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湘文化的一点随感-人民网河南频道

　　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性的思想景观。在我的印象里，首先是发展社会学语境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然后是全球化背景下族群和个体层面文化认同的问题，从西方到东方次第升温。下一个热点在哪里？在中国，我想，应该是区域文化。因为文化作为“信仰、知识、习俗的复合体”，它是实践性的，并总是与特定的生活群体联系在一起。所谓的中华文化，实际上乃是若干个自成一体的区域文化的总和。

　　湖湘文化当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块。

　　谈湖湘文化，搞清楚它的开端起始和发展脉络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应该是搞清楚现在生活在三湘大地上的湖南人，他们心目中的湖湘文化究竟是些什么？作为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和喝湘江水长大的长沙伢子，我觉得，自己心目中湖湘文化的理念和情愫主要是由近现代湘人及其业绩奠定成型的。或者说，是曾国藩、谭嗣同、毛泽东他们的立身行事建构了自己心底关于湖湘文化的记忆、想象和目标，并通过这些象征符号作用于自己的行为。对湖湘文化来说，近代这一段历史仿佛储水池，此前的一切汇聚于此，此后的一切导源于此。活态的湖湘文化因子，最突出的是两点，心忧天下的担当意识和勇于任事的实干精神。

　　谭其骧在《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中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从文化人格的结构讲，湖南人的认知品格和信息储存应该比不上江浙人、两广人（江浙一带山清水秀物阜民丰，南北朝时迁徙过来的主要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原官宦世家。两广在近代以来作为通商口岸则得风气之先）；由于气候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意志品格和情感情绪方面，相较西北、东北或其他地方，谈不上如何过人，既不特别细腻敏感也不特别粗犷豪放，而以坚韧执着见长（作为从江西过来的移民，对中原文化的保留不似客家和河洛即闽南人纯粹——华夏和天下的观念则蒂固根深；他们与湖南的土著在抗争中融合，不仅培养了开拓务实的精神，也吸纳了当地劲悍决烈的民风血气）。但综合起来看，它具有某种比较优势：认知上有岳麓书院长期的理学和经世致用思想的熏染；作为闭塞的稻作之乡，读经入仕几乎是其精英子弟唯一的进身之阶；作为广东近邻，能够强烈感受到列强侵略带来的危机冲击。凡此种种，加上一些因缘际会，终于（也只有）在那个正常秩序无法维持，“上疆场彼此弯弓月”（进士状元哪考得过江南！）的时代脱颖而出，在中华民族的存亡续绝之交立下不世之功。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背景下，杨度写出了《湖南少年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甚如此，莫言事急实流涕。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楚人尚气。气是生命存在的本真样态，是一种发为行事的潜力与可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乱世英雄起四方。它们的后面相同的是气，不同的仅在这酣畅淋漓的生命元气所与结合之文化理念（值得庆幸，书院的教化使这种方向不定，善恶不明的混沌意气被陶冶熏染成为与儒家文化价值理想互融互渗的书生意气）。所以，当有人说湖湘文化是一种逆境文化时，确实道出了它的某种特征。

　　沧海桑田，星移斗转。这样一种逆境文化还有什么现实性意义吗？还能为今天的湖南今天的中国做些什么？“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勉强点说，革命可以对应改革，出钱可以对应经商，做官可以对应招商引资搞开发，那么，打仗呢？有人在摇头。

　　请看湖湘文化制约文学繁荣说：

　　《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认为，湖湘文化将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人生价值取向单元化，在将政治作为社会运作终极目标的同时，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自主型、开放型现代人格建构的忽略乃至轻视。“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呼唤成为文化转型的根本标志。”这种政治本位思想已落后于时代，湖湘文化退出时代中心舞台、走向萎缩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再请看湖湘文化阻碍经济发展说：

　　湖南既享受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又有中西部地区优惠政策；湖南的人才素质之高，早已全国闻名；矿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然而经济停滞不前，症结到底在哪里？许多官员企业家认为湖南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出现在文化方面，一千多年来潜藏在湖南人骨子里的湖湘文化始终与现代经济冲撞，磨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周兴旺先生说：“现在有很多湘军，但是就是没有一支企业家湘军。”在一个经济日益商业化、政治日益民主化、文化日益世界化深入人心的今天，说句实在话，湖湘文化对湖南人的下代的影响是负面的，必然造成湖南发展的性格瓶颈。

　　我看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扯淡。首先，没搞清文化和人的关系。文化固然制约行为，但并不具有绝对性，因为人创造出文化原本是要更好的生活，或生活得更好。文化在结构上是多元的，对应于人的多元需要。让尿憋死的人叫傻瓜！其次，没搞清文化和经济、文学的关系——它是通过人这个中介连接起来的。这种关系逻辑太复杂，就举例说吧：徽州、温州都是商业最发达的，但同时也是最重读书尤其重视儒学的；广州、深圳个性市场化以及与国际接轨程度高于湖南吧，文学创作又怎样？《上海宝贝》能跟《曾国藩》同日而语吗？再次，没搞清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政治第一”？谁说的。以天下为己任并不一定要从政，更不必然意味着对经济的排斥。台湾经济奇迹的设计师尹仲容就是湖南人。至于讲现代化大生产所注重的规则、程序等等，主要是制度问题、教育问题。人是挂在符号之网上的动物，但这网却也是人一直都在编织着。在因时因地制宜，追求人生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文化总是趋向于越来越丰富成熟（譬如，科技和宗教这两种似乎水火不相容的两种文化，在美国就都高度发达，和谐共存）。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各有精彩，在不同的挑战面前，由不同的区域文化出来承担责任引领风骚，难道不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倒的重要原因吗？明乎此，又有什么必要为湖湘文化不够温州化深圳化而殚精竭虑忧心如焚乃至气急败坏呢？退一步讲，我们现在所处的真是一个可以完全埋头搞经济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吗？不说使馆被炸、海南撞机，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主导的分裂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愈演愈烈，对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构成严峻挑战——那可是１８９４年甲午海战惨败那近代痛史的断简残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这句话的顾炎武还说：意气之感，固士大夫之不可无也。意气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心忧天下的担当意识和勇于任事的实干精神。有此意气，是湘人之幸，国人之福。

　　来源：光明网—《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