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民族英雄刘永福

晚清秘史——1884之中法战争：民族英雄刘永福


刘永福(1837-1917年),清末爱国将领,字渊亭,本名义,广东(今广西)钦州人。刘永福于1866年(同治五年)创建黑旗军,助越抗法十多年,堪称“北圻之长城”。1873年(同治十二年)和1883年(光绪九年)两度应越南政Ｆ约请率部抗法,前一次毙法军统领安邺,后一回斩法军统帅李威利,取得震动中外的罗池、纸桥大捷,被越王封为二宣提督。中法战争中,又大败法军,取得左育、宣光、临洮大战胜利。中法战争结束后,中法政Ｆ经多次交涉达成协议, 以黑旗军回国换取法军从澎湖撤走。刘永福应召回国,1886年任广东南澳镇总兵,1894年(光绪十二年)邦办Ｔ灣防务,渡台Ｋ日,驻守台南,被尊称为 “百年前的Ｋ日爱国英雄”。

1、1884年中法战争

1867年秋，清朝政Ｆ派广西提督冯子材调集重兵进攻桂西南农民军，拉网扫荡。农民军伤亡惨重，军需粮饷难以为继。加上这支队伍的首领吴亚终、黄崇英及刘永福意见不一，只得分道扬镳，各自率领所部转移到越南。吴亚终进入北宁后在清兵追击中牺牲；黄崇英盘踞河阳（河江市）；刘永福带领黑旗车二百余人，从归顺州的波斗翻越崎岖的大岭进入越南苏圩。此后又不断扩展地盘，据有安礼、高平、左大、六安等地，直至把势力伸展到与云南隔河相望的保胜（老街）。并以保胜至河阳广阔的河谷平原和深山密林为根据地。“开辟山林，聚众耕牧”安定民心，自耕自养，积蓄力量。当时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盗匪猖獗，残害无辜。1869 年，刘永福翦除了白苗土霸盘文义匪帮，此举深得当地群众拥护。1870年，刘永福又率部进剿称霸保胜的匪酋何均昌，恶战数月，终于消灭何匪，从而控制了保胜附近十余个州县。接着又马不停蹄，乘胜进击，同Ｇ结法国殖民者的黄崇英黄旗军进行激烈的战斗。黑旗军协同越军和清军三方面配合，“包围合击”，经过四、五年艰苦清剿，黄崇英部就歼。从此越南北圻出现“烽烟不警，鸡犬无惊”的安定局面。越南人民赞誉不绝，有口皆碑。
    　　
刘永福举义之日，正值越南多难之秋，内忧外患，国无宁日。法国侵略者妄想把越南变成其殖民地，采用蚕食鲸吞的手段，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强迫赔款割地。1867年法国侵略者强行侵占了越南的南半部之后，就疯狂地发动对越南北部进攻，梦想灭亡越南，进而从西南入侵中国，建立一个所谓“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那时，越南阮氏王朝“政令酷虐，民不聊生”弄得田园荒芜，衰微破败，面对法国的侵略，只好采取屈辱求和，妥协投降的态度。1873年11 月，法国殖民Ｚ義急先锋堵布益企图以武力打通红河，搜刮我国云南矿产资源、开辟进入西南腹地新商路的阴谋受阻后，法国当局派安邺带兵180名和两艘炮舰于 11月20日晨突然轰击河内，越南总督阮氏知方奋起抵抗。但武器差劣，士气不振，不堪一击。法国侵略军配备有最新式的精良武器，诸如来福快枪、卡乞开司机关枪、开花弹大炮等。安邺命令轮流开机关枪扫射，发炮轰击城墙。阮知方的儿子阮林在城头被炸毙，阮知方受伤被俘，拒医绝食而死，以示不屈。越王迫不得已，派人分别往谅山和保胜请求清朝政Ｆ出兵援助。但清军无动于衷，只有刘永福见义勇为，挺身抗暴，亲自率军二千，翻越宣光大岭，日夜兼程，南下抗法。12月 21日黑旗军在河内郊外罗池与安邺殖民军正式开战。法军按照步兵战术，排好一字雁队，分前后两排，前排鹅步持枪瞄准射击，后蹲跪填装彈藥，轮番射击，交替前进。刘永福传令全军沉着应战，先派出一部分兵力，向左右两侧运动，猫腰跃进，迂回包围；接着又出动敢死队正面迎敌，接火后洋装败退，诱敌深入伏击圈。法军大摇大摆直上。黑旗军放下米袋，装上刺刀，霎时间伏兵四起，杀声震天，展开惨烈的血刃战，打得法军抱头鼠窜，败不成阵，争先恐后缩回河内城。黑旗军的先锋营吴凤典横冲直砍，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安邺，击毙这个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其部属百余人办成了刀下鬼。这一仗缴获枪械百余枝，彈藥一批，取得“诱斩安邺，覆其全军”的大捷。法军被逼退出河内，这是刘永福捍卫国疆，支援友邦抗法的首次战功。越王擢升刘永福为三宣副督，又赐印信一颗，文曰：“山西、兴化、宣光副提督英勇将军印”，以彰表功绩，并命刘永福扼守红河两岸。

河内首战全胜，越南境内稍得粗安，推迟了法国殖民者并吞越南，觊觎中国的日程。但事隔十年之后，法国国会于1883年拨款550万法郎作侵越经费，任命殖民头子李威利为侵略军总司令，率领法军2000人先后攻占河内和南定。接着又分兵进犯越南国都顺化及北宁、山西，局势岌岌可危。越军望风披靡，清军观望不前。刘永福满怀“为越南平寇，为祖国屏边”的宏愿，于5月6日率领黑旗军3000挺进河内，会同越军把河内城围得水泄不通，并且发挥近战、夜战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先下令大刀队执行巧计引敌上钩的战术。法军冲杀出城，黑旗军大刀队纷纷扑地卧倒，速将预备好的猪血、朱砂涂在身上，假装战死。待法军呼啸而过后，猛然翻身跃起，使敌兵腹背受敌，陷入重围，枪炮已不起作用，被砍得人头滚地，鬼哭狼嚎。法军统帅李威利也被大刀队剁成肉饼。这一仗打死敌军七画将军总司令李威利和五画校官副司令韦医（注：军装袖口镶白边，画多则官大）及以下军官30余名，打死法兵200多名，夺得军械彈藥无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纸桥之役。越王为了表彰刘永福纸桥大捷的军功，晋升他为三宣提督，加赐一等义勇男的爵号。
    　　
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当局惊慌失措，但又不肯善罢甘休。任命孤拔为司令统率兵舰四艘，陆军三千，再次侵犯越南。他们分兵两路：一路由孤拔指挥，再度进攻国都顺化；一路由波特指挥，进攻北圻黑旗军。时值越王阮福时病殁，发生内讧，无力攘外。法国殖民者强迫越南政Ｆ签订卖国的《顺化条约》。刘永福面对法国殖民者野蛮的行径，义愤填膺，指出：殖民者“不独虐越，实欺中国”。立誓坚决“为中国捍蔽边疆”，“为越南剿平敌寇”。1883年夏秋之际，刘永福率部与法军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怀德之战。黑旗军武器差劣，新式的后膛快枪和开花弹大炮为数甚少，大部分是简陋的粉枪、急枪、铁炮，还有部分大刀、长矛。法国侵略军“船坚炮利”，一式全新的枪炮，水上还有铁壳舰。但经过一场恶战，波特还是吃了败仗。他为了挽回面子，使出了极其阴险毒辣，惨无人道的伎俩，深夜炸崩河堤，使怀德府方圆数百里顿成泽国。在这万分危急关头，越南群众撑来一批木船、竹筏，把黑旗军救护至地势高亢的丹凤。
    　　
八月底，波特又率领侵略军三四千，配备军舰11艘，大木船9艘，水陆两路进犯丹凤县。刘永福派黄守忠、邓士昌紧急带队前去迎敌，两军在堤围上发生遭遇战。基围内水深没顶，河堤狭窄，弹雨密集，法国兵舰又从江面发炮轰击，黑旗军前后受敌，形势非常危急。刘永福派人向清军求援，但清军按兵不动，催促多次才派来两营兵力支援，调拨子弹1万发。双方血战三日三夜，黑旗军艰苦卓绝，不吃饭、不睡觉、不休息，而转守为攻。“是役歼灭法兵亦以千计”。正在这时，孤拔在东线战场不费吹灰之力攻陷顺化，强迫越南政Ｆ在《顺化条约》上签字生效，包括开放红河和割让保胜给法国，责令刘永福退兵。刘永福满腔怨愤，只好退守山西。
    　　
山西是越南北部一个军事要地。刘永福为了确保山西，收复失地，命令部属急造木排、竹筏拦江，截阻法军从河内来的兵舰；又部署在河岸修筑炮台。每隔十丈置一门铁炮；还抢修加固城墙和在周围筑起五重木棚，东、西、南、北四个门分兵把守，在城头上加强巡逻戒备。城内除黑旗军3000人外，还有张永清的清军和黄炎佐的越军。1883年12月11日，法军出动兵舰12艘，板船40艘，彈藥车500辆，水陆并进气势汹汹地向山西杀来。刘永福率领部众冒着枪林弹雨，沥血鏖战。但由于城外一炮台陷敌，西门城墙被法军炸塌，越奸阮廷润等叛国投敌，其余越军亦贪生怕死，穿上白衣，打开城门投降。协防的清军也望风逃遁。山西遂于12月26日沦陷。
    　　
援越清军畏法如虎，苟且偷安相继退出北宁、山西、宣光等重镇，龟缩广西边境。1884年，法国派海军舰队突然袭击我国福建马尾军港和船厂，清朝政Ｆ被迫下令正式对法宣战。同年8月清政Ｆ封刘永福为记名提督并赏戴花翎。中法战争进入紧张阶段。刘永福先后派人回博白招募壮丁数百人扩充黑旗军。1885年1月黑旗军与援越清军包围了宣光法军。刘永福在离宣光十余里的左育驻扎重兵，并用竹排、木筏拦河拒守。断绝法军运送粮械接济。宣光守敌被围月余，成为瓮中之鳖，危在旦夕，遂向河内法国全权大臣寄信救援，说：“宣光被围，彈藥将尽，速派兵援。”刘永福断定河内法军总部得悉，必派援兵，且取道左育，便选择在左育附近野茅丛生的大荒坡，埋下大批炸药，铺上草皮伪装坟墓，准备一举歼灭敌人。一天，法军援兵从太原向宣光张牙舞爪地冲来，待敌人进入伏击地段时，黑旗军拉发火引，一阵震天巨响，山崩地裂，硝烟冲天，法军被炸死炸伤四五百人，其中军官20多人，伪军死伤不计其数。法军吃了苦头，咬牙切齿施以报复，利用密集炮火轮番射击，组织兵力猛烈冲锋；宣光城内法军乘机反扑，黑旗军力不能支，宣光之围被解，黑旗军退守临洮。  

1885年3月23日，法军进犯临洮。刘永福联络奉命抗法的滇军和越南义勇队，共同阻击来犯之敌。鏖战一日两夜，敌军精疲力竭，死伤惨重，只得黑夜潜逃。刘永福挥师乘胜进击，连克临洮府和广威府等十余个州县有力地策应了东路抗法清军，转败为胜。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还光复谅山、高平等重镇，扭转了战局，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由于越南王朝和清朝政Ｆ腐败昏庸，同年4月19日宣布停战，前方将士忍气罢兵。
    　　
刘永福在援越抗法战争中英勇不屈，身经百战，取得了辉煌战果，使法国侵略者和中国投降派极端仇视和不安，一心要把他剪除。清朝政Ｆ为了逼刘永福率部回国，一个月内就连下九次上谕，采取胁迫利诱，恩威兼施的手法，赐予刘永福“依博德恩巴图鲁”和“三代一品封典”的荣誉。越南人民得知刘永福要离越归国，远道赶来挽留。后来，黑旗军有部分人员不愿回国，留下来参加当地抗法义勇队；有部分人散落各地成为华侨或越籍华人。1885年8月刘永福带领黑旗军3000人从保胜启程入云南省文山县南溪，于同年11月抵南宁。清朝政Ｆ又以种种借口裁减了1500人。同年12月刘永福奉令带领黑旗军1500人顺水东下，直抵广州，扎驻于燕圹，又被张之洞裁减去1000人。最后黑旗军旧部在刘永福身边只剩三四百人。1886年春清朝政Ｆ委任刘永福为闽粤南澳镇总兵。  

2、临危接圣旨

1894年,清政Ｆ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帮助Ｚ压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也乘机派军队开进朝鲜。起义平息后,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明治天皇发布特旨,任命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为海军军令部长。这个对中因发动武装侵略的倡导者和积极鼓吹者一上任,立即奔赴佐世保军港,部署战争准备。

7月20日,他将原来的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并将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及其他一些舰只集中起来,组成一支适应战时体制的联合舰队,任命原常备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伊东枯亨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7月23日,伊东枯亨接到大本营的作战密令,率军舰、鱼雷艇22艘,由佐世保出发,向朝鲜西海岸进发,准备发动**战争。舰队出发时,桦山资纪亲到港口送行,进行战争鼓动,要联合舰队“发扬帝国海军荣誉”,为国争光。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以偷袭的手段击沉了中国运兵的英轮“高升”号,掳走“操江”号,发动了丰岛海战,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丰岛海战后,联合舰队在桦山资纪指挥下,积极寻求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的机会,夺取制海权。不久,中日海军主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遭遇,黄海大海战爆发,Ｔ灣军务告急。

为加强曾于1874年(同治十一年)遭日军侵犯的Ｔ灣的防卫,1894年6月24日,承准闽浙总督谭钟麟转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奉上谕:“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著谭钟麟饬令酌带兵勇前往Ｔ灣,随同邵友濂办理防务,钦此。”刘永福在南澳镇总兵府接“圣旨”后,接着把南澳总兵印,移交给继任者英顺。

刘永福先赶回广州燕塘旧居,布置招募旧部将士4营2000人的事宜,然后赶回南澳备战训练,将改拨给他的1000潮勇(分作两营)和“仅存三百余人”的黑旗军带到岛南临海的云澳北帝庙,插旗(黑旗军七星旗)宣誓。

刘永福高声说道:“兄弟们,28年前在广西归顺州安德北帝庙,200多名兄弟推我为‘义哥’,祭旗誓约,成立了黑旗军。事后,在越南打法国仔,打到番鬼亡魂丧胆,黑旗军威震天下。如今,日本仔犯我中华,对Ｔ灣虎视眈眈,为保卫Ｔ灣,我们扩充了黑旗军。今日,我们又在海岛的北帝庙前祭旗誓约,这是历史的巧合。现在,我们在此宣誓:‘有黑旗军在,就有Ｔ灣在!’”

9月2日,清政Ｆ电令:“刘永福着赴台南”。刘即启用“邦办Ｔ灣防务闽粤南澳镇总兵关防”大印,于9月3日携带义子刘成良、女儿刘秀蓉,率领2000多名黑旗军将士,乘坐专程前来接运的“威靖”、“驾时”等数艘轮船,离开深澳湾渡口,驶赴祖国宝岛Ｔ灣。

3、刘永福和Ｔ灣军民——“我在，Ｔ灣在”

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Ｔ灣地位十分重要。清政Ｆ命刘永福赴Ｔ灣帮巡抚邵友濂办理防务。八月，刘永福率黑旗军赴台北，后又奉命驻守台南，并先后在潮汕、Ｔ灣等地招募新兵，将黑旗军扩充至八营，决心为保卫Ｔ灣血战到底。  

日本挑起甲午战争,以武力胁迫清政Ｆ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行霸占了Ｔ灣。5月10日,日本政Ｆ任命功晋海军大将的桦山资纪为“Ｔ灣总督”,24日率“Ｔ灣总督府”官员赴台。27日,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统率精锐近卫师团2万兵员,军舰29艘,从冲绳出发入侵Ｔ灣。29 日,在Ｔ灣三貂角澳底登陆,后占领基隆、台北。6月2日,桦山资纪与中国割台专使李经方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丸”上办理交割手续,17日在台北正式成立“Ｔ灣总督府”,举行所谓的“Ｔ灣始政典礼”,开始对Ｔ灣施行殖民统治。

《马关条约》签订,台北失守,全国各地掀起反割台、反日本武装入侵Ｔ灣的怒潮。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维新派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1300多名举人,联名向光绪帝上书,义正辞严地反对割台议和,主张迁都Ｋ戰。许多诗人写诗作文,对“缔约”口诛笔伐。Ｔ灣的爱国军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投降、反割让的武装斗争。但是,清政Ｆ不顾人民的反对,5月20日,电令在Ｔ灣的文武官员“陆续内渡”。5月22日,Ｔ灣省巡抚唐景崧电询刘永福意见,刘永福复电:“与台存亡”(引自连横撰《Ｔ灣通史》)。6月4日,唐景崧携子出逃后内渡。

Ｔ灣省三府(台北、Ｔ灣、台南)一州(台东直隶州)的文武百官抱头鼠窜,纷纷内渡。坚持Ｋ日保台的刘永福,在Ｔ灣镇总兵万国本辞职内渡后,即接任Ｔ灣镇总兵,并于6月发布《署Ｔ灣镇总兵就职告示》。《告示》中说:“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愿各众志成城,制梃胜敌,军民共守,同心戮力,自可转危为安……”(见1895年6月25日《申报》)。日军侵占台北后,桦山资纪致函刘永福,送去劝降书,逼他撤离台南。刘永福在8月23日《致日本Ｔ灣总督桦山资纪函》中说:“Ｔ灣隶我中国二百余年矣……余奉命驻防Ｔ灣,当与Ｔ灣共存亡。一旦秀而弃之,将何以对我先皇于地下?……余既不敢忘效死勿去之心,又何忍视黎庶沿抡之苦?爱整甲兵,保此人民,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见《中日战争》(六)),显示了刘永福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这种以国患为忧、以保民为念的爱国精神,深受Ｔ灣人民拥戴,极大地鼓舞了Ｔ灣军民Ｋ日保台斗争。

4、拒任“总统”职

Ｔ灣巡抚唐景崧于1895年内渡。在唐景崧出逃、台北陷于敌手的情况下,台南Ｋ日绅民多次推拥刘永福继任“总统”,刘永福坚决拒绝。他说:“吾中华统一疆土,岂容分割?”1915年,由刘永福口述、黄梅安撰写的《刘永福历史草》(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中日战争》),记载了刘永福三次拒授“总统”大印的史实:

至6月间,台南各界大集公民大会,到会者数千人,集议公推刘永福为Ｔ灣民Ｚ大“总统”,众皆赞成。议决,即铸银印一颗,文曰“Ｔ灣Ｍ國总统之印”八字。铸就,各界代表邀集3000余人,将印送与刘永福,并说明全台各界敷百万生命,公意举他出任“总统”。再过两日,各界委派代表耆老等,又将印送与刘永福。又过三日,代表们再行送印。刘永福每次皆慷慨陈词,说明原因。第一次,刘永福说:“尔等众百姓公举我做‘总统’,送印而来,可以不必多此一举!此印不能打得的,无论如何均要打赢,方可完全

领土。今日之事,军事也,土地之存亡,人民Ｚ关系,千钧一发,甚宜注意。其实事在将兵互相得力,咸皆用命,或者易亡而存,转危为安,从此上国衣冠不沦夷狄耳。区区此印,无能为力……请将印带回销之可也。”第二次,刘永福说:“前次送来,吾已不受,今又何劳诸君耶?夹势如斯,情同骑虎,朝廷忍舍锦绣山河又不愿置数百万生民于不理。今诸君送此印来,无非欲保自家,固土地,不甘为蛮夷牛马而已。诚宜决意抵敌,务须互相协力,筹军饷,为第一着紧要之事……吾在越国时,三次与法逆交兵,一战而法附马安邺授首,再战李威利分尸,三战而法全军焚灭,共计法兵死者不下万人……彼时并无‘总统’印绶,不过奉命讨逆将士用命而已,印何为哉!”第三次,刘永福说:“你送印交我,更不能做事矣。尔们回去,那系有银帮银,有钱帮钱,无钱帮米,无论多少均善;至其无钱米之人,别要帮力,我须用人出力,则相帮之至。”
刘永福三次拒任Ｔ灣“总统”,堪称“中华民族反‘台独’的先驱”,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了更有力地展开Ｋ日斗争,事后不久,易顺鼎等人与刘永福商议,台南文武百余人并集,于6月29日歃血同盟,公推刘永福为盟主,主持Ｋ日斗争,并发布了《抗倭盟约》。在盟约中,刘永福说:“呜呼!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充分表达了刘永福对Ｔ灣的深情和Ｋ日保台的决心。

5、募款筹军饷

刘永福到台南后,军情紧急,军饷困难。他在1895年1月致《上总理衙门禀》中说:“粮饷、军火均关紧要”,而“Ｔ灣孤悬海外,口岸甚多……既无粮饷,何能招军?言至于此,不禁痛哭。”日本人侵Ｔ灣后,省会台北府库存银两,全被唐景崧卷走。刘永福虽有“统兵之名”,但无“统兵之实”,孤悬海外,饷械两缺, 处境极其困难。

为坚持Ｋ戰,“护我炎黄子孙,保我神圣国土”,刘永福把“筹军饷为第一着紧要之事”。一是频频去函去电求援,如8月19日《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中说: “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痛哭乞援,望切望速。”当时,大陆同胞纷纷响应,掀起了支援Ｔ灣的Ｋ日高潮。但清政Ｆ公然阻挠,严令沿海各省总督、巡抚 “不得丝毫接济Ｔ灣”。李鸿章竟令上海电报局,扣留各处汇去台南作为军费的款项。刘永福悲叹:“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二是派人到内地乞饷接济。刘永福先后派了易顺鼎、罗六琴、吴桐林以及知县刘禹卿等回内地找总督、巡抚乞饷求援。但所到的直、鲁、闽、粤等省都封疆,大吏 “无一应者”,均以不敢违圣旨、碍大局、罹重咎为辞拒绝接济。湖南人易顺鼎,举人出身,原在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幕下任职,日本侵占Ｔ灣后,毅然离开刘坤一,渡台投靠刘永福Ｋ日。刘永福委之以筹饷重任,他风尘仆仆往返于两江、两湖之间,向张之洞、谭继绚、谭钟麟等总督及巡抚求援。在闻知清廷授意各省总督不准支持刘永福守台Ｋ日的消息后,又回到Ｔ灣与刘永福同赴国难。四川人吴桐林,闻刘永福在Ｔ灣Ｋ日,便毅然渡海参加守台Ｋ日。当时黑旗军将士有8营,每月要开支10万两银,刘永福便委他专负筹饷之责。时仅存两个月军饷,经吴桐林努力,军饷可延至5个月。刘永福又派他回大陆求援,他跋山涉水,先后到了福建、广东、天津、南京、北京,行程万里,谒见边宝泉、谭钟麟、王文绍、张之洞、翁同和等政要。众人皆言“承朝廷之命,不敢接济”。吴桐林在国难当头,为Ｋ日保台鞠躬尽瘁,殊堪敬仰。

三是以Ｔ灣省台南官银钱票总局和“护理台南府正堂忠”的名义,发行台南官银币。刘永福命安平县知县兼摄台南知府忠满,印行面额为“壹大员”、“伍大员”、“拾大员”三种银票,向各商户借款筹饷。台南人亲切地称为“刘钦差银票”,对筹集军饷起了积极作用。

6、大战八卦山

台北失守后,日军步步进逼,依靠优势兵力攻占了台中等地。刘水福预料一场大战即将到来,于是将部队重新部署。以黑旗军统领吴彭年为前敌总指挥,守将孔宪勇、王德际、王德胜、罗树勋、罗汝泽、李继义、沈福山、刘成良等、各率所部扼守彰化等地重要阵线;义军首领吴汤兴、徐骧、李士炳、汤仁贵等,各率所部坚守八卦山阵地及往来接应;知府黎景嵩,率义军两营守彰化城;刘永福自领亲兵营与刘成良的福字常胜军及数营义军守台南及茅庄一带。

彰化地势平坦,城东的八卦山是惟一的屏障。8月26日,日军能久亲王和参谋长鲛岛、旅团长山根信成率部从台中出发,开抵大肚溪北岸,隔溪侦察八卦山黑旗军阵地虚实。黑旗军用望远镜发现,立即发炮轰击,山根信成及绪方中佐等官佐中弹,伤重毙命。日军恼羞成怒,次日黄昏,日军大队强渡大肚溪,义军首领徐骧等部利用夜幕,突然袭击,歼灭了不少敌人。日军逼近大肚溪南的菜光寮时,吴彭年左手握枪,右手抡大刀,率黑旗军奋力抗击。28日拂晓,日军大队人马绕道偷偷摸到八卦山的背后,双方展开激烈争夺战,义军吴汤兴、汤仁贵、李仕炳和沈福山等将士壮烈殉国,日军占领了山头。吴彭年望见八卦山顶插了敌旗,知那里阵地已失,立即亲率七星队——黑旗军的敢死队驰往援救。半路上会合从山上退下来的义军,又像猛虎一样冲上山去,冲在最前面的林鸿贵率领黑旗军一个小队,与敌肉搏,全部牺牲。吴彭年奉七星队300余人,一路直上,锐不可挡,终于夺回了山顶阵地。日军依靠兵力和火力优势,将七星队层层围住,四面环攻。我军浴血奋战,吴彭年多处负伤,和七星队战士带伤力战,最后全部战死在八卦山头,实践了吴彭年“宁死不放神圣海疆Ｔ灣”的誓言。

八卦山租击战,是刘永福领导Ｋ日保台斗争中最为壮烈的一场战斗。此役,击毙日本号称最精锐的近卫师团1000余人,打死少将山根信成。在这场悲壮的血战中,义军首领吴汤兴中炮牺牲,黑旗军统领吴彭年英勇战死,刘永福黑旗军的精锐七星队300余人也壮烈殉难,彰化失守。1965年,当地农民在犁地时发现一个埋有600多具尸骨的坟茔,经鉴定,这些尸骨均为当年战死的将士,于是Ｔ灣人民在八卦山上建立了一座Ｋ日纪念公园,以缅怀英烈。

7、台南保卫战

台南府城是Ｔ灣的历史名城,刘永福的Ｋ日统帅部就设在台南府城。为攻占台南,日本急调第二师团和混成第七旅团来台,其中日军第二师团在南部登陆,第七旅团在嘉义登陆。这时日军海陆军已达4万多人,对台南形成了包围之势。
10月8日,日军能久亲王率部疯狂进攻台南南部的嘉义城。刘永福指令守将王德标在城外暗埋地雷,炸死日军700多人,其余仓皇溃退,半路又被黑旗军、义军伏兵截击,死

伤甚多,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中将亦重伤毙命。翌日,日军用大炮猛烈轰击,城墙崩塌,日寇拥入城中。王德标率领黑旗军和义军战士与敌人展开巷战,终因势孤力弱,退到台南曾文溪一带。10月15日,日本又疯狂进攻凤山县城,先是200多名士兵击鼓鸣号,齐步开进,刚到南门,城上突然枪炮齐发,一刹那间敌人被击毙数十名,其余抱头鼠窜。次日上午,敌人大队人马猛扑县城,炮轰城中。城破后,日军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许多无辜居民惨遭杀害。

10月15日,敌舰6艘还袭击了打狗港(今高雄市)。打狗港北距台南府城约47公里,是Ｔ灣西南海岸的重要港口。刘永福命其子刘成良率领黑旗军一营驻守。清晨6时,日舰先发炮进行火力侦察,炮台守军偃旗息鼓,一弹不发,观察敌人动静。当敌舰靠近时,刘成良指挥炮台战士突然群炮齐轰,炮弹飞向6艘敌舰,有的被击沉,伤亡甚多,有的掉头后退。狡猾的敌人另派陆战队在背后偷袭登陆,守军抵抗两天,伤亡很重,刘成良率余部退出打狗港。这时,台南Ｋ日兵力已十分单薄,黑旗军和义军及义勇武装总共才1万多人,彈藥和粮食供应更是来源无着。10月9日,张之洞筹得饷银10万两支助刘永福,从上海汇出时又被李鸿章截留。在十分危难的局面下,台南爱国军民仍然忠贞不渝地继续抵抗。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两幅宣传画,一幅是刘永福的女儿率众聚歼鬼子兵;另一幅是桦山资纪已被刘永福下令斩首示众,在危难中以这种方式来激励Ｋ日军民的士气。

扼守在台南附近曾文溪的黑旗军和义军将士,在王德标、徐骧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王德标牺牲,台南最后一道防线失守。日军攻占曾文溪后,桦山下令调集海陆精锐部队,夹攻台南城,所有军舰驶靠岸边,向台南城开炮。义军首领徐骧、柏正材、林义成相继殉难,刘永福的女儿刘秀蓉壮烈牺牲。刘永福即召集部将商讨战守之计,10月19日,日军大举进攻安平炮台,刘永福亲手点燃大炮,轰击敌舰。刘永福的炮兵死守阵地,无比壮烈。日方一些资料记载:“直至我军突人阵地时尚不退走,炮手6名终死在炮侧。虽为敌人,其勇敢真值得赞叹,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

在艰苦的恶战中,城内粮尽弹绝,士兵精疲力尽,至不能举枪挥刀。府城内秩序混乱,刘永福欲冲回城内,部众极力阻道:“各路倭兵大至,此城不可守,请公去。”刘永福仰天捶胸,潸然泪下说:“我刘某为国为民,今日受困已到极点。”当天深夜,刘永福在Ｔ灣渔夫的帮助下,搭上英轮“迪利斯”号,回到福建省厦门港。21日台南陷落,Ｔ灣全境被日寇占据。

刘永福领导的Ｋ日保台武装斗争前后5个月,虽然遭到了挫败,但已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据日本史学家的资料记载:“日军投入49,835人的兵力和 26,214名随军夫役,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以下4,642人阵亡牺牲的代价,花了4个月时间,才勉强地占领了Ｔ灣。”据中方估计,“侵台日军共50,000人,因伤亡和疾病而遣送回国者达32,000人,其中死者4,600人”,比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伤亡2,647 人的损失大得多。Ｔ灣爱国军民Ｋ日保台斗争,英勇壮烈,可歌可泣,永载史册,中国人民永志不忘。

8、刘永福内渡

1895年10月9日嘉义失陷的当天，英国驻台南领事胡力穑来台南府署见刘永福，说： “仗打得久了，各商民也很辛苦，毕竟大家和好为上策。”刘永福说：“如何和法?讲和之事全是金银讲的，如果和了，百姓得安也好，但恐讲和后我去了，百姓遭残，我心何忍?”胡力穑说：“和了，公内渡后，Ｔ灣百姓即良民，岂有遭残?”刘永福说：“不知能否如此，如果百姓得平安，也未尝不可。”胡力穑见刘永福有讲和之意，便告辞回去与日本商谈。

次日下午4时，胡力穑又来见刘永福，说：“日本全权官桦山说，要公去见他，彼此面谈妥善方可成议。”刘永福说：“若得麦家林(Ｔ灣海关洋员)与我同去，我便去就是。”于是胡、刘两人一同到安平见麦家林。麦说：“公不来，我也要去。”说罢出去看有无火轮船。胡力穑也对听差萧某说：“我去看看舢板再来。”这样，麦、胡两外国人都出去了。

此时，刘永福部下刘斯荣、刘崇义从府城起来，对刘说：“去不得，去不得。”萧某说：“不要怕，不要怕，胡领事乃行为正当的人，无妨。”刘斯荣说：“我大人肯去，我兄弟也不让他去，你是何人，想唆使我大人去吗?”双方争吵起来。

英国“的厘士大”商船买办胡仰山闻得刘永福要下日本船的消息，也赶来见刘永福说：“不可，不可，老番狠毒如蛇，口蜜腹剑，万勿轻信。”萧说：“我伺候胡领事10多年，我识其良心甚好，难道你知得过我吗?”胡仰山说：“纵使他心好，台南百数十万兵民皆望公一人，倘公下去，即使不杀，若被带到日本，届时百数十万兵民指望何人?”刘永福见胡仰山说得有理，便打消了去的念头。

10月10日，日本“浪速”号舰将离开澎湖时，英舰“皮克”号带来了刘永福的书信。此信于11日送到南进军司令高岛手中，信中说：“自Ｔ灣开仗以来，数月之久，百姓受苦，更堪怜悯，惨不可言。现本帮办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故本帮办亦愿将台让与贵国，先立条约两端：一、贵国要厚待百姓，不可践辱，其台民不拘何项人等，均不得加罪残害；二、本帮办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

高岛看罢，对左右说道：“此信极其傲慢不逊，而且以对等国谈判，附有条件。今我军以疾风之势将席卷Ｔ灣南部，岂有容纳贼魁刘永福的条件而陷其诈术之理。”便写一回信，拒绝谈判。其信如下：“本职于本月11日接你托英国军舰送呈之手书。据该书，你似欲有条件乞和。曾依《下关条约》，本岛归我日本帝国版图时总督桦山海军大将因好意起见，夙陈利害顺逆之理，恳谕你速投兵撤回。你当时故意左右其辞，斥此好意，窃据南部Ｔ灣之地，以至今日。且唆使当地‘匪类 ’，悍然抗我王师，致使本岛长久扰乱，你实在是其魁首。今大军近在咫尺，命在旦夕，便面见然乞和，且具条件，要以对等国待遇之仪式议事，此为本职所最不可明白的。你若悔前非，诚意乞降，只有面缚自来军门乞哀。”

刘永福见讲和被拒，日本水兵又登岸驻扎，重重围困，愈逼愈紧，觉得如此网罗四布，插翼难飞，便召开部将会议。有人说退倚东山，有人说出城决战，但决战势必全军覆灭，不是上策。会上决议，退守关帝庙庄，据山以守。退入山区，在深山老林建立Ｋ日根据地，进行持久战，倒是一种良策。但是10月19日曾文溪最后一战惨败后，刘永福的Ｋ戰信心动摇起来，他到白莲庵求签，焚香跪求。求得一签，意为“求财不得，求病必死，求子生女，失物无回，出行多阻”。签语甚为不佳，刘永福郁郁不乐。此时粮饷已尽，人心不定，如再不作出决定，恐怕就要兵变。刘永福最后当机立断，决定内渡。正在此时，福建将军解到私款银8000两，粤督谭钟麟解公款银1万两。谭附有一信说：“我怕你不得银散放不得走。”刘永福得到这两笔银两，立刻散放，救了燃眉之急。

10月20日，刘永福第三子成良来商议出走之计。此时，云澳(离府城二三里)停有一只大木船，距大木船不远有英商船“的厘士大”号停泊海中。于是刘永福收拾细软、镇台印及洋狗数只，着差弁去办理搭乘“的厘士大”号之事，并派随从亚鹤去大木船联系。结果船主答应了，刘永福便命亚鹤先到船上等候，自己夜间放艇过船。

是夜，更深人静，刘永福打发值班士兵去休息，于灯火明灭之间，与儿子成良、随从陈湘泉等10余人从后门溜出，乘小艇靠近大木船。陈湘泉数次呼唤亚鹤，杳无答音。大木船上的人听见唤声，以为盗贼来劫，各水手聚集喊打。刘永福想“的厘士大”号开船在即，不如拼死搭上，便命小艇赶紧离开大木船，驶往前面的英商船“的厘士大号”。

及至小艇划到轮船边，天已大亮。陈湘泉登上“的厘士大”号，与司事人员梁亚兆、吴玉泉等密语，告知要求搭船出走情形。三人密商良久，梁亚兆等说：“今既到此，唯有设法过船，再行计议。”当时有一日本坐探在船上，陈湘泉只得密告船主，说明刘永福要搭船内渡，请求保护。经陈、吴、梁三人再三恳求，船主方始答应。船主即与日本坐探畅饮，将其灌醉，此时各洋人回房早餐，无人巡行。陈湘泉乘机唤刘永福上船，引入水泡舱隐藏起来。水泡舱密不通风，幸而其门板薄，刘永福用刀弄开一隙，将鼻孔挨近缝隙吸气，得以不死。

不久，日本巡舰上10多个士兵，过船来搜索刘永福。日兵带有刘永福照片，反复搜索，没有搜到。日兵离去后，梁兆亚到水泡舱将刘永福引出，安顿在舱房里。当日上午9时，“的厘士大”号启航，开往厦门。

次日一早，船将近厦门时，忽然一艘日本兵舰追来，又拉汽笛又升旗，令“的厘士大”号停驶。日兵上船搜查，仍没有结果发现。原来刘永福曾是“的厘士大”号船长的救命恩人，船长冒险把他藏在锅炉房里了。

10月22日，刘永福抵厦门后，即奔广合和茶栈。不久他及子成良离开厦门到漳州滞留，谢绝会客。刘永福仍穿官服，外出带6名武装士兵。地方官对他怀疑，问其何人?他递交名片一张，地方官才知道是刘永福，准备举行欢迎盛会。刘永福拒绝此举，连夜坐轿到南澳去了。

当时内渡大陆的Ｔ灣士兵不少，厦门提督杨岐珍怕惹事，每人给一元，令他们到福州。后来又派人到福州，每人给四元，令他们返乡。有的台兵从厦门到上海，上海当局也给每人四元遣返。

再说10月20日，“吉野”、“浪速”、“大和”、“秋津洲”号4舰进占Ｔ灣安平港。港内炮台静寂，绅民始知刘永福已内渡。21日凌晨1时，台南东门外教堂的传教士巴克雷等，向日军第二师团的前哨报信。本来日军定于10月23日发动总攻击，乃木希典得悉刘永福内渡后，便令前卫司令山口素臣提前占领台南。 10月21日黎明，山口率军从小南门进占台南。存在了149天的Ｔ灣民Ｚ国，至此始告灭亡。至11月18日，桦山资纪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Ｔ灣全岛‘平定。’”后来经过Ｋ日战争，1945年10月中国人民收复Ｔ灣。

9、人民念英雄

刘永福在民族危难时刻,高擎Ｋ日大旗,领导Ｔ灣爱国军民浴血奋战,抗倭寇、保国土、反“台独”,为中华民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一代伟人孙中山赞:“余少小即钦慕我國Ｍ族英雄黑旗刘永福。”当代著名诗人田汉赋诗颂:“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Ｔ灣苗栗市福星山公园(现改为猫狸公园)忠烈祠大殿供奉三位神像,正中是明朝民族英雄郑成功,左边是Ｋ日义军志士丘逢甲,右边是黑旗将军刘永福。广州有刘永福村、永福路、刘义亭。刘永福的故乡钦州市,建有永福大街、永福广场。1996年9月,国家教委、ＪＦ军总政治部等6个单位命名“钦州市民族英雄刘永福故居”为“全国中小学爱国Ｚ義教育基地”。2001年6 月,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有40多个国家及港澳台数百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留下100多件赞颂英雄的墨宝。

虽“英雄日已远”,但“典型在夙昔”,仍令人无限敬仰追思。刘永福Ｋ日保台精神永存!


补充：

                           中法交战之前主战派与刘永福的关系

　1881年底，清廷邀请部分疆臣第一次讨论越南危机。此后，随着事态的发展，在清政Ｆ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和、主战两派。在中法双方正式宣战之前，面对着法国蚕食越南、凯觎滇粤而清廷却一再坚持“衅不我开”、委曲求全的情况，主战派与刘永福有着微妙的关系。

一、既想任用又有所疑虑

　　主战派从来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只是相对主和论者而言的。他们认为中越唇齿相依，越南既已积弱不堪，国势衰微，刘永福不仅成为越南宗社的依靠，也是滇粤边防的屏蔽力量。因此，在1881年12月6日清廷邀请疆臣第一次讨论越南和中国西南边疆危机的时候，刘坤一、庆裕、张树声、曾纪泽、刘长佑等人都主张利用刘永福抗法。但是没有提出如何利用的具体意见，仅泛泛提“暗助黑旗”，“有警互相援应”之类的话。

　　吏部主事唐景崧是主战派成员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积极主动请缨到越南联络刘永福。唐景崧认为：“所以必用刘永福者，以其为越官而行越事，无虑外人之阻挠耳。”①他游说刘永福，献上、中、下三策“据保胜、十州为老巢，守山西为门户，北宁、太原、谅山、高平、宣光、兴化，震以足下威名……请命中国，假以名号，据北图南，事成则王，不成亦不失为捍卫华边之豪杰，功在中国，声施万世，此上策也。……提全师击河内，战胜则声名崛起，粮饷军装必有助者；不胜而忠义人犹荣之，四海九洲知有刘永福，谁肯不容？立名保声，无逾于此，此中策也。……坐视国难，则无功无名，……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株守保胜，此下策也。”②刘永福经过考虑，接受了中策。

　　在1883年3月25日的《详度边情条陈办法折》里，唐景崧还具体地谈到清政Ｆ应该如何安置、利用刘永福的问题。他说：“请旨饬谕滇粤三省督臣、抚臣，如刘永福果能扼守红江，有功边圉，即行文广西之上思州、广东之钦州，准其日后回籍。潜使闻知，坚其奋发。至暗济军火，云南一省力或不足，势须两粤合力图之，疆臣必奉旨而后敢行。”③

　　唐景崧对刘永福抗法的游说和陈述，基本上代表了主战派在这个问题上对刘永福的态度。清廷以后谕令滇粤桂三省联合起来暗助刘永福，督促刘永福收复河内，准许刘永福回籍，又表明了清廷的对刘政策，基本上是根据主战派的对刘态度来制定的。

　　主战派虽然很想利用刘永福抗法，但是刘永福复杂的出身背景和生存环境，又使某些边臣心怀“鹬蚌相持，渔人获利”之想。1882年6月19日，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奏言中说：“请用越匪（指黑旗军――引者）制法，胜则越感化代筹之德，败则法代我除患，驱狼斗虎，一举两得。”④12月13日，云贵总督岑毓英在《密陈越南实在情形、我军只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拒法片》中亦说：“永福兵力甚精，地利甚熟，主客之形便，劳逸之势殊，法人不敢登岸与之力角。苟永福不为所并，越南势可稍延。倘法人不知变计，必以力取，是我不过岁弃四五万金而法人终为永福所困。所谓鹬蚌相持，渔人获利。”⑤

　　内阁学士周德润是主战派成员中表现得最活跃的一位。1884年2月14日，他在《密陈越事密计三条片》中，请朝廷命令岑毓英让刘永福、杨著恩、黄守忠、梁俊秀等黑旗军与越南义军的首领各遣兄弟子侄二三人潜投滇营效力，以“历代外藩遣子入质之意……暗寓羁縻之术，使知己身有所归托，愈奋勤劳，亲属已入戎行，不敢反覆。”⑥清廷接受此请，命令岑毓英、徐延旭妥筹办理。

　　周德润对刘永福等人的戒心和清廷对他的意见的采纳，以及其他主战派成员对刘永福的疑虑态度，反映了主战派在利用刘永福抗法问题上不完全信任的矛盾心理。

　　总之，中国正式宣战之前，主战派在利用刘永福抗法问题上的态度，既想任用又有疑虑。但是随着法国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主战派对刘永福的疑虑也逐渐地被一种相互信任、相互依托的态度所取代，促成了双方在宣战期间的联合和战后的结合。

　　二、暗中援助和进窥河内之举

　　暗助刘永福是清廷第一次征求疆臣意见后，在保护北圻、固我疆域，“预杜外人窥伺，亦不致启衅端”⑦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主战派的唯一选择。 1883年9月11日，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在《越事可乘，请饬防军相机进攻折》里说：“欲借越以保边，势必助刘而存越。”⑧主战派的主要成员，为集中在滇、粤、桂三省前线的督抚边疆要员。他们既以主战相号召，但实际受清廷的遥控指挥，害怕惹起“启衅”的罪名，不敢积极主动备战、Ｋ戰。于是，他们转而援助刘永福抗法，以消弭“外人窥伺”。

　　主战派助刘的主要行动有：驻军关外，互为犄角；暗助饷械，增实军力；许以募勇，集成大团。

　　主战派知道越南已不堪扶持，恃一敢战之刘永福所部数千人，难抵法国之众。1882年2月14日，两广总督张树声在《覆陈密筹越南事宜大概情形折》中曾论：“法人曾为所创，必将调船征兵寻隙于刘永福，除之而后已。刘永福既去，则越人无能抗其颜行者。”⑨于是，建议滇粤防军与刘永福联络声势，互为犄角，有警则互相援应。特别是越南积匪和被法军收买的新匪、教民，经常滋扰北圻。1881年底至1882年初，清军以剿匪为名，陆续驻军关外，实际是间接地支援刘永福一意对付法军，使无后顾之忧。

　　岑毓英在战、和问题和对待刘永福问题上，前后并不一致。但是，在援刘活动中，他的贡献最大。1883年10月20日，岑毓英向清廷汇报， “臣等于上年即密济以饷银军火并滇省所铸开花炮，铲去字迹，给以二十余尊。”⑩11月11日，他又汇报：“前拟暗助刘永福军饷已按月给银五千两作为三营饷需，尚有军火、军装暨先后助之，赏号二万金在外，接济不为不力。”⑾这一年的10月3日，清廷命令徐延旭于广西藩库存款内拨银十万两资助刘永福，徐不肯遽付。到1884年3月21日，他也汇报说：“臣已批示于恩赏项下每月提给银八千两接济。饷项并所需军火随时派弁领取。”⑿刘永福主要靠聚众耕牧，设卡收税，得以练兵养勇，维持生存。自战争烟雾弥漫，“商贩鲜通，资粮难继”⒀，清军的暗助是及时和必要的。

　　刘永福与法军多次接仗，特别是1883年夏秋之间的怀德、丹凤两战，损失了一些精锐，极需补充兵员。为了进攻河内，肃清北圻法军，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在1883年秋天，批准刘永福到内地南宁、太平两府及上思州一带招勇。仅刘永福前锋黄守忠即“派有军功六品黄宝珠赴太平府属招勇，意欲共募万人。”⒁而刘永福黑旗军在正常情况下只保持兵力在四五千人。

　　从1883年4月14日唐景崧激励刘永福进攻河内开始，主战派一直在策划刘永福攻取河内，恢复北圻。在几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个计划是主战派助刘抗法的最主要活动。

　　主战派认识到暗助刘永福是掩耳毁钟，持久事彰，法必饶舌。于是主张“筹饷数十万金，专责刘永福添兵制械，迅拔河城以扼敌冲而固门户。河城既下，北圻乃安。”⒂因而，清廷在10月14日、11月6日、11月9日、11月23日多次渝令倪文蔚、徐延旭、唐炯等人固结刘团，切实筹划，妥为办理，进窥河内，毋稍松劲。岑毓英则自请统兵20营出关，以大军驻扎山西，虎视河内，再令刘永福、黄佐炎率领义师分道袭取西贡，“彼族如退出河内，自求转圜，固可善为了结；否则断其归路，聚而歼旃，亦可稍纾义愤。”⒃但是，刘永福在1883年5月24日围攻河内之后，即以新募之勇，尚未成营；军火、器械都未齐备；又无攻坚器具，是以近日没有发动再攻。唐炯也认为：“一二月内尚难责其进取，致有疏失。”⒄1883年冬季，刘永福添募勇营渐次到齐，但河内法军设守已严，城外添筑土阜石营，环扎木栅，开挖长濠，遍埋地雷，攻之猝不能拔。12月10日，倪文蔚把法军防守情况报告了清廷，并且说刘永福久经战阵，熟于避坚攻瑕，“久驻怀德，不肯骤攻河内，只诱敌出战。”⒅军机处接到汇报，也只得告诉岑毓英、倪文蔚、徐延旭等要员，“河内设守已严，猝难攻拔，应如何避坚攻瑕，诱敌制胜，并宜相机妥筹。”（19）然而，法军不等主战派提出更好的建议促成与刘永福联合收复河内，已加快蚕食北圻的步伐。随着山西、北宁的失守，战火燃及边关，主战派以刘永福攻取河内，收复北圻的希望也随之成为泡影。

　　三、在议和讨论中维护刘永福

　　因为中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的争端，后方的谈判比前线的战事更持久、更复杂。因此，在议和讨论中涉及刘永福的地方也比较多。其中引起大讨论的和议有两次。

　　1882年12月20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上海签定了一个备忘录，拟定越南事宜三条：中国撤兵，开放保胜，中法分巡红江南北。 1883年1月18日，清廷命两广总督曾国荃、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倪文蔚等筹议李鸿章与法使宝海所议越事大略办法三条。岑毓英首先在3月10日覆奏。他说：“疆界可分，而北圻断不可割；通商可许，而厂利断不容分；土匪可驱，而刘永福断不宜逐。其他不关紧要者，无妨姑准一二，以示转圜。”（20）军机处在回信中，称赞这些建议“洵为扼要之论，深合机宜。”（21）倪文蔚于3月14日密陈结果。他认为“保胜之境能否设关，必视刘永福之从违为准；中国之能否保护，亦必视刘永福之聚散为衡否则疆臣力量不敢悬定，即通商议约亦托空言。”（22）同一天，军机处密寄总署，认为倪的这一段话“不为无见。法人欲于保胜设关，意在驱逐刘永福，此层断不可轻许。”（23）

　　主战派的一些成员，如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翰林院编修朱一新、山西巡抚张之洞、吏部主事唐景崧等人。虽不在被邀参与讨论之列，却也关心议和之事。在他们的奏折和私下谈论里，都披露了法国人对刘永福的险恶用心。张佩纶认为：“代逐刘永福，刘永福又不听命，将若何？”（24）朱一新认为，如果按照备忘录规定，“彼将佯请中国夹攻刘军，杜我接济之谋，绝其应援之路。弗从则仍伤和好、从之则自撤藩篱。”（25）张之洞认为：“今若弃越弃刘，越必亡，刘必破，然而要求之举万不能免。”（26）唐景崧认为：“法人料黑旗必不肯移，保胜必不可得，云南仍不可通，款议虽成，惧天下笑。故展转背约，而仍逞兵于南定、北宁，处心积虑，必捣保胜逐刘而后已。”（27）

　　在这次议和讨论中，主战派对刘永福的态度是揭露法国人的阴谋，阻止清廷在通商议和问题上因为违背刘永福而导致刘不听命，和议不成，反陷尴尬。由于清廷采纳主战派的建议，在和谈中态度強硬，而法国政Ｆ对宝海的谈判亦大为不满，于是撤宝海回国。

　　1884年5月6日，李鸿章又与福禄诺在天津议定“中法简明条约五款”。由于款议中没有提到刘永福及黑旗军的问题，主战派的许多成员又站起来替刘永福说话。这次议和讨论，清廷没有指定官员回答，但主战派成员的谏议异常活跃。刘恩博认为：“刘永福宜力为保全也。法人自蚕食越南以来，所最畏忌者止一刘永福耳！……福禄诺知非用间不能散刘团也，于是以议和为名，使中国坠其术中而不觉。及和议已成，法人即率越南教民全力进攻刘团，彼时刘团之不能？拄实在意中。若刘永福退入滇粤境内，法人即向我索取叛人，不与之则和议甫成，又将决裂；与之则自坏万里长城，塞天下忠义之气。”（28）吏科掌印给事中孔宪珏等人建议：“当与法人约明，其在越地，法不得与之为仇，其来中国，法不得藉为口实”（29）内阁学士江西学政陈宝琛认为：“刘永福一军又不言作何安置，将我为彼剪除之耶？抑听其屠灭而不之问耶？”（30）户部七品小京官陈炽建议：“似宜妥为安顿，赐以稍重之衔。俾于边外练勇屯田，为我御侮、两可助暹罗之声势，东可固滇粤之藩篱。法夷前约既未声明，此后当亦无词”。（31）兵科给事中洪良品认为：“彼与刘义战不胜，招降刘义又不从，既夺越南，恐刘义之谋匡复，乃乞和中国，思假其力以制之……我正宜预筹一安置刘义之法，或割越南北圻之地，或就刘义屯踞之地，即用刘义镇守，为我藩篱，以杜后日边患。”（32）

　　在这次议和讨论中，主战派对刘永福的态度，已不仅局限于刘永福是否接受和议，而是极力地想保护刘永福，让刘永福在边外“练勇屯田”，继续维持传统的“守四境不如守四夷”宗藩格局，为中国守边。由于主战派的极力谏诤，6月24日，军机处乃令李鸿章：“保胜一处为中越交界扼要之区，刘永福屯军征税均在于此，必须归于中国界内。”（33）

　　清廷中比较关键的主战派人物，兵部尚书彭玉麟和云贵总督岑毓英等人，不但关心在战时利用刘永福黑旗军，而且，即使中法议和成功，也应善待他们彭玉麟在《越将刘永福宜加保护片》中说：“即令和议有成，可否仰恳逾格鸿施，授以边方武职，移扎内地，以示朝廷护惜之意，且以旌其敌忾之忱。”34岑毓英在《遵旨严督各营择要驻扎并拟安置刘团折》中亦说：“将来法人如请安置刘团，朝廷曲予保全，即于广东水陆各标恩赏刘永福一相当之缺。其部下头目均量予官职，饬将所带之勇可遣散者给资遣散，不能遣散者实有若干编为数营，带往海防效力。”（35）中法战争结束以后，清廷对刘永福及黑旗军的安置，基本上是以彭、岑的奏折为蓝本，对之招安遣用的。

　　综上所述，中法双方正式宣战之前，由于两国之间在越南问题上既有前线的军事攘夺，又有谈判桌上的和平交涉。因此，清廷中的主战派对刘永福的态度，不仅在越南前线驱为己用、策为前锋，而且在中法和议中亦竭力维护刘永福。希望通过保护刘永福，在越北制.造一个中法缓冲地带。当时，主战派既不能公开打着援越抗法的旗号，又不能苟同主和派主张，刘永福无疑被他们视为“任越官行越事”、解除中国西南边疆危机的关键力量。主战派与刘永福之间的这些关系，对以后刘永福本人及黑旗军的命运都产生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