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

大寨成为全国的农业典型

2008年06月30日

　　1975年9月15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3700位代表，其中有2300位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爷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会上致开幕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在全国性大型活动中公开露面，全场掌声不止，邓小平几次招手示意停止鼓掌，掌声反而越来越大。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内行是陈永贵同志、华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永贵同志、国锋同志和在座多年搞农业的同志把这个会开好。通过这个会议，大家带头把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普及到每一个角落。”

　　邓小平从面上讲到点上，他说：“大寨有个广积粮，昔阳有个广积粮。所以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我希望三千多代表都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学，不要只从表面上学……就是这三百个先进县的代表，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即使赶上了大寨、昔阳，也要继续认真地学。大寨、昔阳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满足自己。毛主席说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们要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来学大寨。”

　　他着重讲了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号召全国都来学习和借鉴大寨的具体经验，指出：“学大寨，请大家注意，不要只看到粮食产量。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邓小平还表扬了大寨人和昔阳人战天斗地的精神，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像大寨、昔阳那样，粮食就没地方搁了。”这时，全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

　　全农会总结交流了全国各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把我国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大会闭幕后，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普及大寨县》的社论，随后，全国上百万干部下农村搞整顿。

　　“普及大寨县”要求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的样子，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接近大寨的亩产量，建成大寨式的农村。这成为爷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运动中，“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标语几乎刷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

　　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再一次掀起了高潮。各地在多年学大寨的过程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不但拦河围海造地，改造低产田，山区增加水平梯田，兴建了大量的水渠、水池、水井、水库，而且还进行了公路、农村和城市建设，做到了县县、社社、队队都有建设工程。据资料记载，经过学大寨，全国增加水浇地1.8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各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几亿农民靠人工进行农田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其历时之久，成就之大，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中国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农业增产幅度较大，很快就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人们说这是学大寨打的好底子，不能不说也有陈永贵的一份功劳。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在学的过程中过于教条化 ，片面抓粮食生产，不搞农副业，有些地方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却人为地修造成梯田。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大寨人在虎头山上打坝造地，从未间断，真正实践着我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国内国外，从高层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纷纷来到虎头山，虎头山成了一座驰名中外的名山。

　　据资料记载，大寨接待的我国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领导人有28位，部长以上的领导人有50余位。其中有周恩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罗瑞卿、谭震林、邓颖超、纪登奎、方毅、张劲夫、康世恩、谷牧、粟裕、姬鹏飞、王震、孙健、谢富治、康克清、林佳媚、徐向前、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藏族）、赛福鼎（维吾尔族）、廖汉生（土家族）、耿飙、乔冠华、钱正英和石广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到过大寨。

　　科技卫生、文化体育界的名人更多，如：文学家巴金、郭沫若，医学家林巧稚，科学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等。还有如侯宝林、红线女、郭兰英、孙道临、崔嵬、马季、庄则栋等也慕名而来。在大寨这块平凡的土地上，还留下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伊丽莎白?柯默的笔名）、美籍华人杨振宁、物理学家李政道和美国作家斯诺等外国友人的足迹。

　　人们常说：撒下思想的种子，便收获行为；撒下行为的种子，便收获习惯；撒下习惯的种子，便收获人格；撒下人格的种子，便收获命运。大寨人战胜灾害，获得思想和粮食产量双丰收的不平凡事迹，让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深受感动。陶鲁笳直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陈永贵”这个名字和事迹从此直达“天庭”。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援华专家，国内又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种境况，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在探寻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4年3月，毛主席南巡。他召集陶鲁笳和林铁等人到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把他在昔阳县蹲点的情况向毛主席详细作了汇报，他说：“我一直在农村，我见过的农民不少，我认为陈永贵是一个杰出的农民。”

　　毛主席感兴趣地听着。陶鲁笳接着汇报：“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有人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知道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都是一清二楚，定期公布，接受大家监督。群众称他们的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听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他常说，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缴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亩产500多斤。”毛主席抽着烟，仔细地听着。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有的人哭了起来：‘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陈永贵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禾苗，一棵棵被扶起来，千方百计救活了，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旱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寨。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

　　毛主席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说：“他42岁扫了盲，今年50岁了，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毛主席用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陈永贵识字不多，干的事情不少。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你们有陈永贵的材料没有？”

　　随即，中共山西省委农工部部长阴发祥递给毛主席一份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毛联珏整理的材料，材料的第一页是关于政治挂帅、差别不大又不繁琐的劳动记工和报酬分配办法，总结得十分简练。毛主席当场看完，对大寨的劳动分配制度非常赞赏，并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讲了一大篇话。毛主席说，过去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供给制，人的思想还健康些，并不为追求待遇吵架，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靠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励。毛主席还批评了不讲政治觉悟，只讲个人主义的物质刺激等现象。

　　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到大寨视察，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大寨的肯定。

　　1977年9月11日，叶剑英副主席、汪东兴副主席和叶副主席的女儿叶楚梅、叶向真，女婿邹家华等人来到大寨。在路上，叶副主席感慨地说：“不同啊！一进山西就不同了！这里的玉米长得很好。”

　　到了大寨，天空一片晴朗，艳阳高照。爷爷陪同叶帅一行参观大寨村的社员家，年逾八旬的叶帅精神矍铄地走在前面。叶帅先到了爷爷的家，在88号平房里的圆桌旁坐着唠家常。不一会儿，汪东兴副主席走到里间看了看爷爷的卧室，说：“很小啊！”随后，叶帅听取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汇报，在一份汇报上批示：“干部参加劳动好，这样的经验值得推广。”

　　当晚，大寨举行文艺晚会为叶帅一行接风。大寨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了用叶帅诗词谱写的歌曲和一些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爷爷向叶帅介绍：“这些乐器，有的是买的，大多数是自己造的。”叶帅随即吟道：“自装乐器自吹弹。”

　　第二天一早，叶帅登上虎头山，饱览丰收美景，兴趣盎然，指着山上的苹果说：“这苹果已经成熟了，我可不可以给大家摘摘苹果呀？我要跟大寨人一样参加劳动。”走到支农池，叶帅说：“香港岛吃水靠天，天下雨，滴水不漏。”他鼓励大寨人继续搞好水利建设。走到大虎牧场所在的山头，由于山坡有些陡，郭凤莲伸手搀扶叶帅，他却推开了，说：“总理最欣赏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精神，我也要用大寨精神参观大寨。”叶帅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走上了陡坡。

　　叶帅在参观大寨期间，写了一首诗，题为《游学大寨杂咏》：

一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我来正值风灾后，产量能超去岁粮。

二

叠叠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三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齐心上战场。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四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爱集体不谋身。共同学习齐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五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窃不欺邻。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六

自装乐器自吹弹，弹唱英雄创业艰。文艺少年真秀质，狠批妖妇表心丹。

七

火车飞越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莫道丰收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八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向虎头山。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叶剑英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

　　周恩来总理三次到大寨，大寨人对周总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第一次是1965年5月21日，周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副主席科列加一行到大寨参观。遵照事先总理在北京发出的“要吃大寨饭”的指示，大寨人这天中午就准备了一顿地地道道的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和小米稀饭，饺子和油糕。总理边吃边说：“这个饭很好吃。”饭后，总理走进了大寨洪灾后新修起的窑洞里，一边拿起村民端上的瓜子，一边和大家嘘寒问暖。他感慨地对李先念副总理说：“大寨人不多，办的事情可不少，是改天换地啊！”

　　登上虎头山后，周总理和爷爷俩人坐在一个大石头上促膝交谈了将近4个小时。爷爷对周总理非常尊敬，愿意掏心窝子说话。总理在肯定大寨成绩的同时，要求大寨多种树，控制水土流失；要针对三年大旱搞水利设施建设，保证稳产高产；要多储备粮食；办粮食加工厂，发展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还要办半耕半读的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下午，总理要离开大寨了，行前他依依不舍地说：“我们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时间太短了。”

　　这次来访，把大寨精神提到了世界性的高度。3天后，山西省省长卫恒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学大寨的问题，现在已不是全省全国的问题，而是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第二次是1967年4月23日，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及副总理武元甲来大寨访问。这时，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寨的指示，大寨人都已照办了。此次总理来后看了高兴地说：“大寨变化真快呀，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周总理照例又吃大寨饭，饭后把自己吃剩下的半个窝窝头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带了回去。

　　第三次是1973年4月23日，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来大寨参观访问。周总理走下车，敏捷地扫视了大寨新建的一排排石窑洞。仅隔6年，再次踏上大寨的土地，看到大寨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理兴奋不已，热情地抓住爷爷的手说：“永贵，我不敢认大寨了，变化真大啊，你们老一辈、小一辈干得真好啊！”总理接着向外宾介绍道，“前两次来大寨时房子还没有这么多，树还没有长大，今天大寨人是在新农村欢迎我们！”总理又对省、地的领导同志说：“天大旱，人大干，我将你们一军，你们要学昔阳、学大寨呀！要给你们些压力，没有压力不行。我们都有压力嘛!”

　　在与一个男子握过手后，周总理说：“你不是大寨人。”那人说：“我是县农科所的。”大家奇怪地问总理如何知道他不是大寨人，总理笑着说：“大寨人的手没有他这么软的嘛。”大家明白后都笑了起来。

　　山路越走越陡，爷爷因为每天爬山，走得很快，可当时总理已经是75岁高龄了，看见他走路如风，和蔼地说：“永贵同志，走慢些，总理不是10年前的总理了。”到了小石坡，要迈过一个尺把高的石坎。总理试着抬起右腿，努努力却没有跨过去。于是，他回过头来喊：“永贵，来，扶我一把！”爷爷紧跨一步，扶着总理的胳膊登上了石坎。

　　那天，红日当空，热风拂面，大寨接待站预备了草帽，总理执意不戴。总理陪同外宾一步一步登上虎头山，来到“军民池”旁边，周总理指着七沟八梁一面坡，给外宾介绍大寨的工程和变化，他说：“我1965年来时，山上没有树，今日树木成林，又种了这么多果树，梯田修得这么漂亮，又修了蓄水池，我说的，大寨人都做了，干了这么多事。”正在这个时候，邓颖超在一旁风趣地说：“你让永贵介绍吧，你们看，总理成了大寨的说明员了！”周总理高兴地说：“我来大寨三次了，对大寨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永贵同志补充嘛！”总理的话逗得大家笑了起来。埃切维里亚总统接着说：“我们今天来到大寨，看到了你们这样巨大的成绩，看到了精神力量。大寨不仅是你们新中国的榜样，而且是墨西哥的榜样，也是第三世界的榜样。”

　　总理环顾山下，看到了邻村武家坪的土地，便问那里的情况。爷爷说：“武家坪经过5年苦干进步很大，大寨如果不注意就要被超过了。”总理听了十分高兴，说：“超过了，那我就高兴了。我很喜欢有很多地方超过大寨，你们再努力赶上去。全国都像大寨就好啦，但需要很长时间。”

　　当周总理走到一块被水冲刷得非常光滑的大石头前面时，问身边的郭凤莲：“小郭，你说是人的力量大呀，还是水的力量大？”郭凤莲脱口而出：“人的力量大，人定胜天嘛。”总理故意说：“我看水的力量大，水能把石头冲成这个样子。”郭凤莲说：“那水几千年才把石头冲成这样，俺大寨人三次就把狼窝掌给治住了，还是人的力量大。”总理高兴地说：“这就对了，青年人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

　　周总理视察狼窝掌，称赞了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事迹后，又一次问郭凤莲：“小郭，你学不学毛主席著作？”凤莲说：“学哩。”总理说：“有了成绩应该怎么办？”凤莲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周总理听了很满意，说：“对了，要继续前进。”

　　下午4点10分，周总理就要动身走了，全体支委来送行，一个个说，总理，有时间千万再来大寨看看。总理说，只要我身体好，一定还来大寨。临走前，他还一再告诫大寨的干部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教育后代永不变色。

　　20世纪60年代的大寨，红遍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奔向大寨。一些画画的、谱曲的、写剧本的、调查农业专题的、劳动锻炼的、研究土壤的、调查种子的，还有人事组织部门派的人也纷纷到大寨来取经。

　　“文革”中，尽管中央一再发出通知，不让那么多人去大寨参观，甚至规定参观大寨必须经农业部批准，但是各地的人们不管那些，仍然潮水般地拥向虎头山。随之而来的是给忙于生产的大寨人带来了诸多接待方面的不便。

　　在食宿方面。大寨接待站从早到晚都在接待客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闻见饭菜味，听到炒菜声。由于来的人太多，接待人员只好往桌上放一盆饭，让来吃饭的人自己动手。即便是喝水，也是个大问题。大寨缺水，只有一口井。参观者来得太多了，水不够喝，最后只好从邻村抽水给大寨。后来还不得不用卡车从远处拉水来解决参观者的喝水问题。为了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外宾，大寨人在村口推平了一座小山，建起了“大寨国际旅行社”。由于来的人太多，多数到大寨参观的人不能住在大寨旅行社，只能住在昔阳县城里。当时昔阳县的招待所和旅馆一共有5000多张床位，但还是满足不了需要。有的参观者只能住在邻近的阳泉市和平定县，每天坐汽车到大寨参观，晚上回去住。最高峰时，有些人只能住在远处的石家庄。

　　在出行方面，到大寨的汽车来来往往，特别繁忙。很多人来不及等汽车，只好步行到大寨。即便这样，停放的车辆还是很多，从村里一直排到村外。

　　有人说：“小村大寨，因陈永贵而蜚声世界。不知陈永贵，不可谓知中国大寨；不到大寨，又焉能知陈永贵？”怀着对这位劳动模范的尊敬，许多人都希望见他一面。可爷爷最怕劳动的时候有人打搅他，到了地里，他低头不语，只赶着撒种修地。来访的人们只好在他收工以后访问他。于是常常出现前后左右围了一大群人拦在路上向他发问的情景。可已劳动了半日，疲惫不堪的他目不斜视，低着头，经常是径直往家走去。他对到大寨视察工作的上级干部解释道：“晚上谈工作通宵不睡地谈，我也高兴，可是在播种时白天耽误我半个小时，我也心疼。如果让我们的干部整天陪着外来的人介绍经验，必然影响他们的劳动生产。”

　　有段时间，为了躲避拦在路上的参观者，曾经整整3个月时间，他有家难回，在地里劳动，在地里吃饭。有人认为他已经有了这么高的荣誉，不用再到地里劳动了。他却回答：“劳动模范，不劳动了还叫什么劳动模范！”

　　来参观的人兴致勃勃地想见见大寨的干部，可到大寨后，发现家家户户都锁着门，因为他们都下地干活去了。

　　为了满足参观者见到大寨人的愿望，爷爷安排了一种独特的见面方式。每隔四五天，选一个中午，来大寨参观的人站在从虎头山到大寨村的路两边等待见面。大寨接待站的人用麦克风宣布：“现在，大寨干部和大家见面。”然后大寨的几个干部从路中间微笑着快速走过。有的人挤过去，一把一把往大寨干部衣兜里装他们那里制造的毛主席像章。大寨干部也回赠几枚印有大寨图案的毛主席像章、大寨纪念章或是“红宝书”，同时又不忘说些为了确保下地劳动，不能有太多时间接待大家，希望大家理解之类的话。两旁的人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高喊着口号：

　　“毛主席万岁！”

　　“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

　　“向陈永贵学习！向陈永贵致敬！”

　　“大寨精神万岁！”

　　参观者的热情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以及成千上万的参观人群，都心甘情愿地在虎头山上参加义务劳动。哪怕是垒一块石头，铲一锨土，栽一棵树，都是荣誉性的留念。

　　不少地方的负责人到大寨取经送宝，带着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表演歌舞。《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等8个样板戏几乎天天在这里上演。每次表演，大寨干部都得坐在大礼堂前排观看，这是态度问题，不能不参加。有时碰上连续几个晚上都是同一个节目，头天空军到大寨演了《沙家浜》，第二天工程兵来了，演的也是《沙家浜》，最后海军演的还是《沙家浜》。干部们劳动了一天，累得上下眼皮直打架，可还得坚持坐到演出结束，等着上台和演员握手致谢。

国际友人访问大寨

　　据统计，农业学大寨期间（1964年-1979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要到平民，到大寨参观的人总共达到1045万人。其中国际友人共计25423人，包括来自22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党领袖，134个国家的友好人士，2281个参观团。这之中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乔?蒂奥多西。（1965年5月21日）

　　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巴斯雷斯。（1966年12月15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副总理武元甲。（1967年4月9日）

　　保加利亚等35国驻华使节一行72人。（1967年5月25日）

　　尼泊尔、埃及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73人。（1967年4月27日）

　　朝鲜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77人。（1967年5月13日）

　　越南等43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95人。（1967年5月27日）

　　黎巴嫩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68人。（1967年6月13日）

　　加拿大等24国驻华商务参赞一行66人。（1967年6月27日）

　　日本文艺工作者组成的齿轮座剧团。（1967年9月25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拉米兹•阿利雅。（1967年10月4日）

　　丹东联盟（马列）主席东尼托斯科萨。（1970年7月27日）

　　越南劳动党西北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黄文矫。（1971年7月11日）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穆赫辛•艾哈迈德?艾尼。（1972年7月20日）

　　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1972年9月21日）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1973年4月23日）

　　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1973年6月25日）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1974年5月10日）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1975年2月25日）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伯纳姆。（1975年3月15日）

　　柬埔寨首相宾努。（1975年5月15日）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1976年5月14日）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副书记、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索平。（1976年7月29日）

　　洪都拉斯总书记阿加皮托•罗夫荣。（1976年12月14日）

　　挪威工人共产党主席保尔•斯泰根。（1977年2月2日）

　　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主席沃斯瓦尔多•贝契。（1977年2月13日）

　　缅甸总统吴奈温。（1977年5月2日）

　　荷兰王储贝娅特丽克丝（即后来的女王）。（1977年5月7日）

　　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维拉尔。（1977年5月15日）

　　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洪涛。（1977年5月23日）

　　佛得角共和国议长兼外长阿比利奥?杜亚尔特。（1977年6月5日）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1977年8月7日）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思?托尔博伊斯。（1977年10月29日）

　　哥伦比亚卡米洛运动（马列）总书记奥尔兰多•利斯。（1977年10月30日）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书记文铭权。（1978年4月2日）

　　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1978年9月24日）

　　国际友人看到一派丰收的景象，亲身感受着大寨精神，发自内心地留下了许多评价。

　　马达加斯加新闻代表团把大寨誉为“全世界农民的首都”。

　　泰国学者格桑认为：“大寨人创造的奇迹，可以和世界上七大奇迹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