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福：因时势而被夸大的近代抗法英雄?

考刘永福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缘由，盖因积弱久败，实在需要一个英雄来为老大帝国粉饰无奈、为子民万姓点燃希望而已。有刘永福出，在边境之外，面对列强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屡有斩获。这真是不加培养而冒出的“典型”!于是将小胜宣播为大胜，将意外之胜鼓荡为必然之胜.

本文摘自《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 作者：田秉锷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永福，黑旗军，被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宣传为爱国主义的抗法英雄。在本质属性上确乎如此，但他们的战绩，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又确乎是夸大了的。

离乡背井，流窜境外，刘永福和他的战士，原本都是具有叛逆色彩的造反者。与现行政权对立着，游离着，即使逃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与帝王、与国家的敌意或疏离感，仍然是无法排遣的。

刘永福（1837—1917），祖籍广西博白，生于广东钦州，史书亦称其钦州人。因自幼随父迁居广西上思，故又有上思人之说。本名刘建业，又名刘义，字渊亭。自幼随叔父习武，武艺高强。父母亡故后，于二十岁参加天地会起义，率众隶吴亚忠部，任旗头。因以七星黑旗为大纛，且与“太平军”有联络，故其部被人称为“黑旗军”，或“黑旗长毛”。驻军归顺州（今广西靖西），抗击清政府军。后战况不利，率三百人跨界退入越南境内。其时，粤人何均昌占据越南保胜。刘永福黑吃黑，取而代之。在胜保，刘氏黑旗设卡厘税，俨然地方长官。但他的身份又是十分明确的，在境内，他是“造反者”；在境外，他是“流亡者”，如此而已。

历史将刘永福推向前台，并成就了他“爱国者”的业绩，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此前，法国人开市越南西贡，并垂涎全越。为达目的，法人与越南贼首黄崇英勾结，欲以黄氏数万“黄旗军”为前驱，地毯式推进。到了同治十二年，法将安邺率兵攻破越南河内。越南国王遣使诏谕刘永福归诚，许以功成封爵。刘永福闻命，率黑旗军自保胜南下，越宣黄光大岭，绕驰河内，设伏突袭法军，一战而斩安邺。在战胜的形势下，法越和谈。议和成，越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越境北部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但刘永福的根据地，仍然选在保胜。

中国的流亡者做了越南的官，矛盾随之产生。刘永福的对立面是越南驸马黄佐炎，他以大学士的身份，督师内外。对于刘永福剿灭土匪、安定一方的功劳，多匿而不报。有鉴于此，刘永福出师抗法时，亦负固自雄，六调不至，完全是一付独立王国、占山为寇的老脾气。

到了光绪八年（1882）春天，法国军队由西贡沿海北上，并于三月攻克越南东京、南定。占领东京后，法人日日增兵，悬万金购刘永福，悬十万金取保胜州。在这种压力下，刘永福坐不稳山大王了，于是向越王请战。光绪九年（1883），吏部主事唐景崧毛遂自荐，间道赴越，招抚刘永福。唐氏在越南保胜州见刘永福，自陈三策，让刘永福选择。

三策分别为：越南为法国逼迫，危在旦夕，诚能据保胜而传檄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能助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

刘永福还算清醒，他说：“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事闻，清朝廷以十万两白银犒其军，刘永福则入赀清政府，捐了个“游击”（从三品）军职，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将军。

在中国军队越界屯扎（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部驻保胜，广西提督黄桂兰屯谅山）的后援背景下，刘永福率部自保胜赴越南山西，与黄桂兰筹划御敌。他用的仍是老战术，奇袭河内纸桥，法军大败，法将李威利被斩。越王大喜，加封刘永福为一等男。黑旗军又追击法军于河内城下。法军决堤放水，越人具舟船，帮黑旗军转移阵地。

十年间，刘永福两次驰援河内，迎击法军，斩将搴旗，成就了一生功名。究其实，这两次胜利规模皆不大，攻其不备，突袭而胜，似有运气的成分。而小战斗不能影响战争全局，故纸桥战斗后，法军反扑，先后攻占越南之富春、顺化、海口，并入据越都河内。法军约一万多人，水陆兼程，气势汹汹，兵锋所向，正是越南山西、兴安各省。大敌当前，刘永福有些怯阵了。借了越王的退兵令，他也想退守保胜。倒是他的部将扼腕愤痛，这才打消了刘永福的退兵之意。其副将黄守忠的表态，最为坚决：“公毋退保胜，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

当年十一月，法军攻破兴安省，又攻破山西省。刘永福黑旗军大溃，退保兴化。从这时起，黑旗军的神话终结了。光绪十年（1884）二月，法军陷扶良，进攻清军重要防地北宁。云贵总督、清军督师岑毓英遣唐景崧率刘永福全军赴援。刘永福竟以山西之围时广西提督防军统领黄桂持坐视不救为由，拒不受命。唐景崧力劝，刘永福才勉强出兵。兵至北宁，清防军已溃。北宁失守，刘永福率部重回兴化。后不久，即因军粮不继而退屯文盘洲大滩。岑毓英比较赏识刘永福，北宁失守前，曾允黑旗军扩编至十二营；北宁战后，即光绪十年八月，岑氏又奏言刘永福可供驱策，于是清廷擢刘永福为“提督”（从一品），赏花翎。

绕一个人生的圆弧，刘永福从“造反者”、“流亡者”演变为顶戴花翎的“忠君者”、“爱国者”，可谓功德圆满。

加官晋爵后的刘永福在当年九月的宣光争夺战中，夺法人兵船二十多艘，斩法兵数十级。法人退守宣光城，刘永福乘势收复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的一批州县。这些州、县，法人夺而复弃，故得来容易。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的谅山大捷，战争主角已经换成了冯子材、扬玉科、苏元春、王德榜诸人，刘永福只能退居偏师地位。

刘永福以一个“流亡者”的尴尬身份，统御乌合，迎战法人，能够取得连斩敌将的胜利，确属不易。

但“胜利”与“胜利者”皆不宜夸大。夸大的历史，就不再是原初的历史。

考察国人夸大刘永福战功的过程，由来也早。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步夸大”。李鸿章比较清醒，他没有美化刘永福，也没有丑化刘永福，即便在刘永福部溃败山西后，李氏都能公允地上奏：“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场胜负，彼此何常？此亦未足介意。”

法国人虽连连败于刘永福，却没有迷信刘永福的战斗力，更没有畏惧他的存在。“悬万金购刘永福”，那是法国人的战场宣传，意在离间越人与刘永福的关系。这种宣传动作被清国朝野都误读了，他们一是认为法国人怕刘永福，故将刘永福当成一张抗法王牌去打；二是认为法国人恨刘永福，估计必在谈判中索要刘永福，作“战犯”处置。张佩纶在左副都御史任上尚未出京时，曾上奏朝廷，提醒在法人索要刘永福时，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对其加意保护。 接奏，朝廷谕李鸿章先事筹计。

其实，李鸿章居高望远，倒是对刘永福与其黑旗军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看法。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谈判后，拟订中法间五款和约，并专折上奏。就在这道专折中，他谈到对刘永福一军的评价曰：

至刘永福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切齿，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巨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同折，又言及刘永福军情道：

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巨严明约束，酌加减汰，豫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光绪十年七月，清廷仍然对刘永福抗法怀抱幻想，故赏他为“记名提督”。此前此后，刘团在中越边境线上基本无所建树：退驻保胜，规复北圻，宣光兵溃，退驻思钦……锐气荡然，雄风不再。

考刘永福在中国近代史上被追美的缘由，盖因积弱久败，实在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为老大帝国粉饰无奈、为子民万姓点燃希望而已。有刘永福出，在边境之外，面对列强入寇，居然也敢拼敢打，屡有斩获。这真是不加培养而冒出的“典型”！于是将小胜宣播为大胜，将意外之胜鼓荡为必然之胜，刘永福便成为印证大清国民魂可聚、军魂可恃的雄辩存在。

刘永福被利用，于他自己并无害处。加官晋爵，封妻荫子，戎马倥偬，终也能颐养天年（刘永福活到81岁）。这是他的福分。“宣传”的效用，仅仅是精神安慰，刘永福除了初期的抗法战绩外，他真的无法挽救大清国的危亡。清醒的后人无意苛求刘永福，也并不贬低他个人的英雄主义。

在抗法前线的刘永福曾向胁从法人的越南人发一“告示”（即《解散胁从法人示》），劝其改过自新，反戈一击。这“告示”对法国人的兵力做过如下表述：“法人数败之余，屡次调兵，号称数千，其实不过数百。”这一估算，可能有意贬低对手之力，但相去不会太远。

另据《梵天庐丛录》分析：“考刘永福保胜之挫法将，实恃地险，又其时法将探路，随兵无多，且不意有中路之劫，而刘永福功名以起，亦幸矣哉。”

“宣传”无朝不有，无法杜绝。常规的思维是，既不能废“宣传”于必须，又不能崇“宣传”而废史；尤其在旧“宣传”降温后，我们要能恢复历史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