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慎防成为GDP巨人影响力矮子

中国慎防成为GDP巨人影响力矮子
21世纪经济报道 肖明 杨丽娟 北京报道 2010-02-02 21:54:43
“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拉动，更多地体现在能不能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大的出口市场。因此，在亚太经济体中，中国的率先复苏所起的作用更大。”
针对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李向阳向本报记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未来亚洲地区的经济格局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变，但是，无论是中国成为第一出口大国，还是GDP规模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短期内全球经济格局不会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
李向阳认为，对于“第一出口大国”我们还要保持清醒的态度，中国出口的产品结构还需优化，中国产品出口背后的自主创新能力还需加强，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需提高。
而对于经济总量的“坐三望二”，李向阳更是直言，要注意掩盖在总规模之下的经济结构缺陷，中国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发展模式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成长为经济强国。
经济总量未必提升话语权《21世纪》：2009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这会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吗？
李向阳：我的基本判断是，无论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还是GDP规模即将成为第二大国，短期内全球经济格局不会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发达国家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失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其他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仍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同时，发达国家也不会主动放弃对全球经济的核心秩序和规则制定的控制权。
其次，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经济规模上升与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之间通常有一个很长的滞后期。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到20世纪末，日本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也没有发生明显改变。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出口与GDP规模的迅速上升背后还掩盖了经济结构层面的很多缺陷，跟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时，人均GDP、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金融市场，甚至整个经济结构，都已经跟发达国家很接近。而中国，即便经济总量能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结构和质量也还有很大问题。
2009年，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出现了明显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国际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的。这不是一种常态，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应该有个回归的过程。
《21世纪》：经济总量上升，意味着责任上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责任和权限地位是否将发生变化，比如联合国会费的增加、在IMF提款权的提升？李向阳：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上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此甚至不惜给中国戴上很多“高帽”。比如美国提出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大国”，最极端的莫过于“G2”。当为我们戴上这些高帽时，他们更多的是要求中国承担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要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权。
2009年，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IMF中的特别提款权份额有所提高，但这种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格局。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否决权份额并没有因为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份额提高而受到任何影响，这些国家份额的提高只是挤占了一部分欧洲小国的份额。
与宏观领域相比，中国更需要提升国际微经济观领域的影响力，比如对全球铁矿石价格的影响力，对全球油价的影响力，对产品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制定的影响力等等。
调结构才能由大国变强国《21世纪》：对中国经济规模发生的变化，很多居民不以为然，认为经济增长都是数字游戏，老百姓没体会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对此该怎么看？
李向阳：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上升导致对中国经济地位的判定出现了错位：一个是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的错位，二是数量与质量的错位。
国际社会更看重中国GDP的绝对规模和数量，而在国内，尤其是普通居民，更看重相对规模和质量，即人均GDP、收入分配结构、地区收入差异、就业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产业结构，甚至包括投入要素结构等等。
对外部世界来说，中国经济绝对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提高。比如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外部不会关心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4万亿投资，还是10万亿信贷拉动的，他们关心中国的率先复苏能否带动他们的经济复苏。
国内普通居民没同步体会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也涉及到中国特有的收入分配结构。那就是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所占比例太大，留给老百姓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太少。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如国民的受教育水平、预期寿命，都高于人均GDP同级别的国家。这说明政府拿走的一块，也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还是以公共事业的形式，成为了普通百姓收入的一部分。
此外，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和GNP（国民生产总值）存在巨大差异。GDP是本国国内一年内新创造的价值，这里面既有本国企业创造的，也有外国企业创造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了GDP除了纳税和支付工人工资外，剩余部分并没有增加中国普通百姓的社会福利。GNP是按照所有权计算的，比如日本有很多海外投资企业，虽然没有在日本生产，但企业的利润属于日本，从根本上增加的是日本的国民福利。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GNP通常大于GDP，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反。中国整体上还是GNP小于GDP，因而尽管我们整体上经济规模很大，但是社会福利要打一定折扣。《21世纪》：那么未来的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应该如何调整？
李向阳：中国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发展模式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个大国要想对全球经济事务有影响力，首先必须是一个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体，要为其他国家提供足够的出口市场。美国多年来能够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和经济规则的制定，关键就在于它能够为世界提供最大的出口市场，贸易收支是逆差。日本的国际影响力与经济地位明显不匹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仍然是出口导向模式。
中国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经济结构必须调整，否则就会成为经济规模上的巨人、影响力上的矮子。
同时，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也必须相应地改变。中国未来在全球经济产业链中的地位必须要提升，而不是现在这样，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倘若长期如此，按照GDP规模我们是一个大国，但却永远不是一个强国。
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大海外投资。通过海外投资，一方面可以缓解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与贸易收支持续不平衡的状况；另一方面，将有助于利用国际市场的各种资源，从而提高我们的社会福利水平。【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2-3/164815_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