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悬谜：黄河直上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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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史千古悬谜：黄河直上玉门关

（二○○六年十月三十日）

李　鸥

　　相传为唐代诗人王之涣所作的一首《凉州词》，是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名诗。在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流行版本，尤其是提供给中小学生阅读的流行版本中，这首诗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但是，到过玉门关以及熟知中国西北地理的人难免起疑：“玉门关与黄河相离千里之遥，怎能扯到一块儿？王之涣真的是这么写的么？”而略知古籍中该诗其他版本的人，则更会持疑：“王之涣这首诗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
　　一、纷繁迷离的该诗历代版本
　　历代古籍中这首诗的版本五花八门。以下按古籍成书年代先后为序试列数例：
　　［唐］芮挺章《国秀集》。该书成书于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在该书“卷下”中的“王涣之”名下记《凉州词》诗为：“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远上白云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1]
　　［唐］薛用弱《集异记》。该书成书于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在该书“卷第二”中的《王涣之》条记述了王昌龄、高适、王涣之“旗亭画壁”的故事，其中所载这首诗为：“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2]
　　［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该书成书于北宋雍熙三年十二月（公元987年1月）。该书有两处载该诗，两处又从标题到内容都有差异。在该书第二册“卷一九七·诗四七［乐府六］”中的诗题是《出塞》，记为“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3]而在同书同册“卷二九九·诗一四九［军旅一］”的“边塞”条中，诗题却为《凉州》，记为：“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沙直上白云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4]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该书大约成书于宋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4年）[5]。在该书“卷第二十二·横吹曲辞二·汉横吹曲二”《出塞》题“王之奂”条下记：“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6]
　　［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该书成书于1224年。该书卷二十六“王之涣”条中记：“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过玉门关。”[7]
　　［宋］龙袤《全唐诗话》。该书成书于咸淳辛未年（公元1271年）。该书“卷一”王之涣名下载《出塞诗》：“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过玉门关。”[8]
　　［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该书成书于元成宗大德甲辰年（1304年）。该书卷三“王之奂”条载：“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9]
　　［清］徐增《说唐诗》。该书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年）。该书“卷之十一·七言绝句之中”王之涣名下载《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后评述曰：“凉州，即汉时月支国地，武帝置酒泉郡、武威、张掖，后魏曰凉州。玉门关，即在其处。“一片孤城万仞山”，一片，是言城之孤。万仞，是言山之高削，则树木稀少可知。“黄河远上白云间”，从河近处而直见其源，挂于白云之间；是言边地之广阔荒凉也。其间娱耳之音绝无，所吹者，止是羌笛；笛之名羌，犹笳之名胡也。笛曲有《折杨柳》，人将别，则折柳，《折柳》，又离别曲名。笛声清哀，又在绝域，闻者多室家离别之感，不无怨此杨柳。于是之涣笑那怨者，乃一似向羌笛而呼之曰：‘羌笛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即怨杨柳，杨柳也得春风吹荡，然后发生。有春风方有杨柳，今春风不度玉门关，那处见杨柳而相怨哉！’此诗只要说玉门关之苦，而苦见矣。风致绝人，真好诗。”[10]
　　［清］《御定全唐诗》。该书最早的版本扬州诗局本成书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该书在收录王之涣这首诗时，也出现了北宋《文苑英华》那样同时有两种版本的情况。在该书“卷十八·横吹曲辞”《出塞》题下“王之涣”条载：“黄砂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11]而在“卷二百五十三”《凉州词》题下“王之涣”，却记为：“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12]
　　［清］蘅塘居士《唐诗三百首》。该书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该书在“乐府之四”《出塞》题下“王之涣”条载：“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13]
　　由上可知，历代记载此诗版本繁多。歧载主要有四：
　　1、诗题有异。历代各家版本曾经出现过的诗题有《凉州词》、《出塞》、《凉州》等多种。考虑到古人做诗常常不一定拟定题目，往往是后人在收录时根据诗意添题，因此，这较易理解。
　　2、句序有异。主要是前两句的句序有差歧。在由王之涣同时代人芮挺章所编、最早收录此诗的《国秀集》中“一片孤城万仞山”为首句；一百年后的薛用弱在编《集异记》时将“一片孤城万仞山”放在次句；而最有意思的是，又过了一百多年李昉等编《文苑英华》时，同时分两个标题选录两首该诗，“一片孤城万仞山”一为首句，一为次句，估计一种可能是当时两种版本都在流传，无从考据真伪，《文苑英华》为慎重起见干脆将两种版本一并辑入；另一种可能是《文苑英华》同时参阅《国秀集》和《集异记》，无从定夺哪种版本为真，干脆将二者一并辑入。此后历代收录此诗的书籍中均多将此句置为次句。在此我还想提一提清代徐增所编的《说唐诗》。我现在所见到的《说唐诗》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的今人重校本，而非徐增的原本，该版《说唐诗》在引诗时采“一片孤城万仞山”为次句版，但从徐增的说诗评语看，显然是将“一片孤城万仞山”当作首句，可见徐增本人是持“一片孤城万仞山”为首句之见的，亦可证徐增时世上亦流行“一片孤城万仞山”首句版。中国诗歌自古讲究句尾字的押韵，对有些句序存疑的古诗，押韵往往可以作为辨析句序的一种方法，但是，在这首诗中，首次二句的尾字“间”、“山”与末句的“关”在古韵中均同韵，就无法采用辨韵法来辨析所存疑的首次二句的句序了。
　　3、末句两处有异。末句前四字计有四种版本：《国秀集》、《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全唐诗》是“春光不度”，《集异记》、《唐才子传》、《说唐诗》、《唐诗三百首》是“春风不度”，《全唐诗话》是“春风不过”，《唐诗纪事》是“春光不过”。今人流行版本多取“春风不度”。
　　4、何上“白云间”存在差歧。其一，是“远上”还是“直上”？各种版本不一。其二，是“黄沙”还是“黄河”上“白云间”？这是该诗留给人们的最大悬疑，也是后人对该诗争议最大之处。
　　二、王之涣到过玉门关么？
　　王之涣（生卒于687－742年），唐代芮挺章《国秀集》、薛用弱《集异记》称作“王涣之”，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作“王之奂”，其他古籍及今人流行称作“王之涣”。
　　新、旧《唐书》对王之涣生平均无记述。唐诗人高适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14]作《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诗云：“適远登蓟丘，兹晨独搔屑。贤交不可见，吾愿终难说。迢递千里游，羁离十年别。才华仰清兴，功业嗟芳节。旷荡阻云海，萧条带风雪。逢时事多谬，失路心弥折。行矣勿重陈，怀君但愁绝。”最早选收王之涣诗文的《国秀集》（公元744年）除了收录王之涣《凉州词》两首、《宴词》一首外，既无其生平载述，也无其他评语。白居易在元和年间（公元805－815年）所作《故滁州刺史赠刑部书荥阳郑公墓志铭并序》中曾载：“公（指滁州刺史郑昈）尤擅五言诗，与王昌龄、王之涣、崔国辅辈联唱迭和，名动一时。”[15]公元824年成书的《集异记》中虽载述了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王昌龄（生卒于公元698－约757年）、高适（生卒于约702－765年）同王之涣“旗亭画壁”的故事，但并无对王之涣生平或其他事迹的载述。宋代计有功所撰《唐诗纪事》则除了选录王之涣的《九日送别》、《出塞》（即《凉州词》）、《登鹳鹊楼》、《送别》等四首诗外，还载述：“之涣，并州人，与兄之成、之贲皆有文名。天宝间人。”[16]宋人龙袤在其编撰的《全唐诗话》中，对王之涣生平的载述与宋计有功《唐诗纪事》相同。元朝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是载述王之涣生平较多的古籍，该书卷三“王之奂”条载：“之奂，蓟门人。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中折节工文，十年名誉自振。耻困场屋，遂交谒名公。为诗情致雅畅，得齐、梁之风。每有作，乐工辄取以被声律。与王昌龄、高适、畅当忘形尔汝。尝共诣旗亭，有梨园名部继至，昌龄等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可观诸伶讴诗，以多者为优。’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一唱适一绝句。之奂曰：‘乐人所唱皆下俚之词。’须臾，一佳妓唱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复唱二绝，皆之奂词。三子大笑曰：‘田舍奴，吾岂妄哉！’诸伶竟不谕其故，拜曰：‘肉眼不识神仙。’三子从之，酣醉终日。其狂放如此云。有诗传于今。”[17]
　　真正让后人搞清王之涣生平的是清末出土的唐代靳能所作《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该铭文载：“□命者自然冥数，轩冕者傥来寄物。故有修身智术，讲仁义行，首四科而早世；怀公辅道，蕴人伦识，官一尉而卑栖。命与时欤，才与达欤，不可得而偕欤？公名之涣，字季凌，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即后魏绛州刺史隆之五代孙。曾祖信，隋朝请大夫、著作佐郎，皇蒲州安邑县令。祖表，皇朝散大夫、阳翟丞、瀛州文安县令。父昱，皇鸿胪主簿、雍州司士、汴州浚仪县令。公即浚仪第四子，幼而聪明，秀发颖悟。不盈弱冠，则究文章之精；未及壮年，巳穷经籍之奥。以门子调补冀州衡水主簿。气高□时，量过于众。异毛义捧檄之色，悲不逮亲；均陶潜屈腰之耻，□于解印。会有誙人交构，公因拂衣去官，遂优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淡珪爵，酷嗜闲放。密亲懿交，测公井渫，劝以入仕，久而乃从，复补文安郡文安县尉。在职以清白著，理人以公平称。方将遐陟庙堂，惟兹稍渐磬陆，天不与善，国用丧贤，以天宝元年二月十四日遘疾，终于官舍，春秋五十有五。惟公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皦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至夫雅颂发挥之作，诗骚兴喻之致，文在斯矣，代未知焉，惜乎！以天宝二年五月廿二日葬于洛阳北原，礼也。嗣子英及羽等，哀哀在疚，乐乐其棘。堂弟永宁主簿之咸泣奉清徽，托志幽壤。能忝畴旧，敢让其词。铭曰：苍苍穷山，尘复尘兮，郁郁佳城，春复春兮。有斐君子，閇兹辰兮。於嗟海内，涕哀辛兮。矧兹密戚，及故人兮。”[18]
　　由《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可知王之涣卒于唐天宝元年二月十四日，即公元742年，终年55岁。由此可推定其生于公元688年。同时可知，以往的《唐诗纪事》中所载王之涣为“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人”是为确切，而《唐才子传》所载“蓟门（今北京郊区）人”显然是错误的。估计《唐才子传》认为王之涣是“蓟门人”，是据高适有《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一诗，误揣高适赴王之涣郡望访友不遇。由该墓志铭还可知，王之涣曾两度为官，第一次官任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主簿，曾与其他官僚不合而辞官，辞官后游历各地，曾“夹河（黄河）数千里”，可知其曾在黄河沿岸游历。并且该墓志铭“尝或歌从军，吟出塞”的记载也印证了王之涣确曾作《出塞》（即《凉州词》）诗。但遗憾的是，该墓志铭未能给王之涣是否到过玉门关以及《凉州词》的原诗版式提供任何线索。
　　由于缺乏王之涣曾经到过玉门关的佐证，王之涣《凉州词》到底是写其亲到玉门关的观感，还是凭想象的自由发挥，就无法确知，这使得《凉州词》“黄河”与“玉门关”的关联成为悬疑，也使到底是“黄河”还是“黄沙”成了不解之谜。
　　三、“黄河”“黄沙”之疑与辩
　　历史上曾经至少有四座玉门关。第一座玉门关大约建于西汉武帝时，约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关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第二座玉门关大约建于东汉至和帝年间（公元89年-105年），关址在今甘肃省酒泉地区的玉门镇，距西汉所筑第一座玉门关四百多公里。第三座是隋朝的玉门关，关址在今甘肃省锁阳城。第四座是唐朝的玉门关，关址在今甘肃省锁阳城附近。这几处玉门关，无论哪一座都距黄河有上千里之遥。依王之涣所处时代，他在《凉州词》中所说的玉门关当为唐代的玉门关，这里也肯定见不到黄河。
　　历代都曾有人认为“黄河远上白云间”句有误，认为该句当为“黄沙直上白云间”。理由主要是在玉门关不可见黄河，但常见黄沙。并认为，可能是最早传抄时手写草书之“沙”字被人误当为“河”字，之后以谬传谬所致。许多人还以玉门关当地扬风之时常见黄沙连天景象以证“黄沙直上白云间”绘景贴切之妙。
　　而坚持“黄河远上白云间”者则认为，“黄沙直上白云间”远无“黄河远上白云间”之雄浑大气，以王之涣这样名气盖世的诗人，显然不会选择“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样平庸的诗句而必取“黄河远上白云间”。并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像王之涣这样的诗人，不一定以实景写诗，而有可能为了能让诗有意境，大跨度将黄河和玉门关这两个本不相关的事物横贯起来以渲染诗意氛围，这种异于常人的想象力正是其过人之独到处，也正是成就其超凡诗名之所在。
　　认为该句当为“黄沙直上白云间”的人，都似乎先假定了这样一个逻辑：将不相及的“黄河”与“玉门关”扯到一块儿，是一个低级错误，像王之涣这样一个诗门高手，不可能犯低级错误，因此，“黄河远上白云间”肯定是后人谬传，“黄沙直上白云间”才是王之涣原作。
　　认为该句当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人，则似乎先假定了这样一个逻辑：像“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样的平庸之作，绝对不可能出自王之涣这样一个诗门高手，只有俗眼不识仙妙之人才会去推敲“黄河”与“玉门关”到底是否有关联，王之涣绝不会如俗人一般考虑这类琐碎问题。
　　两种观点历代争辩不休，但似乎都将问题引入了歧途。其实，一句诗妙不妙同到底是不是谁的手笔，并无绝对对等关系；一句诗是否有谬误同到底是不是谁的原作，也并无绝对对等关系。像这样无论赞成“黄沙”之合理的还是赞成“黄河”之绝妙的，都先认定王之涣是神不是人，认定王之涣绝对是不会出错的或绝对超凡的，而出错或俗落的只会是他人、后人，然后再用“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眼神去瞧盼王之涣，怎么看怎么觉得对极美极；又用另一种眼光去蔑视他人、后人，怎么看怎么觉得别人全都是错极俗极。如此成见眼光，怎么可能客观鉴清一桩“是否原作”、“何为原作”这样本来是纯客观而并不因他人、后人好恶而改变的事实之是非呢？
　　因此，我认为迄今为止的各种争论都由于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的猜测，而不是严格的科学考证。由于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同各家观点争辩，因此，就不一一去加以剖析了。
　　四、我的假说：王之涣误将疏勒河当黄河
　　到过历代各个玉门关遗址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同感：伫立于玉门关上吟诵现今流行的王之涣《凉州词》，总有一种“怎不见黄河”的缺憾甚至尴尬，但若将从玉门关不远而过的疏勒河当黄河，再想想现在已近干涸的疏勒河在唐朝时曾经是水势浩淼的大河，王之涣的感觉就有了。
　　如果王之涣曾到过玉门关，当然是唐代的玉门关，而且当时又错将疏勒河当成了黄河，那么，写下了“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远上白云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因芮挺章是王之涣同时代人，此处暂当芮挺章《国秀集》所载为王之涣原作）是完全有可能的，并且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王之涣会不会误将疏勒河当黄河？完全可能，而且不仅王之涣可能，甚至在那时候任何人都存在这种误将的可能。
　　黄河的源流，在中国古代长期是个谜，并流行多种不实传说。先秦《山海经》称“河出昆仑”。《山海经》所称“昆仑”指的是现在的新疆天山，可见当时人们将黄河源流估计之远。在汉代，人们还曾将玉门关一带列入“昆仑”之境，在后来的唐玉门关西边有一段汉塞（长城）叫昆仑塞，并设都尉府置在昆仑障（今瓜洲县附近）[19]，因此，依据《山海经》“河出昆仑”之语，后人或有将《山海经》之“昆仑”误当玉门关一带，则必会产生“河出玉门关之境”的误识。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黄河源头在何处的新消息。据张骞报告，黄河上源始于于阗，东流注入罗布泊后，潜入地下流动，至南边再涌出地面成为黄河。[20]《汉书》也有类似的说法：“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今罗布泊）。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黄河）云。”[21]依照《史记》、《汉书》的说法，塔里木河便成了黄河的上源，而塔里木河的水则远自葱岭而发，这样帕米尔高原成了黄河源了。葱岭、于阗河源说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唐代，由于青藏高原基本属于吐蕃国的缘故，唐朝廷不可能对黄河源流作全面的勘考，因此也就不可能确切了解黄河的河源及上游流向、支流分布。《旧唐书》有这样一段记载，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出使吐蕃，于第二年六月回到长安，向朝廷报告自己“往来黄河上流”见闻时说：“是时元鼎往来，渡黄河上流，在洪济桥（在今青海省龙羊峡水电站附近）西南二千余里，其水极为浅狭，春可揭涉，秋夏则以船渡。其（洪济桥）南三百余里有三山，山形如鏊，河源在其间，水甚清冷，流经诸水，色遂赤，续为诸水所注，渐既黄浊。又其源西去蕃之列馆约四驿，每驿约二百余里。东北去莫贺延碛（今甘肃敦煌市至新疆哈密市之中）尾，阔五十里，向南渐狭小。北自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之西，乃南入吐浑国，至此转微，故号碛尾。计其地理，当剑南之直西。元鼎初见赞普于闷惧卢川，盖赞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逻娑川南百里，臧河（今雅鲁藏布江）之所流也。”[22]刘元鼎这次奏报，为朝廷和唐人认知黄河上游的流向提供了新的资讯，有可能成为此后唐朝廷和唐人对黄河上游情况的新认知，但这一奏报是在王之涣去世80年之后。历史上朝廷曾经正式专门派人朔流而上去勘考黄河上游及源头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七年十月已丑（1280年11月4日）下令都实带着人去探寻黄河之源，务必查出个究竟，考察队经过几个月的跋涉，到达河源，绘有图件，回报朝廷；第二次是清朝的康熙皇帝玄烨于康熙四十三年四月癸酉（1704年5月7日）命侍卫拉锡等视察河源，但他们也只到了星宿海，虽已发现星宿海的水还有三条河作为上源，但并未追到源头，直至乾隆时才又派人真正搞清黄河源头及上游诸支流源流。
　　事实上，尽管王之涣的《凉州词》自唐宋时起就已有“黄河”、“黄沙”传本之异，但真正有人以“黄河不到玉门关”为由对该诗“黄河”版持疑，则始自清代。这恐怕同清以后人们开始了解了黄河真正源流有关，同时也反证了包括王之涣在内的绝大多数清前古人极有可能将西域之地的许多河流都疑作黄河上游支流。“百川汇河”是中国自古的一种认识，将西域高原诸水都疑作最终汇入黄河而东流出海，是客观上并无全面勘考条件的中国古人的普遍朦胧臆念，这大概也是《山海经》“河出昆仑”及以后历代大多数人的认识基础。
　　此外，由于古人不具备准确测绘广袤的西域地图的条件，对西域各地的地理方位往往只是凭途径的大概感觉去描述，将不同地方的相对位置搞错的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汉书》在“西域传·于阗国”条说：“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今青海胡）；其东水东流，注盐泽（今罗布泊）。”[23]这显然是将青海湖与罗布泊的地理方位东西错位了。这种情况在历代都不是个别，只是到了近代，地理测绘条件日益成熟，情况才逐步改善。
　　因此，唐人是不可能像我们今天一样确知黄河的上游及上游支流的流向情况的，将西陲那些看上去水势汹涌又无从知其所终的大河当作从吐蕃流出的黄河上游可能性极大。
　　疏勒河，在唐代曾是水势汹涌的大河，自西向东过沙洲（今敦煌）北至唐玉门关北入大泽。唐僧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成书于唐武周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与王之涣出生几乎同时）记玄奘西行求法，行抵瓜州，“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24]这里所说的玉门关就是唐代的玉门关，“瓠芦河”就是今疏勒河。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知疏勒河当时确是一条波涛汹涌、气势磅礴的大河，在经唐玉门关一段不仅“洄波甚急”，并且“深不可渡”，颇具黄河气象。
　　王之涣辞去冀州衡水主簿之职后，十数年间四处流寓，并沿黄河游历，但不大可能沿黄河直入吐蕃国去勘考黄河的上游源流。他很可能到过唐域的西端玉门关一带，但由于玉门关地处荒僻大漠之中，他又非朝廷命官，根本无条件对关外的疏勒河进行流域勘考。因此，按当时人们对黄河源流的一些传说，王之涣将疏勒河当作是黄河上游或上游支流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在唐代，人们虽非如我们今天这样确知黄河源流地理，但在治学方面，大多数人的严谨和喜好推敲绝不逊于今人，尤其是在诗人中推敲蔚成风习。按我们已知的情况看，王之涣的《凉州词》或《出塞》在当时不仅未招疑异之询，并且“传乎乐章，布在人口”，而致“名动一时”，令时人以交识之涣为荣。可见王之涣原诗在当时是不存在“玉门关相去黄河千里外何能合入一景”这样的质疑的。那么，怎么才可能在盛行推敲之风的唐人中无人质疑呢？只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王之涣原作确实是“黄沙”而非“黄河”；第二种情况，王之涣原作是“黄河”而非“黄沙”并且时人均将玉门关附近河流误当黄河上游河流。我们都已知道，如果“黄沙”入该诗，就意境来说，则大逊于以“黄河”选入，而致该诗成为平俗之作。而在绝作横世的唐代，一首平俗之作，又怎么可能“传乎乐章，布在人口”而致“名动一时”呢？因此，尽管“黄沙”入该诗不无可能，但就难以解释“传乎乐章，布在人口”之流传盛象了。因此，唯有第二种可能性经得起各方面推敲。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种假说，仅是感到这种假说比之其他各种假说更能经得起各种推敲。至于该诗原作的真相到底如何，我并不持任何成见，包括不以上述新假说为答案。今后如有学者或科学家能找到该诗原作的确凿物证，当以物证为准。
　　总之，这一千古之谜迄今未解，也不知今后能否得解。也许，永远无解越是一种无穷的魅力。

　　注释及文献资料：
　　[1]《唐人选唐诗十种》，据四部丛刊影印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新一版，185页
　　[2]［唐］薛用弱《博异志、集异记》，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11页
　　[3][4]［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5月影印版，974页、1526页
　　[5]采金开诚、葛兆光考证说。见金开诚、葛兆光《历代诗文要籍详解》，北京出版社1988年2月版，48-49页
　　[6]［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324页
　　[7][16]［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394页、394页
　　[8]［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4月版，84页
　　[9]据清四库本，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449页
　　[10]［清］徐增《说唐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255页
　　[11][12]［清］《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版，第一册186页、第八册2849页
　　[13]喻守真编注《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48年版，332页
　　[14]采刘开扬考证说。见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版，26页
　　[15]《白居易集》卷第四十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924页
　　[17][18]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446-450页、446-447页
　　[19]李正宇：《昆仑障考》，载《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20]［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3160页
　　[21][23]《二十四史全译·汉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三册，1942页
　　[22]《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六册，4531页
　　[24]《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4月版，10-11页 我的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u/lt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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