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扬州学派”是对立的吗？

“桐城派”与“扬州学派”是对立的吗？ 

近来读一篇关于阮元研究的文章，其中有下列一段文字：“乾嘉时期，在学术上有汉宋之争，在文学上有骈、散之争，在一定程度上，骈散之争是汉宋之争在文学上的反映。阮元（扬州学派的集大成者）在学术上被称为汉学的集大成者，实质上是融合汉宋的，而在文学上他则是坚持骈文的，有人也因之把以扬州学派为代表的学人称为选学派，以与桐城古文派相抗衡。”作者将清代的两大学术流派对立起来，本人以为不可。

桐城派的特点：一般认为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炼；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名篇：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戴名世被桐城派奠基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姚鼐他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

扬州学派的特点：一般认为指清代活跃于扬州一带，以王懋竑、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学派。产生于皖派戴学基础之上，其中王念孙是戴震弟子，任大椿是戴氏同事，焦循一生推崇戴学。扬州学派继承和发展戴震治学特点，首在能“创”，如焦循研究《易经》，黄承吉治文字学，均前无古人，自创新例；次在能“通”，王念孙研究训诂，阮元研究名物制度，汪中辨明学术源流，都能融会贯通。其治学规模、次第、方法，集吴、皖二派之长，又独具风格，非吴、皖所能及。如焦循在阐明性理、探究经学、教戒子弟等方面都强调“会通”，主张“日新”，反对“据守”和所谓“定论”。在求知领域上，扬州学派不仅研究经学，也研究史学、诸子、历算、词曲、戏剧、谣谚等。在自然科学、哲学、教育、训诂、校勘、编书、刻书等方面都有贡献。清刘毓崧谓“百年以来，扬郡名儒尤盛”（《通义堂文集·吴礼北竹西求友图序》）。清薛寿指出，扬州“素称沃壤。……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学诂斋文集·读画舫录书后》）。

扬州学派的学术特征，张舜徽先生在其《清代扬州学记》中，曾通过对吴皖两派及扬州籍学者的相互比较得出结论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为最专，徽学（皖）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然吴学专宗汉学遗说，摒弃其他不足取，其失也固。徽学实事求是，视夫固泥者有间矣，而致详于名物度数，不及称举大义，其失也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

从上述两大流派的特征来看，可以认为他们只是学术上存在分歧或者说差异，但是远远没有到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对抗地步。这个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扬州作为清代经济文化都市，它有着极大的包容心，在它的羽翼下发展起来的众多的带有鲜明扬州地域特质的文化流派，如扬州八怪画派、广陵琴派、广陵棋派、广陵词派等等，研究一下它们的发展历史，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答案：就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兼收并蓄、无门户之见、不墨守成规、对各个流派均不排斥、在已经形成的流派基础上发展创新，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流派。因此，作为清代学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扬州学派，必定一样具有上述文化流派的鲜明扬州特征，不可能将其他学术作为自己的“敌人”，来否定与打击别人，同时又索搏自己的，否则不能成其为“扬州”学派了。

2、学术追求上的差异，艺术风格上的喜好不同，并不一定非要表现到对人格上的对立，以致相互攻讦、诋毁、轻侮。这一点古人似乎要比我们开明的多，在我们今天研究各个流派是，这种互相敌视的文字似乎很少见到。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比古人更大度，更具有包容心，没有必要人为让老祖宗去相互争斗、去相互诋毁了。

3、从桐城派中间人物的活动轨迹，同样可以看出他们与当时的文化、经济中心的扬州不无关联，甚至有许多的学术、创作和传授活动多是在扬州完成和传承的，可以说桐城派的建立、发展和传承都或多或少刻有扬州烙印的。同样，扬州学派的来源也是与皖派分不开的，它是在皖派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其侧重点有所分离罢了。

因此，两者并非水火不相容对立两派，只是学术追求方向和取舍不同，如果没有这种对信仰的执着追求，也就没有的清代学术研究的缤纷世界，也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对各种学术研究的乐趣了。后世学人没有必要刻意夸大前人的学术取向差异，更不能认为将他们对立起来，这不是学术研究的思维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