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洋：我的父亲彭真

傅洋：我的父亲彭真

1966年5月，彭真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后排左起：傅彦、傅锐、傅
洋、傅亮。此后，全家离散达九年之久。
在父亲的子女中，只有我从事法律工作。曾经有记者采访时问：“为什么只有你一个‘子承父业’？”其实，父亲做过许多工作，涵盖了许多领域，说不上哪个孩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要我说，“子承父业”不在于职业，关键在于精神。
彭真生平简介
１９０２年—１９９７年。山西曲沃人。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代书记、书记，顺直省委常委、代书记。1935年起，任中共北方局天津工作组负责人、北方局代表、委员、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东北军政大学政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等职。
解放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等职。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作者简历
傅洋，彭真同志之子。1949年11月生于北京。“文革”中曾插队、做工、任中学教师。1979年至1987年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任职至经济法室副主任，参加过40余部法律的制订工作。1988年创办康达律师事务所至今。1995年至2005年任第三、四、五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1989年至今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1、坚 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父亲在“文革”中首当其冲被批判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恰恰是最令我们子女感到骄傲的。我们都记住父亲的话：对就对，错就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1975年，父母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后，又被流放到秦岭大山中的商洛地区，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几间简陋平房中。尽管生活清贫，还受到软禁，但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没有工作重压的情况下和我们共享天伦之乐。也正是在这里，父亲在我们面前对“文革”中遭受的荒唐批判予以系统的批驳。
父亲讲到，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抹杀阶级界限，说资产阶级从来也不与无产阶级讲平等。那么，1954年《宪法》通过时毛主席赞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也是抹杀阶级界限吗？毛主席讲过：“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那还不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要听，真理都不讲怎么行？
著名作家沙汀在《记贺龙》一书里，记载了抗战时期贺龙对父亲的评价：“他最佩服的是边区共产党负责人之一彭真同志。‘这个人了不得！’他认真地说，‘对革命坚决得很……北平、天津几个地方的监牢，他都坐过。在监牢里领导过四次罢饭：第一次是2天，第二次7天，第三次20天！’”父亲的英勇行动，正显示出他对真理的追求。
有意思的是，父亲当选委员长后回家第一句话就说：“记住，你们要是违法，罪加一等！”我们一听就不干了，用他教给我们的“真理”反驳：“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文革”中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胡乱批判和不实之辞，不管是面对专案组的逼供，还是万人大会的批斗，父亲都没有违心地承认过，真正是坚持了真理。另一方面，他又一贯鄙夷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做法。他在一次外出视察时说：“我们党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如实地报道了他的讲话。父亲看到报道后，发现自己讲话不准确，就把那位记者找来，当面纠正自己的错误：“你报道得没有错，是我讲错了，应该说‘我们党的错误大部分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
2、自 豪
复出主持做两件大事
1979年父亲恢复工作，我随他回到北京，当组织上要落实政策时，我提出要到全国人大法委会（后称法工委）工作，参与重建中国法制的工作。这首先是因为父亲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的思想对我有重大意义。我们这代人对“文革”期间法制方面的“礼崩乐坏”有深刻的感受，我作为一个耳濡目染父亲长期领导法制工作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感受尤深。
我们家院子里有一间大会议室，上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人，开始清算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父亲受命指导审判工作。就是在这个大会议室里，父亲夜以继日地主持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许多会议。
父亲的法律功底，是蹲国民党6年半监狱时打下的。在狱中，别的书看不到，《六法全书》却允许看。父亲看《六法全书》首先是为了运用法律武器与敌人斗争，同时也开始熟悉法律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文革”前夕，父亲不仅一直负责立法工作，也一直主管执法工作。他一方面领导执法机关坚决依法惩治犯罪，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必须严禁“逼供信”，批判“官无悔判”的封建执法观。他说：“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不要认为有百分之五的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错了也了不得，在你看来是百分之一，对被冤枉的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不要看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
1979年复出后，父亲拼命工作，因为他觉得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太迫切了。77岁时，他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在短短4个月里，他主持制订了7部重要法律，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通过。
那段日子，父亲感到十分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指导了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判工作；二是主持了1982年《宪法》的修订工作，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确立了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新的宪法原则。
当时，父亲为考虑立法问题常常彻夜难眠，我有些对于宪法修改的意见想向他反映，但看到他这么辛劳，不忍心再和他面谈，只好写了封信给母亲，让她在父亲不太累的时候给他看。每制订一部新法律，父亲都会反复调查研究。在制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时，80多岁的父亲去了10多个省市，不知召集了多少座谈会。父亲在人大常委会上谈自己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时，最爱讲“我今天讲的又算又不算”。他的意思是，既然是在人大的会议上讲，当然是他在调研基础上负责地谈意见，但那只是个人意见，必须经过大家畅所欲言的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形成表决意见。
3、别 致
故事戏剧成常用“教材”
父亲教育我们的方法很特殊，也很别致，不说教、不打骂，而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他经常写些条幅，分赠给几个孩子。“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些都是他爱写的。他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文学故事，引导我们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京戏《打渔杀家》《空城计》《斩马谡》等都是他爱用的“教材”。他认为“空城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值得记取的教训是马谡只知书本不懂实际而打了败仗；而诸葛亮斩马谡则有些文过饰非，因为他明知马谡无能却让马担当重任。
父亲说话总是很“艺术”。“文革”后，父亲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听众反应热烈，许多人递条子提问。这时突然停电，几分钟后，灯光亮起。父亲拿起一张条子念，问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如何看待。父亲回答：“‘文革’在历史上就像刚才停电一样，只是短暂的一刻，已经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
1988年，我跟父亲说要去当律师。那时全国律师只有2万多人，远不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理解和重视。父亲没有反对，只给我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律师不像执法机关，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权力。”
我做律师以后，父亲跟我说起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在旧社会有个名律师，蒋介石也很给他面子。有人被抓找他求情，他不问案情，收了金条，找蒋说一下，就能放人。“解放后，他为一个坏人向毛主席求情，主席要我处理。我把那人的案卷调来，有2尺多厚。我看了一天，看完心中有了底，把全部案卷送去给他看，请他自己说那人怎么样。结果，他再也不说什么了。你们当律师，可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父亲的寓意，不言自明。
4、严 格
要我惜时戒掉棋瘾酒瘾
我上初中时，忘记是何缘起，父亲问我：“你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我大概太“客观”，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好吹牛，就回答：“不知道。”父亲大怒：“你这个人，连这点决心都没有？！”我想，父亲是希望我明白一个道理：意志磨练，并非一定要直面考验。平时未雨绸缪，不断思索如何面对人生考验，当考验来临时才能随时以坚韧的意志从容应对。记忆中，他只对我发过这一次脾气。
“文革”结束后，我的两大嗜好多次遭到父亲的批评。一是我酷爱围棋，瘾头上来可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下。对此，父亲说：“下棋占那么多时间！我年轻时象棋下得很好，后来觉得太耽误工夫了，说不下就不下了。”他多次讲，有人问鲁迅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写作，鲁迅答，他只是把别人喝咖啡闲谈的时光也用来写作了。
二是我嗜酒。1967年底，父亲受难，学校停课。原来滴酒不沾的我，一次与好友小聚，被劝喝了些酒，发现自己颇有酒量，从此“一喝不可收拾”。为此，父亲多次说我：“人怎么能被酒控制？”父亲原本酒量不小，他自己在上世纪20年代喝过一瓶半白兰地不醉。有些老同志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招待苏联专家，俄国人喝酒也不是父亲的对手。可从我记事起，一次也没有见他像我那样“喝大酒”。
“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各不相同，但没有天渊之别。可是，以人一生的成就和对人民的贡献来讲，却有天渊之别。这是什么原因？首先是一个奋斗的方向、道路问题……”
回想上世纪60年代，父亲关于“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的演讲激起无数青年对未来、对人生的思索。如今，父亲的教诲仿佛还在耳边，激励我们找准自己的方向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