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时间：2010年11月14日上午

地点：深圳市少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主讲人：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提要】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章立凡：我注意到广东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几次来广东我发现一个特点，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这个风气是清末以来的讲学风气的延续，从当年康有为先生创立万木草堂讲学那个时代起，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近代改良和革命两次重大思潮的先驱都是从广东产生的。这得益于广州是一个口岸，毗邻香港，各种新思潮容易进入;而且商业也比较发达，较早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我想这些都是广东在思想先行方面便利的地方。

　　百年两大主题：“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我今天讲思想界的历史高度，也不局限于民国，会追溯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集中讲民国。我注意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讲，魏晋的精神是比较偏于消极的，而春秋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思想上的争鸣是相当活跃的，是很有进取性的，但是这两次又有所区别，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汇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当然有人会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是西方带来了自由贸易，政治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从文化上讲，西方的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所梳理，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 “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改良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易同时并行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也可以叫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从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统治者一般不愿意让出原有的利益，所以就造成改良或改革的滞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改良的理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总开关理论”。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有一个年轻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见康有为，他问康有为，为什么别人都主张革命，你还是主张改良?康有为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君主制像一个大楼，我们要让这个大楼亮起来的话，就需要安很多电灯，但是我们不需要拆掉了这栋大楼重建，再安电线和电灯，我们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筑布上线、安上电灯，然后有一个总开关，这样大楼就全都亮了。他比较了各国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续长达八十年到一百年，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主张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他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搞“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有了日本的入侵。从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我们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后来突然中断了，就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击中国的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了，孙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以后实现得很成功，比大陆还成功。中共毛泽东搞的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权以后的这28年间，就不断地搞社会革命，最后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乱。搞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为一种动力，实际上“均贫富”只是暂时的，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共和国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五四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文化运动

　　下面再说说其他的主义，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泽东早年也是信仰进化论的，其他信仰进化论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过了一段之后才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还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主义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当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像今天这样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算是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今天说的“姓社姓资”，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对立到什么程度，都是在探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追溯起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废止了读经，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 “兼容并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以来启蒙思潮的继续，追溯起来，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文章和平常说的话是两种东西，是不一致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没法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没法理解这些东西。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后，把文化普及的手段变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从白话文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开始向平民百姓普及。

　　政治还是学术：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

　　关于五四的反封建的意义，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说。我想观察一下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走向政治的这部分人后来很失落。我以前也谈到过，中国近代没有什么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大多是一种会党政治的延续，我把他称之为会党化现象。当时五四的先驱，除了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了，其他的人，像陈独秀后来被排除出共产党，又坐了国民党的牢，最后又搞学术，但是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蔡元培先生担任政府要职，胡适也是，他们还是参政的，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还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有像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学的，最后彻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

　　1957年的时候，领袖对有一句话很反感，某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有情绪的，他当然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还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适晚年有一件事挺后悔，他说：当初我没有把陈独秀留住，结果他去搞政治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陈独秀是一个不拘细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后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辞职了。离开北大以后，他没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时候正好苏俄又给钱，所以他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胡适后来想起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要是想办法把陈先生留住，后来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历史也没法假设，可能有些事该发生还是要发生，也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就能改变历史。但是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不止一个，而每个小团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开会，然后办一个杂志，或者办一个书店，以此来传播共产主义。但是搞政治还是要花钱的，有的就是一笔经费花完了以后，影响没有起来，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消散了。那时候苏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这一套，所以苏俄也在选择中国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人选，一起来推动苏联模式和影响的团体。当时也考察过很多人，比如吴佩孚、冯玉祥等等，还包括孙中山。最终选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这批人，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搞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经费。而其他的很多就没搞起来，最后就剩下这一个。

　　当然另外还扶植了一个，就是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提了以后，共产国际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不够格的，共产党是可以的。后来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国民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问题与主义：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有点扯远了，再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有主义，但是社会问题还是越来越多，而且单从主义的教义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现实问题，主义与现实脱节，而且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线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另一条是宪政这个角度的，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后来的继承者像张君劢、张东荪这些人，后来成为宪政运动的主要推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活动的 “第三势力”，主要是这些人。张君劢在30年代起草了一个“五五宪草”，那是一个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1946年经过修改，就变成了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台湾提到张先生，称他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到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两派，一派到台湾，一派在大陆。台湾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陆的是张东荪、罗隆基等一批人，但是这两批人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烟消云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80 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多种，在中国也有多种，现在看三民主义，应该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国共两党在很多社会改造的观点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说的本土化产物，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以俄为师”。历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现在仍然在中国的两片土地上(一块很大，一块比较小)行使治权。所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研究这两种主义和这两党。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这一派的传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无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相当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政治主张不一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都比较认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不排除对儒教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尊孔的问题。

　　大师的背影：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30年代张申府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么是意识形态。这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光喊口号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相互对立的“打倒”和“继承”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

　　胡适倡导研究问题，提出整理国故之后，文化探索显得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后有很多的文化论争，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文化上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去研究发挥。像冯友兰先生就是阐发“旧邦新命”，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点燃并赋予新的使命。

　　公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开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阶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有一定现代性的地方自治，这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这60年出不来大师?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往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一是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的教育。二是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造成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 “全盘苏化”，把社会当作一部大机器，教育变成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甚至是螺丝钉，它是相当工具化的，这就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后来大师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学，国内的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高度。

　　百年悲喜剧：半盘“西化”与半盘“苏化”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特别是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非常厉害，五四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经过历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上次讲到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1949年的时候，出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也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国学热”的回潮，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逐渐的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义的教义已经脱离现实了，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留滞，市民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1935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化人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0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两个宣言，一个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个俨然是中国时代将至的自负感。这两次宣言实际上都是趋同或附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 “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百年轮回：体制一再更迭，文化进步有限

　　下面讲一讲体制与文化的关系，体制与文化像是“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体制优先”还是“文化优先”，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有。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又涉及到我们的”国民性” 问题。我们现在所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讽刺的，有好多在20世纪讨论过的问题，现在又重新讨论，但是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比如谈到现代化，现代化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挂在嘴边的东西，从毛以来就存在这样的误区：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把现代性忽略掉了。这也不仅仅是毛，清末的洋务派就认为，学到了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国家就可以强盛，这是一种很技术的观点。“现代性”实际上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它包括的范围是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有共同的特征，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概念，“公例”和“公理”，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进化论讲弱肉强食，讲丛林法则，这是公例;而有道德者生存这种人类伦理，是讲公理的，这两种法则的冲突到现在都有，中国近代一直出愤青，就是这个原因。公例和公理总是有冲突，五四运动的爆发，就是公理这个东西没有在中国得到实现，列强还是不把你当成一个一流国家，他们要分配你的利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西方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有它利己的一面。现在说到美国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老不升值，美国就来了一个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对策，这种对策也有它相当利己的一面，所以在国家利益冲突上，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公理可言。五四以来，公例与公理的纠结就导致了一种后果，首先是爆发了五四运动，然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门。“庶民的胜利”这套东西就变得非常激动人心，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一直影响中国，从20年代到现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影响还在持续。

　　刚才提到唐德刚先生的判断，实际上还是“西化”和“苏化”的矛盾。当时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冲动，就把制度抉择推到优先地位，文化的重建不是很迫切，因为先要生存，这一点也是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所在。再观察20世纪中国的三次政权更迭，从民国取代大清，到共和国取代民国，一次是仿效欧美的道路，一次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这两次实际上都是体制上的变化，从文化建设上来讲没有多少进步。

　　宪政怪圈：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契约

　　从民国历史上看，建立民国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宪政，民国的几部宪法基本上是搬用美国的宪政体制，而且有浓厚的联邦制色彩，但是这套东西在中国没有成功。我一直认为中国错过了君主立宪这样一个历史机会，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在民国袁世凯也曾经想搞君主立宪，但是他想做也做不成。为什么做不成?他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从孤儿寡母的手里拿了天下，做了民国的大总统，又想背叛民国，从政治伦理上是行不通的。袁世凯之后大家又诉诸丛林法则，先是北洋军阀互相打，接着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然后是国共十年内战，后来发生外患，外患去掉以后又是国共内战，基本上就是靠丛林法则。最终民主宪政没有实现，靠武力建立的正统地位逐渐丧失合法性。应该说辛亥革命是以公理开端，但是最后循公例出局。

　　我们再看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到底能不能走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走出。为什么说没有走出呢?还是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的问题，所以走一走就回去了。应该说辛亥革命是要实现民主的，国民党长期实行军政、训政，有其历史上的背景，没有办法，最后就变成丛林法则，它被推倒了;但是换上来一位，还是按原有的统治模式进行统治，这就是没有走出历史周期律。今后能不能走出??民党命我觉得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民国元年有一个社会契约叫做《临时约法》，应该说是结束封建社会以后达成的第一个社会契约，第二个社会契约就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但是这两个社会契约后来都被废弃了。第三个社会契约是一个不成文的契约，叫“改革开放”，这个契约到现在实行了30年，它的很多承诺实际上也没有兑现，很多问题现在又重新产生。今后中国怎么走? 我觉得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国民性”改造：思想启蒙仍未完成

　　下面观察一下“西化”的“山寨版”问题，最早的 “山寨版”就是太平天国，它把基督教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山寨版”。中国农民在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这两次运动之间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第一次是摧毁传统，第二次是捍卫传统。中国这个文化酱缸可以把很多外来的龙种变成蛆虫，总是不断发生异化。

　　追溯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严复介绍了西方社会“公域”跟“私域”的区分，公域;讲权力，私域;讲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梁启超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有民族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提出“新民说”来改造，倡导政治、宗教、民族、生计四大自由。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倡导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还有鲁迅的观点，这就不详述了，大家都很熟悉。

　　还有一场“国民性”改造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这个人很复杂，既有传统儒家文化的根基，又信了基督教，他很有一种圣徒的情怀，他很想把中国人的“国民性”改造一下，把西方文化的优点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结合一下。新生活运动有很多讲生活的内容，有很多文明习惯的提倡。他那套东西有的比较琐碎的，比如说要刷牙、洗冷水脸等等。共和国80年代也搞过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有点类似。但“新生活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当时面临外患入侵，所以“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是要“生活军事化”，希望全国人民像军队一样，这就跟蒋在日本受的教育有关。他有想法，但是在做法上层次不是很高。他不是不想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他很想，只不过后来政权垮台了，这套东西没有做起来。

　　后来，我们看到伟大领袖把这些东西做到了，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学雷锋，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国共两党的招数很类似，就是让大家统一思想，在党的领导下步调一致。它是强调共性的，不是强调个性的。改造“国民性”一直在持续，但是越改越糟。毛发动“文革”要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结果是社会道德体系彻底崩溃。现在变成一个无信仰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实际上继承的是“文革”遗产。

　　走出周期律：仍需科学与民主

　　现在来看，虽然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把我们重新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但是并没有彻底摆脱思想的锁链。你现在可以有自由的思想，但是你未必完全有自由的表达，你也不可能有充分的交流。这种情况是由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依然存在，导致思想的解放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是波动式的前进。但是总体来讲，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现在信息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过去最高层的领导看内参可以最早得到最关键、最重要的资讯;但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上的普通网民，都可能先于他的领导获得资讯，从微博上实时迅速地传播并获取一些最新的信息，这就改变了原有的纸面载体传播模式，就使公众有了非常便利迅速的传播思想的工具，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在前进，但意识形态管理还停留在平面媒体的思维上。

　　现在感到比较遗憾的是，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但共和国60年只见大师的背影，不见新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超越他们，也没有达到他们的思想高度。

　　引用一句黑格尔的话：“经验和历史教给我们的是——人民和政府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也从未按照由历史导出的原则行事。”

　　顾准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十分必须的。”

　　明年就要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还有中共建党九十周年的纪念，回顾百年的中国思想史，这一个世纪我们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 我们到底进步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反思的。这一百年中，有相当多的浪费，包括在座的很多人，你们的生命被浪费了，也包括我在内。每想到这一点我确实很感到悲怆，我今年60岁了，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体制之下被迫不思考，近30年才能够有独立的思考。道德文化的断裂，”国民性”的积弊，令整个社会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国民素质的低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匹配。温总理曾经讲到尊严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论及国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没有尊严。梁启超先生也讲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我们当然是爱国者，但是我对于那种以爱国旗号维护专制的伪爱国主义，是不认同的。

　　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能够真正的提升，能够成为一负责任的大国的话，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从五四到现在，“德先生” 和“赛先生”都是相提并论，缺一不可的。讲科学发展观，我觉得民主也是发展观，而且科学与民主这两个轮子必须要同时并进，不可能是光靠科学。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今天我们讲科学发展观，就应该反思历史，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也不会有科学的发展观。我从来就反对说什么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原意的歪曲，邓小平讲的只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宜粗不宜细”。后来就变成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宜粗不宜细”。如果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就得承认从来没有“宜粗不宜细”的科学。

　　最后结束这句话，还是“德先生、赛先生，一起回来吧”!(掌声……)

　　【现场问答】

　　主持人：再次感谢章老师的精彩演讲!

　　如果大家浏览过章老师的博客可能会注意到章老师对“风雨读书楼”这个博客有两个题记，一个是“楼观风雨夜，灯映古今书”。另外一个是“还原历史、奉献常识”，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魅力所在，章老师把他的相关思考进行讲述和给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受益匪浅。

　　接下来大家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感慨跟章老师共同的交流。

　　提问：章老师，您说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您觉得这个契约需要怎么达成?他们愿意接受契约吗?如果不愿意，我们该如何达成?

　　章立凡：我刚才讲，凡是改革都是被迫的，能不改革肯定不改革，因为改革就会失去很多利益。但是改革也是一种利益上的盘算，我们看君主立宪，实际上君主立宪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统治者的利益，但是把它用法律来规范化，确定它的范围。可能你在征服这个国家的时候，一段时间内仍执行丛林法则，可以予取予求，但是统治到一定阶段你就不能这样，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我给你纳税可以，但是得按规矩纳税;而且我既然是纳税人，我就要有纳税人的权利。我们中国确实缺乏这种传统，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从汉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就不存在了。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中国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国的继承制度决定中国没有办法形成大贵族、大地主、大商人。西方是嫡长继承制，就是老大继承祖业，老大以下都各自发展，离开祖业。这样的话，它就保持了一块财富不被细分。但是中国的继承制度是各房来放，就是把祖业分成很多的小块，中国的继承制度就导致中国没有出现西方的那种大贵族、大地主，也就没有跟君主讨价还价的本钱。英国的宪章运动其实也是一批大贵族跟国王坐到一个桌子前，大家协商怎么纳税，我给你纳税，你保障我们什么。但是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这样事情，我们是一个重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这就导致契约精神不发达。西方的契约社会理念到中国比较晚，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形成市民社会。大家注意，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在英文里都是一个词，市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还是源于社会自治。一个社会如果自己能够健康发展，无论政权怎么更迭，社会还会有它自己的运转。我们中国的历史特点就是反过来的，一旦政权更迭，社会也就跟着动荡，原因是政府大，社会小。所以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大社会，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这样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话。

　　提问：日本山寨中国、山寨欧美都成功了，为什么呢?

　　章立凡：刚才我讲了继承制度，日本的继承制度和欧洲是一样的，它也是嫡长继承制，凡是嫡长继承制的国家，它的文化和经济的张力会相对比较强。嫡长继承制，除了长子继承家业之外，其他兄弟就只好航海、殖民、传教、当骑士等等，向周边地区拓展疆界。但是中国是守在一块祖业上，把土地越分越小。日本的武士阶层是被嫡长继承制赶到外头去的一群人，这群人又局限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列岛上，他们是具备张力的，只是他们的张力没地方宣泄，在古代他们变成了倭寇，变成海盗(据考证，倭寇很多是中国福建人，不能都说是日本人)。至少日本人在文化上是有一种张力的。而且从学大唐到后来学西洋，总是能够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不像我们这样非常的自大，认为我们的文化就一定是天下第一的东西，它没有那种自大和狂妄，再加上他们又有很强的竞争性和外在的张力，所以他们学西方能成功。(掌声……)

　　提问：几十年前梁漱溟先生曾经对中国的自由观感到很悲哀，您认为这种状态在现在的网络社会下会有所改变吗?

　　章立凡：我几年前曾经讨论过，我认为两个东西会改变中国，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就是互联网。现在互联网的普及已经从白领扩展到农民工阶层，只要你有相应的设备，信息的分享应该说是越来越平等了，不是哪一个团体可以垄断的，这一点我很有信心。(掌声……)

　　提问：从根本上讲，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没法建立，而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形成就失去了基础，不知道章老师是否同意?

　　章立凡：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公有制这个东西，马克思曾经提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度加以观察，认为土地公有在中国古代就存在，但也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不了解中国。后来又有一位西方学者叫魏特夫，写过一本书叫《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一个观点叫“治水社会”，他观察到只有中国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才有能力动用人力、物力进行大型的治水工程，所以他把这类政府归了一个类型，叫“治水政府”。中国从大禹开始就有了治水政府的雏形。但这是不是公有制?我觉得更确切的是国有，或者是君主所有。过去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只是“食毛践土”，你踩着皇上的土，吃着皇上土地上的作物，但是这个土地是皇家的。这是一个总体的框架，下面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私有。我觉得60年来政府还是这个概念，也就造成了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在土地制度、房地产方面。现在商品房价格的成份中，大概60%是政府的收入，剩下的这一块是开发商、建筑商、各种中介等等的收入。政府拿走这么多是为什么?因为政府是最大的地主，50年代土改消灭了地主，但是出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地主。(掌声……)

　　提问：中国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好的事情总是会持续很长时间，例如文革、腐败、高房价等等。社会很难进行自我的纠正，请问有什么思想文化上的根源?

　　章立凡：这好像又是一个“国民性”的问题，我观察到中国人喜欢做两种人，一种叫顺民，一种叫暴民，能够凑合活着的时候就当顺民，在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就突然一变，变成暴民了。所以中国的历史周期律中，中国人就始终徘徊在这两个极端，找不到一个办法，就是刚才我说的谈判的办法。中国的传统就是要么接受你的统治，要么推翻你。基本上中国的王朝更迭就是这么一种形式持续下来的，没有想到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和统治者共存，就是你也要活，我也要活，我们商量一个大家都活得比较长久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实行代议制，这都是达成一种政治妥协。中国人的妥协智慧一直很不够，总是采取要么接受、要么推翻这么两种模式。我觉得国人需要摆脱这种极端的思维，谋求一种共存的概念，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掌声……)

　　提问：为什么现在风水迷信等等文化糟粕在公众当中反而显得更有生命力?在某某主义的大旗下，现在所谓的思想解放不可能真正的解放，而只是戴着镣铐跳舞，章老师能不能在制度环境的改进方面做一些可具操作性的展望?

　　章立凡：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教育自己。我们说要想建成公民社会，一般来讲，在革命党没有完成向执政党转变之前，有很多做法不可能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而只是一种利益上的算计，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就不希望有一个公民社会出现，从教育上就没有打算培育公民，所以教育制度设计就不是为公民社会设计的，你不可能指望从国家的公共教育中把自己变成一个公民，只有求助于社会教育。比如说论坛、沙龙，以及微博等等，我觉得这都是自我教育的方式，它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我认为也是消灭不了的，所以我觉得，最便捷的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式，可能就是自我教育，可能就是互联网。(掌声……)

　　提问：唐德刚先生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关于封建帝制的回光返照，章老师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章立凡：我最近在研究清末“皇族内阁”，注意到皇族内阁中有一些老人家，也有一些年轻的新贵，基本上是以血缘为标志的一届内阁，这些大臣不是不懂洋务，他们也考察过西方的宪政，而且他们也不是不想实行宪政，因为实行宪政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大清满族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他们可能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拿不出好的办法。钱穆先生和余英时先生对清政权有很有趣的观察，钱穆先生就说，元代和清代是两个最自私的政权，这种政权是“部族政权”，是以血缘为团体的一群人，在中国行使治权。余英时先生说得更有趣，说他们是“族天下”。不仅清末出现皇族内阁，日本战败前的最后一届内阁也是皇族内阁，到了危机十分深重的时候，就只有自己的子弟是最靠得住的。我们看待历史上的改革，不要戴有色眼镜，不要划人群。最大限度地保住权力和利益，同时做出理性的让步，能做到这点就算不错了。蒋经国的前期和后期就是判若两人，他曾经在苏联生活过，懂得斯大林那套东西，在大陆他搞过特务政治，台湾的戒严法时期，他的权力很大，有很多人死在他的手里，但是他到了晚年，突然走出了一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步，推动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他是真正考虑到了国民党的长远发展，因为世界潮流已经发生变化，国民党如果不顺应历史潮流，最终会被历史淘汰。台湾实现了民主化，虽然国民党曾经在选举中被选下去了，但是又上来了，通过竞争，国民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活力。只有竞争的状态，一个政党才能有活力，如果说几十年都处在无竞争的状态，我想会变得非常的臃肿、肥胖，罹患各种疾病。(掌声……)

　　提问：请章老师谈谈章乃器先生的政治见解?请您结合自家的家世谈一下现今中国的民主党派的角色问题。

　　章立凡：创立民主建国会的时候，政纲是我父亲起草的，提出的是民治、民享、民有，在中国实现经济民主，那一代人的理想，经过一个甲子以后，不但那些人消磨殆尽了，他们创立党派时的政治的理念也不存在了。变成了政权的一部分，变成了政府机关，由国库养着，从体制中分取一定的利益。过去各民主党派的经费是自筹的，在经济上是独立的，当然也有人赞助，比如刘文辉就给民盟很大的赞助，民建有很多成员是企业家，他们采取了理事会的形式，大家捐集一些款项支持团体的运作。但从1949年以后，就变成了国库开支，既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也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人员编制也都列入了公务员系列，从这几个特征来看，它的政党特征已经消失了，已经被成功地改造了。(掌声……)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次的论坛活动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章老师的演讲!(掌声……)

（作者根据录音整理版审定）

转自章立凡的风雨读书楼(2010-11-24 10:0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