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思想界的分裂与融合

中国大陆思想界的分裂与融合  
  2006年05月09日 21:17 字体：  
 
文 □ 特约撰稿员 杨焘
思想分裂的根源：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不同维度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过程，社会舆论及思想界也日益活跃。一方面，社会舆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与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征；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和思想界本身也体现出多元化趋势，思想界的分裂越来越明显，共识在减小，争论越来越激烈。
一般认为，舆论和思想界的分裂与多元化趋势，可以看作是社会改革的一个结果。中国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国有回归民有的过程，此过程也意味着由国家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的解体，利益格局的多元性日益体现，社会利益格局出现了分裂趋势，而舆论和思想界的分裂，则是利益格局分裂趋势的一个体现。
但争论者本人不会认同这一说法。比如在围绕经济改革政策的争论中，一方的杀手锏是把支持现有经济改革政策的经济学家说成既得利益的代言人，说成被利益集团收买，而经济学家一方则觉得莫名委屈，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理性的声音，是中国发展方向的正确指引，他们不是代表利益格局中的哪一方，而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言人。
其次，这种观点也不符合思想争论中的现实。每一场争论都没有局限于问题本身，而涉及了社会价值层面，每一方都以一种公共的社会价值标准，如民主、自由、权利、公平等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这些社会价值标准本身是普世的、共有的，并不存在多大分歧，然而从这些标准出发，其结论却如此迥异，以致持论者被人们看作是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显然无法以有人故意曲解公共价值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来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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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和舆论的分裂并不仅仅是利益格局分裂趋势的反映，它也反映了思想界在认识上的分裂。这个分裂主要不是关于价值问题的分歧，而是在社会价值如何实现问题上的分歧，是关于中国发展路径问题上的分歧。虽然社会发展路径不是唯一的，但它只与社会价值和现实条件有关，争论各方在价值上的同一性说明认识上的分裂并不是必然的。
如果把前述各种争论划分为政治、经济和法律三个方面，从这三个方面的分歧中可以归纳出一个共同点：即它们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条件的分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发生在自由主义与左派之间，自由主义强调制度问题，认为政治民主是实现其它社会价值的前提，而左派立足现实问题，强调公平价值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围绕这个分歧，双方从多个角度展开论战。经济改革问题上的争论发生在三方之间，自由主义中的右翼以一部分经济学家为主，主张加快市场化改革，以西方道路为模板，通过建立自由的市场制度推动社会进步并最终实现各种社会价值，这种观点完全是从理想目标的角度出发，为此他们有意无意弱化现实问题。自由主义中的左翼提出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而好坏取决于政治制度，因此他们的诉求转移到政治方面。而各种左派人士则强烈反对目前的改革政策，他们以现实为标准，认为市场化改革是导致目前所有问题的原因。这方面的争论因为包括了对市场经济之争和对目前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之争，显得异常复杂，但其中对现实改革的期许和对市场经济的期许都明显包含了一种理想目标在其中，而反对者无不以现实约束条件作为出发点。法律问题上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别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法律本身是社会理想的体现，因此在具体的法律和法律条款上存在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而对这个目标的追求成为以制度渐进为特点的理想主义者的主张。但任何法律又都是现实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某种现实目标，这两个目标可能形成一种冲突，并表现到思想界中来。
思想融合的可能性：
关注自由选择的非制度条件
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维来考察目前中国思想界的分歧和争论，就可能认识到争论各方存在的问题，看到思想融合的可能性。作为理想的社会目标和价值系统显然是自由主义给出的。左派在社会实践上的失败，是对其思想体系的沉重打击，所以目前中国，左派的着眼点并不在理想的社会目标体系上。在自由主义思想中，社会生活被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属于个人自由范畴，另一部分叫公共领域，其中第一部分是基础和前提，是公共领域各种规范的来源，而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公共领域的规范问题，集中于论证如何保障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个人自由是一种无需条件的存在，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它，而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规范就是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因此，个人自由既是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又是它们的目标，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则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方式、工具。
对个人来说，自由就是个人选择的自由，它包含两个层次：选择，以及如何实现选择。如何实现选择的问题与社会制度相关，社会制度实际是一种关于个人选择的机制，自由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在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下，才能获得最大的选择自由，也就是说，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是最好的选择机制，因此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
然而这其中存在一个问题。自由是对行为状态的一个归纳，并不是行为本身，人首先是一个选择者，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问题，而选择的方式，即选择机制问题总是取决于对自己选择状况的反思。也就是说，选择和选择机制，对于选择者来说是两个问题，每个人都是选择者，但是否意识到选择机制，以及以哪种选择机制为目标，对不同的人却不一样。
比如对市场经济这种具有高度竞争性的选择机制，它使个人选择行为本身极为重要，而每个人的选择又依赖各种各样的条件，如家族状况、个人知识和能力、制度环境等，这些条件的差异使不同的人的选择能力体现出很大差别。显然，任何社会中那些选择能力较弱的社会成员都会支持一种低竞争性的选择机制。又比如政治民主本身只是一种选择机制，而不是选择本身，站在选择者的角度，选择权利上的平等并不是全部，有了选择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是否有符合自己意愿的选择对象。如果一个社会并不存在弱势阶层的代言人，民主选举的结果总是符合强势者的利益，那么对前者来说，选举制度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虽然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机制，但它不是全部，它只是实现选择的一种方式。从选择者的角度，除了实现选择的方式，他还要考虑其它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选择的现实条件，也构成他们选择选择机制的条件。中国的自由主义所缺乏的，就是对于选择的现实条件的考察，对于现实的选择如何进行的考察，他们看到了作为理想的选择自由，并提出实现理想的路径：宪政民主与市场经济制度，但没有看到这种路径如何为现实的选择者们所追求，没有把这种路径与选择本身结合起来。当市场经济制度作为社会发展路径展开时，它远离了现实的选择自由，以致形而上的自由价值观念在人们心中日益彰显的同时，现实的自由却沉沦了，而自由主义者被指为罪魁祸首。
站在选择者的角度，他总希望自己的选择获得最大收益，为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改变约束自己选择的各种条件，扩大自己的选择自由。然而在资源有限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竞争性，导致选择的现实条件并不平等，这意味着部分人的选择自由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也意味着现实的自由问题并非一个一般性问题，而只能是具体条件下部分人的自由问题。
因此，一个现实的自由主义者，必然去寻找现实中的不自由，分析约束他们自由选择的现实，并为改变这些约束条件而努力。因为约束条件意味着不公平，因此社会公平自然成为他们的主张和追求。于是这些现实的自由主义者成为那些不自由的选择者们的代言人，成为他们实现自由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在思想界作为自由主义对立面的左派，恰恰是符合这种现实的自由主义者标准的，左派并不以其思想，而是以其行动与自由主义的价值和追求融合起来。
知识分子、思想界的核心是思想和认识，而不是利益，利益的对立难以调和，但思想和认识却趋向统一。思想界的分裂不应该是一种常态，严重的对立并不利于知识分子群体完成它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所以中国大陆思想界有必要寻求共识，加快融合，以求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