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与道的对立与对话--

苏轼《前赤壁赋》自诞生以来，便以如诗如画的意境、清新流畅的语言、含而不露的情感和超然玄妙的理趣穿越时空的阻隔，倍受世人的喜爱和赏读。自古及今，对该赋的研究和评点甚众，赏析视野宽广，解读手段殊异。如有从文学角度品读其生动形象的语言美，押韵与对仗兼具的声韵美，写景、抒情和议论相生的艺术美；有从哲学视角参悟其变与不变、取与不取的哲理美；有立足美学层面，从对自然美的审美体验出发，从审美初感（触、听、视、感觉）到神与物游的会心（主客体若即若离）再到畅神与超越（主客体共融共生）三个逐层递进的审美阶段予以阐释读者内在的审美历程；有的则从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系统理论入手，来解构作者复杂而矛盾的精神世界。“前人之述备矣”，不敢与之比肩。本文拟从文化学视域，以儒家思想与道家文化的冲突与共融来研读此文。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月出于东山之上 ，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黄江，水光接天”，作品一开篇，便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明月照山岗、流光正徘徊的秋月美景图。那清风拂面、水波微微的惬意享受，那白雾陈江、水天一色的雄奇壮阔，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身心疲惫之士所神往和震撼的。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至今已过去整整两年，虽然自己无端受屈，含冤遭谪，身处僻地，但所幸的是黄州地方官吏钦慕他的为人与俊才，非但不加以管束，还常常任他在管区内纵情游山观水，因此，身陷囹圄、吃了官司的苏轼才得以待罪之身享受到正常人的自由生活。这种对山水的热爱，对自然的亲近，是他一生的秉性和追求。闲适的山水之趣和淡远的自然之乐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诗词中寻觅到踪迹：在《郁孤台》中，他对可爱的山水作如此形象描述“山为翠峰涌，水作玉虹流” ；在《江城子之三》，他写到：“凤凰山下雨出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大有靖节先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真意。同时，他的夜游之意兴也非同寻常，写于同一时期的《记承天寺夜游》就足可明证。“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其实，这种崇尚自然，以自然为宗，“复归于朴”的生活态度正是老庄哲学在作者心灵的投射。
既有如此山水风月美景相伴，又难得如此兴致盎然，何不引吭高歌一曲呢?歌吟什么呢？诵的是“明月之诗”，歌的是“窃窕之章”。这首诗出自《诗经·陈风·月出》，写一个男子在月下怀念美人，情思婉转，节奏优美，是一首别具风格的双声叠韵诗：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浏兮，舒懮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作者此时此景为何联想到奕奕生辉的明月和婀娜多姿的美人？或许是由眼前之月就近联想到诗中之月，由现实美景神思到书中美人，但对高洁品行的渴望，对自己如明月般澄澈通透人格的捍卫，对如美人般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的追寻，不能不说是苏轼此时内心的另一种呈现。这种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儒家理想如今已经被残酷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与其无谓嗟叹，自寻烦恼，还不如寄情山水，暂得一乐。于是乎，“冯虚御风，羽化而登仙”便成为解脱自我、放飞心灵的精神畅游。据《庄子·逍遥游》载：“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相传列子得风仙之道，能驾风飞行。又据《晋书·许迈传》记：“永和二年，迈移入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有终焉之志。及改名玄，字远游……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抱朴子·对俗》也说：“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由此可见，御风而行、羽化成仙是道家最高的修炼境界和精神追求。不难发现，作者一方面怀抱着希望人生有所建树但终遭不测、理想幻灭的儒家之志，另一方面又沉湎山水，感受风月，直至迷恋远离红尘、抛却烦恼而御风成仙的道家之境，这种心系志向的入世思想和身临山水的出世之道是苏轼内心深处儒道之间的首次对抗和碰撞。
如果说首段中“诵明月之诗，歌窃窕之章”的儒家之旨是在赏玩山水时不经意间流淌而出，表现得比较含蓄和潜隐，那么，“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则是作者融景生情、以歌见志的大胆而热烈的表露。“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既写出了作者对以“桂棹”和“兰桨”为隐喻的美好事物和理想人格的热恋和追求，也生动地再现了船在月光浮动的清波上逆流溯洄、艰难行进的场景，其实船之逆行又何尝不是自己宦海沉浮、步履维艰的写照和反映呢？“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既是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和观念的自喻，也是对古往今来圣君明主的指代性简称。屈原《离骚》中即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凄凉悲叹。正如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所言：“《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由此可知，“美人”在文中是有其特定比兴对象和特殊的情感托寓的。当然，在诸多的“美人”中，当有耿介、正直的苏轼朝思慕想的宋神宗在内。据历史记载，每逢神宗举箸不食之时，必然是正在赏读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其贬谪在外时，只要他的一首新作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这说明神宗是欣赏和钦佩苏东坡的，而苏子瞻也对这位少有壮志、励精图强的君主神交已久，此时身处困厄之境而心生对君王的眷恋之情是合乎情理的。接下来客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把作者的思绪带入了更为深广的历史长河，再一次激发了作者内心潜藏已久的雄心大志。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虽为客之对语，其实正是作者巧用“主客问答，抑客伸主”之运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独白。这独白或许正是苏东坡当时“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的人生处境的呻吟。尽管如此，“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酬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孟德仍然是其仰慕和崇拜的精神偶像。其实，在苏轼的内心世界，有一种厚重而难以割舍的三国情结，从同样写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我们不难读出他对意气风发的周郎的顶礼膜拜。那“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雄伟气象，那“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少年得志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大将风范，都足以令苏东坡叹服和神往。一个是文韬武略、知人善用的英明的圣主，一个是君臣相倾，大展拳脚的幸运的臣子；一位是自己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青春坐标，一位是将来功成名就、流芳百世的成功范例，此二人都是作者心仪和渴慕的风流人物。能文能武的曹孟德“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年青有为的周郎也英年早逝，自己呢，已到“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韵光，已沦为“朋党之争”的公敌。于是乎，“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人生短暂和自我渺小之叹便充塞胸间，扩散开来。其实，这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世事无常的悲歌和“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幻灭感古已有之，尤其在由士而仕这一艰途中跋涉的封建士子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就连以豪放洒脱著称的太白仙人也不由得发出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悲叹！正因为难以排遣这种经典而永恒的内心愁绪，作者最终只能再一次选择“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道家超脱成仙之路。这种怀揣儒家理想入世但最后又无奈地以道家精神消极遁世的儒道之间此消彼涨的思想冲突与裂变，正是“苏子愀然”的真正根源。
对于入世而不可得或入世后理想破灭的人生际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和对策，但往往选择的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生存方式：有人以沉沦者姿态游走哀号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幽僻山林，有人以崛起者形象昂首挺立在“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汹涌漩涡。苏轼却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坚韧与旷达，为我们开辟了第三条道路：兼收并蓄，儒道并用。
面对着“人生代代无究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水与月，苏子对天长叹：“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逝者”一句化用了《论语》“子在川上”一章之意，后句则化用了《庄子·秋水》“消息盈盈，终则有始”。水虽东流长逝，但川上之水仍源源不断；月虽有圆缺盈虚，周而复始，但月亮还是亘古未变的那个月亮。短暂与永恒是共生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辩证法思想和庄子的“安时而处顺”的人生哲学终于使作者通达和顿悟了：与其为生死、得失、荣辱、毁誉和名利所累，还不如高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道家凯歌来追求无羁绊无条件的绝对精神自由，以自我舒解内心苦闷。若如斯，我“又何羡乎”呢？“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孔子“乐天知命”天命哲学观的暗示和抚慰下，作者只能听天由命，惟一能做的就是耳听“江上之清风”，目遇“山间之明月”，这种有声有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绿色自然资源，可随心所欲尽情享用。此时，自然中的“无用”其实正是人生中的“大用”。老庄哲学中“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超然豁达的无功利境界是以儒家经世致用的享受眼前的清风明月来助推和实现的。至此，儒家的笑对人生、把握今朝与道家的清静虚无、退以养心以完美的对话而握手言欢。“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则是儒道两种思想和文化同生与共融的美妙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儒与道的对立与妥协不仅表现在文章的局部章节，也贯穿于本赋之全篇；既有显性的直写，也有隐性的曲写；不仅显现于作者谪居黄州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也体现于其他时段的诗词文赋中；不仅艺术地呈现于豪放真纯的艺术作品中，也无奈地驻足于作者“寂寞沙洲冷”命途多舛的现实人生中。纵观苏轼的作品和人生，其实就是一部儒道释相互争斗与和解的荡气回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