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

 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         　　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以较长篇幅表彰了大寨的先进事迹，树立为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典型，提倡学习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和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风格。
       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时，请陈永贵吃饭，称赞他是“庄稼专家”，勉励他不要“翘尾巴”，对他寄予厚望。
        就在这时，一篇反映大寨干部抵制“四清”运动，少报耕地面积的《记者反映》，摆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
        新华社有一种在党内交流工作的刊物《内部参考》，主要登一些暂时不便公开报道的情况和不成熟的经验。通过机要部门发行，范围比较小，只提供给地、师以上领导参阅。《记者反映》又是《内参》中最机密的一种，只送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参阅。
        这篇《记者反映》是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李玉秀、田培植写的。新华总社《内参》编辑组副组长夏公然对分社的冯东书讲，刘少奇看了大寨耕地面积不实的情况后说，这涉及一个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刘少奇的讲话传到总社后，摄影记者就为拍不拍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的照片而犹豫了。后来决定先拍再说，这纔有后来发出的毛泽东和陈永贵握手的照片。可见此事引起的风波不小。
        陶鲁笳在《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一文中说：“周总理当即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卫恒和我三人去中南海，专门询问此事。”周总理谈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时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把它捅出去的话，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因此，“周总理要我们立即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核实粮食产量。”
        “国际影响很不好”就要影响到领袖的声誉，写《内参》的记者哪想到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内参》反映的事实属实，就说明大寨是个欺上瞒下的假典型，也欺骗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
        没想到这件事引起中国领导人如此高度重视，陈永贵极度紧张。
        其实，这篇《内参》所反映的问题最早是几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提出来的。
        当时农业劳动模范有两项硬指针：一项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要多；再一项是所领导的生产队产量高，交售公粮多。1963年陈永贵这两项指针都冒了尖。他一年劳动日达到300天，大寨粮食亩产量达到774斤。
        当时国家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粮食亩产量的目标是四、五、八，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500斤，长江以南800斤。这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奋斗目标。现在黄河以北的大寨已经达到774斤，真是令人鼓舞的高产奇迹！
        当时山西省在全国有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是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他们所在的大队和大寨一样，都是太行山的土石山区。他们或农林牧副全面发展，或耕作精细，或经营管理有方而令人信服。有的在毛泽东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介绍过，受到过表扬。如今，陈永贵超过这些全国劳模，这对他们震动很大，压力也很大。1963年初全省劳模会期间，他们就与陈永贵约好要到大寨“取经”。
        春播后，6月14日，以李顺达为首的晋东南地区劳模，包括平顺、陵川、阳城、武乡、晋城等17个单位、24个劳模，乘火车，转汽车，不远千里来到大寨参观、学习。作者随同参观采访。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这些劳模不同于机关干部，参观完了回到本地区传达贯彻一下就完事；而是要和大寨比着干，见实效，争高低的，因此格外认真。他们在大寨住下来，听介绍，参观现场，还要求解答具体问题。陈永贵也知道他们都是农业老行家，又是自己过去学习的对像，不仅热情接待，而且认真介绍。
        听完了陈永贵介绍大寨的情况和整地、耕作方法后，劳模们就到叫“后地沟”的地块参观。这里原来是牛羊出没的河沟，如今是一片十多亩的良田，玉米苗全、苗壮，长得齐刷刷的。郭玉恩跳到地里，手指插到土里量活土层厚度，又用米尺量间距、行距，计算株数。陈永贵赶紧解释这沟地透风差，种植密度不及坡地。李顺达把话题引开说：“对！你这里乐观地和我西沟的河滩地一样，洪水一冲，既有水，又有肥。”憨厚的武侯梨从大寨社员手里接过镢头，使劲往下刨，又用手指插到松软的土里，一量是7寸深。大寨的活土层确实比较厚。
       又来到叫“赶牛道沟”的地块，这里种的是谷子，他们一起蹲下来量宽，算株数。
       头上坐下来休息时，他们请陈永贵介绍东、南、西、北的地界。大寨的地域和耕地一目了然。这是对大寨耕地面积的目测。郭玉恩还要陈永贵介绍玉米怎样下粪，怎样下种，又如何深刨、保墑。回到村里，又到堆放秸秆的地方看高低、粗细。
        这时大寨还未受到毛泽东的首肯，劳模之间还可以平等交流，互相切磋。15日晚，大寨举行联欢会，请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分别介绍了西沟、羊井底、川底三个大队发展生产的情况。16日召开座谈会提问题，请陈永贵解答。17日又参观。到狼窝掌，顺着3里长的沟往里走，一路看到护地坝又高又坚固，有的七八尺高，而围着的地块也不过七八尺宽，李顺达等连连称道：“真费工！”“如果这样干，他们那里真有修头。”
        请陈永贵解答问题的会，真像让硕士、博士答辩一样认真。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1962年灾情严重，为什么还能增产13％？陈永贵从三方面作了回答：一是“一年庄稼两年闹”；二是肥料一年比一年多；三是耕作精细，不错过节令。郭玉恩说：“我的话多，再提一个问题；大寨一年庄稼两年闹，光耕地就三次，哪次深，哪次浅？什么时候最好！”陈答：“春耕不能深于二寸，但秋季越深越好。”
       李顺达提了个早就在思考的问题：来参观的人这么多，接待任务很重，又经常外出开会，你怎么一年能做300个劳动日？
        陈永贵沉思后答：有这个问题。队里的工作一般在夜里、下雨天办。接待集体参观就要耽误些时间。陪参观一小时，介绍两小时，耽误的时间，我以早出工晚收工的办法补起来。社员也照顾我，让我干些包工活、近地活，有的队干部还到地头帮我干点活。垒坝我一个人顶一个半。去年出工270天，实际做劳动日290个。大队长、会计和我有补贴，别人不补。去年给我补了20个工，全队干部补贴工占社员投工的0.3％。
        郭玉恩又提出一个问题：大队如何实行集体领导？
        陈答：党员20个，团员20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20个。这些既是生产能手，也是积极分子。一个决议，谁拥护，谁反对？靠他们反映。 
        这些劳模对大寨下苦功夫整修土地、精耕细作心服口服，对大寨干部参加劳动也很称赞，但他们认为大寨的耕地和亩产量，与介绍的数字大有出入。
        这不是故意挑剔，而是对学、赶目标进行的测算。农村的耕地面积，特别是山区的耕地面积，本来就难以计算精确。像大寨这样逐年整修土地，里切外垫，肯定亩数会增加。是否要把增加的土地如实上报，也不会有人计较；从保护种田人积极性出发，也不会去认真追究。但是陈永贵既然把亩产量公布出去，而且已成为全省的学、赶目标，就会成为劳动模范认真研究的对像。上级党委会问：“大寨能达到的水平，你们为什么达不到？”因此他们就要认真考察。但是作为劳模之间的观摩，他们不宜在大寨干部面前谈这个问题，只能在他们认为比较公正的记者面前谈谈看法。
        我听了这些劳模的意见以后不能不加以重视，向分社汇报后，副社长马明要我如实写出，供省委领导参阅。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记者来信》。当时写这篇稿子的目的是，希望省委有关领导启发陈永贵报产量要实事求是，让李顺达这些劳动模范心服口服，以利于学大寨、赶大寨。这完全是正常工作，不是挑毛病，更谈不上什么反大寨。
        李顺达、武侯梨、郭玉恩这些劳模真有眼力。大寨的耕地面积，陈永贵曾经作过解释。他说，合作化十多年来，每年整修土地，亩数有所增加，后来把增加的120亩耕地种了果树（不算耕地）。他只说到这里，但是来大寨的人却很少看到果树，因为大部分还是树苗。善于利用土地的陈永贵，正式耕地的地角、地边都不空，难道果树苗地能让它空着吗？这些土地不算耕地面积，但长的庄稼并不差，收的粮食照数算在总产量内。这么一来，这120亩地就作了“无名贡献”。
        后来到大寨、昔阳调查了20天的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心里更清楚。他既坚持实事求是，又保护陈永贵的积极性。他采取正面引导的方式，说“不要追求亩产量”，“主要是总产”。陪同调查的山西省副省长刘开基也表示同意这种看法。
        为了从宣传上加以引导，廖鲁言特意向作者讲，要注意不要过分强调单产。说亩产700斤以上就可以了，不要过分强调，因为黄河以南达到这个水平的也不多！
        所以这样，都是启发和引导陈永贵要量力而行，不要追求高指针。这是保护劳模的好主意。但陈永贵要“大灾之年，夺取大丰收”，亩产一举过“长江”。
        农业还是“一半靠天”的时代，粮食产量有所波动是正常的。然而陈永贵要用产量证明自己路线正确、领导高明，产量只能“芝麻开花节节高”，数字可以按政治需要进行“技术处理”。
        但是，他只想到这样做的好处，没有想到还会带来麻烦！
        1963年至1964年，人称是比、学、赶、帮之年，涌现出的先进单位真不少。有大庆、大寨、空军，还有周总理表扬的石圪节煤矿等五个勤俭办企业典型。这些典型接连在报纸上出现，引起很大反响。
        1964年4月24日新华社传达刘少奇指示：“最近报纸发的典型多了些。各地对典型要核实一下，免得有浮夸。”
        根据这个指示，中宣部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新闻单位对报道的单位和个人一定要核实准确，如有差错，追究记者和有关领导的责任。社里传达这个指示精神时，编辑部负责人提示，大庆报道已经“出笼”，下一步报道要扎扎实实，哪些好就说哪些，不要说过头话。
        宣传大庆要防止浮夸，宣传大寨呢？
        这时反映大寨产量不实的《记者来信》送到省委负责人手里了，未见有什么反响，但我作为记者已尽了责任。没想到，一位编辑从一篇公开报道–––《大寨之路》中发现了“漏洞”。
        1964年9月，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要将我们分社采写的《大寨之路》出单行本。编辑从文章中发现两个问题未交代清楚；一个是陈永贵的经历，他哪一年到大寨？哪一年在外打工？哪一年入党？须核实；二是大寨的耕地面积，在合作化初期是802亩，往后十多年，每年整修，每年扩大，为什么到现在还是802亩？要求我们核实后，写出书面报告，以保证按期付印、发行。
        出版社通过新华总社国内部农村组编辑庄重转达这两个问题时，带有批评采写记者的意见。当我作出解释时还批评我有袒护“老乡”之嫌，我为此事和领导吵了起来，闹得收不了场。
        分社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决定派《大寨之路》的执笔者莎荫和我到大寨核实。莎荫是自尊心很强的人，自己写的稿由自己核实无异于自我检查，他坚决不去。但又必须有作者参加核对，最后决定由分社采编副主任李希孟和我去大寨核对这两个问题。
        到大寨当晚就开支部会核对这两个问题，陈永贵主持，贾进纔也参加。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回忆。说到陈永贵的经历和入党时间，都说不准年月日，只记得入党是那年秋后或初冬。但说到大寨的耕地面积时，陈永贵像早就话挤到口边，一句话作了回答：整地多出100多亩，种了果树，这样一增一减，现在耕地正好是802亩。
        对陈永贵的经历说不准，县委就让我们到县委组织部查阅陈永贵档案。从《党员登记表》中看到，陈永贵入党时间是1948年；在“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一栏内，写有“兴亚会”。这是意外的发现。
        回到太原向领导汇报时，分社副社长李玉秀好象还不放心，郑生时讲，如果大寨有浮夸，新华社要承担责任。我因为第二天要下去搞“四清”，就把大寨党支部提供的情况写出来，交给了李玉秀。随后就到了原平县平地泉大队，从此离开机关将近一年。
        一个月后，李玉秀、田培植到大寨采访，这时晋中地委派驻大寨的“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
       昔阳县被列为山西省八个社会主义教育重点县之一。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队和对待“三类队”一样，照上边的要求，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因此很快听到一些对陈永贵和大队干部不利的情况，包括耕地亩数不实、干部强迫命令等问题。这一下激怒了陈永贵和大寨干部，说工作队专找落后社员搜集材料，企图整垮干部。陈永贵把“四清”工作队整理出的问题一条一条驳回去，搞得工作队下不了台。工作队成员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干部抵制、对抗“四清”运动。
        工作队与大寨干部正顶着牛，又来了一位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他听了工作队汇报，认为大寨问题很严重。他和工作队成员一起跟李玉秀、田培植谈话时说：“大寨的旗杆上生了虫虫，要在这次‘四清’中进行教育、整顿。”
        谈到大寨的耕地面积，工作队提供了山村农学院科研人员在这里测算的数据。大寨从土改到合作化报的耕地面积一直是802亩，而这位农科人员从播种的种籽推算，可能是1200亩，这就比寨报的802亩多出50％。土地面积多了，平均亩产就少了，由此引出大寨单位面积产量不实。 
        两位记者听了副省长、工作队提供的情况后，到北京向总社汇报。总社编辑部领导认为应该把情况如实向中央反映，但不要扩大影响，只登《记者反映》。后来田培植对我说，他们写稿时用了我那篇《记者来信》中李顺达等认为大寨耕地不实的材料。
        周恩来总理看到《记者反映》，讲明这件事对国内外的影响后，华北局、山西省领导人知道此事关系重大，立即派出山西农林厅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刘贯文，带着一批助手，到大寨丈量耕地。          1965年1月，由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共同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大寨，这就是当时称的“五级丈量队”。他们对大寨土地进行丈量，对粮食进行清库核实，对账目进行清理查对。

        陈永贵和大队干部满肚子委屈。他们觉得大寨人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粮食，自己省吃俭用，多向国家卖粮，如今上面却兴师动众来丈量土地，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同时也担心：丈量出少报的土地，自己怎么下得了台，怎样交代？难怪陈永贵一提丈量大寨土地就咬牙切齿，几年后他还向冯东书讲：“很想咬李玉秀一口！”
        进驻大寨的工作组正会同“四清”工作队丈量土地，1965年2月7日，李雪峰、陶鲁笳刚参加了中央一次重要会议就来到大寨。照他们的说法，是着重来解决大寨的土地、产量和“四清”问题的。
        这个时机对陈永贵极为有利。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正在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这次运动的性质问题发生了争论。
        毛泽东对刘少奇领导的“四清”很不满意，而毛在讲话中间，刘少奇还插话解释，说这次运动比较复杂，四清和四不清、党内和党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错着。毛泽东对刘少奇打断他的话很不高兴，但当时没有给予反驳。第二天，毛泽东拿着两本小册子到会，先拿起一本宪法，说宪法规定公民有发言权，为什么不允许我讲话？
        接着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的话说：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同时他还批评了扎根串连是“烦琐哲学”。（作者1996年问过当时的刘少奇秘书姚力文：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他就从这件事讲起。可见这是毛、刘之间政治分野的重大事件，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政治摊牌。）
       会议根据毛泽东这个讲话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毛泽东当时的秘书田家英后来对人说，起草这个文件时，毛泽东说一段，陈伯达写一段，毛再修改一段。可见，文件充分体现了毛的意图。
        个文件下发后对稳定基层干部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不仅仍然错误地估计了国内社会政治形势，并且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纲领。“四清”的内容也由原来的清账目、仓库、财务、工分改为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
       令人注目的是，这个文件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全国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所有社、队都要像大寨那样，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又把大寨写进了中央文件。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大寨的是非问题和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争议联系在了一起。
        不管刘少奇是否说过核实大寨的耕地面积和亩产量，这两位新华社记者是按照刘少奇核实先进单位的指示而写的《记者反映》；不管驻大寨的“四清”工作队是否知道他们“扎根串连”是按刘少奇指示来的，听到毛泽东批驳刘少奇讲话的李雪峰、陶鲁笳思想非常明确：在毛泽东树的大寨这个典型搞“四清”，不能再按照刘少奇的指导方针、做法搞，必须迅速改为毛泽东的方针、做法。正因为如此，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他们就来到大寨。
        于是，说大寨耕地不实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旗帜，横加挑剔是不是企图砍旗？”精明的丈量队人员和大寨干部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按照陈永贵的说法，大寨的耕地原来是4000多块，经过改造是2000多块，怎么丈量呢？事后，刘贯文向作者讲，很多地块都不规则，只能大致量一下长、宽，地边角都不计算。至于那“小果树地”，还是按照陈永贵的想法“不算粮田”。另一位参加丈量的大寨“四清”工作队负责人、后来的昔阳县委书记刘树岗说，当时有人提出两种丈量法，一种是从地边丈量起，一种是从庄稼丈量起，其中一个数字是从庄稼丈量起的。当时一共丈量出三个数字，这是绝密数字。三个数字一起报给李雪峰。
        政治家们和陈永贵真是遇上了难题。他们费尽心思，寻找最佳方案。
        经过陶鲁笳和工作组的精心研究，在陈永贵参加的碰头会上，山西省农林厅一位负责人汇报了核实情况：“小果树地和菜地不算。我们考虑有三个方面需要订正；一、5厘以下的地块不能算，共11.037亩；二、菜地12亩少了，应该是20.37亩；小果树地也应多扣。除了经济作物，1964年粮田面积是750亩。”
        陈永贵说：“山地和平川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认为不能上耕牛的地不算地亩。”核实组尊重陈永贵的意见。
        另一位农林厅干部说：“在750亩粮田中还应扣去45亩，因为洪灾后还没有全部恢复。”
        陶鲁笳以安抚的口气对陈永贵说：“小果树也不算粮田。”
        经过这样七折八扣，大寨的耕地面积是多少？这位核查组负责人说：“经过丈量，耕地面积定为796亩（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小果树地不算。”
        “小果树地不算耕地面积”，陈永贵报的耕地面积又打了折扣，核查结果，大寨的耕地面积比陈永贵报的802亩还少了6亩！这就使陈永贵卸下了包袱，当即表示感谢上级领导对大寨的关心和爱护。
        陶鲁笳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寨耕地的核实结果，说丈量的结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总理详细打听了土地和产量的事，还嘱咐多分些斗子，每人争取能吃到60斤小麦。
　　陶鲁笳说：“这件事情弄清楚纔好。今后就按弄清的数字上报和向参观者介绍。”
        陶鲁笳回忆说：“当时我们一面上报周总理；一面在省内作了通报，因为省内不少人对此也有怀疑。”
       尽管省委作了通报，有些劳模仍不服气。1965年，陈永贵去李顺达领导的西沟大队和郭玉恩领导的川底大队参观，他看了那里的庄稼，说：“你们的地修得好，庄稼长得好。”郭玉恩回答说：“好也不行，二亩不顶一亩。”意思是大寨那一亩比别人的大。 
        在大寨的“四清”工作队不仅调查耕地不实问题，还了解到大队干部存在命令主义等问题，因此大队干部对工作队很反感。在李雪峰、陶鲁笳参加的大寨干部座谈会上，大寨干部按陈永贵定的调子，异口同声地倾诉工作队怎样逼他们交代问题，又如何找“很不好”的社员揭发干部的问题。讲到这里，陈永贵怒气冲冲地说：“我参加全国人代会，干部在村里挨整。”他质问：“他们贪污了，还是腐化了？这样往死里整人？只能让地主、富农高兴。”
        陈永贵在大寨是一手遮天，一言九鼎。大寨的干群关系，特别是陈永贵和群众的关系，是很紧张的，但陈永贵把盖子捂得很严。因此，陈对揭发他们问题的“四清”工作队简直是不共戴天。
       李雪峰知道，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时指出“四清”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寨写进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说明大寨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向陈永贵和大寨干部赔礼道歉。他说，大寨已经是农业战睫上的红旗，中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主要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来。你们是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子正，根本不需要火根串连。工作队来大寨，没有把方法交代清楚，这是领导上的责任。这就是陈永贵“文革”中到处讲他抵制了刘少奇的“假四清，真复辟”的源头。
        不久，山西省委下发《关于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65）138号文件，指出：“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班子。”“原晋中地委、昔阳县委派驻大寨的工作队思想不明确，不敢大胆相信党支部，机械地搬用了三类生产大队的‘四清’做法”。与此同时，决定撤出原“四清”工作队。
        “小果树地不算耕地”，陈永贵如释重负；不该在大寨搞“四清”，陈永贵扬眉吐气。
　　大寨的耕地面积由怀疑多了几百亩变成少了6亩，陈永贵心里很清楚，这不是丈量出来的，而是为了避免“国际影响不好”，对付不少持怀疑态度的参观者而编制出来的。按理说，事情到此为止应该算是圆满解决了，但陈永贵却还要弄个“水落石出”。他当时还不知道是谁向上边反映大寨耕地数量不实的问题，也不知道丈量大寨土地是周总理指示。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穷追不舍，四处打听是谁向上反映的问题。
        1965年11月，作者刚从原平县搞“四清”回来，就到大寨采访。一年多没见面，互不了解近况，陈永贵问我：“你知道是谁反映大寨耕地问题的吗？”因为李玉秀、田培植写这篇《记者反映》时我在“四清”点上，确实不知道是他们写的稿，也没有看过稿件内容，就如实向他说：“我不知道。”
       过了几天，陈永贵陪着一批参观团在狼窝掌地块停下来休息时，有人提到耕地面积，陈永贵像触动了神经一样，跳起来气急败坏地喊：“让他（反映耕地不实的人）给我把这6亩地修出来！”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陈永贵出气的时候来到了！
        不知是造反派打砸抢发现的，还是对“走资派”逼供得到的，大寨人弄到一本《内部参考》。陈永贵如获至宝，随即把写《内参》的李玉秀、说大寨“旗杆上生了虫”的副省长王中青，连同大寨“四清”工作队领导，一齐揪到大寨批斗。
        批斗大会由陈永贵主持。为了给这些提供“黑材料”的“黑帮”以严厉惩罚，批斗他们时，陈永贵对照《内参》一条一条追查提供材料者的姓名，还强制他们参加劳动，“修出6亩地”。专横代替了民主，愚昧战胜了科学。
        其实，认定大寨耕地不实的，既不是这些“黑秀纔”，也不是这些“黑帮”，而是和他一样的农业劳动模范，还有农业科学工作者。大寨干部当众责问李玉秀：“谁向你提供大寨耕地不实的材料？”李玉秀回答：“范银怀。”指的是那篇只供省委领导参阅的《记者来信》。因此，陈永贵后来很气愤地说我“不够老乡交情”，向李玉秀提供了“反大寨”炮弹。
        而我并不知道别人把自己写的材料摘进《内参》，也不知道别人在陈永贵和大寨群众面前把我交代出去了。有一次，我回昔阳采访，受到冷遇，没人敢接近，更不给谈情况。我很纳闷，找到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刘千和问缘由，刘悄悄告诉我：“人家说你反大寨。”我这纔知道情况。
        冯东书（分社农村组负责人，后为采编主任）也被陈永贵说成“反大寨”，但他还得报道大寨，因为这是他的首要任务。冯东书几次当面向陈永贵解释对我的误会，对方都不以为然，我对冯十分感激，但也只是一笑了之。
        1968年，新华总社抽调我参加国庆报道。我和国内部陈保廉到京西宾馆向陈永贵作礼节性采访，陈握别时笑着向同行的记者说我“不够老乡交情”，不过他拿我这“反大寨老乡”也没办法。陈永贵还是给我这个老乡面子的，未在公开场合点过我的名。他失势后，要分社摄影记者董荣贵带话给我去看他，因没有机会未能成行。当年他是毛泽东树的典型，只能说好不能讲不好，他也只能当“样板戏”的演员，我们都理解他。所以他多次指责，我们对他也无反感。他登上政治舞台时很威风，但有时因蛮横无知也闹得自己下不了台。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斗争矛头由“黑帮、黑线”，指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陈永贵“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往上追查；到处作报告，讲“刘少奇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派黑帮、黑秀纔搜集大寨黑材料，又派工作组丈量大寨耕地”。直接参与丈量工作的刘贯文对这位正红得发紫的造反派劳模无法劝告，直到山西出版社按陈的讲话出书时，审稿的刘贯文纔不得不提醒他：派人丈量土地的不是刘少奇的“黑”司令部，而是周总理。陈永贵从此再不提及这桩事了。
        有些科学工作者、记者爱较真。“文革”中，大寨在虎头山上种了一块水稻。这确实是新闻。水是从十几里外的郭庄水库引来的，先蓄到池子里，再抽到稻田。稻田有多大？大队干部说是1亩，而在这里跟踪试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通过精确测量、计算，是1亩1分。大寨要高产，科研人员要准确，记者冯东书要发新闻。这亩产量以谁提供的为准？核对数字时，陈永贵大发雷霆：“又来怀疑大寨的产量了！”一天，大队长贾承让拿着一根5尺长的木杆说：“路线斗争，就凭这硬家伙！”拉着冯东书上山，到现场丈量。田埂不算耕地：20块，一块4个边，共84个边，每个边往里缩进去一点，丈量成了9分地。记者只好报了一个笼统的数字。
        究竟大寨的耕地是多少？1980年11月，中宣部长王任重指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联合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报告写道：“据现任大队长介绍，大寨现在分成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分得320亩以上。”
        照这样计算，大寨耕地是在960亩以上，比陈永贵报的802亩多了158亩以上，照五级丈量队宣布的796亩则多164亩以上，与李顺达等人测算的数字接近。但在当时，谁怀疑大寨的耕地面积和产量，谁就是“路线斗争”对像。“实事求是”在那种情况下只是个招牌。谁要坚持真理，如实反映情况，谁就遭祸害。（完）         附: 陈永贵与大寨
       
　　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产生了一个农业战线的典型——大寨。这一典型产生后，一开始就受到了山西省委的重视。后来由山西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推荐，又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大寨的经验对中国农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大寨经验引导了中国农业十几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央对大寨经验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结束了中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灾之年大寨“三不要三不少”证明了是真先进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山村，距县城几里路，解放前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历史上绿色植被就很少，四周都是荒山，土地条件也很差，当地农民仅仅靠各家各户在山沟里修少量分散的梯田为生，旧社会常年吃不饱肚子，历史上就以贫困著称。解放后，大寨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群众生活仍然贫苦。1952年，大寨建立了合作社，当年就取得了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在单独的各家各户很难对付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情况下，走集体化道路，是农民 们惟一正确的选择。因此，1952 年底，整个大寨的农户都人了初级社。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集体经济较之从前更强大了。作为高级社的大寨，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对大寨的农田进行了初步改造，连年取得丰收，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还上交给国家。1958年，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下，大寨成为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宽，出身于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是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有较高的组织领导能力、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的人。他在生产劳动中处处带头苦干，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在大寨大队的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大队的生产每年都有新的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但陈永贵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带领大寨农民整修土地、建设稳产高产梯田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同时，也总结出一套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来说，确实是凤毛麟角，也确实是先进的。
        山西省晋中地委早就注意到了大寨这个典型，把它作为全地区农业战线的模范，陈永贵也连续多年当选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支部书记，《山西日报》曾发表过关于大寨人事迹的通讯报道。但当时大寨仅在晋中地区知名度较高，在山西全省还不算很高。到1959年，全国出现持续“跃进高潮”，但生产管理普遍较差，出现了非常浪费人力和物力的情况。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山西省委也派人参加。现场会上，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区加以推广。山西省委认为，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不仅对晋中一个地区有指导作用，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的同时，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转了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号召全省农村干部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的经验。为此，《山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这样，在60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个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大队经验的高潮，起到了带动全省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出乎意料的是，当这些救济物资正要发下去之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当时，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大队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干部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极高的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1963年当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比原来的更好。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山西省委对大寨的经验高度重视；派干部到大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总结，大寨被树为先进典型。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很快，山西就在全省开展起了学大寨、学陈永贵的高潮。

　　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还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特别注意抓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中央发出“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全党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各地要重新训练干部，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准备。当年9月，中央发出的“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强调了阶级斗争，并规定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两个“十条”来指导农村工作的。

       1964年3月 27 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停留了两天，专门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
        陶鲁笳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目前，山西省正在公社一级搞“四清”的试点，在全省农村正在普遍宣讲两个“十条”。毛泽东问：你们搞社会主义教育，影响生产没有？现在生产情况如何？陶鲁笳说：没有，反而促进了生产。毛泽东指示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毛泽东特别关心农村“五反”情况，关心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收人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陶鲁笳在回答毛泽东这方面提问时，专门谈到了大寨和陈永贵的经验，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陶鲁笳还特别提到：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还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陈永贵也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1万多名干部介绍了大寨的经验。陶鲁笳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来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回头送给主席。毛泽东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不太识字。毛泽东叮嘱，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我。
        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5月 10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说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4条标准时，专门谈到：其中的一条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他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1964年5月10—1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调来了关于陈永贵和大寨大队的材料，仔细阅读后，深为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好典型。但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打电话给陶鲁笳，让陶亲自到大寨去搞长时间调查。陶鲁笳按周恩来的指示到大寨蹲点20天，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1964年5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中共山西省委也把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此时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全部仔细看完了。5月 25日，《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专门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好，农业部长廖鲁言也亲赴大寨考察，写成报告，从农田改造、农业技术方面肯定了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泽东又仔细看了陶鲁笳的报告和廖鲁言的报告，对陈永贵的事迹予以赞赏，对大寨的经验予以肯定。6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政治局常委们谈了大寨的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
        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还离稿讲了不少话，与会者深为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所感动。在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行文中，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年底，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旗帜

        1965年初，全国农村掀起了学大寨的运动。当时，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处于高潮阶段，大寨、陈永贵的经验在被总结时，主要方面还是按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会议上所概括的几条进行的，即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夺得丰收；在农业技术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学习大寨兴修水利、改造农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经验。

       当时大寨人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农民们认识到，50年代后期那种靠吹牛说谎搞“穷过渡”、刮“共产风”，不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而靠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所以，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并且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
       那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南的林县等等。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的事迹最为感人。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硬是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 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面貌，创造出了高产稳产农田，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至今仍为人民所称道，为中央所肯定。
        到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0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议，要进一步对大寨的典型经验进行宣传，向全国推广。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亲自布置在北京开了一个“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谭震林亲自抓这个典型展览。11月，这个展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共展出了52个大寨式先进典型。这个展览也以宣传大寨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以介绍生产经验和生产成就为主。全国省一级，甚至地、县一级的领导干部，都来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对全国各地学大寨运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各省来参观的干部回去以后，几乎都作出计划，要在每个县都树一个学大寨的典型大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
       可以说，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丰收，是与当时全国农村通过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大寨被树为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典型之时，也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大寨经验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框框里。同时，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开展起来之后，大寨也被套上了“四清”的框子。当时山西省委在总结大寨经验时认为，大寨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典型，而且是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说大寨从建立互助组起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还认为，学大寨，“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陶鲁笳：《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山西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载1965年《红旗》杂志11期）。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大寨大队党支部包括陈永贵在内，也有意识地往政治上靠，把本来是靠苦干实干取得的成绩，说成是抓阶级斗争的成果，是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成果。并用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提法，把大寨本来的精神掩盖了。
        这一点从陈永贵两次对大寨经验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来。1964年1月，陈永贵应北京市委之邀，到人民大会堂介绍大寨经验时，主要是介绍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而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取丰收的事迹。但到了1966年3月，陈永贵再次介绍大寨经验时，就有意识地强化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着重强调大寨的经验是：“首先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突出政治的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载1966年3月 22日《人民日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寨大队和陈永贵都受到了影响。不过，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由于陈永贵一直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所肯定的先进人物，大寨也是党中央所肯定的先进典型，作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
        陈永贵领导山西省昔阳县夺权，并没有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搞大规模的打砸抢和武斗，局势是平稳的。后来他担任晋中地区、山西省的负责人，在抓农业生产及经济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陈永贵不可能不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他对大寨经验的介绍和在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抛开作为大寨经验本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强调砍资本主义尾巴上。1967年6月到 1968年 10月，陈永贵亲自主持在昔阳县召开了3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即1967年6月现场会、9月现场会，1968年10月现场会）。第一次现场会主要是昔阳县农村干部参加；第二次是山西省全省的农村干部参加；第三次除有山西省代表参加外，还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中央有关部门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陈水贵在这3次现场会上始终是主角。他在会上介绍大寨经验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成了抓阶级斗争的陪衬或者副产品，大寨经验被概括为抓阶级斗争、搞大批判的结果。他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业学大寨，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以革命的大批判为动力，推动学大寨运动；必须建设革命化、战斗化、群众化的领导班子，把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革命的群众路线，这样才能学到大寨的经验（史料来自《中国共产党晋中地区历史纪事[1949－1999]》）。在1967年9月的现场会上，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在1968年10月的现场会上，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被放在了第二位。
        当时，中央的一些报刊也努力把大寨经验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和社论中，强调没收社员的自留地，限制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并把这形容为“砍资本主义的尾巴”，认定是大寨的“经验”。再如，强调批判“工分挂帅”也是大寨的经验，等等。连大寨仅适合当地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也被树为全国农村应该普遍学习的典型。
         文革中，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转向到突出强调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省总结道：“学大寨就必须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是一句空话”。还有的地方借学大寨，搞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过渡。许多地方就是在学习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不顾本地实际而搞形式主义的情况。

　　陈永贵深受毛泽东的赞赏

        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好的，毛泽东、周恩来也正是看中这些好的经验，才向全国推广的。当大寨经验在特定政治气候下被歪曲时，毛泽东也是同意的，因为这种“经验介绍”，正符合毛泽东当时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看问题的观点。毛泽东对陈永贵也十分赞赏。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用自己的钱，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其中就有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当天中午，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与其握手，热情地请陈在自己身边落座。陈永贵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席间，毛泽东与陈永贵说了许多话。他说陈永贵“你是农业专家啊”，陈永贵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经周恩来解释后，连连摇头，说自己不是专家。毛泽东问陈永贵多大年龄了，陈说：50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陈永贵只是笑，没有回答。毛泽东特别询问了陈永贵的生活、身体、家庭情况，这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泽东还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并且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
       1967年，山西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在考虑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人选时，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来组建山西省委时，又是毛泽东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委副书记。
        1969年中共筹备召开九大，陈永贵被选为出席九大的山西省的代表之一。九大之前，考虑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人选时，毛泽东提名，让陈永贵当中央委员。经过九大选举，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陈永贵虽然经常在昔阳县大寨他的家里，但中央的文件，在专送省委的同时，也要专送给他一份。陈永贵此时已经能识很多字，能自己读中央文件了。
        1973年中央召开十大时，陈永贵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又是经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召开四届人大时，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在报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议：陈永贵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抓农业工作。毛泽东同意这一安排。此后，陈永贵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用他概括的“大寨精神”抓农业生产，同时，也介绍了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普及大寨县”

        陈永贵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普及大寨县”，就是让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的样子，建设成大寨式的农村。“普及大寨县”也有具体的生产指标，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者接近大寨的亩产量，但更主要的是推广大寨的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大寨的经验进一步被概括为：一天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段时间里，不仅陈永贵到处宣传大寨经验，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派干部到大寨去参观。那时，全国几乎县以上领导干部都到大寨去参观过。

        全国“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但是带有“左”的印记大寨经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主要的是大寨经验被教条化了，全国农村大抓阶级斗争，搞政治挂帅，砍资本主义尾巴，片面抓粮食生产，不搞副业生产。更可笑的是，一些地方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也人为地修造梯田。
      “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存在的另一个更突出问题，是提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大寨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1975年8月14日，陈永贵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国逐步推广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对陈永贵的这个意见，毛泽东是动心的。毛泽东从1958年起，就热心推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毛泽东又很慎重，因为过去的实践中有教训，搞“穷过渡”是吃了亏的。正因为毛泽东既动心又慎重，所以他采取把陈永贵这个意见提交中央讨论的办法。9月，毛泽东批示：中央可以讨论陈永贵的这个意见。
       9月 23日至 10月 2I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意见。会上，赵紫阳。谭启龙明确表示反对，因此发生了激烈争论。陈永贵能说，赵紫阳也能说，一时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决定，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放一放。虽然所有制向大队一级过渡没有搞成，但“普及大寨县”的其他做法仍然继续着，对全国农村产生着不良影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农业学大寨运动仍然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陈永贵也继续受到华国锋的信任。
        1977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然在中央主管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如 1976年 12月，在华国锋主持下，陈永贵主办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作了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陈永贵在这篇报告中强调：在学大寨问题上，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目前，“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他还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目标：到1980年，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华国锋在这次 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也提出：“学大寨、学大庆，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陈永贵1975年提出的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被搁置后，一直不甘心。这时，他又提出，要把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当做方向。为此，1976年年底，他还在山西省晋中地区全面推广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的经验，想以此为试点，实现一个地区内的基本大队所有制，然后再向全国推广。晋中地区在1977年初，基本实现了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的过渡。在此情况下，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又“一马当先”，开始搞由基本大队所有制向基本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了。
        当时，华国锋很重视陈永贵主抓的“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其中，又特别重视所有制过渡工作。1977年11月，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形成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这份文件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提出了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进攻的问题。更突出的是：这个文件强调了所有制过渡问题，认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应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做过细的工作，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871页）经华国锋批准，这个文件发至公社党委一级。
        这个文件一发，全国立即形成了一股“过渡风”，各地农村几乎都在搞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的试点，有的地方本来很穷，连生产队的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却也大搞“穷过渡”，以致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
       1978年5月，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大家开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审视各方面的工作，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
       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利益的大事。当时，邓小平已经进入中央，他的意见是，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1980年上半年，山西省委集中力量，对过去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8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份文件把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1980年8月 24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山西省委把这份报告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不赞成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永贵一个人身上的态度。按照邓小平的意见，1980年 11月 2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在转发批语中：“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后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对待干部是宽厚的。
        就在中共中央转发上述山西省委文件不久，陈永贵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 40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陈永贵看了这些文章后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正当此时，又有人指责陈永贵，说他与“四人帮”有联系，要求中央追查。陈永贵听到后，更火了。他去找了邓小平和李先念。邓小平表示：“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这个话后，追查陈永贵之声也就销声匿迹了。李先念表示：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是好的，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
    　陈永贵辞去职务后，中共中央并没有取消陈永贵的中央委员，仍然保留副总理的生活待遇，对他本人仍然作为劳动模范来尊重。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永贵没有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从1983年起，中央安排陈永贵做一点工作，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陈永贵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仍然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住的部长楼里，见到有劳动的事，就走在前面，连打扫卫生这样的活，他都抢着干。他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东郊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问题，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