傺者
,失意而精神恍惚貌也,语出屈原《离骚》和《九章》,吴秋辉以此为号,盖因其平生
不得志也。据《临清县志》,吴秋辉“为人貌寝又不修边幅,而天才卓越,目空千古,
视时辈蔑如也。”他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但最擅长者是金石学和《诗
经》研究,尤以好发惊人之论、敢于批评大家名世。如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和戏曲研究
巨著《宋元戏曲史》,学术界一般是赞颂者居多,批评者很少,这既是因为不敢,也是
因为不能。而吴秋辉却能从史实错误、翻译错误等方面给予尖锐批评。又如人们常说孔
子删诗而成《诗三百》,吴秋辉却说恰恰相反,其实孔子是增诗的,那305篇中多出的五
篇,就为孔子所增,因孔子是殷商后裔,故增加了《商颂》五篇。此说真假与否姑不论
,其论断之大胆、新颖已足显示其学识不凡。
至于说到吴秋辉与清华国学院的关系,首先应提及他与康有为的一次笔墨官司。那
是康有为一次游学至济南,应邀作公开演讲,内容大致是根据《礼记》,阐述其“大同
”主张而已。康有为此次演讲辞登诸报章后,在一片喝彩中,却听到了吴秋辉的驳斥之
声。康有为自然予以反诘,但没有几个回合,康有为竟草草收兵,主动罢战,这是很少
见的。大概康有为意识到对手不是平庸之辈,纠缠下去没有好处吧。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笔战,给梁启超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他任清华国学院导
师并事实上主掌国学院期间,又有学生送给他一册吴秋辉的《学文溯源》,梁启超自述
“归而读之,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此时吴秋辉生计日困,虽著述丰
富,却无力印行。在朋友介绍下,他致函于梁启超,希望梁能助其出版。信发仅四日,
即得梁启超复信,梁在信中对吴秋辉的治学给予高度评价“先生识力横绝一世,而所凭
借之工具极笃实,二千年学术大革命事业决能成就,启超深信不疑。大著不可不谋全部
分公之天下。若出版之资一时不给,启超愿出全力负荷之。”可惜吴秋辉后来对此又有
所动摇,出书之事还是未果。至于其中细节,已难考定,也盼知晓者告之,不赘。
且说梁启超却因此对吴秋辉更加看重,不久即派专人请吴秋辉来京,任清华国学院
导师。同时北京大学也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也表示愿聘吴秋辉为教授。能同时得到当
时国内两所最著名大学的邀请,在一般人看来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吴
秋辉尽管生活窘迫,却并不为此所动,而是婉言谢绝,他所考虑的是自己的学术观点与
世人大有不同,难以为世人接受,因此不适宜到学校任教。
晚年的吴秋辉,贫病交加,面对满室文稿,怅然叹曰:“吾以数十年之精力研讨古
籍,今方彻底了悟,著述未及一半而病入膏肓,岂非命耶!天之生我,果为何者?”19
27年5月28日,吴秋辉病逝于济南,享年51岁,身后极为凄凉。所幸的是,他的著述并未
流失,1997年,齐鲁书社出版了他的《侘傺轩文存》,吴秋辉九泉之下有知,也许可以
瞑目了。
吴秋辉(1896~1927) 原名吴桂华,自号诧傺生,为20年代我国卓越的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吴秋辉出生于临清县城内考棚街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幼时天资聪颖,稍识文字,便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0几岁时写的诗文即闻名乡里。19岁时,在康有为、梁启超酝酿变法、鼓吹新学思潮的影响下,吴秋辉一改厌恶数理化的常态,考人山东省优级师范数理部。在校期间,他学习成绩极优,著有《算法正宗》、《算法易解》等通俗读物,毕业时考取日本官费留学生。
因他有眼疾,面试时被取消了录取资格。1900年,他回到临清兴办教育。1912年再赴济南,在1家报馆任主编。这期间,他目睹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但政治腐败依旧的残酷现实,不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时局加以评论。从1917年始,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上。1920年游居北京,主持《民意报》。1923年离京返回济南,赁1间小楼独居,潜心钻研学问,不与世人往来。1924年春,山东国学研究社成立,应聘教授经学,他那独标新义的讲析,使全校师生交口称赞。1925年10月,他为出版著书事开始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梁启超交往。梁启超在读了他著的《学文溯源》后,称他有真才实学,才冠济辈,并视其为“平生难得的天涯知己”。此后,鸿雁传书不断。在这期间,吴还为冯玉祥讲授过诗歌。1927年冬,梁启超派人赴济南,特邀吴秋辉赴北京任清华大学导师兼教授,后因吴秋辉旧疾复发,未能成行。
吴秋辉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已经出版的《学文溯源》以及在齐鲁大学校刊上发表的部分论文外,经专家考订尚有60多部著作 它们是:《学文溯源续编》、《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2卷、《古文字》、《齐鲁方言存古》2卷、《毛诗正误》4卷、《三百篇通义》32卷、《诗经名物拾义》5卷、《诗经解颐录》、《楚辞正误》、《楚辞正误续编》、《古史钩沈》2卷、《左传正杜》l卷、《姓氏名字号溢源流考》、《五霸考》、《秦建国考》、《货币源流考》、《商代迁都始末考》、 《中国石刻考》、《杂考》、《古代考源》、《周武王考》、《说经》、《说易》、《八卦分官正谬》l卷、 《周易考略》、《论语发微》、《仪礼今古考异》、《檀纠谬》l卷、《礼记正误》、《学海绀珠》32卷、《渔古碎金》2卷、《侘傺集》、《寄傲轩吟稿》、《侘傺轩诗剩》、《侘傺轩诗全》、《侘傺轩词余》、《艺苑杂抄》、《东梅琐录》、《破屋宾谈》等。
避(逃)世之“狂”和入世之“狂”,亦可稍加分说。二者指归不同,其为
“佯狂”则一。此等“狂”亦如比喻之有“两柄多边”然,既可放言深藏,行韬光
养晦之计,亦可浪语沽名,登加官晋爵之台。前者如阮籍、刘伶等属,一声“死便
埋我”,滴落了多少风流行止伤感泪,不提也罢。扬身适成敛迹,隐忍乍显揄扬,
人性中每多此非柔之柔,无刚之刚;阴以显阳,阳正待阴,风车滴溜转,长河逆流
行。后者的入世之“狂”更是举世滔滔,触目纷呈,因其例不胜举反生不须词费之
感。人类有很多理由寻求“狂”的辅佐,真正的“狂”却不寻求任何理由(“狂”
本身也不是“狂”的理由),纯然是一派率真的流溢。仅就入世之“狂”和避世之
“狂”而言,前者虽因忐忑心的牵制而不容尽兴,但一般说来还算“狂”得入味,
因深谙此道者大抵非泛泛之辈使然。同样,因此“泛泛”之故,入世之“狂”总给
人底气不足,公鸡咆哮之感;“佯狂”堕入“伪狂”,气数难逃。若以观瞻计,
“狂族”中最可圈点的当属“忤世之狂”,此等人天生反骨,资质超卓,同侪每莫
之与京,长此以往,便生出了对人类的不耐烦,遂以耍猴之道待人。近人辜鸿铭、
吴秋辉(事见张默生《异行传》)颇具代表权。另有一派“玩(游)世之狂”,迹
同忤世而深度不敌,可不予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