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狙击手（五）：

1944年3月1日，苏联步兵像潮水一般涌向德军的防线，他们这一次势在必夺的决心特别引人注意。第三山地师和第一装甲掷弹师（l.Pz.Gren.Div —— 冰人注：原文如此。第一装甲师并非第一装甲掷弹师，l.Pz.Gren.Div这个词有些不妥。如果是装甲掷弹师，则不会是“第一”。但下文依旧提出了掷弹师，所以仅在这里指出，下文不再纠正。）共同承担这一防区的防务，在这一区域，苏军的部队从深深的腹地源源不断地抵达，每天都给第一装甲掷弹师造成人员伤亡。每天他们要减员一千人，而我们师的损失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到了第三天，装甲掷弹师崩溃了，我们师不得不填补上侧翼的缺口。到了第四天，第三山地师的兵力减少了近一半，50%的士兵要么阵亡要么负伤无法继续作战。虽然我一直在阵地中间靠右侧作战，但却毫发无损。高昂的士气和战地经验再一次证明了它可以弥补兵力上的极度缺乏，但第五天结束后，我所在的营只剩下了60个人。

我们在困境中苦苦挣扎，苏军沿着楔形的两侧发起着进攻，战地后方的激烈交火声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收到了营部发来的电报，说他们那里遭到了猛烈攻击，希望得到援救。原来，一股敌军渗透到我们的后方，企图消灭我们的指挥部，30名警卫人员面临的敌我比例是1：3。一场残酷的遭遇战已经打响，现在营部的战友们已经弹药不济。

营指挥部一开始就没打算建成一个坚固的防御堡垒，所以伤亡已经相当惨重。现在，正面主战线上，苏军的进攻逐渐减弱，于是连长决定抽调出几个人去支援营部。这一决定得到了其他几个连长的赞同，他们也分别抽派了几名士兵。很快，一个救援排被建立起来，总共20名士兵，我和一名经过挑选的观测员也在其中。

来自营部的救急电在早晨八点时送达，仅仅一个小时后，救援排就出发了，1500米的距离，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赶到，但又必须小心谨慎，目前确定的是，15分钟内我们与敌人发生接触。营部设在一座壮丽的山脚下的一处洼地，这里的地形主要是山地常见的灌木丛。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那座山，但对俄国人来说，这座山就是战略要地了，因为他们从山顶上可以俯瞰德军的阵地。营部的守卫者已经撤到了剩下的最后一道防线处，而且子弹几乎已经打完了。面对着苏军毁灭性的火力，他们只能偶尔打上几枪作为回应。营部的四周遍布着双方的死者。

我们暂停了一会儿以研究形势。我和观测员找到了一些厚厚的植被，这东西看上去似乎能提供出色的自然掩护以及行动的良好视界。救援排开始行动了，大家等候着进攻的信号，我的观测员仔细查看着苏军的部队。他拿着望远镜，与我的狙击步枪瞄准镜相比，他拥有更宽阔的视野，他会准确地指示我往哪里瞄准，这肯定会有效地地提高我的狙杀成绩。我看见一名头部负伤大出血的德国步兵趴在地上，他试着用双手把自己支撑起来，刚一起身就被苏军的机枪子弹打倒了。弹如雨下，他的头部变成了红色的一堆。“地上的矮墙，右侧10米，”观测员低声嘀咕着。我移动着步枪，立即把一个苏军士兵套进了瞄准镜，对准他的胸部，轻轻地扣动了扳机……“砰”……死了！150米距离上完美的一枪。

（一个典型的德军狙击小组，一名狙击手外加一个观测员。现代狙击中，好像观测员还负责补射什么的。）

这一枪也是救援排进攻的信号，大伙儿一起开火了。我自己的子弹开始一个个吞噬着敌军。这场战斗既短暂又火爆，苏军陷入了突如其来的救援排与狙击手组成的交叉火力中，更令他们震惊的是不断上升的伤亡数字，这一下，苏军慌了手脚。他们对着四面八方胡乱地开着枪，混乱不堪地逃窜了。大约有20名俄国人逃进了灌木丛，他们丢下了80名死者和伤兵。现在没时间再忙其他的了，与营部的幸存者简单讨论后，我们再次返回前线。20分钟后，我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战壕里。

战斗激烈地持续了六天，几乎没有停顿过。接近结束时，我们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很容易陷入昏迷。医护人员定期分发着脱氧麻黄碱以帮助我们保持清醒。

第三山地师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阵地直到1944年3月7日，虽然苏军已经在前一天渡过了因古列茨河并炸毁了一部分前沿阵地。我们师成了苏军的眼中钉：为了赶走我们，传统的步兵解决办法再一次被采用。第144猎兵团正处在这种压力的中心：当战况过于激烈时，我们就撤回团部附近，在那里继续战斗。指挥系统已经停止运作，各个作战单位独自为战，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在这一片混乱中，上级的命令来了：立即穿过因古列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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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谈何容易。或多或少，苏军有些成功地隔离了第三山地师，我们师的补给线不复存在，主要的野战医院落入了苏军之手。所剩下的只有一条一公里宽的防御通道，这条通道原来是用于撤离那些不得不撤离的人员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少数还能战斗的幸存者以及一些尚能自己行走的伤员，师里安排他们先行撤离，其他单位的残余者不时地加入其中，这支队伍的人数不断地增加着。

这些人当中包括四名医护人员，他们是在苏军进攻我们的野战医院时逃离出来的。这几个人情绪异常激动，几乎处于崩溃状态，有迹象表明他们经历了一些可怕的遭遇。一名中士上前询问原因，结果他得到了荒谬而又混乱的回答，中士困惑地耸了耸肩，把他们带到了急救站，安排人给他们端来饭食，还给了他们一些朗姆酒。这是个好办法，过了一会儿，几个人完全镇定下来，于是他们慢慢把所遭遇的可怕的磨难逐一讲述出来。他们说着，我们缩在一旁毛骨悚然地听着，所听到的一切大大地提高了我们抵抗苏军的意志，尤其是——绝不能被他们抓获。————

并不是所有的伤员都有机会登上驶离包围圈的最后一列伤员列车，那些已经没有救治希望的伤员被留在了野战医院里，一名医生和七名医护人员照护着他们。为了表明该地区是“Hors de Combat”（没有战斗能力）——还挂起了一面标有红十字的白色旗帜，所有的武器都放在露天显眼处。苏军中的一支蒙古部队占领了该野战医院，他们小心翼翼地从一座帐篷转到另一座帐篷，彻底包围了这一地区，他们大叫着“法西斯猪猡！”里面的人高举着双手走了出来。蒙古人紧张地走近医护人员，手里的枪随时准备着。

两名医护人员从手术帐篷中走了出来，他们曾经从分发给东线士兵们的俄语手册上背熟过几句俄语短剧，于是他们用俄语说道：“我们没有武器，这里只有伤员，我们向苏联红军投降。”两名医护人员双手放在头上，害怕得浑身发抖，等待着这些亚洲士兵的发落。

第一名蒙古人走上前下达了命令，但他的话没人能听懂。这家伙马上操起冲锋枪，对着那名医护人员的脸砸去，打碎了他的鼻子。鲜血迅速从他护着面部的手指间汩汩流下，他的嘴也受伤了。随即，这名医护人员晕倒在地。蒙古人退后一步，端起冲锋枪对着这个受伤者的身体开火了。就在这时，德国军医和他的助手从手术帐篷里走了出来，还穿着沾满了血的围裙，他们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四名俄国人赶到了，骚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于是他们用枪逼着三个德国人返回手术帐篷，尖叫着发布了一系列让人难懂的命令。手术台上躺着一名头部受伤的士兵，第四名医护人员正在为他包扎。一个俄国佬一把推开他，从自己腰带上的刀鞘里拔出刀，对准伤兵的心脏扎了下去，刀锋穿过后者的肋骨直抵心脏，他连扎了两三次后收起了刀，又看了一下后说道：“这个法西斯猪猡再也不需要了。”德国人震惊地看着这一切，现在彻底明白了自己已经置身于怎样的危险中。

他们被迫走进了隔壁的一间帐篷，帐篷里都是等待着手术的重伤员。正当医生恳求着俄国人饶恕这些伤兵时，一名蒙古中士走过来把医生推到了一边。这个中士说道：“现在我让你看看，这些入侵我们的母亲俄罗斯并杀害妇女和儿童的家伙们的下场。”然后他对一个部下做了个手势，指着那些伤员说道：“像杀羊那样割开他们的喉咙。”

无论这些人来自哪里，他们肯定是牧羊和杀羊的能手，从他们拔刀、磨利刀锋的动作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他们从靴子里拔出刀以及接到任务后的动作异常敏捷。脸上毫无表情地提起一个个头颅，沿着喉咙深深地切了下去。蒙古人迅速而又熟练地工作着，几分钟后，手术室已经变成了一间人类屠宰场。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立即死亡，他们躺在那里将会因血流不止而死。德国军医，曾经每天都勇敢地面对战争的丑陋，现在，他面色苍白，情不自禁地跪下了双膝。

“懦夫！”蒙古中士说道，一边用他的冲锋枪枪托猛打着军医的脸一边叫着：“你这只猪，舔我的靴子！”然后他拎着枪管抡起枪，用尽全力向军医的头部狠狠打去，接连猛打了三次以确保对方已经死亡。医护人员们吓得全身僵硬，蜷缩在帐篷的角落处。蒙古中士拉起他们其中的一个，把自己冲锋枪血迹斑斑的枪托在对方的制服上揩拭干净。

由于医院里再也没有活着的伤兵了，于是俄国人开始抢劫。六名幸存下来医护人员用手抱着头被迫坐在手术帐篷前，一名蒙古士兵看押着他们，很显然，这家伙对自己被排除在抢劫活动之外十分恼火，“他妈的，真该死！干吗要我待在这儿看管这些蠢猪，我能不能打死他们？”他问中士。

“你他妈闭嘴，按我说的做！”蒙古中士回敬着：“老家伙们想从这些人嘴里了解些东西。也许我们可以让他们唱歌，并且告诉我们他们那些英勇的同志隐藏了哪些货物。”

一名医护兵了解俄国人，“他们会结果了我们的，就像对那些伤员所做的。”他低声说道：“无论如何我们都会遭殃的。我建议，一有机会我们就要与他们搏斗并逃跑，我们的部队不会离得太远。”

他的同伴们都点头答应，“好吧，我来干掉这个伊万，然后我们就跑，穿过手术帐篷，再跳过扔截肢的壕沟，然后就跑到丛林里去，一直跑，直到安全为之。每个人自己小心，但也要注意和其他人保持联系。”

正在劫掠的俄国人一边抢一边大声夸赞着自己的战利品，特别是当他们发现了食品商店后情绪更加高涨。蒙古哨兵顿时倍受折磨，他开始急切地请求他那些同志把属于他的一份放在一边。这是个好机会。俄国人正在翻箱倒柜找东西，哨兵焦急地观看着，他带着任务被抛弃了。犹如闪电一般，医护兵从靴子里掏出了刀子，像猛虎一样朝那个家伙扑去，一把抓住这家伙钢盔前面的边缘处，用力往后拉去。这一下，钢盔的皮带紧紧勒住了他的喉咙，医护兵拖着他到旁边以避开被他的同志看见，另一名医护兵上来了，他是个精通解剖知识的专家，刀子随即刺进了这个蒙古士兵的右肾，连续三刀以便达到最大的效果。

突如其来的剧烈疼痛让这个蒙古人僵硬了，医护兵用手捂住他的嘴以抑制他的呻吟声，然后把他放倒在地。为了完成任务，他应该再把这哨兵的喉咙切断。结果，他的这个疏漏导致两名德国医护人员送了命，包括他自己。现在，几个医护人员向着手术帐篷里猛冲，他们还没有跑到帐篷的底端，那个濒死的蒙古哨兵所发出的嘶哑叫声便惊动了其他的俄国人。几支冲锋枪立即开火了，飞舞的子弹穿透了帐篷的帆布，跑在最后的一名医护兵，带血的刀子还攥在他手里，不幸被子弹击中了，他倒在地上。其他人继续猛跑，跃过帐篷后那条堆放残肢断臂的壕沟，但第五个医护兵脚下一绊，跌进了战壕里，战壕里的断手断脚堆积如山。第四名医护兵已经跳过了战壕，站在那一边他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手去拉这第四个医护兵。正当后者抬起身子打算爬上去时，一阵冲锋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背部。其他的四名幸存者赶紧跑进了邻近的灌木丛中逃之夭夭，身后的一阵子弹全都射进了厚厚的植被中，但却一无所获。

战场上有经验的老手都会随身携带一个小小的指南针，有一名医护兵恰巧就有一个，这东西挽救了他们的性命。他们花了两天时间追踪寻找已经撤退的德军部队，并随时躲避着苏军。在向指挥官汇报了死者的名单后，他们几个加入了行军的队列，伴随着他们的只有这段最悲痛的经历。

（苏军士兵自豪地站在一堆德军钢盔旁夸耀着自己的功绩。战争中，双方都有野蛮残酷的做法，苏军如此，德军也如此。各自写出来的书籍自然也带有某些倾向性。注意最左边的这个苏军士兵，手里拿的好像是一支托卡列夫SVT-40半自动步枪，这种步枪在后面还会被提到，当然也有德军的G-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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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东西吃了，身上脏的要命，浑身沾满了虱子，体能消耗到了极限。等我们到了新的战线又接到了一个战况通报。全师尚存，但却缺乏轻武器弹药。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每个人都必须要仔细想清楚是否确实需要开枪。只有最严格的自律和沉着才能让我们度过下一场战斗。如果不这样，肯定会导致战线的崩溃，这就意味着被俄国人俘虏后杀死。对普通士兵而言，不需要知道这些。德军的战线已经发展成一个突出部，苏军打算像个袋子那样把它扎起来。德国第六集团军的指挥官做了最后的努力以避免受到包围的威胁。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苏军各个部队间缺乏协调，这场钳形攻势是不会被遏制的。15个德国师被集中成一个楔形，他们的意图是突围，渡过因古列茨河直奔布格河（Bug river），渡河后在西岸挖掘战壕重新设防。

第三山地师已经被选中作为这次行动的先锋。这是我们师第一次到达因古列茨并在此寻找合适的渡河点。当苏军的进攻开始脱节并很容易被挡住时，我们师一个营的工兵已经配发了便携式工具，与此同时，138和144猎兵团的先头部队已经夺取了桥头堡以确保渡河的安全，并准备打退敌军的任何企图。1944年3月15日，一场狂风暴雨突如其来，再加上冰雹，随后又跟着来了一场暴风雪。既没有合适的遮蔽物，也缺乏任何医药治疗的希望，先遣队在地上的洞里挤成一堆，很多人发着烧打着寒战。

我们这支杂乱不堪的队伍情绪低落，步履沉重地跟着第三山地师的车辆走向桥头堡。撤退的规模带来了某种安全感。靠近因古列茨时，我透过猛烈的冰雹看见两名团长与他们的参谋们正在讨论如何防守这个交叉点。我刚走上前去向他们报告自己已经到达，就在这时，我听见30米开外有人高喊着：“（Achtung）小心！伊万！坦克！”，与此同时，一辆依稀可见的T-34坦克用车上的机枪对着我们开火了。我们队伍中的一匹马被击中了，可怜地嘶叫着，我们的队伍立即散开，各自奔跑着寻找掩护，一辆自行火炮试图进入阵地予以还击。

那匹马是第138猎兵团团长阿尔伯特·格拉夫·冯·德·戈尔茨上校（Oberst Graf von der Goltz）的私人坐骑，它的后部豁开了一个大口子。上校并没有慌张地找寻掩护，而是走到他的马匹身边。T-34坦克的炮塔旋转着瞄准过来，团里的其他参谋军官赶紧趴在地上。一团火焰跃出那辆钢铁巨兽的主炮炮管，炮弹贴着俯卧在地上的军官们掠了过去，把他们身后的车辆打成了一堆扭曲并燃烧着的废铁。金属碎片嗡嗡呼啸着向四周飞溅，那匹马的腹部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上校就像被一枚看不见的铁拳击中了一般倒在地上。

德军的自行火炮对着T-34开火了，一枚炮弹击中了对方的炮塔。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T-34被炸成了一团火焰。坦克内的乘员应该被烧死了，因为他们没有试图逃脱。不到一分钟，这场危机就过去了。我看见戈尔茨上校努力着想站起来，他的右手没了，只剩下锯齿样的断骨从连接处伸出。他震惊而又慌乱地盯着自己的伤口看了几秒钟，然后就倒下昏迷过去。随即，其他人向他跑来。

对我来说，这件事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插曲而已，不过对于第三山地师而言，这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戈尔茨上校具有极为出色的指挥能力，也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时他也是个不墨守陈规军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屡屡与上级发生争执，直到他加入了山地兵后，他的指挥能力终于被发现，就此他得到了承认并有机会充分发挥他的能力。同时，他也是第三山地师的指挥官里唯一一个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橡叶饰的人。几天后，我得知戈尔茨上校在敖德萨（Odessa）的一所部队医院里死于坏疽。

（决不能战败！一旦战败，国将不国，民将不民，更糟的是，连女人也保不住！上图就是一名美军与一个德国姑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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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16日，苏军对第138、144猎兵团据守的桥头堡加大了压力，战斗异常激烈，但守卫者还在坚持着。第三山地师是最后一支渡过因古列茨河的部队，后面由小股后卫部队掩护着。现在，狙击手终于得到了承认，与侦察排和其他的步兵作战单位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并获取有关敌军的有价值情报。

撤退到布格河的这一阶段，我们师非常脆弱，所以，尽可能长久地迷惑敌军，让他们无从判断我军的真实意图是非常必要的。后卫部队的目的是采取拖延战术，一直到我军的主力部队到达新的防线为止。于是，后卫部队刻意地保持着与敌军的接触。要靠这种方式影响敌军的决策与调动，就需要严格的纪律和顽强的意志，这只有富有经验的MG机枪手或者机枪手能承担起这一精确工作的需要。

毫无疑问，狙击手提供了最为有效的后卫方式。在巧妙的伪装下，他静静地等待着小心翼翼推进的敌军部队，仔细观察着对方的人数和装备，然后用带有狙击手特定标记的两三发快速而又精确的子弹迫使那一群敌军趴在地上。这往往能一次阻挡敌军步兵的推进达数小时之久。

因古列茨撤退期间，德军部队在夜间开拔。我一直留在后面，待在几处精心准备好的阵地中的一处，这里不仅有良好的隐蔽，而且还能有效地防御炮击。更重要一点是，这些阵地都能让我在敌军看不见的情况下快速逃脱。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在前面的无人地带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我们的战壕及散兵坑包括进我的基本计划中。当我放弃阵地时，我会在阵地里留下用手榴弹和拉发线组成的诱杀装置。这么做的目的是在前进的敌军队伍中制造混乱，迫使他们后退或者提供给我几个发挥自己本领的诱人目标。

这场抵抗兼撤退的运动持续了四天。每天我都注意到俄国佬是如何更加小心谨慎了一点的。到最后，我每天只要用一两次成功的射击就能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趴在地上并一直待在那儿。现在他们变成了使用掩护物的专家，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能全身隐形。

我得到的第一次精确射击机会距离我的藏身处大约100米，可能是一个苏军观测员，他待在灌木丛后面，鲁莽的移动暴露了他的位置。我注意到树叶反常的晃动，通过狙击步枪瞄准镜仔细的观察，我发现了他的身影。我瞄准了中间位置。灌木丛枝叶一阵乱颤，证实了我一枪命中。我忐忑不安地地等待着看其他的俄国人会怎么做，但什么也没发生，因古列茨前线一片平静。一个小时后我开始紧张不安了，肯定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于是我用瞄准镜专注地查看面前的无人地带，但没有发现丝毫动静。

我的肌肉开始酸痛，我觉得自己需要舒展一下自己的四肢并把腿盘起来，就当我把右脚放在左脚后跟上时，我听见苏军阵地上响起了一声步枪声，随即觉得右脚跟处被重重一击。我本能地深深蜷缩在散兵坑里，检查着自己所受的伤。整个后脚跟处的靴子被削掉，一串串的血迹渗透了靴底。我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狙击手干的，而且，他肯定是最好的，无论是他的观察还是射击都无懈可击。

这是精湛的一枪。现在我的唯一想法就是生存。我的藏身之处暴露后，只能紧紧地贴在地面，决不能再暴露身体，哪怕是一英寸。从目前看起来，苏军狙击手无法确定，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枪究竟如何。所以我们双方对峙着。苏军阵地上没有人准备冒险暴露自己，我严密检查了他们的地形，没有发现对手的丝毫痕迹，我希望在我悄悄撤退时，他已经趴低在战壕中等着夜幕降临。时间慢腾腾地拖延着，直到夜色开始降临，这让我得以从陷阱中逃脱了。我找到了自己事先做好标记的退出通道，一直通到邻近连队的防区。

第二天，我依旧保持着警惕，幸运的是，一路上我没有再遇上我的那个俄国同行。一两天后，后卫部队抵达了布格河，悄悄地渡过河到达了西岸。

（再来一张模糊不堪的照片，他就是本书的男主角——塞普·艾勒伯格！这张照片显然是45年拍摄的，他的左胸前已经挂上了一级铁十字，还有一个银质战伤勋章。这些奖章在后面会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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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河岸上的设施非常坚固而且质量优良，早在两年前，当我们还在向东挺进时，这里就开始建造了，另外在建设中还有一些小小的额外工作，要求把它们建设得更加“舒适”些。与此同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俄国人丢下我们不再理会，这让我们有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不仅用于修息恢复，而且重新装备配发了各类武器，甚至还有一些补给品运到。这简直就像是度假，我们每天可以安睡八个小时，伙食提供很正常，偶尔还可以洗把澡。但是，悠闲的好日子是短暂的。

1944年3月26日晚上，利用夜色的掩护，苏军的进攻部队在布格河上不为人注意的某处抢渡，并在峭壁下建立了桥头堡，这里刚好是144猎兵团第二营的驻地。天刚亮，苏军一队强悍的老兵偷偷地潜入了我军的战壕，用匕首和锋利的工兵铲干掉了哨兵，没有开枪，也没有抓俘虏。这件事能得以挽救完全要归功于一名警惕的MG机枪手。他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对面河岸200米处的动静，他注意到一些橡皮艇或是木筏类的东西在水中起伏着，他赶紧查看了一下德军阵地的情况。这时，他瞥见了两顶苏军的钢盔在战壕胸墙上晃动，他立刻发出了警报。

（在堑壕中瞄准的德军狙击手，注意他山地军帽上雪绒花的标记。）

一时间枪声大作，冲锋枪哒哒地响着，呼叫声此起彼伏。苏军的偷袭被发现了，双方在战壕里展开了肉搏战。很短的时间内，德军守卫者完全清醒过来，全副武装地进入了阵地。苏军着手进行强渡布格河的两栖登陆战，对防守方杀伤性的炮火视而不见。由于他们疏忽了建立一块炮兵阵地以掩护渡河，而是完全依靠突然袭击的效果，再加上我军掌握了完全的主动，所以这一切使得苏军从河上展开进攻的行动变得异常艰巨。

可是，一个危险的情况正在战壕里发展着，我们正在一点点地丢失战壕。一队德军先前已经击退了敌人的渗透，这已经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苏军特遣队死死地守住他们已经夺取的阵地，他们拼尽了全力。

我瞄准着河里船上的敌军逐一射杀，一名军士用双筒望远镜观看着我军战壕里的战斗，他提醒我注意苏军队伍中一个戴着白色毛皮帽子的家伙，显然是这群人当中的指挥官，他不断地出现在战斗中，看起来似乎在鼓舞苏军士兵顽强斗争。“我觉得这家伙带着这么好的毛皮帽子，肯定是个当官的。如果你能干掉他，我们的人就能把剩下的搞定！”我知道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个军官亲自带着他的部下们冲杀非常能激励起士兵们的斗志，如果他一倒下，必定会士气低落。

我走了几步，来到战壕的拐弯处，我找了一个射界非常好的所在，架好了自己的狙击步枪。由于手上的这个任务非常重要，所以我决定使用一发宝贵的开花弹。这种子弹在缴获的苏军弹药里非常少。我准备好了武器，等待着打出致命一击的时机。军士做我的观测员，用望远镜观看着对面的战壕。突然，“毛皮帽子”出现在战壕的胸墙上。“那边！塞普，向右看！”他大叫着，我移动着步枪，可惜目标已经消失了。

（德国人？芬兰人？前面这个趴着的士兵手持一支苏制托卡列夫SVT-40半自动步枪，后面的一个拿着莫辛纳甘，注意那支枪上长长的刺刀。）

“塞普，他已经跑到右边去了，稍等一会儿，你会看见毛皮帽子出现在战壕上的。”我已经计算出了这个对手的节奏，他很快就会通过提供给工兵的出入口，在那一瞬间我会开枪。我用瞄准镜里的十字线瞄准着出口处，头部高度处，等待着决定性的时刻。突然，120米远处，目标出现在视线里，我的枪声响起并击中了。通过我们各自的观察，军士和我都看见那个白色的毛皮帽像个气球般膨胀起来，然后像个熟透的西瓜那样炸开了。

失去了他们的指挥官，苏军立刻晕头转向地发生了混乱。这时，我们的突击队抓住时机冲进了被占领的战壕里。在随后的战斗中，这群极具经验的苏军老兵被彻底歼灭。

我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河面上的入侵者，我的观测员这时也拿起了步枪。狙击手的价值在于他有能力分配快速而又极其准确的射击。步兵们登上船和木筏，他们发现这时的他们成为了对岸火力的最佳目标，抵达了对岸后，他们迅速从船上下来，尽力地躲避着致命的火力。对狙击手来说，射击水面上的头颅简直就像在做打靶练习。苏军根本无视他们的惨重伤亡，河水被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就像屠宰场里流淌的废料。河水就像一锅血淋淋的浓汤，里面放着尸体、四肢、内脏器官，缓缓地向着黑海流去。

防线上，相邻的防御区域被苏军占领了，第144猎兵团不顾侧翼已经暴露，打退了苏军可以投入的一切，并坚守住了自己的战壕。直到1944年3月27日，第三山地师奉命撤退到西南方向300公里远的德涅斯特（Dniester）。这一行动意味着48小时的强行军，并且要清理出该区域，但是俄国人非常聪明，从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教训里学得很好，他们只是紧跟在我们后面。后勤补给线被切断了，这增加了我们的困难，我们没有得到弹药补充，也没有食品，最糟糕的是，没有反坦克武器。最后一辆货车给我们送来了2吨苦巧克力和500枚铁十字勋章。这帮行政蠢货让我们太绝望了。现在每天的食物供给就是半磅苦巧克力再加上一点硬饼干。

两天的急行军并未能得到喘息的机会：苏军继续保持着对我们师的压力，撤退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没有明确战线的混战。到处都是苏军，德军的抵抗形成了一个个“岛屿”，此刻毫无选择，只能各自为战并寄希望于能与主力部队尽快联系上。

苏军步兵现在有了新的战地车辆：根据美国的租借条约所得到的半履带装甲运输车。这种车辆显然非常有效，它能搭载着苏军士兵迅速穿越并到达我们防线的后方，然后他们下车，立即展开战斗。但它也要小心避开反坦克炮的威胁，可我们除了手榴弹，就没有其他威力更大的武器来对付它。

伴随着马达的轰鸣以及履带的叮当声，苏军的半履带装甲运输车抵近了我们的阵地。现在没时间可供我们讨论如何对付面前的新一轮危机，手榴弹看起来似乎也无能为力。通过望远镜我仔细察看着靠近的装甲车，想找出它的弱点来。车辆的前方安装着装甲板，把驾驶员包围在驾驶舱内，他通过一个30x10厘米的狭小视窗向外观察情况。据我的估计，用步枪命中那里的机会不会太多，但这可能是让这些装甲车辆停下来的唯一办法。

我仔细注意着道路中间有可能出现的变化。苏军半履带装甲车以步行的速度前进着。我往枪膛里装了一发开花弹，然后把帐篷卷起来作为枪筒的支撑架，仔细瞄准着，观察着即将到来的机会。我平静而又有节奏地呼吸着，终于，在瞄准镜的十字线里看见了那辆装甲车的狭缝，我稍稍地往扳机上加了些压力。装甲车在60米开外，就在这一瞬间，我透过那个狭小的观察窗看见了驾驶员的眼睛，他可能在查看判断车前的道路。我开枪了！一发命中！

（为了祖国母亲，冲啊！这种动作往往出现在影视作品里，实战中则意味着——找死！）

半履带装甲运输车立刻发生了扭转并一头扎进了旁边的一个弹坑里，履带继续运转着，好像在证明一切完好，随后就真的卡住了。坐在装甲车上的苏军士兵被遗弃了，车辆已经无法继续运送他们，这些人陷入了慌张，刚跳下车就遭到了我方步兵猛烈火力的打击，于是他们又回到弹坑里隐蔽。看起来，这种装甲车辆的驾驶舱与后面的乘员舱是分隔的，这就导致紧急情况下后面的人无法接替驾驶。我发现了它的致命要害并希望能扩大自己的战果，这可能是个正确答案。那一天，我用最后的二十发开花弹打死打伤了十二名驾驶员当中的七名。另五名则越过了我们的战线并卸下了车上的人员，不过这些人运气显然不好，没一个能生还。

虽然我这里取得了成功，但邻近的师却被敌军从多个点上突破，这迫使我们再次撤退到另一条组织好的防线。

让我们惊讶的是，OKH给我们派来了增援，一些罗马尼亚轰炸机和一个反坦克小队。他们击毁了24辆苏军坦克，这让我们得以喘息，可以构建起新的防御线。我们经历了几个月的苦战，从未得到过空中支援，现在空中居然有己方的飞机，这看起来实在难以让人置信。不过，我们团一直处在重压之下，尽管新的战线已经建立，可我们损失了几乎三分之一的兵力。最终，苏军放弃了，转而把他们的主力转向几公里外另一处抵抗虚弱得多的地区，那里由一支年轻的新兵组成，刚刚从训练基地调来这里，早已精疲力竭。在奇怪的沉寂中，第144团的战友们抓紧时间，我们太需要睡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