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民国人物：曾琦：《成都商报》《民国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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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琼，字慕韩。四川隆昌人。
清宣统元年（1909年）入成都高等学堂，后转入法政学堂读书，被聘为《成都商报》主笔，并于重庆创办《民国新报》、《群报》。民国5年（1916年）赴日本东京，入中央大学攻读法律，创办“华瀛通信社”。民国7年（1918年）回国，与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后编辑出版《救国日报》。民国8年（1919年）8月赴法留学，组织“巴黎通讯社”，兼任上海《新闻报》特约记者。民国12年（1923年）12月，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党，曾任该党委员长，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民国13年（1924年）9月回国，在沪创办《醒狮》周报，任总编辑，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民国30年（1941年）赴香港，与梁漱溟合办《光明报》。民国34年（1945年）起，曾任青年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资政。民国37年（1948年）4月，在台北任国民党总统府资政，同年10月赴美，1951年因病在华盛顿去世。
易君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后，思想得以迅速升华。北大的教授们将西方的各种思想，通过翻译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特别是听了李大钊、陈独秀的讲授后，他产生了走出国门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1916年，易君左踏上了赴日留学的航船，到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探寻拯救中国与民众的道路。这一时期，他与周佛海、郁达夫、田汉、曾琦、罗教伟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创办华瀛通讯社，将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在这个岛国亲眼看到日本军阀妄图吞并亚洲各国而加紧扩军备战、磨刀霍霍的种种行为，写成通讯，提醒国人。当时，中日两国正酝酿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日方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谋取原来帝俄在北满地区的权益，进一步扩大在华势力。得此消息，易君左等留日学生频频集会演讲，痛斥卖国的段祺瑞政府。1918年5月初，易君左带领留日进步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被日本警察逮捕，以间谍罪被驱逐回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易君左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火烧赵家楼以后，易君左凭着自己在日本东京游行集会的经验，料想军警必然前来镇压，便与傅斯年一起，组织学生们赶快疏散。民国人物：易君左
1911年底，原本就不富裕的王家再遭沉重打击，家中存银生息的两家当铺横遭抢劫，无法继续经营，不得不黯然关门。重压之下，王光祈却未就此消沉，他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并在衣食交困中完成了中学学业。毕业后，王光祈先到重庆与郭布陶、曾愚公等人编辑《民国新报》，1914年又赴北京，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6年，应周太玄之邀，王光祈到《京华日报》工作，并与次年结识《晨钟报》主编李大钊，成为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主要撰稿人。
1918年7月，王光祈与周太玄、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决心以“完全崭新的态度和做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王光祈当选执行部主任，不久，他热心介绍张闻天、赵世炎等人入会。1919年底，王光祈又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然而，因内部分歧，工读互助团很快解体，少年中国学会歧见纷称，梦想的破灭令王光祈痛苦无比，决心愤而去国。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 我们寻绎少年中国学会田汉君曾慕韩君争论宗教的信，他意思里所隐约指的宗教的必要，是能令我们情感丰富热烈，而生活勇猛奋发。我们看差不多大家都认悲悯爱人的怀抱， 牺牲一己的精神，是宗教家的模样。这有没有相连的关系呢?似乎是有的。这种特殊的怀抱与精神，实出于一种特殊的宇宙观——不由理智的而为非理性的神秘的宇宙观。因他这种宇宙观是宗教式的宇宙观。所以多半是宗教家才得有此了。既然宗教家才得有此，此而必要，亦即宗教的必要了。我们看见有这种怀抱精神的人，他的生活很活泼奋发而安定不摇，可以说于他自己很必要的，而这样人于人群也很必要的。然则宗教的必要是不是在这里呢?这实非必要。我们觉得单就个人看，人的生活活泼奋发与温爱的态 度是必要的，若“悲悯”“牺牲”和田君所说的“白热”似无必要。而生活活泼奋发与温爱的态度非必宗教才能给我们，这是很明白的。若就人群来看，虽然在现在我们很提倡悲悯、牺牲、热情，却恐一旦社会用不着。都因社会有病，社会制度不良，或者文化低时人力不能胜天行，才需要这样人。但这非长久如此，故尔救人的人，殊非永远的必要。假使宗教的必要不过如此，则宗教便也不得长久了。然宗教的必要固别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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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后曾琦与国民党的关系
张少鹏
摘 要：曾琦准备加入国民党,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便反对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曾琦支持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始终"反共不反国",希望与国民党合作.但在国民党的"反革命"暴力之下,曾琦难逃国民党的打击.
关键词：北伐;曾琦;国民党;清党
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5)03-0111-03
作者简介：张少鹏(1971.12-),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2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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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字锡璜.后改名琦,字慕韩,别号愚公,党号移山.四川省隆昌县响石镇涟鱼荡人.自小即随在广西做官的父亲生活.1908年春考入桂林中学堂,1909年春转学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后又入法政学堂.辛亥前后在成都、重庆办报.
1914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法文.1916年春,赴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学习宪法与行政法.1918年组织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反对中日军事密约,并在北京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10月,赴法留学.1923年12月2日在法国创立中国青年党.1924年10月,回国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反共反俄,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九一八"事变以后,主张与国民党联合抗日,"七七"事变前,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八一三"后,被聘为国防参议院参议员.1938年,政员.1941年,前往沦陷区,到南京、上海和华北一带活动.抗战胜利前夕,回重庆,在中国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1946年11月参加"制宪国大",1947年4月参加"行宪国大",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资政.1948年秋,离国赴美,1951年病逝于华盛顿.
出版日期：2005年3月10日
反正前后 清朝末年，在宣统那位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资政院。虽然是一种过渡时代的形式，总算是成了一个半立宪的国家。四川咨议局的正议长便是蒲殿俊，副议长便是罗纶。他们也集合了一批同志，我所能记忆的有邓孝可，有朱山。他们的言论机关便是月刊杂志的《蜀报》。文字是当时风行一世的半解放的闱墨式文章，于六朝风味的美词丽句之中，爱嵌以沉痛绝叫的状语；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呜呼”，总是一结便是“噫嘻”的。这种体载在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有着它的木乃伊，那就是一二年前“醒狮派”的文字了。这种文字在当时自然也不失为是带有革命性的一种。这就跟放了足的中年妇人一样，虽然不是天脚，总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文体尽管怎样带有挑发性，而它们的内容却总不外是一种君主立宪。更换一句话说，便是一方面承认着清廷的支配权，甚或认这种支配权的存在为神圣的必要，而在它的下面要求庶民的参政，要求国会的早开。这种言论是很不能使我们满足的。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宪和孙、黄的排满兴汉的对立，在四川虽然只是片面的前一派人占有势力，而在我们青年人的心目中却是鄙屑他们的。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凡是主张这种思想的人，凡是这种思想的实行家，都是我们青年人崇拜的对象。我们崇拜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了的邹容，我们崇拜徐锡麟、秋瑾，我们崇拜温生材，我们崇拜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一切生存着的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不用说，就是不甚轰烈的马君武，有一时传说要到成都来主办工业学校，那可是怎样地激起了我们的一种不可言状的憧憬！
我们并不是甚么同盟会的会员，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会员也好像并没有好几个，特别在我们四川。我们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我们在那些出过外洋或者到过京沪的教员先生里面找，但始终没有一个像。同年辈的同学们，连因为我们是插班生，都好像在把我们当成异民族在看待，不消说更说不上了。我们读过一些俄国的烧炭党人的小说，以为革命家的生活一定是很艰苦的。他们以殉教的精神在从事于救济国家，救济人类的事业，或者他们是为避免权力者的注意，为便于宣传民众起见，他们是间杂于卑贱的厮役之间。然而我们在我们所能接近的校役里面找，依然跟我们的教员和同学相差不多。
分设中学的一些同学，原本是在有革命性的刘士志的陶冶之下教育出来的。就是后来在四川成为了革命党人的元祖的杨庶堪，也在那儿当过英文教员。在我们入学的头一年年底，他才和刘士志一道辞了职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学却连丝毫的革命性也没有，妙的是二十年后的国家主义派的健将差不多都出在那儿。那为首的圣人曾琦，便是在我们丙班住过的人物。他比我们早一年来插班，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废了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先后同班的。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abcd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生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像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麦索里尼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纪其实和我不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气之横秋也，实足以上咸五而下尊三，自比克来曼梭，自比吾家国藩，或许还是他的客气罢？
此外如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们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好像是生在我们的邻县峨盾县。他的父亲在峨眉县做过教官，他有一位胞兄也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后来听说他在法国是研究生物学。
旧的一些同学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别是我们丙班。他们的不肯好事，有些是出于他们的天性，然而一多半也是出于聪明。大凡在学校里爱管事的学生，到头终竟是没有好结果的。能够获得这一点经验的聪明，大抵的学生都会有。我自在嘉定中学遭了斥退，我这个愚蠢人也学得了一些聪明，进了分设中学以后，自己是有意识地遵守本分了。但谁料还有比我更聪明的人。我进学堂不久，学堂要对于刘士志先生开追悼会，刘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干的，追悼会也并不是甚么危险的集会，我们丙班的同学公然举了我做筹备员，这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而且从此以后，丙班代表的资格，对我说来，差不多成了终身大总统一样。平常对于你尽管冷落，一遇有事时，总把你推选出来。这点厚意我是能够领会的。然而一被举出，我总还是要去担任，或许也怕是我生来便赋有一种愚而好自用的宿命罢。
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因而学生在闹事的时候，它的性质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乐山小学遭了斥退，是因为要求礼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学又遭了斥退，是因为在会馆里看戏学生和营防斗殴。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事，说起来真是很可惭愧。然而成都学生界闹事的性质，就我所曾经参加过的看来，毕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天津闹过一次国会请愿，有三四千的群众向直隶总督请求代奏。还有温世霖诸人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计划着以全国学校总罢课作为要求的后盾。请愿结果失败了，清廷把温世霖逮捕了，流充到新疆。四川因为相隔太远，大凡外界的风潮总要相隔一月之后，然后才能波及。外边的请愿运动已经镇压下去，而它的反响却在四川发生了出来。
时候已经在停课准备学年试验的期中，风潮的发源地是四川最高学府的高等学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学校举出代表来在教育总会开会。丙班的代表不消说又是我。
教育总会是在高等学堂的右手，在午前十点钟开会的一个长方形的议事厅，早被各学校的代表塞满了，为数怕有两百人光景。但因为大家都没有受过训练，对于开会的方式、开会的程序都没有把握。演坛上簇拥着许多人，议论纷纷的开始便讨论怎样开会。坛上的人、坛下的人都争着说话。你插说几句，我插说几句，一直绵延到午后一点钟了，都还没有正式地宣布开会，因而走来凑趣的人不免也就啧有烦言了。
曾先生说有甲乙丙丁四班，甲班是五年级，乙班是四年级，丙班是三年级，丁班是二年级。
（二）蹉跎京华行 （ 刘利民：昆仑之巅的黄钟之律：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http://liulimin.blshe.com/category/965/2505 ）
和那时绝对多数青年男女一样，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18岁的王光祈由母作主与温江镇子乡罗次玙结婚。韶光易逝，好景不长，1911年底，原本就不富裕的王家再遭重创，家中存银生息的两家当铺横遭抢劫，无法继续经营，不得不黯然关门。重压之下，王光祈却并未就此而消沉，他积极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并在衣食交困中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却"顶无聊了"，便来到重庆与郭步陶、曾愚公等人"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民国新报》）编稿子"。工作是有了着落，但日子却依然艰辛。李劼人回忆道，那时生活很艰辛"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久报社也停办，他只得返回故乡，生活极端困难。祸不单行，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也在贫病交加去世。即便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中，他依然勤奋学习经史和名家诗集，并常与县中有志之士交往，相互唱和，纵谈时事。
1914年春末，不甘沉寂的王光祈离开重庆，顺江东下，找寻新的生存出路。他首先乘船到了上海，与他同行的曾琦因是富家子弟，进了震旦大学。而此时，王光祈身上只剩下4元半钱，没法入学。他便又乘船到青岛，结果仍然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又重新返回了上海。到同济大学找到了好友魏时珍，商议下一步的打算。若干年后，忆及当时落魄的窘境，魏时珍说："（王光祈）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
"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最后，王光祈来到北京，找到时任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在他的帮助下在馆里谋得一个书记员的职位，月薪八元，后升为三十元。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馆藏资料，翻译、整理出《瓦德西拳乱笔记》、《李鸿章游俄纪事》、《美国与满洲问题》、《三国干涉还辽秘闻》、《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西藏外交文件》、《库伦条约之始末》等资料，为后学推崇备至。
这期间，1915年，李劼人在成都创办《群报》，并任发行人兼总编辑。他聘请王光祈任《群报》驻京记者。后来，《群报》改为《川报》，王光祈就任《川报》驻京记者。这年秋天，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当时，他寓居北池子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1916年秋，周太玄到北京任《京华日报》编辑。在他的推荐下，王光祈也参与了该报的工作。当时，李大钊正主编《晨钟报》副刊。由于职业的关系，加之四川老乡陈淯的联络，王光祈和周太玄结识了李大钊。他们一见如故，倾心相谈，有时畅谈至深夜。李大钊对王光祈极其欣赏："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
周太玄回忆说："他们共同之处是思想倾向于新的一方面，要成立一个团体来找寻方向，实现理想，要坚决地与旧的一切划清界限，决不与任何旧的势力妥协。要想在青年的朝气上面再加上奋斗刻苦的精神，以一个完全崭新的姿态和作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因此，许多地方与李大钊和陈淯的思想有共鸣之处。"
一路坎坷，满身风尘。走出巴山蜀水的王光祈，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风云激荡，流派纷呈的北京，他苦苦寻觅着一展身手，实现抱负的机缘。
军队 曾琦藏云室诗集2http://my1.tianya.cn/mytianya/ListWriterNew.asp?vwriter=军队&idwriter=0&key=0
李大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五峰山避暑期间脱稿的。限于当时的条件，他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主要利用了日本学者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同时还查阅了一些英译本马克思著作。当时，李大钊是在五峰山韩文公祠一边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和论述，一边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他的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文章较长，在《新青年》杂志分两期载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这年夏天，李大钊紧张的工作之余，依然忘情地在奇险的山川陶治自己的性情，随笔写下了一些抒发自己情感和记述山居生活的诗文。进山不久，他就给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曾琦写了一封信，披露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情况：“我所居的地方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椅，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旬，为我们烧茶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大约到8月中旬，他又忙中抽暇，专为五峰山写了一篇《五峰游记》。在这篇几乎完全用白话文写的游记中，他一开笔就引用了幼年熟读的《千家诗》中太上隐者的诗句，说“我向来惯过‘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日。”紧接回顾了7月下旬带家人由北京返回家乡的经过及一路所思所感。在追述山居生活时，他写道：
郭沫若： "海棠香国"出骄子
民国初期的新闻事业
一，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1，民国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
颁布保障言论自由的法令。如1911年10月6 日，湖北军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西临时约法》中也有同样的规定。
1912年3月1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订了《暂行报律》，其基本内容为：出版报刊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着应受惩处；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应受处罚后由于反对，撤消了《暂行报律》。实施报律。1912年，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民国暂行报律》：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了简略的《暂行报律》，在正式宣布废除《大清报律》的同时，与报界约法三章。具体内容有：出版报刊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流言煽惑，关于共和体有破坏弊害者”应受惩处；“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应受处罚。但在当时民主、自由气氛空前高涨的报界，此报律受到了报界的一致反对，孙中山明令撤销。
2。新闻事业的繁荣与政党报刊的蜂起。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给我国新闻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新闻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是短暂的繁荣，到1912年袁世凯。表现是报纸的数量增加，新闻通讯社有较大地发展，有人称这个时期为“报界的黄金时代”。
民国成立后，在政党政治的潮流的影响下，政党报刊特别活跃。表现是政党报刊的数量增加，两党为了各自的利益，用报刊来宣传自己，以提高自己的形象，很多省份都有自己的报纸，内容针锋相对。这时期，《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报》被人民称为“横三民报”。民国初期的政党报刊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起到进步作用，反而还增添了政局混乱--评价。
试述民国初年短暂的第二次办报高潮（第一次板报高潮是在1896----1898年间维新派掀起其特征有：全国性，多样性，进步性。表现是：全国一些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开始创办报刊，但是还没有形成全国网络；有综合性的时事政治报刊，也有商业报刊，文艺报刊，科技报刊等，但是数量不多，特色不鲜明；宣传变法自强，介绍知识，表现了爱国热情，发挥了启蒙作用，但是还没有“唤起民众”。评价是：这是首次出现国人办报热潮，这次热潮产生了著名的报刊和报人，提出了中国人的办报理念，革命了文风，为我国报刊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意义贡献是：第一，两个突破，突破不外报在华的垄断地位。第二，两个开端，我国的政治家办报和政党报刊。第三，两个革新，新闻思想和报刊文风两个方面出现新的面貌。）中新闻事业的变化及其业务的变化。（一）历史背景： （二）新闻事业变化：（参考教材p150）（1）新建政权的各级机关报取代前清官报（2）鼓吹发展实业的经济报刊，发展教育的教育报刊，要求女子参政的妇女报刊大量出版（3）通讯社兴起 （4）政党报纸峰起（三）新闻业务变化：（参考教材p155）（1）政论衰退，新闻报道增强，出现众多名记者（2）副刊进一步发展（设固定栏目和版面，内容广泛等）（四）总评：
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1，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统治和反袁宣传
袁世凯实行专制统治，迫害新闻界，捣毁查封各地方的报馆和殴打逮捕驱逐杀害保人。新闻事业的短暂繁结束。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统治的行为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谓新闻自由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在认识到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后，国民党的报刊就以大量的篇幅声讨袁世凯。表现是上海的《民立报》刊登袁党往来的密电等。《中华民报》《长沙日报》《讨袁报》《民国报》等抨击袁世凯政府的罪恶行经。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查封报刊，逮捕主笔杀害报人。在租界出版的报刊禁止在袁世凯就禁止它在租界发行，迫使它停刊，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报纸总的数量减少（武昌起义后全国报纸猛增至500家）。同时大批报人受到迫害，这就是“癸丑报灾”。
2，袁世凯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
袁世凯想复辟帝制。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了对社会舆论和新闻界的控制。
创办卸用报纸和收买报纸、报人。
制定法律、条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
用暴力手段任意摧残报业和迫害报人。
3，军阀专制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局多边，新闻事业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堕落与希望并存。新闻事业在曲折中缓慢前进！
首先是报业得到复苏，但是时间却很短暂。原因是军阀割据，各种政治势力实行的新闻政策不同，如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后，取消对一些报刊的禁令。而段祺瑞执政后，积习推行袁世凯时期的新闻法律，并从1917年5月26日起实行报刊邮电检查。1918年10月还颁布了《报纸法》，致使新闻界又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中。
报业界出现了各种怪现象：报人报纸的品格底下；报纸的言论退化（北洋军阀实行言论禁锢政策）；出现一些“有报无馆”的“马路小报”，鬼报。
这一时期的通讯社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讯社不下20家。
三，著名记者和新闻业务
1，黄远生：民初著名记者，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编辑《少年中国》和〈庸言〉杂志，担任《东方日报》特约记者。以写新闻通讯著称。时人称他与刘少少，徐彬彬问“民初三大记者”善于采访，提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应有的“四能”，能想，能跑，能听，能写。认为“叙述一事，贵能恰如其分”，放对新闻报道空谈。
2，邵飘萍：著名进步新闻工作者。年轻是给《申报》写通讯，并担任其特约通讯员。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1915年，是他最早把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协定驰报国内。1918年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人在北京自办的最早的通讯社，同年10月5日，创办《京报》。在北大教过书，新闻采访。遗著了多本新闻理论书籍。
邵漂萍（01新传名） ：我国不可多得的“新闻全才”。早在学生时代就被聘为《申报》通讯员；1911年协助创办《汉民日报》，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从此开始职业报人生涯。日本留学期间，在东京创办东京通讯社。 1916年回国后，受聘于《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撰写时评。袁世凯死后，《申报》聘他为特派驻京记者，期间为之撰写的《北京特别报道》很受欢迎。 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自任社长，以“铁肩棘手”为座右铭。同时他还兼任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他最擅长新闻采访，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专著之一。
3，其他著名记者
4，新闻业务的变化
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报道的加强，一是报纸副刊的发展。
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受众的新闻欲增加，而言论又受到禁锢，新闻报道就增多了。首先是军政消息在报纸的比重增大，其次是新闻通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欢迎，再次是报社加强了采写力量，设立了采访部，聘请通讯员，国际新闻的报道增加，派出驻外记者，抢发独家新闻。
报纸普遍设立副刊专栏，专门刊载杂文小说等等，如《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时报》的“余兴”等。袁世凯死后，副刊开始介绍一些学术观点，讨论思想问题，传播新的文化知识等，如上海的《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
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一，〈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1，〈新青年〉的创办及其主编陈独秀
《新青年》：“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杂志，初为月刊，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任主编。1917年，刊物迁到北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党的理论刊物。前期宣传科学与民主，发起文学革命和批孔运动，业务上实行自由讨论，开展百家争鸣，逐步采用白话问写作，使用新式标点。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2，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
3，李大钊揭开〈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无产阶级报刊活动的先驱---李大钊。他做的贡献是：揭开了中古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引导进步新闻界联合起来，团结合力，走向光明；创办新型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反映被压迫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新就新在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观察新闻现象。
二，五四运动前后新闻事业的发展
1，〈每周评论〉的创办及其对五四运动的宣传
2，宣传新思潮的报刊蓬勃发展
三，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1，〈新青年〉改组和〈共产党〉创刊
2，第一批工人报刊的创办
3，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产生的历史条件及特点
四，新闻事业的重大改革
1，提倡自由平等地讨论问题
2，政论传统的恢复与发展
3，倡导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
4，在国内外广开新闻来源
5，报纸副刊的革新
6，新闻教育和新闻学院研究的开端
王光祈 古朴诗人的音乐之路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2007-1-22 03:19:07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二天/文
他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与周太玄、李劼人等在成都相善相知，引为知己；他颇具诗人气质，毕生从事中国音乐史研究，日本音乐学家岸边成雄称他“将中国音乐史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
温江少年成都求学
1892年10月，四川温江一户破落的读书人家中传来一阵啼哭声，王光祈在这一天呱呱落地。王家虽是书香世家，到王父这一辈，已是家道中落，难以为继，王父英年早逝，王母独自将王光祈拉扯成人，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童年的王光祈跟着母亲读书识字，9岁进私塾，祖父王再咸早年教过几年书，四川总督赵尔巽也是他学生，在赵尔巽资助下，15岁那年，王光祈来到成都，入第一小学堂高年级继续学业，他虽年少，却立志苦读，加上聪颖过人，深受老师赞许。1908年，王光祈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的朋友李劼人、周太玄与魏时珍等。
王光祈中学偏好文科，与曾琦以及后来从乐山转学过来的郭沫若成绩最为优异，他读书喜欢大声朗读，声调铿锵，旁若无人；课余时间，他就独自坐着，构思诗句，写点小文。不过，他又不孤立，与李劼人、郭沫若、周太玄、曾琦、魏时珍等人打得火热，互相引为知己。有一次，王光祈与魏时珍等12位同学来到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周太玄家中，效仿刘关张“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合葬此处。
少年王光祈便崭露出过人的音乐天赋，他会吹箫，吹笛，四川风光绮丽，春花秋月，莺歌燕语，自然的天籁陶冶了他的音乐性情。他常独自一人提着箫、笛，在野外一吹就是半天。此外，他还醉心于京剧，一到周末，就兴致勃勃地邀请一帮朋友到曾琦家中吟唱，紧锣密鼓，胡琴高腔，好不热闹，非到深夜不能尽兴。
好景不长，1911年底，原本就不富裕的王家再遭沉重打击，家中存银生息的两家当铺横遭抢劫，无法继续经营，不得不黯然关门。重压之下，王光祈却未就此消沉，他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并在衣食交困中完成了中学学业。毕业后，王光祈先到重庆与郭布陶、曾愚公等人编辑《民国新报》，1914年又赴北京，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6年，应周太玄之邀，王光祈到《京华日报》工作，并与次年结识《晨钟报》主编李大钊，成为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主要撰稿人。
1918年7月，王光祈与周太玄、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决心以“完全崭新的态度和做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王光祈当选执行部主任，不久，他热心介绍张闻天、赵世炎等人入会。1919年底，王光祈又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然而，因内部分歧，工读互助团很快解体，少年中国学会歧见纷称，梦想的破灭令王光祈痛苦无比，决心愤而去国。
德国留学学音乐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与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4人从上海乘坐法国轮船Paullecat号来到欧洲，据他自己说，他本想到美国，却“因在沪时检验身体，以有眼疾，非医好后不能赴美”，不得不改道赴德。漫长的旅途整整一走就是2个月，一路上经新加坡、科伦坡、西贡，终于于6月1日抵达德国。
王光祈与魏时珍一同来到法兰克福。6月4日，王光祈提笔给法国留学的好友周太玄、李劼人写了封信，“弟因初到德国所租之房尚未搬往，须七八号始能搬去，此时尚寄居在德列士博士之家”。虽是初出国门，王光祈却没有丝毫不安与寂寞，相反，他对法兰克福甚至有种重归故里的感觉，字里行间充满了诸如“惟开窗临野，可望数里之遥，皆系绿野平芜，全系故乡风味”的描述，他惊叹于法兰克福的安静，“窃叹十余年来，终日在都市车马扰攘中，忽得此乡景，令人心旷神怡”。
一战前中国货币1元可以兑换德币2马克，一战过后，一元中国货币已可兑换50马克。战后德国留学费用不高，许多中国学生选择到德国留学，1924年，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已逾千人。这些留学生中，一半是自费，大多来自江浙广东一带比较富裕的家庭。其余则是公派，或仰仗省府资助，在德国人眼中，中国人在黄种人中是最有钱的，官费留学生在德国每月有两千四百马克生活费，有些阔绰的学生还会时常接济德国朋友。
王光祈不是公派，家境也不富裕，他在德国，完全凭借自己卖文为生，他每月生活费需600马克，这笔钱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吴虞在日记中记到，“王光祈到欧系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三处特约通信”，“每年一千二百元”。以当时德国的物价看来，已是不小的一笔收入。同窗魏时珍与他情同手足，王光祈时常接济，此外，他每年还给出国前的女友，吴虞之女的吴若膺“二、三百元”。王光祈的生活颇为宽裕，1920年12月，他在一封给恽代英的信中这样写到：“曾经用过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每日吃得甚饱”。现在就不同了，早、中、晚餐俱为房东提供，连日常生活都有人服侍，难怪他会发出“虽国内达官贵人之生活，不过是也”的感叹。而且，当时德国政府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学子还尽可能提供方便，据王光祈回忆，“若在校内进膳，每餐只收二马克半，较之外面饭铺便宜一半。坐电车看戏剧皆可减价”。
不久，王光祈迎来失恋之苦，好在身边有朋友相伴，却也不寂寞，他“与时珍、及郑寿麟、吴屏诸兄各租一室”，每日除了读书，还能在一起聊聊时政，当时旅居巴黎的同乡、同学曾琦、李璜、周太玄、李劼人等与他也时有联系。王光祈德语不佳，遂下决心“专心学德文，数月中绝不履城市”，魏时珍赴德前在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待过一段时日，给了王光祈莫大帮助。
在法兰克福住了大约1年半，王光祈来到柏林，在一所专科学校补习钢琴、小提琴与音乐理论，1927年转入柏林大学音乐系，1932年11月被波恩大学东方学院聘为讲师，并于两年后以《中国古代歌剧研究》一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将目光瞄准音乐史，开始思考音乐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并一度热情澎湃，“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中国音乐之业”。
在王光祈眼中，“音乐是人类生活的表现”，他的研究，是为了推动创造中国的“国乐”， “吾之志，在以乐为学，而不以乐为技。……吾国先民音乐之素养，视各国为深，吾尤将发湮抉微，张皇幽渺，使吾国音乐亦得与欧洲各国，各占一席，一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什么是“国乐”？“就是一种音乐，足以发扬光大该民族的向上精神，而其价值又同时为国际之间所公认”。王光祈以独到的眼光撰写了《中国音乐史》一书，他说，“余留德十余年，皆系卖文为活，自食其力，即本书一点成绩，亦系十年来孤苦奋斗的结果”，历尽辛酸。对于《中国音乐史》，日本音乐学家岸边成雄这样评价：“将中国音乐史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的，则是王光祈先生及他的《中国音乐史》。”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教授卡勒博士将王光祈誉为“前驱者”：“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应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前驱者”，“他在研究院无时不以最大的努力和确定的态度来工作，他是一个静默稳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
诗人才情尤怜短
很少有人知道王光祈还是一位颇具才情的诗人，他早年衣食交困，难以为继；又长年滞留异邦，孤怀倦旅，因此他的诗常常笼罩着淡淡的幽思与磊落不平，虽传世不多，却意味隽永，真挚动人。
1915年，23岁的王光祈离川出游，感慨地写下了楼一组《夔州杂诗》，“西台痛哭谢皋羽，东观淹留定远侯。投笔声威闻万里，临风涕泪亦千秋。布衣长笑轻秦帝，残照相看忆楚囚。枯柳飘蓬无限意，还如王粲赋登楼。”昔日王粲痛恨世态“纷浊”，作登楼之赋，王光祈也有着一样的抱负。
王光祈早年常灵犀一点，陡生佳作。《暮春送赵三之江南》云：“车马临岐百感侵，天涯何处寄秋心。蜀中杜宇声声唤，唤到江南春已深。”“去年落拓去都门，相对欷歔酒一尊。今日送君过白下，秦淮河畔易黄昏。”《同彭云生、周太玄在陶然亭寓所感赋》：“客舍浑如梦，深闺漏正长。百年一弹指，千里九回肠。蟾影中天静，虫生永夜凉。西风吹白露，秋意已茫茫。”色韵娟美，淡淡写来。
更多时候，他的诗歌流淌着悲凉的血液。在《夔州杂诗》之四与之六中，他写到：“野花迷古渡，幽草送残春。独向青城客，劳劳滞此身。”“江湖如有托，舟楫漫招魂。无限浮生事，凄凉不忍论。”“今夜孤城外，悲风战马嘶。猿声过峡断，人语入舟低。居民苦行役，闭户水东西。”另一首《忏悔》则回顾了一生：“真惭愧者惟自杀，每见此语血如焚。且将毁誉随流水，从此襟怀伴白云。”他的诗，善于将凄苦的景物与冷酷的现实结合，意境深邃，颇有古人之风。
王光祈后期在德国的生活日益困窘，积劳成疾，1936年1月12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德国波恩医院，终年44岁。波恩大学为他举行追悼会，噩耗传回国内，好友也为他哀悼，蔡元培致悼词，徐悲鸿为王光祈画了遗像。1938年，王光祈的骨灰由其生前好友从波恩辗转运回成都，李劼人将骨灰葬于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
汤芗铭人物简介.
分类: 吸血鬼的哲理 | 标签: 汤芗铭
汤芗铭，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看了一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对于这个角色，我非常的好奇．甚至一度认为，汤芗铭跟张灵甫有着一定的相同点－－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是文武全才，而且性格上应该也颇有共通点．
就是冲着这些．我想去了解这个人物．因为我希望，通过对汤芗铭的了解而更好地感知这一类型人的性格特征，从而对辩证地看待张灵甫有所帮助．
以下是我从百度上搜来的资料：（原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615127.htm）
湖北浠水人，字铸新，汤聘莘次子，清光绪11年（1885年）生于南凉乡牛黄垱，幼年时因家遭兵燹，父亲汤聘莘靠举债渡日，幸曾祖父汤英信重振家业，汤芗铭才有条件完成学业。清光绪29年（1903年）汤芗铭毕业于武昌文普通学堂；同年参加湖北乡试中举人，汤芗铭立誓以武力振兴中华，于是放弃入京会试，考入福建船政学堂。
清光绪30年（1904年）科举废除，汤芗铭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法国留学，但却遭到全家的反对，幸而得到大哥汤化龙的支持，方使其得以成行。
清光绪31年（1905年）汤芗铭在巴黎结识孙中山，并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兴中会，事后汤芗铭知道孙中山曾是三点会帮会首领，汤芗铭认为三点会是黑社会组织，因而反悔道：“革命我们自己革，岂有拥戴三点会、 哥老会首领之理。”于是汤芗铭到孙中山居住的巴黎东郊横圣纳旅馆取走入会盟书，向清廷驻巴黎公使孙宝崎自首。汤芗铭在法国学习结束之后，又转赴英国进修海军知识。
清宣统元年（1909年）汤芗铭结束留学生涯返回祖国，历任镜清舰机长、南琛舰长，为重建中国海军作出贡献。清宣统2年（1910年）汤芗铭升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
清宣统3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消息传到清庭，使朝野上下一片惊慌。10月12日汤芗铭奉命随萨镇冰率舰队前往湖北，协助陆军大臣荫昌反攻武汉；旋奉命改驶九江参战。汤芗铭在九江收到大哥汤化龙“早日反正，以立殊功”的密函，知其兄现任湖北革命军政府民政长（省长），汤芗铭当即响应汤化龙的号召在海容舰召集各舰军官密谋起义，被各舰代表推为起义舰队临时司令；萨镇冰见军心已经动摇，则悄然离开舰队去了上海。汤芗铭接管了舰队指挥权，立即下令起义舰队复驶武汉，游弋于汉口外江面阻止清军渡江，在作战中击毙清军400余人，有力的声援了武昌革命军。武汉革命军在海军官兵的援助下，巩固了革命政权。汉阳失守后，汤芗铭率舰队游弋于汉阳至刘家庙一带遏制清军渡江，后因水浅，而海容舰亦因受到清军炮火重创而亟待大修，于是经黎元洪批准，汤芗铭率领舰队开赴上海整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汤芗铭因援汉之功，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首届政府国务委员、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汤芗铭奉孙中山之命率舰队北伐，协助山东革命军光复山东登州，正当汤芗铭北伐舰队节节胜利之时，传来了南北议和的消息，清末代皇帝溥仪、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相继宣布退位，而袁世凯却出人意外的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并将首都改定北京。南北议和，汤芗铭奉命停止北伐，袁世凯为拢络汤芗铭，宣布汤芗铭为海军中将，继之又削夺其兵权，改任汤芗铭为教育部次长。
民国2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密令武士英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以阻止国民党组阁，因而引发了国民党“二次革命”战争。袁世凯令汤芗铭重披战甲，以海军次长之职率领舰队奔赴江西，配合九江镇守使李纯攻打宣布江西独立的李烈钧都督。7月20日段芝贵率拱卫军8营抵达九江，在汤芗铭的舰队配合下发起猛攻。7月25日汤芗铭击败李烈钧攻占江西湖口，袁世凯闻报加封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令其赴湖南镇压革命。9月17日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潜水舰至湖南岳州，威逼湖南都督谭延闿取消独立。10月7日汤芗铭至长沙与谭延闿会晤逼其去职，黎元洪副总统为控制湖南，力荐由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10月24日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执掌湖南军政大权；但湖南地处南北要衢，袁世凯对汤芗铭并不放心，先是派亲信沈金鉴至湘掣肘其权；继之任命爱将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命其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严密监视汤芗铭举动；而后委任王瑚为湖南民政长，以分汤芗铭之政权。汤芗铭为得到袁世凯的信任，其在湖南大开杀戒，仅有名可查者多达两万余人，因而湖南人民称其为“汤屠夫”。汤芗铭在湖南暗中扩军增强实力，并尽用鄂人同乡治湘，毛泽东对汤芗铭在湘之政绩颇加褒扬道：“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治，一洗以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张树勋为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布政之饰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民国3年（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令汤芗铭兼湖南巡按使；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任命汤芗铭为湖南将军，并加“靖武将军”号以示恩宠。
民国4年（1915年）7月袁世凯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汤芗铭投其所好创办了《民国新报》，大力鼓吹帝制以障其耳目，并率先在长沙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10月28日在汤芗铭的授意下湖南国民代表依法投票决定国体，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各界代表复以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颇为得意。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国人的反对，于中南海居仁堂登基称帝；12月21日袁世凯下诏册封汤芗铭为“一等侯”，而袁世凯的嫡系曹锟只封为一等伯；东北王张作霖才封为二等子，足见汤芗铭位宠当朝。袁世凯的悖逆行径首先遭到教育总长汤化龙的反对，汤化龙愤然辞职，并南下上海组织讨袁。
民国5年（1916年）3月程潜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营兵力攻占了湖南靖县，自称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在广西都督陆荣廷的支援下，程潜率部沿邵潭大道急速向长沙挺进。5月18日汤芗铭派去镇守衡阳的安武军大将倪嗣冲见势不妙，其为图自保私自从衡阳北撤，因而使长沙门户洞开形势危急。5月29日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亲至长沙的劝说下，当即宣布湖南独立，自己改称“湖南都督”，并接受广州军务院任命的抚军一职。汤芗铭通电全国曰：“芗铭虽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但使有另途之悔悟，决不为箕豆之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唯有以我相见。情谊两迫，严阵上言。”湖南为西南五省门户，湖南一失中原以无屏障，袁世凯得知汤芗铭宣布独立的电文，连呼“完了！完了！”6月6日袁世凯吞金而死，因而时称汤芗铭为“送终汤”。汤芗铭虽然灭袁有功，但因在湘杀人太多，所以遭到湘人的愤恨，因而袁世凯一死，湘人即倒戈支持程潜驱汤。汤芗铭立即电告其兄汤化龙，让大哥出面请谭延闿出面调停，谭延闿感到东山再起时机已到，同意与汤芗铭联手，则以汤化龙、汤芗铭兄弟所请为名，从上海出发到武汉组织拼凑了一支“湖南护国军第一军”驰入湖南援助汤芗铭，然程潜大军已兵临城下，汤芗铭待援无望。7月5日汤芗铭被迫放弃70万库银北逃京师。
民国6年（1917年）1月19日继任总统黎元洪为安抚这位同乡，封汤芗铭为“信威将军”。毛泽东亦为湖南驱汤运动而不满道：“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南北军兴，湘江为斗场，省城波浪叠兴。都督今数易矣，又有易人之说，当独立时认汤为督，旋逐去之，欢迎陆荣廷，陆未至而曾代，及程潜至又是不得不下台……。党人憎之，憎其媚袁也，然汤曷尝媚袁哉？汤之见猜于袁非一日矣。初不准其扩兵，继派曹锟以监之，继又派沈金鉴以掣其权，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汤即去暴徒弹冠相庆。”毛泽东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汤芗铭在湘之政绩，对湘人驱汤，深表遗憾，并为其抱打不平。
民国7年（1918年）9月1日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被刺身亡，汤芗铭因兄长被刺对政治心灰意懒，则居于京师家中求神拜佛。
民国11年（1922年）6月黎元洪再次当选大总统；7月6日黎元洪欲使湖北老家控制在鄂人之手，委任汤芗铭为湖北省省长，但却遭到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反对。汤芗铭被迫至洛阳会见吴佩孚时，吴佩孚指着桌上摆满的直系反汤的文电和请愿书说：“舆论如此怎么办。”黎元洪针锋相对道：“湖北是我的家乡，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乡我一定要管。”催促汤芗铭立即上任。7月29日汤芗铭至汉口，曹锟唆使其将肖耀南拒汤芗铭入鄂，肖耀南立即命人在京汉线上卧轨以阻汤芗铭所乘火车回鄂。汤芗铭被迫转乘军舰至汉口，鄂人列队在江岸上迎接汤芗铭回鄂主政，但肖耀南则命军警殴打拥汤派，致使45人被打伤。肖耀南一面派人上舰阻止汤芗铭上岸；一面召集湖北各公团召开联席会议，肖耀南在会上自推为湖北省长，并当即宣誓就任省长之职。汤芗铭无力与直系争锋则回京向黎元洪辞职，黎元洪伤感道：“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而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后经汤芗铭的秘书卢蔚干与萧耀南的政务厅厅长邓振矶协商，以汤芗铭辞去湖北省长推荐萧耀南为湖北省长；萧耀南则荐汤芗茗为武阳夏商场督办（相当武汉市市长），但汤芗铭到任后却领不到办公经费，因而形同虚设。
民国11年（1922年）汤芗铭回乡祭祖，因其明代始祖汤盟只遗留下七房一支；而汤盟之兄汤昌后裔却传有一、二、三、四、五、六房，所以在月嘴凤形地汤氏宗祠大殿中，人多势众的汤昌后裔六房将自己的始祖汤昌牌位供奉在正殿大堂上，而将七房始祖汤盟的牌位供奉在下殿。汤芗铭见后心中不快，其命随从人员将汤昌公及其以下祖先牌位全部移至下殿；而将自己七房祖先牌位转移至上殿大堂上。汤芗铭为了光耀门楣，其命令卫兵用箩筐挑来许多银元，凡凤形地一带的汤氏人家，每人都发给一块银元。恰巧二房的晚清秀才汤秉森也到汤氏宗祠来祭祖，其见自己祖先汤昌公的牌位竟被移至下殿而勃然大怒。汤秉森当即回到麻桥古塘湾召集二房子孙五、六十人，手拿棍棒、铁锹杀向汤氏宗祠，二房汤氏众人将七房陪汤芗铭前来祭祖的宗亲全部赶出汤氏宗祠，又将神主牌位恢复原样。汤芗铭不敢在祖宗灵堂前动粗，其只好在汤氏宗祠外面拜祭后，随即怏怏而去。
民国12年（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在直系的逼迫下，被迫宣布下野。10月5日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感念在其岳州之时，汤芗铭向其举荐吴佩孚之恩；而吴佩孚亦感谢汤芗铭举荐之情，曹、吴为答谢汤芗铭之恩情，正式宣布汤芗铭出任汉口商埠建筑督办，汤芗铭才领到了行政经费，日子才好过一些。
民国13年（1924年）秋直奉二次大战爆发，曹锟任命汤芗铭为直系会办军事执法司会办，因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倒置直系战败，汤芗铭见直系大势已去乃去职回武汉归隐。民国14年（1925年）北京雍和宫常住格鲁派喇嘛、以修法灵验著称的白普仁法师，应段祺瑞之请修金光明法会，以消弭国难兼灌顶传法，而后白普仁法师南下汉口传法，汤芗铭受白普仁法师的启发，则入坛受灌皈依座下当了居士。
民国15年（1926年）7月北伐军兴，广州革命政府对汤芗铭深恶痛绝，下令通缉汤芗铭，因而汤芗铭又返回北京。
民国19年（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为联络各派加强反蒋势力，在北平召开扩大反蒋会议，宣布废除对汤芗铭的通缉，任命汤芗铭为湖北安抚使。但未等汤芗铭到任，阎、冯已战败下野，汤芗铭被迫弃职。
民国23年（1934年）汤芗铭改信国家社会主义；10月汤芗铭与张君励等发起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其党主张爱国主义精神，反对阶级斗争，以民主政治，国家民族为本位，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其宗旨是要打破多党纷争，防止一党专制，使国家主义的要素加入中国经济中，使国家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并主张弘扬民族文化、普及国民教育。汤芗铭受到社会党党魁张君励的器重，并以其威望当选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常务理事，并分管其党重庆、北京、澳门三个支部中的北京支部工作，主持编辑中央机关刊物《再生》。
民国26年（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敌手，汤芗铭因处理其党北平事务而未能逃离险境，则被迫留在北京静观时局。北平市日本特务机关策动江朝宗组织地方维持会，江朝宗自任伪北平特别市市长兼伪北平维持会会长；汤芗铭被迫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汤芗铭利用职务为掩护，将社会党支部设在其西城区灵境胡同石板房头条住宅内，继续开展秘密活动。12月14日北平伪临时政府成立，伪北平维持会自动解散。
民国29年（1940年）11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北平伪临时政府宣布解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汤芗铭被推选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议委员。汤芗铭在北海公园永安寺内成立佛教团体“菩提学会”，其以学佛诵经为掩护，在寺内开展社会党党务活动。
民国30年（1941年）夏社会党发起人、原华北大学校长胡汝麟在重庆病逝，汤芗铭得到重庆消息后，在永安寺内秘密主持召开了胡汝麟追悼大会。日伪政府多次敦请汤芗铭出任伪职，但汤芗铭以译经为由加以拒绝，不肯与日伪政府合作。为了配合重庆政府刺探日伪情报，汤芗铭冒着生命危险，将国民党派来的特工人员魏际青安置在自己的家中加以保护。
民国32年（1943年）1月9日汪精卫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日本妄图驱使华北民众把抗日矛头转向英美以缓和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实行参战体制，并从新改组伪华北组织行政机构，展开所谓“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来建设后方兵站基地。
民国33年（1944年）秋汤芗铭认为出任经济职务与政治无关，因而接受日伪华北政府的邀请，出任华北合作事业总会理事长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
民国34年（1945年）春汤芗铭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必将覆灭，因而宣布辞去一切伪职。8月15日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打击下，日本军国主义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无条件投降。
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上午9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该会大礼堂召集全体伪职员训话，宣布日本投降。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由西安派他的参谋长王鸿韶到北平设置前进指挥所接管北平，李宗仁随即到北平就职，其派他的高级参谋卢某接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10月6日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高级汉奸，戴笠当日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汤芗铭因戴笠请客那天汽车发生了故障，因而未能参加鸿门宴而幸免于难。汤芗铭听到其他汉奸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潜往上海避祸，因汤芗铭是社会党的北平市主委，在陷敌期间仍坚持开展社会党的活动，并配合国民党军统局工作，因而经民社党中央主席张君劢向蒋介石求情，则将汤芗铭从汉奸名单中撤除。汤芗铭为洗清自己的罪名，编印了两万字的《陷虏记》，并亲自飞到重庆向蒋介石辩白，蒋介石非但没有责怪他，还称赞汤芗铭“精神旺盛、身体健康。”张君励与汤芗铭回到北平后公开住在汤芗铭家中，以此来为汤芗铭正名。
民国35年（1946年）中国国家社会党与海外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汤芗铭被推选为民社党中央组织委员兼组织部长。民社党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建立超阶级、超党派的政府，并以公道原则、法律手续，私有财产转移，逐渐实现社会主义。4月民国政府任命汤芗铭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并推选汤芗铭为国民大会代表。汤芗铭归心向佛，而无心参与党政之争，其在汉口发起成立“佛教正信会”，并兼任武昌佛学院董事长及上海菩提学会出版部主任。
民国35年（1946年）12月23日因中国民社党背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张，私自参加国民党改组政府及行宪国民大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布将民社党开除出民盟，称其党为“国民党帮凶”。
民国38年（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爆发，江南相继解放；同年5月民社党中央见大势已去则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汤芗铭没有随总部迁往台湾而是留下来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芗铭虽曾先后两次被捕，均免于起诉处分。
新中国成立后，汤芗铭隐于北京西城石板胡同头条家中，改名汤住心，每日吃斋念佛，翻译佛学著作和撰写回忆录。汤芗铭精通多国外语和梵文、藏文，曾拟定《汉、藏、梵、法、德大佛学词典》编译计划，1975年汤芗铭病逝，享年90岁。汤芗铭因病而逝，他拟定的词典编译计划未能完成，只留给社会一部回忆录《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及译著《菩提戒二十颂》、《三十唯识绎论》、《大威德金刚一尊略轨》、《咕噜咕勒佛母成就法》、《迁转心要》、《光蕴迁转法》、《加持舌法》、《菩提正道菩萨戒论》等佛教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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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想着去看他的资料？那是因为，我觉得，电视剧所反映的，仅仅是一部分人的观点，那是片面的．这并不是我鼓吹不应该对电视剧给以理会，我所建议的，只是，我们应该辩证对待．在电视上所看到的，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些＇风景摄影照＇，但是真正的风景，必须要身临其境．当然，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能回到过去．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看不同角度，不同季节，不同摄影师的作品而立体地了解＇风景＇．
到现在为止，我把三个名字跟汤芗铭联系在一起．
第一：张灵甫
确实地，我非常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能成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人．那种文雅下的冷酷是我所不能理解的．（这也是我希望通过汤芗铭了解张灵甫的地方）
无论在电视剧中，还是一些资料中，我都不难发现，汤芗铭有着＇汤屠夫＇的称号．这说明，他的确杀了不少人．
我不能说他不残忍．但是我更知道的是＇乱世出重典＇，也就是，在乱世中，人必须要依照冷酷无情的法律，才能巩固政权．
在电视中：
汤芗铭手指轻轻一勾，就命令部下杀死抢粮食的２０多个人，而那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妇孺与孩子．
我无法通过汤芗铭那毫无变化的表情中判断出他的真实想法．无法看出他到底有没有动恻隐之心．只是，对于他视人命为草芥的行为，我并不十分反对．有时候，必须杀鸡警猴．妇人之仁或许只能任由恶势力的增长，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为了维护社会的平静，至少，是表面的平静．汤芗铭别无选择！
第二：邓小平
以前一直听说着邓小平有着传奇般的三起三落．而反观汤芗铭，所经跌宕岂止如此．
第三：吕布
吕布有言是＇三姓家奴＇而从资料上看到的汤芗铭岂止只有三个主子．
从这一点上看来，他比张灵甫差板多了，也强多了．
张灵甫只认一个主人，就是国民党．不，准确说来，是张灵甫心中所追求的国民党．
而汤芗铭，他的主子太多了．但是，几乎在那个主子的手下，他都可以说是安然无恙的．这不能说不归功于他的圆滑．
对于汤芗铭，就先说这么多．希望未来能够更完整地了解他．
王光祈
王光祈(公元1892～1936年)，字润玙，亦字若愚，今天府乡小河村人。原籍湖南，清乾隆时其高祖经商来川，定籍温江。祖父王再咸(泽山)，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举人，曾在北京任八旗子弟教师，为京中名士。父名展松，字茂(梦)生，清秀才，曾在内阁任职，后回乡经营锅厂，于光祈出生前二月，病死于隆昌县旅次。
光祈幼年，家道衰落，赖其母罗氏做手工和出租锅厂的微薄收入维持家用。罗氏出身“书香门第”，光祈从小即随母识字念书。9岁迁居县城西外麻市街，在三官庙私塾就学，受塾师蒋春帆的影响，对戊戌变法和维新六君子印象深刻。后转至县城社学巷塾师黄玉珊处攻读，受益颇多。其勤奋好学，才思敏捷，为师友所称道。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光祈祖父王泽山的门生赵尔巽任四川总督，念及旧情，将光祈母子接到成都，资助光祈进入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读书。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光祈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赵对光祈要求甚严，亲自为其批改作文，并为他报捐“同知”前程。尽管与赵关系密切，但从不在人前炫耀。他是班上的高才生，与同学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曾琦、李璜、郭有守等最为接近，引为知己。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光祈由其母作主与温江镇子乡罗次玙结婚。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他以高昂的热情，积极投身辛亥保路运动，参加罢课等活动，非常活跃。辛亥革命刚一胜利，他立即剪掉发辫，表示坚决与清王朝决裂。
民国元年，光祈中学毕业，前往重庆，在曾琦等所办的《民国新报》任编辑。不久报社停办，返回故乡小河村，生活极端困难。其母因贫病交加去世。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勤奋学习经史和名家诗集，常与县中有志之士交往，相互唱和，纵谈时事。民国3年春，光祈毅然告别家乡，乘船东下。过夔门时，留下“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的抒怀诗句。他先到上海，后赴青岛，复从上海至北京，在赵尔巽主持的清史馆任书记员。同年秋，考入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民国5年至民国7年，经李劼 人、周太玄等介绍，先后兼任四川《群报》《川报》驻京记者，《京华日报》编辑。民国6年夏，通过陈淯的介绍，结识《晨钟报》主编李大钊，以后常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入之一。李大钊称“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
民国7年7月，光祈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国大学，旋即与李大钊、周太玄、陈淯 、曾琦、雷宝菁、张尚龄等筹组“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次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京正式成立，光祈被选为执行部主任，负责主持该会工作。由他起草的“少年中国学会”意见书(即《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提出：“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提倡以“坚忍、奋斗、实践、俭朴”作为立身标准。认为“今日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我们青年此刻虽无如之何，但应集合有志者，树立风范，徐图进展……然后始能言改革旧社会”。光祈在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同时，还负责编辑出版《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两种杂志，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均由光祈介绍加入该会。到了民国12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当时思潮和形势的影响下逐步分裂，这给光祈很大打击。
民国8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光祈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群众游行队伍。当天下午即将游行情况用专电发回成都。在此期间，他向成都发出的通讯和文章共达50余篇，促使“五四”烈火在四川熊熊燃烧。同年12月，他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支持下，发起成立“工读互助团”，亲自草拟简章，筹募经费，接收团员，召开会议。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使读书者必做工，作工者亦得读书，务使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最终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武昌、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地也相继组成同样的团体，影响所及，轰动一时。后因内部思想分歧，经费困难，北京和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先后解体。
民国9年4月1日，光祈以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的身份与魏时珍等从上海启航赴欧。6月1日抵达德国法兰克福，一面学习德文，一面攻读政治经济学。次年9月，与魏时珍、宗白华等发起组织“中德文化研究会”，以图促进中德文化交流。民国12年7月，从法兰克福迁居柏林，向德国音乐教授、学者学习小提琴和音乐。民国16年4月，入柏林大学音乐系深造，历时7个学期。民国22年10月，受聘于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该院中国文艺课讲师。次年6月，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获波恩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学家。
光祈认为“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说他学习音乐的目的是“欲借此以唤醒中华民族本性，为抵抗外国文化侵略之工具”。宣称：“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他抱着这样的信念，刻苦钻研，锲而不舍，在音乐学特别是在音乐史学方面获得了较高的造诣和成就。
光祈对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是认真整理、研究、总结祖国传统音乐文化，强调“伟大国乐”必须“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决不能“以西乐代庖”，更不能依靠“洋音乐家”。他先后发表了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文章和专著，并为《大英百科全书》《意大利百科全书》的重新修订，撰写有关中国音乐的条目。另方面通过译著，比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音乐文化，用当时德国新兴的比较音乐学方法，写成《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著作，为我国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奠定基础。
光祈留德共16年，生活十分艰苦，以卖文为生，自食其力。在改习音乐的13年中，论著达34种之多，在国内出版的约20种。此外，还编译中国近代外交史料7册，《国防丛书》一套，并撰写数百篇通讯文稿。民国23年2月，波恩大学一日籍教授拟作以侵华为内容的“满洲国与日本”的报告和放映相同内容的电影。为了维护祖国尊严，反对日本侵略，光祈与该校中国留学生愤然起而阻止，当场宣读抗议书，然后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民国25年1月12日，光祈因脑溢血突发，死于波恩，终年44岁。波恩大学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噩耗传回国内，南京、上海、成都等地和温江县均先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南京举行的追悼会上，蔡元培致悼词，著名画家徐悲鸿为他画了遗像。《华西报》《新蜀报》等报还发表了悼念文章。温江县一度将光祈幼年求学的社学巷改为“光祈巷”。民国35年，温江县各界人士专门在音乐节集会上纪念光祈。同年5月，县政府将他列为乡贤上报到省。光祈骨灰于民国27年由其生前好友从波恩护送回成都。民国30年冬，由李劼人等将其葬于成都沙河堡菱角堰侧。1983年10月，四川音乐学院将其墓碑迁至该院，并建纪念碑亭。1984年6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四川音乐学院和温江县政协等单位在成都发起召开“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介绍了光祈的生平和成就，并作出了恰当的评价。1985年，温江县决定在公园内修建“王光祈先生纪念馆”，表示家乡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
李大钊与碣石山
董宝瑞
在近代革命领袖人物中，论起“性乐山”来，则要首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了。而李大钊生前最喜爱的山峰，就是其“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
李大钊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在碣石山南偏西39公里处；晴天朗日，立足大黑坨村头北望，能把碣石山如屏似障横列排开的群峰眺望得清清晰晰。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大黑坨村紧邻昌黎县境，其村东1.3公里的滦河岔曾为滦河入海的主河道，并为历史上的昌黎、乐亭两县分界线。大黑坨村是个沿海村庄，东南距离又被称为“老滦河”、“二滦河”的滦河岔入海口——狼窝口（一名浪窝口）仅6公里。从小生活在海边平原的李大钊，对朝夕可以远眺的碣石山非常神往。他自己在《游碣石山杂记》中曾经深情地回忆说：“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云际，盖相越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
李大钊与碣石山结下“初度之缘”，是在1907年夏天。那一天夏天，中止了在永平府中学堂两载求学生活的李大钊，与两三个同乡同学结伴由古城卢龙到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归途“卸装昌黎”以后，“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那么，他和几个一起考学归来的同乡学友，当日为何不去攀登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而到仙台顶迤东的西五峰山一游呢？这是因为，“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难以攀登峭拔险峻的碣石绝顶，即便冒险登上去，也会只见云雾，无任何胜景可览；再有，就是西五峰山韩昌黎祠（通称韩文公祠）是游览碣石山的一个绝妙去处，其地不仅比较容易前往，而且可以避风躲雨，在山中有个落脚之地。“……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惟奇花异卉，铺地参天，骤见惊为世外桃源，故不以为苦。犹忆五峰前马家山湾，树林蓊郁接云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不知也。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就这样，李大钊在1907年夏日的一个雨天，一下闯入五峰山有如仙境般的“人间奇境”，并由此与碣石山中的这一奇景妙境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大钊第二次游览碣石山，是在1913年9月。当时，他已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准备去日本留学。出国前，他特意邀请一位友人一同到五峰山韩文公祠山居数日。在这次游览之后，他写下为碣石山留下的第一篇游记《游碣石山杂记》。在《游碣石山杂记》中，他回顾了自己第一次进山游览的奇遇，详细记载了此番在碣石山中山居、游览的所见所闻，一一历数了五峰山、韩文公祠、范公洞、水岩寺、桃源山等古老碣石的佳美风光及有关趣事铁闻，并引录了范志完、尤侗、崔树宝等明、清时的文人墨客赞美碣石山景的诗文。在行文即将结束时，他还记载了当时发生在昌黎车站的日本侵华驻屯军杀害5名中国铁路警察的惨案，云：“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不与倭奴共戴天者，有如碣石。”在这次山居期间，他吟有“长歌一首”，并给同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言治》月刊主编的同窗好友郁嶷修书一封，说自己“入山以来，晨莫（mù）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yǎn），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并云：“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磴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翛（xiāo）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洁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羡煞也。名山挚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他的这封信写得妙趣横生，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山居之美趣和快慰的心境。
李大钊再一次到五峰山旧地重游，是在1917年5月上旬。此时，他已由日本归国整整一年，正在北京担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的主要撰稿人。就在这年的4月7日，他在《甲寅》日刊发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介绍“北京附近而寻足供旅行之名所”时，着重介绍了碣石山的风光：“……就中以昌黎县之碣石山，余知之最稔，其中胜境颇多，登五峰绝顶，茫茫渤海，一览无既。逢春则梨杏桃李之华，灿烂满山；入秋则果实累累，香馥扑鼻；余如松风泉石，皆足涤人尘襟。距京约以一日乘汽车可达昌黎，山在城北八里许。余频年浪迹都会，每岁归里，辄过昌黎，入山一憩。久溷（hùn）于机械诈伪之人世中，骤与此不知不识纯洁优静之草木泉石为邻为友，其快愉清醒正如乍释重荷，刚出泥途，有非居都者所能梦见者矣!”之后，他又神思飞扬地写道：“连日出步街衢，浊尘腾飞之中，顿见点点新绿，绚缀枯寂若死之北京，因忆碣石山中，梨花春雨，正好结少年伴侣，披蓁攀石，拨雾荡云，以舒积郁，以涤俗烦，以接自然，以领美趣。惜以人事草草，身羁京华，如斯美景竟不可即，徒叹无福，为之奈何?”不想，一个月后，他就有了这样的机会。是年5月6日，李大钊在回乡看望生病的妻子途中，转道昌黎时“倩店伙为雇骡车一辆，驱之入碣石山”。这一天，他先游览了碣石山里新辟的游春胜地隐仙庵，后到五峰山韩文公祠看望了阔别已久的守祠人刘克顺，并登望海峰观海，只因春日风沙弥漫，天气不甚清明，没有看到“地尽忽惊天水合，怒涛千尺腾蛟龙”之景。他把这一天的游历悉数记入当晚宿在县城南关大德增客栈时写的《旅行日记》之中。
1917年冬天，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把五峰山韩文公祠定为自己的避暑之地。1918年夏天，他第一次到碣石山中避暑，在五峰山韩文公祠住有二三十天。避暑期间，他每日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有关资料，探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寻找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说，他在碣石山中的这座深山古祠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这年夏天，他没有留下游记类文字，却平生第一次尝试了白话诗创作。据1918年8月19日《白坚武日记》记载，李大钊给在天津读书时结下的同窗密友白坚武从五峰山韩文公祠寄去了“白话诗三首”：“（一）自然的美，美的自然；绝无人处，流水空山。（二）人在白云中，云在青山外；云飞人自还，依旧青山在。（三）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这3首白话诗统称《山中即景》，其中前两首被李大钊修改后发表在同年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第一首改为五言句：“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第二首小有改动：“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同时，李大钊还寄给白坚武一首《悲犬》：“我初入山，犬狂吠门前；我既入山，犬摇尾乞怜。犬哉犬哉，何前倨而后谦！” 《山中即景》等诗，是李大钊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写照，也是李大钊写给碣石山的第一组诗歌。《山中即景》的第一首，不仅表达了李大钊对碣石山中处处展现的自然美的深切感受，也表现了一种轻松快慰的美感，好像刚刚脱却一个闷郁窒息的世界，突然踏进一个清新壮美的天地一般。而李大钊若没有对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强烈崭新的感受，是很难吟诵出如此豪迈奔放的诗句的。
结束第一次在五峰山避暑回到北京两三个月，李大钊借北京市民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机，“登高一呼”，在群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庶民的胜利》，紧接又写出《Bolshevism的胜利》，明确指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次战局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进而，他不失时机地发轫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7月下旬，李大钊再次到五峰山韩文公祠避暑，准备利用暑假把已写了一个开头，却因“五四”运动爆发不得不辍笔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出。只是，他进山以后，并没有马上开始续写他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而是先写了一封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亮明了自己全面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和所极力倡导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并也参加了“五四”运动的胡适，对李大钊带头大力介绍和宣传“Bolshevism”和马克思主义，并把共产主义思想因素引进《新青年》等报刊极为不满，忍不住写了一篇《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文，发表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对刚刚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进行挑剔和挑战。李大钊是在返回家乡的火车上看到胡适这篇文章的，在大黑坨村停留两三天，一来到五峰山就迅疾给胡适写了一封答辩的公开信。在信中，他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谈起，接连阐述了4个方面的问题，一一批驳了胡适的论点，并坦然写道：“《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或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昧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在这封公开信中，他在详细论及“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等见解之后，阐明了自己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的“根本解决”思想，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间。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清楚地标明“寄自昌黎五峰”的这封公开信，是李大钊当时的真实思想的集中写照。《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发表，昭示李大钊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研究与思考，不仅“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而且比较准确地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准备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根本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了。
李大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五峰山避暑期间脱稿的。限于当时的条件，他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主要利用了日本学者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同时还查阅了一些英译本马克思著作。当时，李大钊是在五峰山韩文公祠一边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和论述，一边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他的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文章较长，在《新青年》杂志分两期载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这年夏天，李大钊紧张的工作之余，依然忘情地在奇险的山川陶治自己的性情，随笔写下了一些抒发自己情感和记述山居生活的诗文。进山不久，他就给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曾琦写了一封信，披露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情况：“我所居的地方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椅，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旬，为我们烧茶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大约到8月中旬，他又忙中抽暇，专为五峰山写了一篇《五峰游记》。在这篇几乎完全用白话文写的游记中，他一开笔就引用了幼年熟读的《千家诗》中太上隐者的诗句，说“我向来惯过‘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日。”紧接回顾了7月下旬带家人由北京返回家乡的经过及一路所思所感。在追述山居生活时，他写道：
过了两三日，我便带了一个小孩，来到昌黎的五峰。是由陆路来的，约有八十里。从前昌黎的铁路警察，因在车站干涉日本驻屯军的无礼的行动，曾有五警士为日兵惨杀。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地。
五峰山是碣石山的一部，离车站十余里，在昌黎城北。我们清早雇骡车运行李到山下。
车不能行了，只好步行上山。一路石径崎岖，曲折的很，两旁松林密布。间或有一两人家很清妙的几间屋，筑在山上，大概窗前都有果园。泉水从石上流着，潺潺作响，当日恰遇着微雨，山景格外的新鲜。走了约四里许，才到五峰的韩公祠。
五峰有个胜境，就在山腹。望海，锦绣，平斗，飞来，挂月，五个山峰环抱如椅。好事的人，在此建了一座韩文公词。下临深涧，涧中树木丛森。东南可望渤海，碧波万顷，一览无尽。我们就在此借居了。
看守祠宇的，是一双老夫妇，年事都在六十岁以上，却很健康。此外一狗、一猫、两只母鸡，构成了他们那山居的生活。我们在此，老夫妇很替我们操作。
祠内有两个山泉可饮。煮饭烹茶，都从那里取水，用松枝作柴，颇有一种趣昧。
山中松树最多，果树有苹果、桃、杏、梨、葡萄、黑枣、胡桃等。今年果收都不佳。
来游的人却也常有，但是来到山中，不是吃喝，便是赌博，真是大杀风景。
山中没有野兽，没有盗贼，我们可以夜不闭户，高枕而眠。
久旱乡间多求雨的，都很热闹。这是中国人的群众运动。
昨日山中落雨，云气把全山包围。树里风声雨声，有波涛澎湃的样子。水自山间流下，却成了瀑布。雨后大有秋意。
李大钊的这篇游记写得非常简约、自然，于平淡无奇中倾述了自己对在山居生活的挚爱，也道出了五峰独特风光的魅力。在发表《五峰游记》时（载1919年8月31日、9月7日出版的《新生活》第2、3期），他启用了后来一直喜欢使用的笔名“孤松”。“孤松”一名，取意于五峰山的平斗峰项在山石缝中长出的一棵傲霜斗雪、独立不群的劲松。在此前后，他还吟出了《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白话诗。若说前一年写的《山中即景》等诗还有文言文的味道的话，这一年写的《岭上的羊》等诗则完全是白话文了，如《山峰》：“一个山峰头，长着几颗松树。片片的白云，有时把它遮住。白云飞来便去，山峰依然露出。”诗意与《山中即景》的第二首大同小异，语气却完全脱却古诗的韵味了。此外，李大钊这年秋天回到北京，积多年在碣石山中体验的“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写了一则题为《牺牲》的随感录：“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20年2月中旬，矢志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李大钊，在由北京护送面临再度被捕危险的陈独秀乘骡车去天津返沪之后，曾在回乡途中特意到五峰山冬游。对此，他在寒假回京后写给周作人的信中透出：“……前次你给我写信，问仲甫的通信处，我那时亦跑在昌黎山中去了，所以未曾答你。”1920年夏天，李大钊因忙于各种工作，没能再到碣石山避暑，但他在暑假即将结束返回原籍把家眷又接到北京时，可能曾带领家里人一起上过一次五峰山。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李大钊忙于党的重要工作，多次利用假期或请假南行上海、广州等地，接连几年没能再抽暇到碣石山避暑。他最后一次到碣石山避居，是在1924年5月下旬，为的是躲避军阀政府的缉捕。1924年春天，李大钊由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北京，担负起领导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重任。北方党组织的活跃，引起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惶恐，在5月20日前后，内务部突然下令要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通知有关同志后，化装成生意人模样，带着长子葆华，搭京奉铁路的夜车连夜离开北京，于次日凌晨到达昌黎，径直来到五峰山韩文公祠避居。他们离京后，警察总监王怀庆派便衣警察到李大钊在北京的住宅进行了搜捕。嗣后，李大钊在北京的家属也乘火车回到了乐亭老家；紧接，警察又由北京追到乐亭县大黑坨村搜捕李大钊。而军警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李大钊就隐匿在他们路经的昌黎城北的碣石山中的一座祠堂里。这一次，李大钊在五峰山上住有半个多月时间，每天在祠堂的客厅里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6月上旬，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让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前来赶送通知的党内同志给他带来夫人赵纫兰写的一封家书，赵纫兰在信中与他商量，想给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结下的同窗好友白坚武写一封信，请时任吴佩孚的总参议的白坚武设法把通缉令撤销。李大钊不同意夫人这样做，在告别五峰山的夜晚，他在韩文公祠草修了一封家书，在信中对赵纫兰说：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绝交了。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翎打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胞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在信中，他还回顾了他去南方期间反动当局对家里进行的一系列迫害，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住他的。他把统治者形象地比作一只纸老虎，说纸老虎寿命是不会长的，它是禁不住冲天的革命烈火燃烧的，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更没有什么可怕。他还提到自己在五峰山上为患急病而夭折的幼女钟华写的一首长诗，对赵纫兰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替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在信的最后，他充满胜利信心地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李大钊告别碣石山时，和由北京来作政治避难时一样的打扮。几天后，他会同其他代表一起由北京出发，转道哈尔滨，从满洲里偷越国境去了苏联。到这年12月上旬，他才回国，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在北京发动政变，撤消了对他的通缉令。从1924年12月至1927年4月，他一直坚持战斗在北京城，直至牺牲也没回过家乡，也没再到碣石山避难。
从1907年盛夏到1924年初夏，17个春春秋秋，李大钊多次到碣石山游览、避暑，陶冶自己的性情，从事重要的革命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播种和护种等工作，最终在此避开了军阀政府的缉捕，使这里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李大钊英勇就义9年之后，学者郭湛波在《近50年中国思想史》论及李大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时说：“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李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而“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李大钊，在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而“立其基”和“导其先河”时，使用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碣石山。是李大钊在碣石山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又是他在碣石山寄出《再论问题与主义》和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高高地举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开创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古老的碣石山和北大的红楼一样，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是鲜红的党旗雏形勾勒的地方。
1987年夏天，在李大钊壮烈牺牲60年之后，五峰山韩文公祠在碣石山的崇峰峻岭中被重修一新。如今，五峰山韩文公祠已经作为与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紧密相连的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相继被辟为秦皇岛市和河北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相关链接：[碣石纵横谈-25]碣石山的名胜古迹
http://jieyangren.blog.hexun.com/2349373_d.html
清宣统元年（1909年）入成都高等学堂，后转入法政学堂读书，被聘为《成都商报》主笔，并于重庆创办《民国新报》、《群报》。民国5年（1916年）赴日本东京，入中央大学攻读法律，创办“华瀛通信社”。民国7年（1918年）回国，与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后编辑出版《救国日报》。民国8年（1919年）8月赴法留学，组织“巴黎通讯社”，兼任上海《新闻报》特约记者。民国12年（1923年）12月，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党，曾任该党委员长，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民国13年（1924年）9月回国，在沪创办《醒狮》周报，任总编辑，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民国30年（1941年）赴香港，与梁漱溟合办《光明报》。民国34年（1945年）起，曾任青年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资政。民国37年（1948年）4月，在台北任国民党总统府资政，同年10月赴美，1951年因病在华盛顿去世。
易君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后，思想得以迅速升华。北大的教授们将西方的各种思想，通过翻译讲座的形式向学生介绍，特别是听了李大钊、陈独秀的讲授后，他产生了走出国门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1916年，易君左踏上了赴日留学的航船，到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探寻拯救中国与民众的道路。这一时期，他与周佛海、郁达夫、田汉、曾琦、罗教伟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创办华瀛通讯社，将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在这个岛国亲眼看到日本军阀妄图吞并亚洲各国而加紧扩军备战、磨刀霍霍的种种行为，写成通讯，提醒国人。当时，中日两国正酝酿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日方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谋取原来帝俄在北满地区的权益，进一步扩大在华势力。得此消息，易君左等留日学生频频集会演讲，痛斥卖国的段祺瑞政府。1918年5月初，易君左带领留日进步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被日本警察逮捕，以间谍罪被驱逐回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易君左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火烧赵家楼以后，易君左凭着自己在日本东京游行集会的经验，料想军警必然前来镇压，便与傅斯年一起，组织学生们赶快疏散。民国人物：易君左
1911年底，原本就不富裕的王家再遭沉重打击，家中存银生息的两家当铺横遭抢劫，无法继续经营，不得不黯然关门。重压之下，王光祈却未就此消沉，他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并在衣食交困中完成了中学学业。毕业后，王光祈先到重庆与郭布陶、曾愚公等人编辑《民国新报》，1914年又赴北京，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6年，应周太玄之邀，王光祈到《京华日报》工作，并与次年结识《晨钟报》主编李大钊，成为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主要撰稿人。
1918年7月，王光祈与周太玄、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决心以“完全崭新的态度和做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王光祈当选执行部主任，不久，他热心介绍张闻天、赵世炎等人入会。1919年底，王光祈又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然而，因内部分歧，工读互助团很快解体，少年中国学会歧见纷称，梦想的破灭令王光祈痛苦无比，决心愤而去国。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 我们寻绎少年中国学会田汉君曾慕韩君争论宗教的信，他意思里所隐约指的宗教的必要，是能令我们情感丰富热烈，而生活勇猛奋发。我们看差不多大家都认悲悯爱人的怀抱， 牺牲一己的精神，是宗教家的模样。这有没有相连的关系呢?似乎是有的。这种特殊的怀抱与精神，实出于一种特殊的宇宙观——不由理智的而为非理性的神秘的宇宙观。因他这种宇宙观是宗教式的宇宙观。所以多半是宗教家才得有此了。既然宗教家才得有此，此而必要，亦即宗教的必要了。我们看见有这种怀抱精神的人，他的生活很活泼奋发而安定不摇，可以说于他自己很必要的，而这样人于人群也很必要的。然则宗教的必要是不是在这里呢?这实非必要。我们觉得单就个人看，人的生活活泼奋发与温爱的态 度是必要的，若“悲悯”“牺牲”和田君所说的“白热”似无必要。而生活活泼奋发与温爱的态度非必宗教才能给我们，这是很明白的。若就人群来看，虽然在现在我们很提倡悲悯、牺牲、热情，却恐一旦社会用不着。都因社会有病，社会制度不良，或者文化低时人力不能胜天行，才需要这样人。但这非长久如此，故尔救人的人，殊非永远的必要。假使宗教的必要不过如此，则宗教便也不得长久了。然宗教的必要固别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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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后曾琦与国民党的关系
张少鹏
摘 要：曾琦准备加入国民党,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便反对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曾琦支持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始终"反共不反国",希望与国民党合作.但在国民党的"反革命"暴力之下,曾琦难逃国民党的打击.
关键词：北伐;曾琦;国民党;清党
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5)03-0111-03
作者简介：张少鹏(1971.12-),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2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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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字锡璜.后改名琦,字慕韩,别号愚公,党号移山.四川省隆昌县响石镇涟鱼荡人.自小即随在广西做官的父亲生活.1908年春考入桂林中学堂,1909年春转学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后又入法政学堂.辛亥前后在成都、重庆办报.
1914年入上海震旦学院学习法文.1916年春,赴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学习宪法与行政法.1918年组织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反对中日军事密约,并在北京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10月,赴法留学.1923年12月2日在法国创立中国青年党.1924年10月,回国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反共反俄,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九一八"事变以后,主张与国民党联合抗日,"七七"事变前,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八一三"后,被聘为国防参议院参议员.1938年,政员.1941年,前往沦陷区,到南京、上海和华北一带活动.抗战胜利前夕,回重庆,在中国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席.1946年11月参加"制宪国大",1947年4月参加"行宪国大",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总统府资政.1948年秋,离国赴美,1951年病逝于华盛顿.
出版日期：2005年3月10日
反正前后 清朝末年，在宣统那位小儿皇帝即位之后，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第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资政院。虽然是一种过渡时代的形式，总算是成了一个半立宪的国家。四川咨议局的正议长便是蒲殿俊，副议长便是罗纶。他们也集合了一批同志，我所能记忆的有邓孝可，有朱山。他们的言论机关便是月刊杂志的《蜀报》。文字是当时风行一世的半解放的闱墨式文章，于六朝风味的美词丽句之中，爱嵌以沉痛绝叫的状语；大概不是一起便是“呜呼”，总是一结便是“噫嘻”的。这种体载在二十年后的今日还有着它的木乃伊，那就是一二年前“醒狮派”的文字了。这种文字在当时自然也不失为是带有革命性的一种。这就跟放了足的中年妇人一样，虽然不是天脚，总可以算是解放了的“半大小”。
文体尽管怎样带有挑发性，而它们的内容却总不外是一种君主立宪。更换一句话说，便是一方面承认着清廷的支配权，甚或认这种支配权的存在为神圣的必要，而在它的下面要求庶民的参政，要求国会的早开。这种言论是很不能使我们满足的。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康、梁的保皇立宪和孙、黄的排满兴汉的对立，在四川虽然只是片面的前一派人占有势力，而在我们青年人的心目中却是鄙屑他们的。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凡是主张这种思想的人，凡是这种思想的实行家，都是我们青年人崇拜的对象。我们崇拜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了的邹容，我们崇拜徐锡麟、秋瑾，我们崇拜温生材，我们崇拜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一切生存着的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不用说，就是不甚轰烈的马君武，有一时传说要到成都来主办工业学校，那可是怎样地激起了我们的一种不可言状的憧憬！
我们并不是甚么同盟会的会员，事实上当时同盟会的会员也好像并没有好几个，特别在我们四川。我们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我们在那些出过外洋或者到过京沪的教员先生里面找，但始终没有一个像。同年辈的同学们，连因为我们是插班生，都好像在把我们当成异民族在看待，不消说更说不上了。我们读过一些俄国的烧炭党人的小说，以为革命家的生活一定是很艰苦的。他们以殉教的精神在从事于救济国家，救济人类的事业，或者他们是为避免权力者的注意，为便于宣传民众起见，他们是间杂于卑贱的厮役之间。然而我们在我们所能接近的校役里面找，依然跟我们的教员和同学相差不多。
分设中学的一些同学，原本是在有革命性的刘士志的陶冶之下教育出来的。就是后来在四川成为了革命党人的元祖的杨庶堪，也在那儿当过英文教员。在我们入学的头一年年底，他才和刘士志一道辞了职往北京去了。但那些同学却连丝毫的革命性也没有，妙的是二十年后的国家主义派的健将差不多都出在那儿。那为首的圣人曾琦，便是在我们丙班住过的人物。他比我们早一年来插班，在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废了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先后同班的。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abcd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生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像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麦索里尼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纪其实和我不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气之横秋也，实足以上咸五而下尊三，自比克来曼梭，自比吾家国藩，或许还是他的客气罢？
此外如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周太玄诸人都是我们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之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好像是生在我们的邻县峨盾县。他的父亲在峨眉县做过教官，他有一位胞兄也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后来听说他在法国是研究生物学。
旧的一些同学大概都是不大管事的人，特别是我们丙班。他们的不肯好事，有些是出于他们的天性，然而一多半也是出于聪明。大凡在学校里爱管事的学生，到头终竟是没有好结果的。能够获得这一点经验的聪明，大抵的学生都会有。我自在嘉定中学遭了斥退，我这个愚蠢人也学得了一些聪明，进了分设中学以后，自己是有意识地遵守本分了。但谁料还有比我更聪明的人。我进学堂不久，学堂要对于刘士志先生开追悼会，刘先生和我是百不相干的，追悼会也并不是甚么危险的集会，我们丙班的同学公然举了我做筹备员，这真是使我受宠若惊了。而且从此以后，丙班代表的资格，对我说来，差不多成了终身大总统一样。平常对于你尽管冷落，一遇有事时，总把你推选出来。这点厚意我是能够领会的。然而一被举出，我总还是要去担任，或许也怕是我生来便赋有一种愚而好自用的宿命罢。
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乃至文化中心，因而学生在闹事的时候，它的性质也和地方上的大有不同。我在乐山小学遭了斥退，是因为要求礼拜六放假；在嘉定中学又遭了斥退，是因为在会馆里看戏学生和营防斗殴。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事，说起来真是很可惭愧。然而成都学生界闹事的性质，就我所曾经参加过的看来，毕竟是大有不同了。
就在庚戌年的十月（阳历的十一月），天津闹过一次国会请愿，有三四千的群众向直隶总督请求代奏。还有温世霖诸人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计划着以全国学校总罢课作为要求的后盾。请愿结果失败了，清廷把温世霖逮捕了，流充到新疆。四川因为相隔太远，大凡外界的风潮总要相隔一月之后，然后才能波及。外边的请愿运动已经镇压下去，而它的反响却在四川发生了出来。
时候已经在停课准备学年试验的期中，风潮的发源地是四川最高学府的高等学堂，一通油印的通函要求各学校举出代表来在教育总会开会。丙班的代表不消说又是我。
教育总会是在高等学堂的右手，在午前十点钟开会的一个长方形的议事厅，早被各学校的代表塞满了，为数怕有两百人光景。但因为大家都没有受过训练，对于开会的方式、开会的程序都没有把握。演坛上簇拥着许多人，议论纷纷的开始便讨论怎样开会。坛上的人、坛下的人都争着说话。你插说几句，我插说几句，一直绵延到午后一点钟了，都还没有正式地宣布开会，因而走来凑趣的人不免也就啧有烦言了。
曾先生说有甲乙丙丁四班，甲班是五年级，乙班是四年级，丙班是三年级，丁班是二年级。
（二）蹉跎京华行 （ 刘利民：昆仑之巅的黄钟之律：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http://liulimin.blshe.com/category/965/2505 ）
和那时绝对多数青年男女一样，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18岁的王光祈由母作主与温江镇子乡罗次玙结婚。韶光易逝，好景不长，1911年底，原本就不富裕的王家再遭重创，家中存银生息的两家当铺横遭抢劫，无法继续经营，不得不黯然关门。重压之下，王光祈却并未就此而消沉，他积极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并在衣食交困中完成了学业。毕业后，却"顶无聊了"，便来到重庆与郭步陶、曾愚公等人"在一个顶无聊的报社（《民国新报》）编稿子"。工作是有了着落，但日子却依然艰辛。李劼人回忆道，那时生活很艰辛"只有一碗小菜饭吃，日暇无聊，便来找着我，少城公园茶铺里一坐，相对无言，连谈女人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久报社也停办，他只得返回故乡，生活极端困难。祸不单行，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也在贫病交加去世。即便在这样艰难的生活中，他依然勤奋学习经史和名家诗集，并常与县中有志之士交往，相互唱和，纵谈时事。
1914年春末，不甘沉寂的王光祈离开重庆，顺江东下，找寻新的生存出路。他首先乘船到了上海，与他同行的曾琦因是富家子弟，进了震旦大学。而此时，王光祈身上只剩下4元半钱，没法入学。他便又乘船到青岛，结果仍然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又重新返回了上海。到同济大学找到了好友魏时珍，商议下一步的打算。若干年后，忆及当时落魄的窘境，魏时珍说："（王光祈）一身破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
"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最后，王光祈来到北京，找到时任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在他的帮助下在馆里谋得一个书记员的职位，月薪八元，后升为三十元。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馆藏资料，翻译、整理出《瓦德西拳乱笔记》、《李鸿章游俄纪事》、《美国与满洲问题》、《三国干涉还辽秘闻》、《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西藏外交文件》、《库伦条约之始末》等资料，为后学推崇备至。
这期间，1915年，李劼人在成都创办《群报》，并任发行人兼总编辑。他聘请王光祈任《群报》驻京记者。后来，《群报》改为《川报》，王光祈就任《川报》驻京记者。这年秋天，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当时，他寓居北池子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1916年秋，周太玄到北京任《京华日报》编辑。在他的推荐下，王光祈也参与了该报的工作。当时，李大钊正主编《晨钟报》副刊。由于职业的关系，加之四川老乡陈淯的联络，王光祈和周太玄结识了李大钊。他们一见如故，倾心相谈，有时畅谈至深夜。李大钊对王光祈极其欣赏："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
周太玄回忆说："他们共同之处是思想倾向于新的一方面，要成立一个团体来找寻方向，实现理想，要坚决地与旧的一切划清界限，决不与任何旧的势力妥协。要想在青年的朝气上面再加上奋斗刻苦的精神，以一个完全崭新的姿态和作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因此，许多地方与李大钊和陈淯的思想有共鸣之处。"
一路坎坷，满身风尘。走出巴山蜀水的王光祈，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风云激荡，流派纷呈的北京，他苦苦寻觅着一展身手，实现抱负的机缘。
军队 曾琦藏云室诗集2http://my1.tianya.cn/mytianya/ListWriterNew.asp?vwriter=军队&idwriter=0&key=0
李大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五峰山避暑期间脱稿的。限于当时的条件，他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主要利用了日本学者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同时还查阅了一些英译本马克思著作。当时，李大钊是在五峰山韩文公祠一边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和论述，一边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他的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文章较长，在《新青年》杂志分两期载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这年夏天，李大钊紧张的工作之余，依然忘情地在奇险的山川陶治自己的性情，随笔写下了一些抒发自己情感和记述山居生活的诗文。进山不久，他就给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曾琦写了一封信，披露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情况：“我所居的地方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椅，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旬，为我们烧茶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大约到8月中旬，他又忙中抽暇，专为五峰山写了一篇《五峰游记》。在这篇几乎完全用白话文写的游记中，他一开笔就引用了幼年熟读的《千家诗》中太上隐者的诗句，说“我向来惯过‘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日。”紧接回顾了7月下旬带家人由北京返回家乡的经过及一路所思所感。在追述山居生活时，他写道：
郭沫若： "海棠香国"出骄子
民国初期的新闻事业
一，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1，民国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
颁布保障言论自由的法令。如1911年10月6 日，湖北军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西临时约法》中也有同样的规定。
1912年3月14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订了《暂行报律》，其基本内容为：出版报刊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着应受惩处；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应受处罚后由于反对，撤消了《暂行报律》。实施报律。1912年，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民国暂行报律》：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了简略的《暂行报律》，在正式宣布废除《大清报律》的同时，与报界约法三章。具体内容有：出版报刊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流言煽惑，关于共和体有破坏弊害者”应受惩处；“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应受处罚。但在当时民主、自由气氛空前高涨的报界，此报律受到了报界的一致反对，孙中山明令撤销。
2。新闻事业的繁荣与政党报刊的蜂起。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给我国新闻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新闻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是短暂的繁荣，到1912年袁世凯。表现是报纸的数量增加，新闻通讯社有较大地发展，有人称这个时期为“报界的黄金时代”。
民国成立后，在政党政治的潮流的影响下，政党报刊特别活跃。表现是政党报刊的数量增加，两党为了各自的利益，用报刊来宣传自己，以提高自己的形象，很多省份都有自己的报纸，内容针锋相对。这时期，《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报》被人民称为“横三民报”。民国初期的政党报刊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起到进步作用，反而还增添了政局混乱--评价。
试述民国初年短暂的第二次办报高潮（第一次板报高潮是在1896----1898年间维新派掀起其特征有：全国性，多样性，进步性。表现是：全国一些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开始创办报刊，但是还没有形成全国网络；有综合性的时事政治报刊，也有商业报刊，文艺报刊，科技报刊等，但是数量不多，特色不鲜明；宣传变法自强，介绍知识，表现了爱国热情，发挥了启蒙作用，但是还没有“唤起民众”。评价是：这是首次出现国人办报热潮，这次热潮产生了著名的报刊和报人，提出了中国人的办报理念，革命了文风，为我国报刊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意义贡献是：第一，两个突破，突破不外报在华的垄断地位。第二，两个开端，我国的政治家办报和政党报刊。第三，两个革新，新闻思想和报刊文风两个方面出现新的面貌。）中新闻事业的变化及其业务的变化。（一）历史背景： （二）新闻事业变化：（参考教材p150）（1）新建政权的各级机关报取代前清官报（2）鼓吹发展实业的经济报刊，发展教育的教育报刊，要求女子参政的妇女报刊大量出版（3）通讯社兴起 （4）政党报纸峰起（三）新闻业务变化：（参考教材p155）（1）政论衰退，新闻报道增强，出现众多名记者（2）副刊进一步发展（设固定栏目和版面，内容广泛等）（四）总评：
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1，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统治和反袁宣传
袁世凯实行专制统治，迫害新闻界，捣毁查封各地方的报馆和殴打逮捕驱逐杀害保人。新闻事业的短暂繁结束。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统治的行为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谓新闻自由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在认识到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后，国民党的报刊就以大量的篇幅声讨袁世凯。表现是上海的《民立报》刊登袁党往来的密电等。《中华民报》《长沙日报》《讨袁报》《民国报》等抨击袁世凯政府的罪恶行经。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查封报刊，逮捕主笔杀害报人。在租界出版的报刊禁止在袁世凯就禁止它在租界发行，迫使它停刊，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报纸总的数量减少（武昌起义后全国报纸猛增至500家）。同时大批报人受到迫害，这就是“癸丑报灾”。
2，袁世凯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
袁世凯想复辟帝制。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了对社会舆论和新闻界的控制。
创办卸用报纸和收买报纸、报人。
制定法律、条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
用暴力手段任意摧残报业和迫害报人。
3，军阀专制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局多边，新闻事业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堕落与希望并存。新闻事业在曲折中缓慢前进！
首先是报业得到复苏，但是时间却很短暂。原因是军阀割据，各种政治势力实行的新闻政策不同，如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后，取消对一些报刊的禁令。而段祺瑞执政后，积习推行袁世凯时期的新闻法律，并从1917年5月26日起实行报刊邮电检查。1918年10月还颁布了《报纸法》，致使新闻界又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中。
报业界出现了各种怪现象：报人报纸的品格底下；报纸的言论退化（北洋军阀实行言论禁锢政策）；出现一些“有报无馆”的“马路小报”，鬼报。
这一时期的通讯社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讯社不下20家。
三，著名记者和新闻业务
1，黄远生：民初著名记者，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编辑《少年中国》和〈庸言〉杂志，担任《东方日报》特约记者。以写新闻通讯著称。时人称他与刘少少，徐彬彬问“民初三大记者”善于采访，提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应有的“四能”，能想，能跑，能听，能写。认为“叙述一事，贵能恰如其分”，放对新闻报道空谈。
2，邵飘萍：著名进步新闻工作者。年轻是给《申报》写通讯，并担任其特约通讯员。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1915年，是他最早把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协定驰报国内。1918年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人在北京自办的最早的通讯社，同年10月5日，创办《京报》。在北大教过书，新闻采访。遗著了多本新闻理论书籍。
邵漂萍（01新传名） ：我国不可多得的“新闻全才”。早在学生时代就被聘为《申报》通讯员；1911年协助创办《汉民日报》，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从此开始职业报人生涯。日本留学期间，在东京创办东京通讯社。 1916年回国后，受聘于《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撰写时评。袁世凯死后，《申报》聘他为特派驻京记者，期间为之撰写的《北京特别报道》很受欢迎。 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 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自任社长，以“铁肩棘手”为座右铭。同时他还兼任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他最擅长新闻采访，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专著之一。
3，其他著名记者
4，新闻业务的变化
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报道的加强，一是报纸副刊的发展。
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受众的新闻欲增加，而言论又受到禁锢，新闻报道就增多了。首先是军政消息在报纸的比重增大，其次是新闻通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欢迎，再次是报社加强了采写力量，设立了采访部，聘请通讯员，国际新闻的报道增加，派出驻外记者，抢发独家新闻。
报纸普遍设立副刊专栏，专门刊载杂文小说等等，如《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时报》的“余兴”等。袁世凯死后，副刊开始介绍一些学术观点，讨论思想问题，传播新的文化知识等，如上海的《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
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一，〈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1，〈新青年〉的创办及其主编陈独秀
《新青年》：“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杂志，初为月刊，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任主编。1917年，刊物迁到北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党的理论刊物。前期宣传科学与民主，发起文学革命和批孔运动，业务上实行自由讨论，开展百家争鸣，逐步采用白话问写作，使用新式标点。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2，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
3，李大钊揭开〈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无产阶级报刊活动的先驱---李大钊。他做的贡献是：揭开了中古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引导进步新闻界联合起来，团结合力，走向光明；创办新型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反映被压迫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新就新在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观察新闻现象。
二，五四运动前后新闻事业的发展
1，〈每周评论〉的创办及其对五四运动的宣传
2，宣传新思潮的报刊蓬勃发展
三，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1，〈新青年〉改组和〈共产党〉创刊
2，第一批工人报刊的创办
3，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产生的历史条件及特点
四，新闻事业的重大改革
1，提倡自由平等地讨论问题
2，政论传统的恢复与发展
3，倡导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
4，在国内外广开新闻来源
5，报纸副刊的革新
6，新闻教育和新闻学院研究的开端
王光祈 古朴诗人的音乐之路
稿件来源：成都日报 2007-1-22 03:19:07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二天/文
他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与周太玄、李劼人等在成都相善相知，引为知己；他颇具诗人气质，毕生从事中国音乐史研究，日本音乐学家岸边成雄称他“将中国音乐史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
温江少年成都求学
1892年10月，四川温江一户破落的读书人家中传来一阵啼哭声，王光祈在这一天呱呱落地。王家虽是书香世家，到王父这一辈，已是家道中落，难以为继，王父英年早逝，王母独自将王光祈拉扯成人，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童年的王光祈跟着母亲读书识字，9岁进私塾，祖父王再咸早年教过几年书，四川总督赵尔巽也是他学生，在赵尔巽资助下，15岁那年，王光祈来到成都，入第一小学堂高年级继续学业，他虽年少，却立志苦读，加上聪颖过人，深受老师赞许。1908年，王光祈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的朋友李劼人、周太玄与魏时珍等。
王光祈中学偏好文科，与曾琦以及后来从乐山转学过来的郭沫若成绩最为优异，他读书喜欢大声朗读，声调铿锵，旁若无人；课余时间，他就独自坐着，构思诗句，写点小文。不过，他又不孤立，与李劼人、郭沫若、周太玄、曾琦、魏时珍等人打得火热，互相引为知己。有一次，王光祈与魏时珍等12位同学来到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周太玄家中，效仿刘关张“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合葬此处。
少年王光祈便崭露出过人的音乐天赋，他会吹箫，吹笛，四川风光绮丽，春花秋月，莺歌燕语，自然的天籁陶冶了他的音乐性情。他常独自一人提着箫、笛，在野外一吹就是半天。此外，他还醉心于京剧，一到周末，就兴致勃勃地邀请一帮朋友到曾琦家中吟唱，紧锣密鼓，胡琴高腔，好不热闹，非到深夜不能尽兴。
好景不长，1911年底，原本就不富裕的王家再遭沉重打击，家中存银生息的两家当铺横遭抢劫，无法继续经营，不得不黯然关门。重压之下，王光祈却未就此消沉，他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并在衣食交困中完成了中学学业。毕业后，王光祈先到重庆与郭布陶、曾愚公等人编辑《民国新报》，1914年又赴北京，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6年，应周太玄之邀，王光祈到《京华日报》工作，并与次年结识《晨钟报》主编李大钊，成为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主要撰稿人。
1918年7月，王光祈与周太玄、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决心以“完全崭新的态度和做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王光祈当选执行部主任，不久，他热心介绍张闻天、赵世炎等人入会。1919年底，王光祈又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然而，因内部分歧，工读互助团很快解体，少年中国学会歧见纷称，梦想的破灭令王光祈痛苦无比，决心愤而去国。
德国留学学音乐
1920年4月1日，王光祈与魏时珍、陈宝锷、涂九衢4人从上海乘坐法国轮船Paullecat号来到欧洲，据他自己说，他本想到美国，却“因在沪时检验身体，以有眼疾，非医好后不能赴美”，不得不改道赴德。漫长的旅途整整一走就是2个月，一路上经新加坡、科伦坡、西贡，终于于6月1日抵达德国。
王光祈与魏时珍一同来到法兰克福。6月4日，王光祈提笔给法国留学的好友周太玄、李劼人写了封信，“弟因初到德国所租之房尚未搬往，须七八号始能搬去，此时尚寄居在德列士博士之家”。虽是初出国门，王光祈却没有丝毫不安与寂寞，相反，他对法兰克福甚至有种重归故里的感觉，字里行间充满了诸如“惟开窗临野，可望数里之遥，皆系绿野平芜，全系故乡风味”的描述，他惊叹于法兰克福的安静，“窃叹十余年来，终日在都市车马扰攘中，忽得此乡景，令人心旷神怡”。
一战前中国货币1元可以兑换德币2马克，一战过后，一元中国货币已可兑换50马克。战后德国留学费用不高，许多中国学生选择到德国留学，1924年，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已逾千人。这些留学生中，一半是自费，大多来自江浙广东一带比较富裕的家庭。其余则是公派，或仰仗省府资助，在德国人眼中，中国人在黄种人中是最有钱的，官费留学生在德国每月有两千四百马克生活费，有些阔绰的学生还会时常接济德国朋友。
王光祈不是公派，家境也不富裕，他在德国，完全凭借自己卖文为生，他每月生活费需600马克，这笔钱对他来说并不是难事。吴虞在日记中记到，“王光祈到欧系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及北京《晨报》三处特约通信”，“每年一千二百元”。以当时德国的物价看来，已是不小的一笔收入。同窗魏时珍与他情同手足，王光祈时常接济，此外，他每年还给出国前的女友，吴虞之女的吴若膺“二、三百元”。王光祈的生活颇为宽裕，1920年12月，他在一封给恽代英的信中这样写到：“曾经用过每日铜元四枚的生活费。……早晚两餐均在市上极便宜饭摊上吃饭。与一般洋车夫为伍。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半个铜元的小菜，每日吃得甚饱”。现在就不同了，早、中、晚餐俱为房东提供，连日常生活都有人服侍，难怪他会发出“虽国内达官贵人之生活，不过是也”的感叹。而且，当时德国政府对于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学子还尽可能提供方便，据王光祈回忆，“若在校内进膳，每餐只收二马克半，较之外面饭铺便宜一半。坐电车看戏剧皆可减价”。
不久，王光祈迎来失恋之苦，好在身边有朋友相伴，却也不寂寞，他“与时珍、及郑寿麟、吴屏诸兄各租一室”，每日除了读书，还能在一起聊聊时政，当时旅居巴黎的同乡、同学曾琦、李璜、周太玄、李劼人等与他也时有联系。王光祈德语不佳，遂下决心“专心学德文，数月中绝不履城市”，魏时珍赴德前在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待过一段时日，给了王光祈莫大帮助。
在法兰克福住了大约1年半，王光祈来到柏林，在一所专科学校补习钢琴、小提琴与音乐理论，1927年转入柏林大学音乐系，1932年11月被波恩大学东方学院聘为讲师，并于两年后以《中国古代歌剧研究》一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将目光瞄准音乐史，开始思考音乐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并一度热情澎湃，“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中国音乐之业”。
在王光祈眼中，“音乐是人类生活的表现”，他的研究，是为了推动创造中国的“国乐”， “吾之志，在以乐为学，而不以乐为技。……吾国先民音乐之素养，视各国为深，吾尤将发湮抉微，张皇幽渺，使吾国音乐亦得与欧洲各国，各占一席，一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什么是“国乐”？“就是一种音乐，足以发扬光大该民族的向上精神，而其价值又同时为国际之间所公认”。王光祈以独到的眼光撰写了《中国音乐史》一书，他说，“余留德十余年，皆系卖文为活，自食其力，即本书一点成绩，亦系十年来孤苦奋斗的结果”，历尽辛酸。对于《中国音乐史》，日本音乐学家岸边成雄这样评价：“将中国音乐史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的，则是王光祈先生及他的《中国音乐史》。”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教授卡勒博士将王光祈誉为“前驱者”：“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应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前驱者”，“他在研究院无时不以最大的努力和确定的态度来工作，他是一个静默稳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
诗人才情尤怜短
很少有人知道王光祈还是一位颇具才情的诗人，他早年衣食交困，难以为继；又长年滞留异邦，孤怀倦旅，因此他的诗常常笼罩着淡淡的幽思与磊落不平，虽传世不多，却意味隽永，真挚动人。
1915年，23岁的王光祈离川出游，感慨地写下了楼一组《夔州杂诗》，“西台痛哭谢皋羽，东观淹留定远侯。投笔声威闻万里，临风涕泪亦千秋。布衣长笑轻秦帝，残照相看忆楚囚。枯柳飘蓬无限意，还如王粲赋登楼。”昔日王粲痛恨世态“纷浊”，作登楼之赋，王光祈也有着一样的抱负。
王光祈早年常灵犀一点，陡生佳作。《暮春送赵三之江南》云：“车马临岐百感侵，天涯何处寄秋心。蜀中杜宇声声唤，唤到江南春已深。”“去年落拓去都门，相对欷歔酒一尊。今日送君过白下，秦淮河畔易黄昏。”《同彭云生、周太玄在陶然亭寓所感赋》：“客舍浑如梦，深闺漏正长。百年一弹指，千里九回肠。蟾影中天静，虫生永夜凉。西风吹白露，秋意已茫茫。”色韵娟美，淡淡写来。
更多时候，他的诗歌流淌着悲凉的血液。在《夔州杂诗》之四与之六中，他写到：“野花迷古渡，幽草送残春。独向青城客，劳劳滞此身。”“江湖如有托，舟楫漫招魂。无限浮生事，凄凉不忍论。”“今夜孤城外，悲风战马嘶。猿声过峡断，人语入舟低。居民苦行役，闭户水东西。”另一首《忏悔》则回顾了一生：“真惭愧者惟自杀，每见此语血如焚。且将毁誉随流水，从此襟怀伴白云。”他的诗，善于将凄苦的景物与冷酷的现实结合，意境深邃，颇有古人之风。
王光祈后期在德国的生活日益困窘，积劳成疾，1936年1月12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德国波恩医院，终年44岁。波恩大学为他举行追悼会，噩耗传回国内，好友也为他哀悼，蔡元培致悼词，徐悲鸿为王光祈画了遗像。1938年，王光祈的骨灰由其生前好友从波恩辗转运回成都，李劼人将骨灰葬于成都东郊沙河堡菱角堰。
汤芗铭人物简介.
分类: 吸血鬼的哲理 | 标签: 汤芗铭
汤芗铭，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看了一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对于这个角色，我非常的好奇．甚至一度认为，汤芗铭跟张灵甫有着一定的相同点－－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是文武全才，而且性格上应该也颇有共通点．
就是冲着这些．我想去了解这个人物．因为我希望，通过对汤芗铭的了解而更好地感知这一类型人的性格特征，从而对辩证地看待张灵甫有所帮助．
以下是我从百度上搜来的资料：（原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615127.htm）
湖北浠水人，字铸新，汤聘莘次子，清光绪11年（1885年）生于南凉乡牛黄垱，幼年时因家遭兵燹，父亲汤聘莘靠举债渡日，幸曾祖父汤英信重振家业，汤芗铭才有条件完成学业。清光绪29年（1903年）汤芗铭毕业于武昌文普通学堂；同年参加湖北乡试中举人，汤芗铭立誓以武力振兴中华，于是放弃入京会试，考入福建船政学堂。
清光绪30年（1904年）科举废除，汤芗铭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法国留学，但却遭到全家的反对，幸而得到大哥汤化龙的支持，方使其得以成行。
清光绪31年（1905年）汤芗铭在巴黎结识孙中山，并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兴中会，事后汤芗铭知道孙中山曾是三点会帮会首领，汤芗铭认为三点会是黑社会组织，因而反悔道：“革命我们自己革，岂有拥戴三点会、 哥老会首领之理。”于是汤芗铭到孙中山居住的巴黎东郊横圣纳旅馆取走入会盟书，向清廷驻巴黎公使孙宝崎自首。汤芗铭在法国学习结束之后，又转赴英国进修海军知识。
清宣统元年（1909年）汤芗铭结束留学生涯返回祖国，历任镜清舰机长、南琛舰长，为重建中国海军作出贡献。清宣统2年（1910年）汤芗铭升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
清宣统3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消息传到清庭，使朝野上下一片惊慌。10月12日汤芗铭奉命随萨镇冰率舰队前往湖北，协助陆军大臣荫昌反攻武汉；旋奉命改驶九江参战。汤芗铭在九江收到大哥汤化龙“早日反正，以立殊功”的密函，知其兄现任湖北革命军政府民政长（省长），汤芗铭当即响应汤化龙的号召在海容舰召集各舰军官密谋起义，被各舰代表推为起义舰队临时司令；萨镇冰见军心已经动摇，则悄然离开舰队去了上海。汤芗铭接管了舰队指挥权，立即下令起义舰队复驶武汉，游弋于汉口外江面阻止清军渡江，在作战中击毙清军400余人，有力的声援了武昌革命军。武汉革命军在海军官兵的援助下，巩固了革命政权。汉阳失守后，汤芗铭率舰队游弋于汉阳至刘家庙一带遏制清军渡江，后因水浅，而海容舰亦因受到清军炮火重创而亟待大修，于是经黎元洪批准，汤芗铭率领舰队开赴上海整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汤芗铭因援汉之功，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首届政府国务委员、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汤芗铭奉孙中山之命率舰队北伐，协助山东革命军光复山东登州，正当汤芗铭北伐舰队节节胜利之时，传来了南北议和的消息，清末代皇帝溥仪、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相继宣布退位，而袁世凯却出人意外的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并将首都改定北京。南北议和，汤芗铭奉命停止北伐，袁世凯为拢络汤芗铭，宣布汤芗铭为海军中将，继之又削夺其兵权，改任汤芗铭为教育部次长。
民国2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密令武士英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以阻止国民党组阁，因而引发了国民党“二次革命”战争。袁世凯令汤芗铭重披战甲，以海军次长之职率领舰队奔赴江西，配合九江镇守使李纯攻打宣布江西独立的李烈钧都督。7月20日段芝贵率拱卫军8营抵达九江，在汤芗铭的舰队配合下发起猛攻。7月25日汤芗铭击败李烈钧攻占江西湖口，袁世凯闻报加封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令其赴湖南镇压革命。9月17日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潜水舰至湖南岳州，威逼湖南都督谭延闿取消独立。10月7日汤芗铭至长沙与谭延闿会晤逼其去职，黎元洪副总统为控制湖南，力荐由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10月24日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执掌湖南军政大权；但湖南地处南北要衢，袁世凯对汤芗铭并不放心，先是派亲信沈金鉴至湘掣肘其权；继之任命爱将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命其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严密监视汤芗铭举动；而后委任王瑚为湖南民政长，以分汤芗铭之政权。汤芗铭为得到袁世凯的信任，其在湖南大开杀戒，仅有名可查者多达两万余人，因而湖南人民称其为“汤屠夫”。汤芗铭在湖南暗中扩军增强实力，并尽用鄂人同乡治湘，毛泽东对汤芗铭在湘之政绩颇加褒扬道：“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治，一洗以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张树勋为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布政之饰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民国3年（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令汤芗铭兼湖南巡按使；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任命汤芗铭为湖南将军，并加“靖武将军”号以示恩宠。
民国4年（1915年）7月袁世凯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汤芗铭投其所好创办了《民国新报》，大力鼓吹帝制以障其耳目，并率先在长沙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10月28日在汤芗铭的授意下湖南国民代表依法投票决定国体，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各界代表复以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颇为得意。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国人的反对，于中南海居仁堂登基称帝；12月21日袁世凯下诏册封汤芗铭为“一等侯”，而袁世凯的嫡系曹锟只封为一等伯；东北王张作霖才封为二等子，足见汤芗铭位宠当朝。袁世凯的悖逆行径首先遭到教育总长汤化龙的反对，汤化龙愤然辞职，并南下上海组织讨袁。
民国5年（1916年）3月程潜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营兵力攻占了湖南靖县，自称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在广西都督陆荣廷的支援下，程潜率部沿邵潭大道急速向长沙挺进。5月18日汤芗铭派去镇守衡阳的安武军大将倪嗣冲见势不妙，其为图自保私自从衡阳北撤，因而使长沙门户洞开形势危急。5月29日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亲至长沙的劝说下，当即宣布湖南独立，自己改称“湖南都督”，并接受广州军务院任命的抚军一职。汤芗铭通电全国曰：“芗铭虽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但使有另途之悔悟，决不为箕豆之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唯有以我相见。情谊两迫，严阵上言。”湖南为西南五省门户，湖南一失中原以无屏障，袁世凯得知汤芗铭宣布独立的电文，连呼“完了！完了！”6月6日袁世凯吞金而死，因而时称汤芗铭为“送终汤”。汤芗铭虽然灭袁有功，但因在湘杀人太多，所以遭到湘人的愤恨，因而袁世凯一死，湘人即倒戈支持程潜驱汤。汤芗铭立即电告其兄汤化龙，让大哥出面请谭延闿出面调停，谭延闿感到东山再起时机已到，同意与汤芗铭联手，则以汤化龙、汤芗铭兄弟所请为名，从上海出发到武汉组织拼凑了一支“湖南护国军第一军”驰入湖南援助汤芗铭，然程潜大军已兵临城下，汤芗铭待援无望。7月5日汤芗铭被迫放弃70万库银北逃京师。
民国6年（1917年）1月19日继任总统黎元洪为安抚这位同乡，封汤芗铭为“信威将军”。毛泽东亦为湖南驱汤运动而不满道：“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南北军兴，湘江为斗场，省城波浪叠兴。都督今数易矣，又有易人之说，当独立时认汤为督，旋逐去之，欢迎陆荣廷，陆未至而曾代，及程潜至又是不得不下台……。党人憎之，憎其媚袁也，然汤曷尝媚袁哉？汤之见猜于袁非一日矣。初不准其扩兵，继派曹锟以监之，继又派沈金鉴以掣其权，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汤即去暴徒弹冠相庆。”毛泽东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汤芗铭在湘之政绩，对湘人驱汤，深表遗憾，并为其抱打不平。
民国7年（1918年）9月1日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被刺身亡，汤芗铭因兄长被刺对政治心灰意懒，则居于京师家中求神拜佛。
民国11年（1922年）6月黎元洪再次当选大总统；7月6日黎元洪欲使湖北老家控制在鄂人之手，委任汤芗铭为湖北省省长，但却遭到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反对。汤芗铭被迫至洛阳会见吴佩孚时，吴佩孚指着桌上摆满的直系反汤的文电和请愿书说：“舆论如此怎么办。”黎元洪针锋相对道：“湖北是我的家乡，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乡我一定要管。”催促汤芗铭立即上任。7月29日汤芗铭至汉口，曹锟唆使其将肖耀南拒汤芗铭入鄂，肖耀南立即命人在京汉线上卧轨以阻汤芗铭所乘火车回鄂。汤芗铭被迫转乘军舰至汉口，鄂人列队在江岸上迎接汤芗铭回鄂主政，但肖耀南则命军警殴打拥汤派，致使45人被打伤。肖耀南一面派人上舰阻止汤芗铭上岸；一面召集湖北各公团召开联席会议，肖耀南在会上自推为湖北省长，并当即宣誓就任省长之职。汤芗铭无力与直系争锋则回京向黎元洪辞职，黎元洪伤感道：“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而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后经汤芗铭的秘书卢蔚干与萧耀南的政务厅厅长邓振矶协商，以汤芗铭辞去湖北省长推荐萧耀南为湖北省长；萧耀南则荐汤芗茗为武阳夏商场督办（相当武汉市市长），但汤芗铭到任后却领不到办公经费，因而形同虚设。
民国11年（1922年）汤芗铭回乡祭祖，因其明代始祖汤盟只遗留下七房一支；而汤盟之兄汤昌后裔却传有一、二、三、四、五、六房，所以在月嘴凤形地汤氏宗祠大殿中，人多势众的汤昌后裔六房将自己的始祖汤昌牌位供奉在正殿大堂上，而将七房始祖汤盟的牌位供奉在下殿。汤芗铭见后心中不快，其命随从人员将汤昌公及其以下祖先牌位全部移至下殿；而将自己七房祖先牌位转移至上殿大堂上。汤芗铭为了光耀门楣，其命令卫兵用箩筐挑来许多银元，凡凤形地一带的汤氏人家，每人都发给一块银元。恰巧二房的晚清秀才汤秉森也到汤氏宗祠来祭祖，其见自己祖先汤昌公的牌位竟被移至下殿而勃然大怒。汤秉森当即回到麻桥古塘湾召集二房子孙五、六十人，手拿棍棒、铁锹杀向汤氏宗祠，二房汤氏众人将七房陪汤芗铭前来祭祖的宗亲全部赶出汤氏宗祠，又将神主牌位恢复原样。汤芗铭不敢在祖宗灵堂前动粗，其只好在汤氏宗祠外面拜祭后，随即怏怏而去。
民国12年（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在直系的逼迫下，被迫宣布下野。10月5日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感念在其岳州之时，汤芗铭向其举荐吴佩孚之恩；而吴佩孚亦感谢汤芗铭举荐之情，曹、吴为答谢汤芗铭之恩情，正式宣布汤芗铭出任汉口商埠建筑督办，汤芗铭才领到了行政经费，日子才好过一些。
民国13年（1924年）秋直奉二次大战爆发，曹锟任命汤芗铭为直系会办军事执法司会办，因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倒置直系战败，汤芗铭见直系大势已去乃去职回武汉归隐。民国14年（1925年）北京雍和宫常住格鲁派喇嘛、以修法灵验著称的白普仁法师，应段祺瑞之请修金光明法会，以消弭国难兼灌顶传法，而后白普仁法师南下汉口传法，汤芗铭受白普仁法师的启发，则入坛受灌皈依座下当了居士。
民国15年（1926年）7月北伐军兴，广州革命政府对汤芗铭深恶痛绝，下令通缉汤芗铭，因而汤芗铭又返回北京。
民国19年（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为联络各派加强反蒋势力，在北平召开扩大反蒋会议，宣布废除对汤芗铭的通缉，任命汤芗铭为湖北安抚使。但未等汤芗铭到任，阎、冯已战败下野，汤芗铭被迫弃职。
民国23年（1934年）汤芗铭改信国家社会主义；10月汤芗铭与张君励等发起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其党主张爱国主义精神，反对阶级斗争，以民主政治，国家民族为本位，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其宗旨是要打破多党纷争，防止一党专制，使国家主义的要素加入中国经济中，使国家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并主张弘扬民族文化、普及国民教育。汤芗铭受到社会党党魁张君励的器重，并以其威望当选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常务理事，并分管其党重庆、北京、澳门三个支部中的北京支部工作，主持编辑中央机关刊物《再生》。
民国26年（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敌手，汤芗铭因处理其党北平事务而未能逃离险境，则被迫留在北京静观时局。北平市日本特务机关策动江朝宗组织地方维持会，江朝宗自任伪北平特别市市长兼伪北平维持会会长；汤芗铭被迫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汤芗铭利用职务为掩护，将社会党支部设在其西城区灵境胡同石板房头条住宅内，继续开展秘密活动。12月14日北平伪临时政府成立，伪北平维持会自动解散。
民国29年（1940年）11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北平伪临时政府宣布解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汤芗铭被推选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议委员。汤芗铭在北海公园永安寺内成立佛教团体“菩提学会”，其以学佛诵经为掩护，在寺内开展社会党党务活动。
民国30年（1941年）夏社会党发起人、原华北大学校长胡汝麟在重庆病逝，汤芗铭得到重庆消息后，在永安寺内秘密主持召开了胡汝麟追悼大会。日伪政府多次敦请汤芗铭出任伪职，但汤芗铭以译经为由加以拒绝，不肯与日伪政府合作。为了配合重庆政府刺探日伪情报，汤芗铭冒着生命危险，将国民党派来的特工人员魏际青安置在自己的家中加以保护。
民国32年（1943年）1月9日汪精卫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日本妄图驱使华北民众把抗日矛头转向英美以缓和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实行参战体制，并从新改组伪华北组织行政机构，展开所谓“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来建设后方兵站基地。
民国33年（1944年）秋汤芗铭认为出任经济职务与政治无关，因而接受日伪华北政府的邀请，出任华北合作事业总会理事长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
民国34年（1945年）春汤芗铭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必将覆灭，因而宣布辞去一切伪职。8月15日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打击下，日本军国主义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无条件投降。
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上午9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该会大礼堂召集全体伪职员训话，宣布日本投降。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由西安派他的参谋长王鸿韶到北平设置前进指挥所接管北平，李宗仁随即到北平就职，其派他的高级参谋卢某接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10月6日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高级汉奸，戴笠当日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汤芗铭因戴笠请客那天汽车发生了故障，因而未能参加鸿门宴而幸免于难。汤芗铭听到其他汉奸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潜往上海避祸，因汤芗铭是社会党的北平市主委，在陷敌期间仍坚持开展社会党的活动，并配合国民党军统局工作，因而经民社党中央主席张君劢向蒋介石求情，则将汤芗铭从汉奸名单中撤除。汤芗铭为洗清自己的罪名，编印了两万字的《陷虏记》，并亲自飞到重庆向蒋介石辩白，蒋介石非但没有责怪他，还称赞汤芗铭“精神旺盛、身体健康。”张君励与汤芗铭回到北平后公开住在汤芗铭家中，以此来为汤芗铭正名。
民国35年（1946年）中国国家社会党与海外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汤芗铭被推选为民社党中央组织委员兼组织部长。民社党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建立超阶级、超党派的政府，并以公道原则、法律手续，私有财产转移，逐渐实现社会主义。4月民国政府任命汤芗铭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并推选汤芗铭为国民大会代表。汤芗铭归心向佛，而无心参与党政之争，其在汉口发起成立“佛教正信会”，并兼任武昌佛学院董事长及上海菩提学会出版部主任。
民国35年（1946年）12月23日因中国民社党背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张，私自参加国民党改组政府及行宪国民大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布将民社党开除出民盟，称其党为“国民党帮凶”。
民国38年（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爆发，江南相继解放；同年5月民社党中央见大势已去则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汤芗铭没有随总部迁往台湾而是留下来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芗铭虽曾先后两次被捕，均免于起诉处分。
新中国成立后，汤芗铭隐于北京西城石板胡同头条家中，改名汤住心，每日吃斋念佛，翻译佛学著作和撰写回忆录。汤芗铭精通多国外语和梵文、藏文，曾拟定《汉、藏、梵、法、德大佛学词典》编译计划，1975年汤芗铭病逝，享年90岁。汤芗铭因病而逝，他拟定的词典编译计划未能完成，只留给社会一部回忆录《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及译著《菩提戒二十颂》、《三十唯识绎论》、《大威德金刚一尊略轨》、《咕噜咕勒佛母成就法》、《迁转心要》、《光蕴迁转法》、《加持舌法》、《菩提正道菩萨戒论》等佛教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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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想着去看他的资料？那是因为，我觉得，电视剧所反映的，仅仅是一部分人的观点，那是片面的．这并不是我鼓吹不应该对电视剧给以理会，我所建议的，只是，我们应该辩证对待．在电视上所看到的，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些＇风景摄影照＇，但是真正的风景，必须要身临其境．当然，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能回到过去．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看不同角度，不同季节，不同摄影师的作品而立体地了解＇风景＇．
到现在为止，我把三个名字跟汤芗铭联系在一起．
第一：张灵甫
确实地，我非常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能成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人．那种文雅下的冷酷是我所不能理解的．（这也是我希望通过汤芗铭了解张灵甫的地方）
无论在电视剧中，还是一些资料中，我都不难发现，汤芗铭有着＇汤屠夫＇的称号．这说明，他的确杀了不少人．
我不能说他不残忍．但是我更知道的是＇乱世出重典＇，也就是，在乱世中，人必须要依照冷酷无情的法律，才能巩固政权．
在电视中：
汤芗铭手指轻轻一勾，就命令部下杀死抢粮食的２０多个人，而那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妇孺与孩子．
我无法通过汤芗铭那毫无变化的表情中判断出他的真实想法．无法看出他到底有没有动恻隐之心．只是，对于他视人命为草芥的行为，我并不十分反对．有时候，必须杀鸡警猴．妇人之仁或许只能任由恶势力的增长，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为了维护社会的平静，至少，是表面的平静．汤芗铭别无选择！
第二：邓小平
以前一直听说着邓小平有着传奇般的三起三落．而反观汤芗铭，所经跌宕岂止如此．
第三：吕布
吕布有言是＇三姓家奴＇而从资料上看到的汤芗铭岂止只有三个主子．
从这一点上看来，他比张灵甫差板多了，也强多了．
张灵甫只认一个主人，就是国民党．不，准确说来，是张灵甫心中所追求的国民党．
而汤芗铭，他的主子太多了．但是，几乎在那个主子的手下，他都可以说是安然无恙的．这不能说不归功于他的圆滑．
对于汤芗铭，就先说这么多．希望未来能够更完整地了解他．
王光祈
王光祈(公元1892～1936年)，字润玙，亦字若愚，今天府乡小河村人。原籍湖南，清乾隆时其高祖经商来川，定籍温江。祖父王再咸(泽山)，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举人，曾在北京任八旗子弟教师，为京中名士。父名展松，字茂(梦)生，清秀才，曾在内阁任职，后回乡经营锅厂，于光祈出生前二月，病死于隆昌县旅次。
光祈幼年，家道衰落，赖其母罗氏做手工和出租锅厂的微薄收入维持家用。罗氏出身“书香门第”，光祈从小即随母识字念书。9岁迁居县城西外麻市街，在三官庙私塾就学，受塾师蒋春帆的影响，对戊戌变法和维新六君子印象深刻。后转至县城社学巷塾师黄玉珊处攻读，受益颇多。其勤奋好学，才思敏捷，为师友所称道。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光祈祖父王泽山的门生赵尔巽任四川总督，念及旧情，将光祈母子接到成都，资助光祈进入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读书。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光祈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赵对光祈要求甚严，亲自为其批改作文，并为他报捐“同知”前程。尽管与赵关系密切，但从不在人前炫耀。他是班上的高才生，与同学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曾琦、李璜、郭有守等最为接近，引为知己。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光祈由其母作主与温江镇子乡罗次玙结婚。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他以高昂的热情，积极投身辛亥保路运动，参加罢课等活动，非常活跃。辛亥革命刚一胜利，他立即剪掉发辫，表示坚决与清王朝决裂。
民国元年，光祈中学毕业，前往重庆，在曾琦等所办的《民国新报》任编辑。不久报社停办，返回故乡小河村，生活极端困难。其母因贫病交加去世。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勤奋学习经史和名家诗集，常与县中有志之士交往，相互唱和，纵谈时事。民国3年春，光祈毅然告别家乡，乘船东下。过夔门时，留下“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的抒怀诗句。他先到上海，后赴青岛，复从上海至北京，在赵尔巽主持的清史馆任书记员。同年秋，考入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民国5年至民国7年，经李劼 人、周太玄等介绍，先后兼任四川《群报》《川报》驻京记者，《京华日报》编辑。民国6年夏，通过陈淯的介绍，结识《晨钟报》主编李大钊，以后常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入之一。李大钊称“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
民国7年7月，光祈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国大学，旋即与李大钊、周太玄、陈淯 、曾琦、雷宝菁、张尚龄等筹组“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次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京正式成立，光祈被选为执行部主任，负责主持该会工作。由他起草的“少年中国学会”意见书(即《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提出：“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提倡以“坚忍、奋斗、实践、俭朴”作为立身标准。认为“今日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我们青年此刻虽无如之何，但应集合有志者，树立风范，徐图进展……然后始能言改革旧社会”。光祈在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同时，还负责编辑出版《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两种杂志，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均由光祈介绍加入该会。到了民国12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当时思潮和形势的影响下逐步分裂，这给光祈很大打击。
民国8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光祈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群众游行队伍。当天下午即将游行情况用专电发回成都。在此期间，他向成都发出的通讯和文章共达50余篇，促使“五四”烈火在四川熊熊燃烧。同年12月，他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支持下，发起成立“工读互助团”，亲自草拟简章，筹募经费，接收团员，召开会议。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使读书者必做工，作工者亦得读书，务使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最终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武昌、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地也相继组成同样的团体，影响所及，轰动一时。后因内部思想分歧，经费困难，北京和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先后解体。
民国9年4月1日，光祈以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的身份与魏时珍等从上海启航赴欧。6月1日抵达德国法兰克福，一面学习德文，一面攻读政治经济学。次年9月，与魏时珍、宗白华等发起组织“中德文化研究会”，以图促进中德文化交流。民国12年7月，从法兰克福迁居柏林，向德国音乐教授、学者学习小提琴和音乐。民国16年4月，入柏林大学音乐系深造，历时7个学期。民国22年10月，受聘于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该院中国文艺课讲师。次年6月，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获波恩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学家。
光祈认为“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说他学习音乐的目的是“欲借此以唤醒中华民族本性，为抵抗外国文化侵略之工具”。宣称：“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他抱着这样的信念，刻苦钻研，锲而不舍，在音乐学特别是在音乐史学方面获得了较高的造诣和成就。
光祈对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是认真整理、研究、总结祖国传统音乐文化，强调“伟大国乐”必须“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决不能“以西乐代庖”，更不能依靠“洋音乐家”。他先后发表了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文章和专著，并为《大英百科全书》《意大利百科全书》的重新修订，撰写有关中国音乐的条目。另方面通过译著，比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音乐文化，用当时德国新兴的比较音乐学方法，写成《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著作，为我国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奠定基础。
光祈留德共16年，生活十分艰苦，以卖文为生，自食其力。在改习音乐的13年中，论著达34种之多，在国内出版的约20种。此外，还编译中国近代外交史料7册，《国防丛书》一套，并撰写数百篇通讯文稿。民国23年2月，波恩大学一日籍教授拟作以侵华为内容的“满洲国与日本”的报告和放映相同内容的电影。为了维护祖国尊严，反对日本侵略，光祈与该校中国留学生愤然起而阻止，当场宣读抗议书，然后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民国25年1月12日，光祈因脑溢血突发，死于波恩，终年44岁。波恩大学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噩耗传回国内，南京、上海、成都等地和温江县均先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南京举行的追悼会上，蔡元培致悼词，著名画家徐悲鸿为他画了遗像。《华西报》《新蜀报》等报还发表了悼念文章。温江县一度将光祈幼年求学的社学巷改为“光祈巷”。民国35年，温江县各界人士专门在音乐节集会上纪念光祈。同年5月，县政府将他列为乡贤上报到省。光祈骨灰于民国27年由其生前好友从波恩护送回成都。民国30年冬，由李劼人等将其葬于成都沙河堡菱角堰侧。1983年10月，四川音乐学院将其墓碑迁至该院，并建纪念碑亭。1984年6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四川音乐学院和温江县政协等单位在成都发起召开“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介绍了光祈的生平和成就，并作出了恰当的评价。1985年，温江县决定在公园内修建“王光祈先生纪念馆”，表示家乡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
李大钊与碣石山
董宝瑞
在近代革命领袖人物中，论起“性乐山”来，则要首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了。而李大钊生前最喜爱的山峰，就是其“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
李大钊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在碣石山南偏西39公里处；晴天朗日，立足大黑坨村头北望，能把碣石山如屏似障横列排开的群峰眺望得清清晰晰。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大黑坨村紧邻昌黎县境，其村东1.3公里的滦河岔曾为滦河入海的主河道，并为历史上的昌黎、乐亭两县分界线。大黑坨村是个沿海村庄，东南距离又被称为“老滦河”、“二滦河”的滦河岔入海口——狼窝口（一名浪窝口）仅6公里。从小生活在海边平原的李大钊，对朝夕可以远眺的碣石山非常神往。他自己在《游碣石山杂记》中曾经深情地回忆说：“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云际，盖相越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
李大钊与碣石山结下“初度之缘”，是在1907年夏天。那一天夏天，中止了在永平府中学堂两载求学生活的李大钊，与两三个同乡同学结伴由古城卢龙到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归途“卸装昌黎”以后，“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那么，他和几个一起考学归来的同乡学友，当日为何不去攀登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而到仙台顶迤东的西五峰山一游呢？这是因为，“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难以攀登峭拔险峻的碣石绝顶，即便冒险登上去，也会只见云雾，无任何胜景可览；再有，就是西五峰山韩昌黎祠（通称韩文公祠）是游览碣石山的一个绝妙去处，其地不仅比较容易前往，而且可以避风躲雨，在山中有个落脚之地。“……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惟奇花异卉，铺地参天，骤见惊为世外桃源，故不以为苦。犹忆五峰前马家山湾，树林蓊郁接云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不知也。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就这样，李大钊在1907年夏日的一个雨天，一下闯入五峰山有如仙境般的“人间奇境”，并由此与碣石山中的这一奇景妙境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大钊第二次游览碣石山，是在1913年9月。当时，他已由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准备去日本留学。出国前，他特意邀请一位友人一同到五峰山韩文公祠山居数日。在这次游览之后，他写下为碣石山留下的第一篇游记《游碣石山杂记》。在《游碣石山杂记》中，他回顾了自己第一次进山游览的奇遇，详细记载了此番在碣石山中山居、游览的所见所闻，一一历数了五峰山、韩文公祠、范公洞、水岩寺、桃源山等古老碣石的佳美风光及有关趣事铁闻，并引录了范志完、尤侗、崔树宝等明、清时的文人墨客赞美碣石山景的诗文。在行文即将结束时，他还记载了当时发生在昌黎车站的日本侵华驻屯军杀害5名中国铁路警察的惨案，云：“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不与倭奴共戴天者，有如碣石。”在这次山居期间，他吟有“长歌一首”，并给同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言治》月刊主编的同窗好友郁嶷修书一封，说自己“入山以来，晨莫（mù）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yǎn），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并云：“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磴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翛（xiāo）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洁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羡煞也。名山挚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他的这封信写得妙趣横生，淋漓尽致地道出了山居之美趣和快慰的心境。
李大钊再一次到五峰山旧地重游，是在1917年5月上旬。此时，他已由日本归国整整一年，正在北京担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的主要撰稿人。就在这年的4月7日，他在《甲寅》日刊发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介绍“北京附近而寻足供旅行之名所”时，着重介绍了碣石山的风光：“……就中以昌黎县之碣石山，余知之最稔，其中胜境颇多，登五峰绝顶，茫茫渤海，一览无既。逢春则梨杏桃李之华，灿烂满山；入秋则果实累累，香馥扑鼻；余如松风泉石，皆足涤人尘襟。距京约以一日乘汽车可达昌黎，山在城北八里许。余频年浪迹都会，每岁归里，辄过昌黎，入山一憩。久溷（hùn）于机械诈伪之人世中，骤与此不知不识纯洁优静之草木泉石为邻为友，其快愉清醒正如乍释重荷，刚出泥途，有非居都者所能梦见者矣!”之后，他又神思飞扬地写道：“连日出步街衢，浊尘腾飞之中，顿见点点新绿，绚缀枯寂若死之北京，因忆碣石山中，梨花春雨，正好结少年伴侣，披蓁攀石，拨雾荡云，以舒积郁，以涤俗烦，以接自然，以领美趣。惜以人事草草，身羁京华，如斯美景竟不可即，徒叹无福，为之奈何?”不想，一个月后，他就有了这样的机会。是年5月6日，李大钊在回乡看望生病的妻子途中，转道昌黎时“倩店伙为雇骡车一辆，驱之入碣石山”。这一天，他先游览了碣石山里新辟的游春胜地隐仙庵，后到五峰山韩文公祠看望了阔别已久的守祠人刘克顺，并登望海峰观海，只因春日风沙弥漫，天气不甚清明，没有看到“地尽忽惊天水合，怒涛千尺腾蛟龙”之景。他把这一天的游历悉数记入当晚宿在县城南关大德增客栈时写的《旅行日记》之中。
1917年冬天，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把五峰山韩文公祠定为自己的避暑之地。1918年夏天，他第一次到碣石山中避暑，在五峰山韩文公祠住有二三十天。避暑期间，他每日潜心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有关资料，探索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寻找中国革命屡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说，他在碣石山中的这座深山古祠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这年夏天，他没有留下游记类文字，却平生第一次尝试了白话诗创作。据1918年8月19日《白坚武日记》记载，李大钊给在天津读书时结下的同窗密友白坚武从五峰山韩文公祠寄去了“白话诗三首”：“（一）自然的美，美的自然；绝无人处，流水空山。（二）人在白云中，云在青山外；云飞人自还，依旧青山在。（三）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这3首白话诗统称《山中即景》，其中前两首被李大钊修改后发表在同年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第一首改为五言句：“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第二首小有改动：“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同时，李大钊还寄给白坚武一首《悲犬》：“我初入山，犬狂吠门前；我既入山，犬摇尾乞怜。犬哉犬哉，何前倨而后谦！” 《山中即景》等诗，是李大钊当时心境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写照，也是李大钊写给碣石山的第一组诗歌。《山中即景》的第一首，不仅表达了李大钊对碣石山中处处展现的自然美的深切感受，也表现了一种轻松快慰的美感，好像刚刚脱却一个闷郁窒息的世界，突然踏进一个清新壮美的天地一般。而李大钊若没有对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强烈崭新的感受，是很难吟诵出如此豪迈奔放的诗句的。
结束第一次在五峰山避暑回到北京两三个月，李大钊借北京市民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机，“登高一呼”，在群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庶民的胜利》，紧接又写出《Bolshevism的胜利》，明确指出：“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次战局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进而，他不失时机地发轫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7月下旬，李大钊再次到五峰山韩文公祠避暑，准备利用暑假把已写了一个开头，却因“五四”运动爆发不得不辍笔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写出。只是，他进山以后，并没有马上开始续写他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而是先写了一封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亮明了自己全面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和所极力倡导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并也参加了“五四”运动的胡适，对李大钊带头大力介绍和宣传“Bolshevism”和马克思主义，并把共产主义思想因素引进《新青年》等报刊极为不满，忍不住写了一篇《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文，发表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上，对刚刚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进行挑剔和挑战。李大钊是在返回家乡的火车上看到胡适这篇文章的，在大黑坨村停留两三天，一来到五峰山就迅疾给胡适写了一封答辩的公开信。在信中，他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谈起，接连阐述了4个方面的问题，一一批驳了胡适的论点，并坦然写道：“《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或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昧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在这封公开信中，他在详细论及“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等见解之后，阐明了自己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的“根本解决”思想，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间。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清楚地标明“寄自昌黎五峰”的这封公开信，是李大钊当时的真实思想的集中写照。《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发表，昭示李大钊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研究与思考，不仅“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而且比较准确地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准备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根本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了。
李大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五峰山避暑期间脱稿的。限于当时的条件，他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主要利用了日本学者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同时还查阅了一些英译本马克思著作。当时，李大钊是在五峰山韩文公祠一边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和论述，一边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他的这篇文章长达26000多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11个部分，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文章较长，在《新青年》杂志分两期载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成熟与深化，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这年夏天，李大钊紧张的工作之余，依然忘情地在奇险的山川陶治自己的性情，随笔写下了一些抒发自己情感和记述山居生活的诗文。进山不久，他就给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曾琦写了一封信，披露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情况：“我所居的地方叫五峰，距昌黎车站十里左右，在山腹树林深密处，东南可览大海，五峰环抱如椅，韩文公祠在其怀中。守祠人为一双老夫妇，年近七旬，为我们烧茶煮饭，不辞辛苦。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大约到8月中旬，他又忙中抽暇，专为五峰山写了一篇《五峰游记》。在这篇几乎完全用白话文写的游记中，他一开笔就引用了幼年熟读的《千家诗》中太上隐者的诗句，说“我向来惯过‘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日子，一切日常生活的经过都记不住时日。”紧接回顾了7月下旬带家人由北京返回家乡的经过及一路所思所感。在追述山居生活时，他写道：
过了两三日，我便带了一个小孩，来到昌黎的五峰。是由陆路来的，约有八十里。从前昌黎的铁路警察，因在车站干涉日本驻屯军的无礼的行动，曾有五警士为日兵惨杀。这也算是一个纪念地。
五峰山是碣石山的一部，离车站十余里，在昌黎城北。我们清早雇骡车运行李到山下。
车不能行了，只好步行上山。一路石径崎岖，曲折的很，两旁松林密布。间或有一两人家很清妙的几间屋，筑在山上，大概窗前都有果园。泉水从石上流着，潺潺作响，当日恰遇着微雨，山景格外的新鲜。走了约四里许，才到五峰的韩公祠。
五峰有个胜境，就在山腹。望海，锦绣，平斗，飞来，挂月，五个山峰环抱如椅。好事的人，在此建了一座韩文公词。下临深涧，涧中树木丛森。东南可望渤海，碧波万顷，一览无尽。我们就在此借居了。
看守祠宇的，是一双老夫妇，年事都在六十岁以上，却很健康。此外一狗、一猫、两只母鸡，构成了他们那山居的生活。我们在此，老夫妇很替我们操作。
祠内有两个山泉可饮。煮饭烹茶，都从那里取水，用松枝作柴，颇有一种趣昧。
山中松树最多，果树有苹果、桃、杏、梨、葡萄、黑枣、胡桃等。今年果收都不佳。
来游的人却也常有，但是来到山中，不是吃喝，便是赌博，真是大杀风景。
山中没有野兽，没有盗贼，我们可以夜不闭户，高枕而眠。
久旱乡间多求雨的，都很热闹。这是中国人的群众运动。
昨日山中落雨，云气把全山包围。树里风声雨声，有波涛澎湃的样子。水自山间流下，却成了瀑布。雨后大有秋意。
李大钊的这篇游记写得非常简约、自然，于平淡无奇中倾述了自己对在山居生活的挚爱，也道出了五峰独特风光的魅力。在发表《五峰游记》时（载1919年8月31日、9月7日出版的《新生活》第2、3期），他启用了后来一直喜欢使用的笔名“孤松”。“孤松”一名，取意于五峰山的平斗峰项在山石缝中长出的一棵傲霜斗雪、独立不群的劲松。在此前后，他还吟出了《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等白话诗。若说前一年写的《山中即景》等诗还有文言文的味道的话，这一年写的《岭上的羊》等诗则完全是白话文了，如《山峰》：“一个山峰头，长着几颗松树。片片的白云，有时把它遮住。白云飞来便去，山峰依然露出。”诗意与《山中即景》的第二首大同小异，语气却完全脱却古诗的韵味了。此外，李大钊这年秋天回到北京，积多年在碣石山中体验的“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写了一则题为《牺牲》的随感录：“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20年2月中旬，矢志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李大钊，在由北京护送面临再度被捕危险的陈独秀乘骡车去天津返沪之后，曾在回乡途中特意到五峰山冬游。对此，他在寒假回京后写给周作人的信中透出：“……前次你给我写信，问仲甫的通信处，我那时亦跑在昌黎山中去了，所以未曾答你。”1920年夏天，李大钊因忙于各种工作，没能再到碣石山避暑，但他在暑假即将结束返回原籍把家眷又接到北京时，可能曾带领家里人一起上过一次五峰山。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李大钊忙于党的重要工作，多次利用假期或请假南行上海、广州等地，接连几年没能再抽暇到碣石山避暑。他最后一次到碣石山避居，是在1924年5月下旬，为的是躲避军阀政府的缉捕。1924年春天，李大钊由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北京，担负起领导国共两党北方组织的重任。北方党组织的活跃，引起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惶恐，在5月20日前后，内务部突然下令要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通知有关同志后，化装成生意人模样，带着长子葆华，搭京奉铁路的夜车连夜离开北京，于次日凌晨到达昌黎，径直来到五峰山韩文公祠避居。他们离京后，警察总监王怀庆派便衣警察到李大钊在北京的住宅进行了搜捕。嗣后，李大钊在北京的家属也乘火车回到了乐亭老家；紧接，警察又由北京追到乐亭县大黑坨村搜捕李大钊。而军警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李大钊就隐匿在他们路经的昌黎城北的碣石山中的一座祠堂里。这一次，李大钊在五峰山上住有半个多月时间，每天在祠堂的客厅里不是读书，就是写文章。6月上旬，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让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前来赶送通知的党内同志给他带来夫人赵纫兰写的一封家书，赵纫兰在信中与他商量，想给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结下的同窗好友白坚武写一封信，请时任吴佩孚的总参议的白坚武设法把通缉令撤销。李大钊不同意夫人这样做，在告别五峰山的夜晚，他在韩文公祠草修了一封家书，在信中对赵纫兰说：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绝交了。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翎打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胞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在信中，他还回顾了他去南方期间反动当局对家里进行的一系列迫害，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住他的。他把统治者形象地比作一只纸老虎，说纸老虎寿命是不会长的，它是禁不住冲天的革命烈火燃烧的，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更没有什么可怕。他还提到自己在五峰山上为患急病而夭折的幼女钟华写的一首长诗，对赵纫兰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替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在信的最后，他充满胜利信心地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李大钊告别碣石山时，和由北京来作政治避难时一样的打扮。几天后，他会同其他代表一起由北京出发，转道哈尔滨，从满洲里偷越国境去了苏联。到这年12月上旬，他才回国，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已在北京发动政变，撤消了对他的通缉令。从1924年12月至1927年4月，他一直坚持战斗在北京城，直至牺牲也没回过家乡，也没再到碣石山避难。
从1907年盛夏到1924年初夏，17个春春秋秋，李大钊多次到碣石山游览、避暑，陶冶自己的性情，从事重要的革命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播种和护种等工作，最终在此避开了军阀政府的缉捕，使这里几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李大钊英勇就义9年之后，学者郭湛波在《近50年中国思想史》论及李大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时说：“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李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而“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李大钊，在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而“立其基”和“导其先河”时，使用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碣石山。是李大钊在碣石山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又是他在碣石山寄出《再论问题与主义》和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高高地举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开创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古老的碣石山和北大的红楼一样，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是鲜红的党旗雏形勾勒的地方。
1987年夏天，在李大钊壮烈牺牲60年之后，五峰山韩文公祠在碣石山的崇峰峻岭中被重修一新。如今，五峰山韩文公祠已经作为与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紧密相连的李大钊革命活动旧址，相继被辟为秦皇岛市和河北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相关链接：[碣石纵横谈-25]碣石山的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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