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狙击手（七）：德涅斯特河宜人的日子

东线狙击手（六）：德涅斯特河宜人的日子
第三山地师孤注一掷的冒险使该师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大大缩减，但也接收了一些临时加入我们师的残兵败将，主要是来自其他师的幸存者，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小。另外还得到了一些罗马尼亚部队的加强。我们的轴心盟友武器装备非常差，也缺乏战地经验，这就证明他们能提供的价值同样有限。1944年4月17日，我们到达德涅斯特河的第十天，来了命令，要求第三山地师派出部队增援前线正受到严重威胁的另一防区。我很幸运在这个时刻被留在后方，对于第138猎兵团的“罗德战斗群”来说就没那么运气了，他们的伤亡超过了800人。
几个星期来，我和师里其他的人享受着平静的日子。五月是一个既温暖又温和的月份，我们历经困难艰难跋涉到了这里，我们的前线伴随着河景，设在德涅斯特河河岸上，这简直就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

（这就是美丽的德涅斯特河，一派和平安详。1944年的夏天，第三山地师第144团在这里度过了几周安宁日子。）
德军和苏军隔岸对望，尽管彼此都在对方步兵重武器的射程之内，但双方都没有采取敌对行动，除了偶尔的迫击炮击，机枪射击或者偷袭行动会打破单调。这条河有400米宽，而且并没有允许狙击手跑到远处去做侦察活动。我每天都要到营里的战壕查看一番，除了偶尔狙击一下步兵所发现的目标外，我并不做其他事情。在400米距离瞄准敌人的头部，有30%的机率可以命中，但那70%的错失是贴着敌人的头皮飞过，这对战友们的士气提升非常有效，这种努力非常值得。
我极有规律地定时造访战壕。俄国人已经躲起来好几天了，对他们来说，一旦得到通知说对面德军阵地上有一个狙击高手后，他们就很不愿意再抛头露面了。那个特别的早晨，我和机枪手一起查看着敌军的阵地，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目标，于是我决定下午到我们营战壕的最北端去。我很少去那儿，他们在那里看守着一段河流的拐弯处，大约有一公里宽，我认为那里毫无价值。有时候双方在那里用机枪火力对射，但那里的距离对步枪来说太远了。
在我们的阵地上，气氛就像是个度假营地。五月天的热浪一天热过一天，我们已经习惯了脱掉衣服赤裸上身，充分地吸收着阳光，临时搭建的淋浴房使用的是德涅斯特河的河水，再加上美妙的小野餐——硬饼干、罐装果酱和咖啡代用品——这一切都很常见。在最北边的战壕里，我被邀请分享野餐，他们的食物更加美味，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前一天跑来查看地形的两名炮兵军官的桶式车里“偷”来的。交谈中，一名机枪手提到他曾听见过一些不寻常的声音夹杂在风中从河对岸俄国人那一边传来，他觉得最类似的声音是他曾经在银行的周末去市内露天泳池游泳时所听到的声音。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决定仔细调查一番。

（苏军的一个步兵排正在练习如何用步枪对付敌人的飞机。从这张图片中可以看出，苏军的狙击手数量相当多。国内网站普遍的说法是“巴巴罗莎”开始后苏军并没有正规的狙击手，其实，恰恰相反。）
在这最北端的战壕与相邻的营战壕的最南端之间，是一段无人把守的地带，那里提供了观察苏军阵地的不同视角。再往前1500米有一座小山丘，上面覆盖着茂密的灌木丛，这为侦察行动提供了非常好的掩护。我从背后爬上了那个小山丘，从两处灌木丛之间，透过高高的杂草小心翼翼地查看着。通过望远镜，我看见了令人大吃一惊的场面。对面有一个小小的河湾，完全避开了我军阵地的视线，俄国人显然认为这里是非常安全的，所以他们把这里当作了假日海滩，而且，据我的观察和判断，哨兵或者瞭望哨已经取消了。
我估计了一下，距离大约是600米，空中没有风，气候也很干燥。我决定尝试一下在这个遥远的距离内挑一个游泳者来上一枪。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原因是好几件事情的混合：我们对那些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对手所做的一切都觉得很生气，远距离搞定他们，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个人的雄心，想在这个距离取得狙杀成绩；另外，我觉得只要有机会，就有必要把我们的决心准确无误地转达给俄国人，他们必须要认真地对待我们。
我挑选了一个最大最固定的目标。在对面河岸的斜坡上，一群俄国人躺在沙地上晒太阳，他们的身体对着我。我现在正处在一个架高的射击阵地上，这几乎和那些俄国人站起来一样高。我用刺刀在地上挖了一些泥土，把它们堆起来塑造成一个架设枪管的稳固堆。我用瞄准镜里的十字线对准那个被挑选出来受害者头部稍往上的地方，平静而又均匀地呼吸了几次，然后我在扳机上稍稍施加了一点压力，屏住呼吸，最后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我扣动了扳机。就像鞭子的劈啪声，子弹打破了寂静，步枪的后坐力过后，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我再次把目标放入到自己的观察范围内，子弹击中了那个俄国人的肚脐上方，他像一把折叠的铅笔刀那样弯曲着身子，我甚至听见了他痛苦的尖叫以及他那些同伴惊慌失措的叫嚷声。随着他痛苦地翻滚到一边，我看见了他留在沙地上一滩巨大的鲜血池。其他的俄国人丢下他四散奔逃着寻找隐蔽。过了几分钟，他不再动弹，死神抓住了他。
就在这时，我通过望远镜看见一些穿着军装的苏军士兵出现在斜坡上方，看起来他们很认真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隐约的迫击炮回击声，炮弹落在我下面的岸堤上炸开。显然他们已经知道了我所在的位置，所以我不得不赶紧撤退。我像个黄鼠狼一样溜下山丘返回了自己的战壕。就在此时，他们的迫击炮弹纷纷落在了我刚才的藏身之处，把那个小山丘炸得粉碎。
等我回到阵地，野餐的主持者带着明显的敌意迎接了我。“他妈的，你非要这么做吗？”他问着，然后他又转向他那些战友，告诉他们准备进掩体“因为伊万们马上就会给我们颜色看的！”说着说着他更加生气了：“神枪手先生，你就不能忍住不要去糟蹋我们的田园生活吗？”他的话音刚落，一阵机枪子弹扫过我们头顶，紧接着就是一阵迫击炮的炮弹，幸运的是落点较远，没有给我们造成伤亡。趁着炮击间隙我赶紧溜了，因为我不想等一会儿再受到责骂。第二天，敌军阵地偶尔向我们的阵地精确地射来子弹，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这告诉我们俄国人已经找来了高手专门对付我。可是，他可能会感觉失望，因为这种跨河的决斗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加倍地小心和警惕。

（一名德军的狙击手，拿着毛瑟K98K摆了个姿势，显得悠闲自在。其实前线的狙击手非常危险，无论是作战时还是不幸被俘后都是如此，这也使得所有的狙击手都不愿意佩戴任何体现自己身份的标记。）
1944年5月25日，我们平静安定的好日子结束了。第138猎兵团的残部归队，第三山地师得到命令赶赴喀尔巴阡山的奥瑞尔山口（Aurel Pass）。我们的新阵地设立是因为伏尔塔瓦河（Moldau river）可以分隔敌我部队。除了河流的屏障外，茂密的树林密布于缓缓上升的山坡，这使我们得到了极好的掩护，苏军占据的那一面成了开阔的平原，非常容易观察他们的动静。只有这一次，命运对我们第三山地师友好地微笑了，俄国人留下的要塞据点很好地对着他们阵地的北部，当地的俄国老百姓对这一切毫无兴趣，只有偶尔的小冲突才能让他们惊慌一下。
我们的运气很好，又得到了一段意想不到的安稳日子。夏季的天气确实很好，这让我们这支筋疲力尽的部队得到了适度的休息和恢复。我们迅速重新调整了战壕里的生活，穿过一处用铁皮做成的瓦楞门廊，就可以进入掩体睡觉了。树下的一张木桌再加上八张凳子，这些再一次赋予了此地度假村的感觉。
对于战场上的男人来说，连续作战所带来的精神紧张往往会产生一种贪婪的性欲。对于这种出于自然的性欲的发泄渠道，只有在该作战部队觉得自己处在相对平安的情况下才能解决。虽然军官和高级士官们可以结交小卖铺的女孩、女志愿者或是国防军中的女性辅助人员，但普通的士兵却很少能被照顾到，因为他们的军衔太低以及没有行动自由。德国军方认为强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件，对此处罚得相当严厉。当地的妓院——如果确实有的话，也无法应付全部的需求，尤其是一个师到达某地的时候。另外，OKH（陆军总司令部）原则上反对这类场所，他们认为这是导致性病的根源。很多男人积极地寻求传染上淋病，因为这就意味着他失去了“适合上前线”的资格。（当时另一种主要的性病是梅毒，几乎是无法治疗的，避孕套也无法提供保护。感染上梅毒后，会有一段时间的潜伏期，也许是好几年，然后它的影响才出现。所以它对于那些想通过装病来逃避责任的人来说毫无价值。淋病的症状几天内就会出现，具有极强的感染性，而且不会消失，需要立即治疗。）既要能提供性服务，又要避免其危害，于是就沿用战地安全部门的做法，允许设立国防军战地妓院。为了防止传染病和淋病的传播，妓院里的医护人员比姑娘们还多。
预防性措施对每一个想要寻花问柳的人来说都是痛苦和极不愉快的，一个巨大的注射器插入尿道，往里面注射100cc一种绿色的磺胺类药物，溶解在生殖器里。身体各部位的操作都由医护人员执行，消毒剂必须在体内保留五分钟，然后才可以自由撒尿。据那些被治疗者说，治疗时得到的快感比先前还要强烈。
如果被确诊了是淋病晚期，患者就会被送至若干专科医院中的一所，被称为“骑士城堡”（Ritterburg），在那里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治疗疾病，而且通过不必要的野蛮治疗和护理方式，防止未痊愈的患者接触其他的人。这些人中谁要是再次“中招”，那么军事法庭就会宣布“让他自行切割！”

（在本书中多次提到，在德军部队里对个人卫生抓得非常严。这张图片很好地说明了检查的严厉性，一个士兵被“查获”后遭到了士官的斥责，其他人幸灾乐祸地看着热闹。）
一个国防军的战地妓院已经抵达小镇。这个妓院由五名罗马尼亚姑娘组成，每次收取5德国马克。个人隐私是由挂在门口的一块军用毛毯提供的，门后潜伏着一名虐待狂般的军医，每当一名猎兵发泄完，就轮到他上场了。最近我又遇到了狙击手约瑟夫·罗斯，在我们的长谈中偶尔会提到妓院的问题。我们俩迄今为止都没有与女人有过性接触，我们一致认为这可能是我们死前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就在我们俩为“快活一番”所带来的利弊争论不休的时候，我注意到旁边的一个后勤补给中士，他递送完一批弹药后坐在“欧宝闪电”卡车的踏板上等待着下一项任务。他的红胡子让我认出了他，我刚到前线的那几天，他曾经是我的排长，我当时还认为他那红胡子看起来像维京海盗。
他已经猜到了我们的意图，然后让我们听一听他在同一妓院的亲身经历，只不过是几周前在另一个地方而已。他详细叙述了预防治疗的方法，这让我们俩毫不怀疑地认识到，为了那几分钟的快乐付出这种后果显然是不值得的。我受过天主教的良好教育，无论怎样都不能百分之一百地肯定我想把自己的第一次性体验交付到战地妓院这种地方，如果这么做了，那么我又如何能在战争结束后抵御各种进一步的诱惑呢？
出于某种奇迹，我们师得到了意料之外的足额补充——人员和装备，军官们现在也许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满员了：他们在很久前就看到了这种不祥之兆。是什么在维持他们所有人尽全力阻挡俄国人的决心呢？
苏军再一次集结起来，准备对为数寥寥的几个德国和罗马尼亚师发起攻击。风暴前的平静对那些长期在师里服役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他们或多或少地经历了一切，没有身负重伤，现在可以回家去看看了，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他们被尽量地获准离开。年龄19岁，在前线服役十个月，恪尽职守，我现在也可以算是一名老兵了，但和那些孩子的父亲或者已经入伍两年的老兵相比，我回家的排序还差得很远。另外，前线现在也不能缺少狙击手。所以，从理论上说，我离开部队回家探亲的机会为零，直到克劳斯上尉——我的营长——开始关心这件事，并帮我解决了困难。
1943年最后的几个月，在一处巨大的兵站里，靶场引进了狙击手训练，课程为期四周。参训者主要是从新兵里招募，但也包括一些来自前线被连长认为有良好前景的老兵。他们每人获得一支狙击步枪以及瞄准镜，并得到专业指导。在奥地利，山地兵的狙击训练设在泽塔雷拉波兵营（Seetaleralpe），靠近尤登堡（Judenburg）。那儿离我家乡并不太远。克劳斯上尉把我的水准降为“有成为狙击手的前景”，需要进一步磨练，所以适合去泽塔雷拉波参加狙击训练。因为我反正已经离家很近了，又给我增加了十天的假期，从课程结束后开始计算。
1940年5月30日，在离开前几小时，我把自己的俄国造狙击步枪和瞄准镜上交给团里的军械士。我听见他一边把它交给另一名年轻的猎兵一边说着：“你看见枪托和握把上刻的那些小凹槽了吗？每一道就代表着少了一个俄国佬！收到这种武器就是代表着荣誉和责任。尽你的努力做好一名狙击手，等塞普回来让他看看，你是配得上它的。”
听见这些夸张的话语，那名年轻的猎兵有点儿尴尬，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说道：“别逞英雄，只要保持警惕并注意射击的时候别把头暴露给敌人。”然后我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了用手帕细心包着的一小把子弹，这是我的一点点存货，留着以备特殊情况下使用，我把它放进他的手里，说道：“我可能不再需要它们了。这些是开花弹，所以省着点用，得到这种子弹的可能性很小，我们都是从俄国人那里搞到的。跟我们的军械士搞好关系，他会睁大眼睛在缴获的弹药里寻找并给你留着的。六个星期后告诉我你进步的如何了。”（冰人注：开花弹指的就是“达姆弹”，这种子弹的弹头顶端有一个切口，弹头里面的铅芯裸露在外面，因此，只要弹头侵入人体就会变形，并产生翻滚，造成入口很小，出口却很大的可怕伤口。由于这种枪弹的杀伤手段太残酷，遭到了当时国际方面的强烈谴责。1899年召开的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发表了一份宣言，禁止任何国家在以后的任何战争中使用这种枪弹。但是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仍有一些国家的军队违约使用了经过改进的开花弹。）

（图为中空型子弹，实际上就是“开花弹”，注意弹头上的几条纹沟。这种子弹一直被国际公约禁止，但在某些用途上却并不禁止，例如狩猎等。）
“欧宝闪电”卡车的发动机不耐烦地轰鸣起来，我跑过去抓住车厢的后挡板上了车，我是十一个获准离开者中最后一个上车的。临分手时我握着那个年轻的猎兵——我的替代者——的手，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会被打死的，这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觉让我浑身发抖，这种想法突然出现在我脑海：“可怜的家伙，他已经活不长了。”

（这就是书中多次提到的“欧宝闪电”卡车，几名伞兵正在检查车辆故障。这也是德军在二战中使用数量相当大的一种卡车。欧宝公司是二战期间德国最主要的卡车生产商，“闪电”指的是欧宝的商标。）
“跟你的女人用你喜欢的方式告别了吗？”司机在驾驶室里大叫着，但他没有得到回答就加大了油门。我的战友们消失在一阵厚厚的灰尘和废气后。轻松快乐的感觉席卷了我，现在暂时可以脱离战争了，但随即，在危难中离开我那些朋友的问心有愧感油然而生。过去一年的时间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我，每天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这已经成了我唯一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