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2:19:03
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
在读《玛特辽娜的家》的时候，就几乎是狂热地喜欢上了索尔仁尼琴。不仅是玛特辽娜这个宛若俄罗斯大地般博大的形象具有感染力，最后一句话带着钝重的思想锋芒击中了我：
“我们都生活在她旁边，却不明白，她就是最正派的人，俗话说，要是离开了这种人，就不会有村庄存在。
也不会有城市存在。
更不会有我们的整个地球存在。”
按照某种零度写作的创作原则，这样写简直是找死；但我喜欢，不可救药地喜欢，因为它可以直达你心灵的最深处……
２００４年夏天的几乎三个月时间里，都在读索尔仁尼琴的另一本书，《牛犊顶橡树》，读得特别慢，几乎每天只读几页，我在享受着那种相似的直击我心灵的喜悦和激动……说得夸张一点，这本书就像一只俄罗斯黑面包外加热牛奶，而我，则是一个饥饿中——极端饥饿中的人，我不需要什么精美而不耐饥的美食，我需要就是这种黑面包和牛奶。
这本书是索尔仁尼琴从１９６７年开始写作的文学—生活札记，到１９７４年结束。１９６７年，他在苏联文学界处于沉寂和孤独中，１９６２年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带来的一帆风顺已离他而去，这个时候他把自己从事写作以来的经历和感悟写了下来；１９７４年，他在最后一篇札记的末尾写下的写作地点是“苏黎世山区”，那是被驱逐之后新的生活地点。
这本书记述了索尔仁尼琴从事写作开始到他被驱逐出苏联的全过程，具体包括：地下写作时期的胆战心惊；受到《新世界》杂志青睐而得以发表《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轰动后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写作原则与再次受到冷漠；第二次地下写作经历；作品偷运出国在国外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获得诺贝尔奖；被拘捕；被驱逐出境。
这本酣畅淋漓的自传性作品给人——也许只是给我——的启示和教益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说它是面包和牛奶，或许还过低评价了它对于一个人的意义，也许就是空气吧？是的，和空气差不多；在生活中，在写作中，你坚持你的原则，而你的原则是一种注定要备受孤独和冷漠的原则。生活的“不正常”如果是制度性的，那么一个写作者就要质疑这样的制度乃至国家。但我们的作家都太聪明了，没有什么人，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和制度乃至国家为敌，成为“国家公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人活在世上，似乎天经地义就要顺应生活以使生活变得幸福，谁要是质疑生活，和生活为敌，那么这个人不是傻Ｘ就是故作深刻的蛊惑者，不要做这样的傻Ｘ，不要做这样的蛊惑者……而且，真地存在不自由吗？生活里真地存在制度性的病毒吗？过好你的日子不就可以了吗？
在给朋友ＺＲＴ的一封邮件里我曾这样认为——
“如果承认生活存在艰辛，而这艰辛是制度、由制度和庞大组织操纵的社会、由社会生活酿造出的人性恶的毒酒所带来的，那么你就必须面对真实这样的东西。每个人面对的真实可能不一样，但起码应是这巨大真实的一个两个侧面。
“事实是很多人、几乎所有的人，对真实是视而不见的。不仅是社会中的人，而且虚拟世界中的人，大家的盲视真是到了可耻的地步，就像威尔斯描绘的盲人国。我不知道是出于逃避真实的自保呢，还是这的确是个麻木低劣的民族，是个官能麻痹的瘫痪民族。他们感到‘自由’，这很好，值得祝福，就像一个为了儿子上学必须弄个假户口、假住址的人，也存在自由，存在说谎的、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可以获得预见到的利益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多么的可鄙和可怜啊，他们完全想像不到——他们的想像力在猪圈一般的现实里已经严重退化了——存在一种不需要这么偷机取巧、这么丧失尊严和可鄙生活也能达到的自由，活得像个人样的自由。有贿赂医生的自由，有在酒桌上讲政治笑话的自由，有托关系走门路赢得生意上的利益的自由，有考大学然后重新站在社会资源—权力分配前沿的自由，这种自由，有时甚至比那种活得像个人的自由，例如民主国家的自由，还具有一种现实的诱惑力，因为在后者那里，你无法想像你通过这种‘自由’获得那么多的特权和便利，尽管往往这仅存在于想像中——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想像可是疯狂地发达啊——但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是否公正’这样的问题上，而在‘通过“自由”我能得到什么’上面。而假如他竟得到了，——例如在官商结合的情况中——那么他对社会发出的赞美诗和他对这样‘自由’的忠心耿耿达到了怎么样的高昂程度啊……
“后极权的压迫不在于像前苏联和文革时那种政治恐怖——当然这是引而不发的底线威慑——或者说不重点在这里，而是就在把每个人都引入他所提供的卑鄙‘自由’的诱惑中，每个人都被绑上它的战车，每个人都成为恶或侏儒人群的组成部分，就像在单位里，当每个人都通过种种手段，过着梦想达到特权的‘自由’生活的时候，表面上看，这种‘自由’生活，和美国那种给人人提供机会的自由生活，也没有太大差别；每个人都有实现理想的机会，可这场‘中国梦’，不是以发挥人的创造潜能和人性尊严为底色的，而是恰恰相反！人人都过着卑琐的生活，人格变得卑微，眼光变得短浅，在猪圈里打滚吧，挤到食槽前就是成功的人生，这样的生活，瓦解了人去追求更高境界的冲动和意志，只有富有人性的人，才会如此；当自己变得卑琐龌龊的时候，最嫉恨的不是自己的卑琐龌龊，而是有那么一两个人竟然敢不卑琐龌龊……”
……出于表述的便利我大段引用了这封信……
而现在的生活和索尔仁尼琴时代前苏联的生活，有没有共同性呢？这种共同性，是不是那种沉重的巨大“真实”呢？“解冻”了，在生活里，空洞的说教和极端恐怖已不大行得通，但这并未使得生活变得公正和正常。在玛特辽娜周围，充满了那种投机取巧、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看似未可厚非的目标——而根本不顾他人死活的变形的人众，是一种后极权的凌乱、琐屑、没有“爱”的环境和生活。在索尔仁尼琴的记述里，没有多少人是真正信仰那种被官方重复了亿万遍的信条的，甚至最后拘捕他的警官，对他也是礼貌有加的。但是这种不信仰的“自由”，这种可以投机取巧的“自由”，距离真正的自由是何等的遥远啊，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生活瓦解了一切对“真实”的关怀，对“本质”的探寻，尽管在制造生活的艰涩，甚至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灾难，但后极权成功地逃避了对它的质询和责难……
在这样的条件下，索尔仁尼琴的勇气是极端令人钦佩的！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良心，这样的良心，是由集中营的苦难锤炼而成的，是被几千万冤魂日夜召唤的。坚守，不需要智商的，不需要聪明才智，坚守只需要勇气，也许正如我的朋友ＺＲＴ君所说，是一种不依赖智商的“宿慧”，他说：有的作家看到有人用鞭子在抽打一匹瘦马，他就抱着那马痛哭。这是一种“宿慧”，不错。太多机巧智慧的写作，而太少这样痛哭的写作。俄罗斯文学有一种可贵的传统，就是这样的“痛哭”式的写作，这样坚守的写作，这样面对良知的写作。写作，面对灵魂，是的，谁都愿意这样高贵地承认，可“灵魂”是什么呢？假如是一个卑琐的、没有良知可言的灵魂，那么也可以面对灵魂的写作，可以的，并且获得一种甚至也让自己感动的高贵。这真是一种令人感到滑稽的经常性的局面。
索尔仁尼琴的“灵魂”和那些冤死的集中营灵魂是相通的。啊，不，如果那种热衷于写烂交、三角恋、偷情和官场智慧、空洞无物又显得高深莫测的形式文字的心智也叫灵魂，那么索尔仁尼琴的就不能叫做灵魂，他真是对灵魂这样高贵称呼的玷污啊……他的“灵魂”（为了防止他的粗鄙的玷污只有加个引号）很不智慧地把国家和制度这样的东西摆在对立面，后者就是橡树，而他这个牛犊——傻Ｘ，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脑袋和稚嫩的犄角狂热地顶向这棵橡树……他不想“生活得更好”吗？为什么不在可以“幸福生活”的时候抓住“幸福生活”呢？为什么和生活、和自己作对呢？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话所说的“傻Ｘ”吗？如果在当今中国的生活中，有谁去这样选择，那不是不可思议的疯了吗？这就是当代的中国生活，而我们每时每刻浸泡在这样的生活中，感到“自由”和“幸福”……
地下写作时是毫不妥协的猛顶，在心灵中。我现在完全无法想像索尔仁尼琴忍受的苦闷和孤独。不得发表，当然；没有现在的互联网可以交流；甚至不能让人知晓。卡夫卡是孤独的，理解他的似乎只有那个马克斯•勃洛德，但起码他可以少量地发表文字，可以在聚会中向友人朗诵他的作品。而这些对于索尔仁尼琴都是奢侈，都是性命交关不容大意的事情。我头脑里印象最深的一些细节：把稿纸的一页页两面写得满满的，为的是节约占用的空间，把稿纸卷成筒，藏在隐秘的地方，但仍然惴惴不安，谁知道安全警察什么时候光临一个劳改营释放分子的住处？在数学教师的生涯中，不可流露任何对文学的兴趣。把定稿保藏，把草稿立即烧毁。“经过了两年的监狱集中营生活，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然而，“我没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到了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很难想像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哪个作家会像索尔仁尼琴这样孤独寂寞，单就此而言，卡夫卡不能与他相比，布尔加科夫也不能与他相比，毕竟，虽然《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在地下写成的，但此前他的许多名作例如《青年医生手记》、《白卫军》等都已经出版。索尔仁尼琴则完全处于一种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绝对恶梦般的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作品能出版；甚至他认为永远也出版不了；而写作这中国人看来的“三不朽”之一，不能给他带来声名，反而极可能向他索要头颅。然而不写作将更加艰难，那些荒诞残酷的经历在日夜发出呼喊，周遭是一团麻木，痛苦的体验找不到出口，只有在写作中，那些呼喊才会平息，把身心都要爆炸掉的痛苦体验才会在这个出口处得以宣泄，也可以说，写作者才可能得以存活下去。就是在这样的恶梦与喜悦交替当中，索尔仁尼琴完成了《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第一卷等等作品，这些作品，正像牛犄角，有力而钝重，它们所冲击的既不是抽象的仿佛真空里的“人性”，也不是抽象的文学形式，或者说，不主要是，主要的是，“难以辩驳的事实”，集中营里获得的残酷的“真理”。
索尔仁尼琴对荣誉和自己要什么有清醒的认识，这种清醒是全书纪录的２０多年生活里，给人印象至为深刻的一点。这种天赋，无法解释，因为许多从劳改营出来后的人，他们忘记了劳改营告诉他们的真理；正像许多从文革苦难中过来的人，他们也忘记了，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获得过什么存在的真理。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清醒和勇气，只能说是天赋，是深沉的俄罗斯文学、思想传统在一个特殊时代结出的一颗饱满的坚果。在他看来，同时代国内大量的文学杂志都是不值一提的，各种奖项都是毫无价值的，他并不以获得它们的嘉许为荣，更不会为了迎合它们而改变自己，哪怕自己被孤寂淹没，也不允许自己被垃圾吞没。“我知道这样的土壤不会收获任何成果。他们刚一步入文坛，所有的人（包括社会小说家、热情奔放的剧作家、社会诗人，更不必说政治家和批评家了）就已经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一切事物和现象绝口不谈主要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了。这种回避真理的誓言就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爱情诗人，甚至抒情诗人，那些为了安全堕入大自然或者优美的风流浪漫故事中去的人他们也因没有勇气触及主要的真理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他坚决拒绝和他们大多数人一样。真使人感慨良多！我们“回避真理的誓言”叫做什么呢？形形色色活跃在文学期刊和出版读物中的主义和流派，这些主义和流派，看上去五光十色，很多元，但其实是一路货色，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回避生活的真理，它们其实是灰色的，各种各样的灰，在盲视的眼睛看来，那就是多姿多彩了……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因《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取了举世盛誉、尤其是获得了高层如特瓦尔多夫斯基乃至赫鲁晓夫赏识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始终保持着清醒，他始终是那个执拗的牛犊，他的犄角依然锋芒毕露！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写完了《癌病房》，写下了《古拉格群岛》、《1917年的革命》等等巨著。而这些作品，都是无法在国内出版的。他需要什么呢？华丽的别墅？不，他很简朴，能够自由地写作就行。他是梁赞市作协会员，应该努力再努力，加把劲加入加盟共和国作协和全苏维埃共和国作协，凭他的才华当个作协主席、文联主席，混个局级、部级干部应该是没问题的，而在前苏联，文化高官就像一切高官那样享受着别人难以想像的特权待遇，受人尊重，举国敬仰，经常可以到黑海等名胜地疗养度假，拥有各地的别墅，（布尔加科夫不朽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对“格里鲍耶陀夫之家”的描写可见作家待遇的一斑），甚至闹出许多风流韵事也不过是增添了关于自己的谈资，领导经常接见——前苏联领导对于文化人尤其是文学界人士的尊重是令人惊奇的，只要你俯首听命于国家的需要，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需要，（另一方面，对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人士的迫害也是令人惊奇的，只要你敢于违抗指令甚至表现出丝毫的叛逆性。）这一切的条件就是，放弃自己认识到——通过自己的血和肉、融化进自己的血和肉里——的“真理”。我记得书中一个文化官员这么说：如果托尔斯泰现在仍那么写，那么他就不是托尔斯泰了。他是什么呢？也许会变作无人光临的荒园里的一冢秘密的土丘吧？……在这样的诱惑和压力下，索尔仁尼琴依然故我，一个人挑战一个国家的例子，也曾经出现过，例如我在《昨日的世界》里看到过茨威格当时对一战的态度使他成为国家公敌，他被迫流亡瑞士；但无法和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茨威格的作品照样可以发表；无性命之虞；实在不行可以流亡外国。而索尔仁尼琴的状况是：作品无法发表；国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悬在头顶，你无法预测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集团变幻莫测的意志，这意志的传统特色是恐怖，皮里尼亚克、巴别尔……都是怎么死的？无行动自由。但是这都无法摧毁索尔仁尼琴的意志。在这样一个富有尊严和人性的灵魂——哦，当然，它不能叫灵魂，如果那些回避真理的灵魂叫做灵魂的话——面前，什么参加作协全国大会，最高领导接见，这些所谓作家们趋之若鹜、简直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出卖人格、尊严、灵魂——如果他们有人格、尊严、灵魂的话——以求一逞的“荣誉”，在索尔仁尼琴看来都不值一提，不，它们甚至不能和他最短小的文章相提并论，他写啊写写，干着“诅咒”祖国的勾当，干着自毁前程的事情，孜孜矻矻做着一个傻Ｘ，人家硬把他拉去参加作代会，他竟在会上散布反动的致最高领导的公开信；最高领导层开始疏远他，他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结束对他们个人的感恩戴德，可以把精力全都用于写作了。20世纪向像索尔仁尼琴这样，拼命地和自己的身家性命为敌的作家，我看只有天才的卡夫卡了，他把自己当作人类的“替罪羊”，用恐惧颤栗的笔触写下了何等沉重的文字，而索尔仁尼琴事实上是把自己当作俄罗斯民族的“替罪羊”，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个入了地狱的人，他喊叫出的只能是在地狱之所见，企图让他将之粉饰为太平盛世，那么这个鬼魂是做不到的。是的，卡夫卡，索尔仁尼琴，他们是20世纪的两大傻Ｘ，放着体面的、尊贵的人不当，要当地狱的鬼魂。让我们都来鄙夷这样的傻Ｘ和这样的鬼魂吧……
索尔仁尼琴没有变作无名废园里的一座荒冢，看似一个奇迹。但如果认真回味，这奇迹也有它的因由。这首要地得益于他的两大恩人，一个是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个是赫鲁晓夫。前者——在文学界举足轻重的《新世界》主编，苏维埃主席团候补委员——发现了索尔仁尼琴；后者点头同意发表那篇举世皆惊的中篇小说，并多次接见索尔仁尼琴，为他撑腰（可惜赫鲁晓夫这个不彻底的改革者，也许要叫做机会主义者很快被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搞垮台）。索尔仁尼琴感恩地将他们身上的某种气质称作“乡下人精神”。关于赫鲁晓夫他写得很少，但对特瓦尔多夫斯基则长篇累牍，堪称书里二号人物。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个才情俱佳的诗人，有着真正质朴的感情和艺术鉴赏力，热衷于发现特异的文学新人，一旦发现他可以激动得浑身发抖；他可以像一个毛头小子那样跑到梁赞索尔仁尼琴——一个和他级别天差地远的市级作协会员、中学数学教师——家，就着伏特加看他的新作，最后竟酩酊大醉，对一部杰作的诞生热烈欢呼。（试想，我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这等雪夜访戴的血性和作为吗？）但他另一方面又及其驯服于体制，毕竟他是苏维埃官员，党对他的需要已成为一种本能反应。而对好的艺术品，对真实，对真理，他也有一种本能反应。这样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可避免地就成为一个悲剧角色，他在他的两种本能之间抗争、挣扎，如同身陷毫无希望的战场，可幸运的是，对真理的认知和响应总是战胜对权力的服从和驯顺，其方式是用权力的话语不断地替相反的、异端的东西自圆其说，欺骗自己，仿佛后者正是前者的变体或附庸，这个世界依然和谐，这个牛犊不是在朝自己寓居的老窝——大橡树——激烈地撞击着，而是在亲昵地和橡树调情。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自圆其说和自我欺骗的本领真是高超，但真正做到和谐是不可能的，橡树在震动、摇晃，他很痛苦，也许他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所谓体制的，他用酒精麻醉自己，于是我们看到他一次次陷入酗酒的癫狂中。在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对真理、或者说“难以辩驳”的明显事实的朴素认同，并根据这种朴素认同所做出的朴素行动，也许就是“乡下人精神”的具体所指吧？事实上，这种“乡下人精神”是俄罗斯全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像托尔斯泰，听到有人在监狱里受苦，就感到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点不对头，就有到监狱和那人一起受苦的念头；像契可夫，对那个可怜的卞卡施以多么温馨的眼泪；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不杀人”的体验多么深刻而朴素……就像一个质朴的乡下人，他的情感是自然的，自明的，没有经过机诈和凶残污染的“绿色情感”。其实，在索尔仁尼琴所反映的６０—７０年代，整个社会可以看出都在从压制和异化中“解冻”挣脱出来，欺骗的市场极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总是有不少朋友，而不是开头的一些同病相怜的劳改营释放犯，在给索尔仁尼琴提供隐藏手稿、提供隐秘写作地点等等帮助，可以看到即使最后拘捕，警察对他也是很礼貌的，毕竟斯大林时代的粗暴已经失却了市场，索尔仁尼琴津津乐道自己如何摆脱跟踪者，偷偷把书稿缩印胶片交给人带出国，我甚至这样理解，那并非因为索尔仁尼琴多么高明或五十岁的他多么敏捷，而实在是跟踪者已懒得认真，除了格格勃和官僚系统，谁会把他真正当作祖国的敌人呢？况且这个祖国真是可以信赖的温暖的大家庭吗？即使认真履行职责，有谁会像斯大林时代那样认真高效地作出决策，将此人绳之以法甚至一发子弹打法了事呢？通通都是低效而暧昧的，这就是后极权社会的特色。正是这种带有素朴社会心理特点的暧昧，使“乡下人精神”的抬头成为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索尔仁尼琴已经肆无忌惮地在国外发表著作，“自曝家丑”，连他自己都一边得意一边惶惶不安地感到绳子就要收紧的时候，仍然天下太平。即使在拘捕的征兆已经相当明显之时，当局的决策依然是犹犹豫豫，低效且迟缓，这表明，二十年前在俄罗斯大地肆虐的高效的统治机器，随着后极权时代的来临，也失却了高效和明快，失却了理直气壮的恐怖，失却了振振有词的证明自我合法性的“革命式”行动。
橡树已经腐朽，牛犊却很年轻。牛犊敢于公开或半公开挑战它，也可谓正当其时了；而它的倒坍崩溃，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
（《牛犊顶橡树》，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在读《玛特辽娜的家》的时候，就几乎是狂热地喜欢上了索尔仁尼琴。不仅是玛特辽娜这个宛若俄罗斯大地般博大的形象具有感染力，最后一句话带着钝重的思想锋芒击中了我：
“我们都生活在她旁边，却不明白，她就是最正派的人，俗话说，要是离开了这种人，就不会有村庄存在。
也不会有城市存在。
更不会有我们的整个地球存在。”
按照某种零度写作的创作原则，这样写简直是找死；但我喜欢，不可救药地喜欢，因为它可以直达你心灵的最深处……
２００４年夏天的几乎三个月时间里，都在读索尔仁尼琴的另一本书，《牛犊顶橡树》，读得特别慢，几乎每天只读几页，我在享受着那种相似的直击我心灵的喜悦和激动……说得夸张一点，这本书就像一只俄罗斯黑面包外加热牛奶，而我，则是一个饥饿中——极端饥饿中的人，我不需要什么精美而不耐饥的美食，我需要就是这种黑面包和牛奶。
这本书是索尔仁尼琴从１９６７年开始写作的文学—生活札记，到１９７４年结束。１９６７年，他在苏联文学界处于沉寂和孤独中，１９６２年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带来的一帆风顺已离他而去，这个时候他把自己从事写作以来的经历和感悟写了下来；１９７４年，他在最后一篇札记的末尾写下的写作地点是“苏黎世山区”，那是被驱逐之后新的生活地点。
这本书记述了索尔仁尼琴从事写作开始到他被驱逐出苏联的全过程，具体包括：地下写作时期的胆战心惊；受到《新世界》杂志青睐而得以发表《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轰动后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写作原则与再次受到冷漠；第二次地下写作经历；作品偷运出国在国外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获得诺贝尔奖；被拘捕；被驱逐出境。
这本酣畅淋漓的自传性作品给人——也许只是给我——的启示和教益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说它是面包和牛奶，或许还过低评价了它对于一个人的意义，也许就是空气吧？是的，和空气差不多；在生活中，在写作中，你坚持你的原则，而你的原则是一种注定要备受孤独和冷漠的原则。生活的“不正常”如果是制度性的，那么一个写作者就要质疑这样的制度乃至国家。但我们的作家都太聪明了，没有什么人，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和制度乃至国家为敌，成为“国家公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人活在世上，似乎天经地义就要顺应生活以使生活变得幸福，谁要是质疑生活，和生活为敌，那么这个人不是傻Ｘ就是故作深刻的蛊惑者，不要做这样的傻Ｘ，不要做这样的蛊惑者……而且，真地存在不自由吗？生活里真地存在制度性的病毒吗？过好你的日子不就可以了吗？
在给朋友ＺＲＴ的一封邮件里我曾这样认为——
“如果承认生活存在艰辛，而这艰辛是制度、由制度和庞大组织操纵的社会、由社会生活酿造出的人性恶的毒酒所带来的，那么你就必须面对真实这样的东西。每个人面对的真实可能不一样，但起码应是这巨大真实的一个两个侧面。
“事实是很多人、几乎所有的人，对真实是视而不见的。不仅是社会中的人，而且虚拟世界中的人，大家的盲视真是到了可耻的地步，就像威尔斯描绘的盲人国。我不知道是出于逃避真实的自保呢，还是这的确是个麻木低劣的民族，是个官能麻痹的瘫痪民族。他们感到‘自由’，这很好，值得祝福，就像一个为了儿子上学必须弄个假户口、假住址的人，也存在自由，存在说谎的、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可以获得预见到的利益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多么的可鄙和可怜啊，他们完全想像不到——他们的想像力在猪圈一般的现实里已经严重退化了——存在一种不需要这么偷机取巧、这么丧失尊严和可鄙生活也能达到的自由，活得像个人样的自由。有贿赂医生的自由，有在酒桌上讲政治笑话的自由，有托关系走门路赢得生意上的利益的自由，有考大学然后重新站在社会资源—权力分配前沿的自由，这种自由，有时甚至比那种活得像个人的自由，例如民主国家的自由，还具有一种现实的诱惑力，因为在后者那里，你无法想像你通过这种‘自由’获得那么多的特权和便利，尽管往往这仅存在于想像中——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想像可是疯狂地发达啊——但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是否公正’这样的问题上，而在‘通过“自由”我能得到什么’上面。而假如他竟得到了，——例如在官商结合的情况中——那么他对社会发出的赞美诗和他对这样‘自由’的忠心耿耿达到了怎么样的高昂程度啊……
“后极权的压迫不在于像前苏联和文革时那种政治恐怖——当然这是引而不发的底线威慑——或者说不重点在这里，而是就在把每个人都引入他所提供的卑鄙‘自由’的诱惑中，每个人都被绑上它的战车，每个人都成为恶或侏儒人群的组成部分，就像在单位里，当每个人都通过种种手段，过着梦想达到特权的‘自由’生活的时候，表面上看，这种‘自由’生活，和美国那种给人人提供机会的自由生活，也没有太大差别；每个人都有实现理想的机会，可这场‘中国梦’，不是以发挥人的创造潜能和人性尊严为底色的，而是恰恰相反！人人都过着卑琐的生活，人格变得卑微，眼光变得短浅，在猪圈里打滚吧，挤到食槽前就是成功的人生，这样的生活，瓦解了人去追求更高境界的冲动和意志，只有富有人性的人，才会如此；当自己变得卑琐龌龊的时候，最嫉恨的不是自己的卑琐龌龊，而是有那么一两个人竟然敢不卑琐龌龊……”
……出于表述的便利我大段引用了这封信……
而现在的生活和索尔仁尼琴时代前苏联的生活，有没有共同性呢？这种共同性，是不是那种沉重的巨大“真实”呢？“解冻”了，在生活里，空洞的说教和极端恐怖已不大行得通，但这并未使得生活变得公正和正常。在玛特辽娜周围，充满了那种投机取巧、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看似未可厚非的目标——而根本不顾他人死活的变形的人众，是一种后极权的凌乱、琐屑、没有“爱”的环境和生活。在索尔仁尼琴的记述里，没有多少人是真正信仰那种被官方重复了亿万遍的信条的，甚至最后拘捕他的警官，对他也是礼貌有加的。但是这种不信仰的“自由”，这种可以投机取巧的“自由”，距离真正的自由是何等的遥远啊，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生活瓦解了一切对“真实”的关怀，对“本质”的探寻，尽管在制造生活的艰涩，甚至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灾难，但后极权成功地逃避了对它的质询和责难……
在这样的条件下，索尔仁尼琴的勇气是极端令人钦佩的！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良心，这样的良心，是由集中营的苦难锤炼而成的，是被几千万冤魂日夜召唤的。坚守，不需要智商的，不需要聪明才智，坚守只需要勇气，也许正如我的朋友ＺＲＴ君所说，是一种不依赖智商的“宿慧”，他说：有的作家看到有人用鞭子在抽打一匹瘦马，他就抱着那马痛哭。这是一种“宿慧”，不错。太多机巧智慧的写作，而太少这样痛哭的写作。俄罗斯文学有一种可贵的传统，就是这样的“痛哭”式的写作，这样坚守的写作，这样面对良知的写作。写作，面对灵魂，是的，谁都愿意这样高贵地承认，可“灵魂”是什么呢？假如是一个卑琐的、没有良知可言的灵魂，那么也可以面对灵魂的写作，可以的，并且获得一种甚至也让自己感动的高贵。这真是一种令人感到滑稽的经常性的局面。
索尔仁尼琴的“灵魂”和那些冤死的集中营灵魂是相通的。啊，不，如果那种热衷于写烂交、三角恋、偷情和官场智慧、空洞无物又显得高深莫测的形式文字的心智也叫灵魂，那么索尔仁尼琴的就不能叫做灵魂，他真是对灵魂这样高贵称呼的玷污啊……他的“灵魂”（为了防止他的粗鄙的玷污只有加个引号）很不智慧地把国家和制度这样的东西摆在对立面，后者就是橡树，而他这个牛犊——傻Ｘ，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脑袋和稚嫩的犄角狂热地顶向这棵橡树……他不想“生活得更好”吗？为什么不在可以“幸福生活”的时候抓住“幸福生活”呢？为什么和生活、和自己作对呢？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话所说的“傻Ｘ”吗？如果在当今中国的生活中，有谁去这样选择，那不是不可思议的疯了吗？这就是当代的中国生活，而我们每时每刻浸泡在这样的生活中，感到“自由”和“幸福”……
地下写作时是毫不妥协的猛顶，在心灵中。我现在完全无法想像索尔仁尼琴忍受的苦闷和孤独。不得发表，当然；没有现在的互联网可以交流；甚至不能让人知晓。卡夫卡是孤独的，理解他的似乎只有那个马克斯•勃洛德，但起码他可以少量地发表文字，可以在聚会中向友人朗诵他的作品。而这些对于索尔仁尼琴都是奢侈，都是性命交关不容大意的事情。我头脑里印象最深的一些细节：把稿纸的一页页两面写得满满的，为的是节约占用的空间，把稿纸卷成筒，藏在隐秘的地方，但仍然惴惴不安，谁知道安全警察什么时候光临一个劳改营释放分子的住处？在数学教师的生涯中，不可流露任何对文学的兴趣。把定稿保藏，把草稿立即烧毁。“经过了两年的监狱集中营生活，我已在不可悉数的题材面前椎心泣血，目睹的一切我把它们当作难以辩驳的事实接受下来，深刻加以理解，不仅不会有人出版我的作品，就连一行字也需要我付出头颅作为代价。”然而，“我没迟疑，没有矛盾地领略到了为真理而忧心如焚的现代俄国作家的命运：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人知晓”。很难想像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哪个作家会像索尔仁尼琴这样孤独寂寞，单就此而言，卡夫卡不能与他相比，布尔加科夫也不能与他相比，毕竟，虽然《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在地下写成的，但此前他的许多名作例如《青年医生手记》、《白卫军》等都已经出版。索尔仁尼琴则完全处于一种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绝对恶梦般的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作品能出版；甚至他认为永远也出版不了；而写作这中国人看来的“三不朽”之一，不能给他带来声名，反而极可能向他索要头颅。然而不写作将更加艰难，那些荒诞残酷的经历在日夜发出呼喊，周遭是一团麻木，痛苦的体验找不到出口，只有在写作中，那些呼喊才会平息，把身心都要爆炸掉的痛苦体验才会在这个出口处得以宣泄，也可以说，写作者才可能得以存活下去。就是在这样的恶梦与喜悦交替当中，索尔仁尼琴完成了《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第一卷等等作品，这些作品，正像牛犄角，有力而钝重，它们所冲击的既不是抽象的仿佛真空里的“人性”，也不是抽象的文学形式，或者说，不主要是，主要的是，“难以辩驳的事实”，集中营里获得的残酷的“真理”。
索尔仁尼琴对荣誉和自己要什么有清醒的认识，这种清醒是全书纪录的２０多年生活里，给人印象至为深刻的一点。这种天赋，无法解释，因为许多从劳改营出来后的人，他们忘记了劳改营告诉他们的真理；正像许多从文革苦难中过来的人，他们也忘记了，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获得过什么存在的真理。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清醒和勇气，只能说是天赋，是深沉的俄罗斯文学、思想传统在一个特殊时代结出的一颗饱满的坚果。在他看来，同时代国内大量的文学杂志都是不值一提的，各种奖项都是毫无价值的，他并不以获得它们的嘉许为荣，更不会为了迎合它们而改变自己，哪怕自己被孤寂淹没，也不允许自己被垃圾吞没。“我知道这样的土壤不会收获任何成果。他们刚一步入文坛，所有的人（包括社会小说家、热情奔放的剧作家、社会诗人，更不必说政治家和批评家了）就已经达成一致的意见对一切事物和现象绝口不谈主要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了。这种回避真理的誓言就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爱情诗人，甚至抒情诗人，那些为了安全堕入大自然或者优美的风流浪漫故事中去的人他们也因没有勇气触及主要的真理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他坚决拒绝和他们大多数人一样。真使人感慨良多！我们“回避真理的誓言”叫做什么呢？形形色色活跃在文学期刊和出版读物中的主义和流派，这些主义和流派，看上去五光十色，很多元，但其实是一路货色，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回避生活的真理，它们其实是灰色的，各种各样的灰，在盲视的眼睛看来，那就是多姿多彩了……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因《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获取了举世盛誉、尤其是获得了高层如特瓦尔多夫斯基乃至赫鲁晓夫赏识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始终保持着清醒，他始终是那个执拗的牛犊，他的犄角依然锋芒毕露！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写完了《癌病房》，写下了《古拉格群岛》、《1917年的革命》等等巨著。而这些作品，都是无法在国内出版的。他需要什么呢？华丽的别墅？不，他很简朴，能够自由地写作就行。他是梁赞市作协会员，应该努力再努力，加把劲加入加盟共和国作协和全苏维埃共和国作协，凭他的才华当个作协主席、文联主席，混个局级、部级干部应该是没问题的，而在前苏联，文化高官就像一切高官那样享受着别人难以想像的特权待遇，受人尊重，举国敬仰，经常可以到黑海等名胜地疗养度假，拥有各地的别墅，（布尔加科夫不朽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对“格里鲍耶陀夫之家”的描写可见作家待遇的一斑），甚至闹出许多风流韵事也不过是增添了关于自己的谈资，领导经常接见——前苏联领导对于文化人尤其是文学界人士的尊重是令人惊奇的，只要你俯首听命于国家的需要，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需要，（另一方面，对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人士的迫害也是令人惊奇的，只要你敢于违抗指令甚至表现出丝毫的叛逆性。）这一切的条件就是，放弃自己认识到——通过自己的血和肉、融化进自己的血和肉里——的“真理”。我记得书中一个文化官员这么说：如果托尔斯泰现在仍那么写，那么他就不是托尔斯泰了。他是什么呢？也许会变作无人光临的荒园里的一冢秘密的土丘吧？……在这样的诱惑和压力下，索尔仁尼琴依然故我，一个人挑战一个国家的例子，也曾经出现过，例如我在《昨日的世界》里看到过茨威格当时对一战的态度使他成为国家公敌，他被迫流亡瑞士；但无法和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茨威格的作品照样可以发表；无性命之虞；实在不行可以流亡外国。而索尔仁尼琴的状况是：作品无法发表；国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悬在头顶，你无法预测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集团变幻莫测的意志，这意志的传统特色是恐怖，皮里尼亚克、巴别尔……都是怎么死的？无行动自由。但是这都无法摧毁索尔仁尼琴的意志。在这样一个富有尊严和人性的灵魂——哦，当然，它不能叫灵魂，如果那些回避真理的灵魂叫做灵魂的话——面前，什么参加作协全国大会，最高领导接见，这些所谓作家们趋之若鹜、简直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出卖人格、尊严、灵魂——如果他们有人格、尊严、灵魂的话——以求一逞的“荣誉”，在索尔仁尼琴看来都不值一提，不，它们甚至不能和他最短小的文章相提并论，他写啊写写，干着“诅咒”祖国的勾当，干着自毁前程的事情，孜孜矻矻做着一个傻Ｘ，人家硬把他拉去参加作代会，他竟在会上散布反动的致最高领导的公开信；最高领导层开始疏远他，他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结束对他们个人的感恩戴德，可以把精力全都用于写作了。20世纪向像索尔仁尼琴这样，拼命地和自己的身家性命为敌的作家，我看只有天才的卡夫卡了，他把自己当作人类的“替罪羊”，用恐惧颤栗的笔触写下了何等沉重的文字，而索尔仁尼琴事实上是把自己当作俄罗斯民族的“替罪羊”，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个入了地狱的人，他喊叫出的只能是在地狱之所见，企图让他将之粉饰为太平盛世，那么这个鬼魂是做不到的。是的，卡夫卡，索尔仁尼琴，他们是20世纪的两大傻Ｘ，放着体面的、尊贵的人不当，要当地狱的鬼魂。让我们都来鄙夷这样的傻Ｘ和这样的鬼魂吧……
索尔仁尼琴没有变作无名废园里的一座荒冢，看似一个奇迹。但如果认真回味，这奇迹也有它的因由。这首要地得益于他的两大恩人，一个是特瓦尔多夫斯基，一个是赫鲁晓夫。前者——在文学界举足轻重的《新世界》主编，苏维埃主席团候补委员——发现了索尔仁尼琴；后者点头同意发表那篇举世皆惊的中篇小说，并多次接见索尔仁尼琴，为他撑腰（可惜赫鲁晓夫这个不彻底的改革者，也许要叫做机会主义者很快被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搞垮台）。索尔仁尼琴感恩地将他们身上的某种气质称作“乡下人精神”。关于赫鲁晓夫他写得很少，但对特瓦尔多夫斯基则长篇累牍，堪称书里二号人物。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个才情俱佳的诗人，有着真正质朴的感情和艺术鉴赏力，热衷于发现特异的文学新人，一旦发现他可以激动得浑身发抖；他可以像一个毛头小子那样跑到梁赞索尔仁尼琴——一个和他级别天差地远的市级作协会员、中学数学教师——家，就着伏特加看他的新作，最后竟酩酊大醉，对一部杰作的诞生热烈欢呼。（试想，我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有这等雪夜访戴的血性和作为吗？）但他另一方面又及其驯服于体制，毕竟他是苏维埃官员，党对他的需要已成为一种本能反应。而对好的艺术品，对真实，对真理，他也有一种本能反应。这样特瓦尔多夫斯基不可避免地就成为一个悲剧角色，他在他的两种本能之间抗争、挣扎，如同身陷毫无希望的战场，可幸运的是，对真理的认知和响应总是战胜对权力的服从和驯顺，其方式是用权力的话语不断地替相反的、异端的东西自圆其说，欺骗自己，仿佛后者正是前者的变体或附庸，这个世界依然和谐，这个牛犊不是在朝自己寓居的老窝——大橡树——激烈地撞击着，而是在亲昵地和橡树调情。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自圆其说和自我欺骗的本领真是高超，但真正做到和谐是不可能的，橡树在震动、摇晃，他很痛苦，也许他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所谓体制的，他用酒精麻醉自己，于是我们看到他一次次陷入酗酒的癫狂中。在特瓦尔多夫斯基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对真理、或者说“难以辩驳”的明显事实的朴素认同，并根据这种朴素认同所做出的朴素行动，也许就是“乡下人精神”的具体所指吧？事实上，这种“乡下人精神”是俄罗斯全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像托尔斯泰，听到有人在监狱里受苦，就感到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点不对头，就有到监狱和那人一起受苦的念头；像契可夫，对那个可怜的卞卡施以多么温馨的眼泪；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不杀人”的体验多么深刻而朴素……就像一个质朴的乡下人，他的情感是自然的，自明的，没有经过机诈和凶残污染的“绿色情感”。其实，在索尔仁尼琴所反映的６０—７０年代，整个社会可以看出都在从压制和异化中“解冻”挣脱出来，欺骗的市场极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总是有不少朋友，而不是开头的一些同病相怜的劳改营释放犯，在给索尔仁尼琴提供隐藏手稿、提供隐秘写作地点等等帮助，可以看到即使最后拘捕，警察对他也是很礼貌的，毕竟斯大林时代的粗暴已经失却了市场，索尔仁尼琴津津乐道自己如何摆脱跟踪者，偷偷把书稿缩印胶片交给人带出国，我甚至这样理解，那并非因为索尔仁尼琴多么高明或五十岁的他多么敏捷，而实在是跟踪者已懒得认真，除了格格勃和官僚系统，谁会把他真正当作祖国的敌人呢？况且这个祖国真是可以信赖的温暖的大家庭吗？即使认真履行职责，有谁会像斯大林时代那样认真高效地作出决策，将此人绳之以法甚至一发子弹打法了事呢？通通都是低效而暧昧的，这就是后极权社会的特色。正是这种带有素朴社会心理特点的暧昧，使“乡下人精神”的抬头成为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索尔仁尼琴已经肆无忌惮地在国外发表著作，“自曝家丑”，连他自己都一边得意一边惶惶不安地感到绳子就要收紧的时候，仍然天下太平。即使在拘捕的征兆已经相当明显之时，当局的决策依然是犹犹豫豫，低效且迟缓，这表明，二十年前在俄罗斯大地肆虐的高效的统治机器，随着后极权时代的来临，也失却了高效和明快，失却了理直气壮的恐怖，失却了振振有词的证明自我合法性的“革命式”行动。
橡树已经腐朽，牛犊却很年轻。牛犊敢于公开或半公开挑战它，也可谓正当其时了；而它的倒坍崩溃，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
（《牛犊顶橡树》，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