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转型和中英关系

　　文_曾 飚

　　11月9~10日，英国首相卡梅伦中国之行，并没有在中国引起特别大的反响，在英国却极受关注，尤其是10月份，挪威方面重新提起中国人权议题，把卡梅伦访华放在了“利”与“义”的选择中。但唐宁街10号强调的是，此次访华派出了50名高官和贸易代表。相对应的，中方也更多地将其视为一队豪华贸易代表团，而不是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盟友。

　　即便如此，此次豪华贸易代表团来访，达成的最大合同，也不过是劳斯莱斯向中国出售价值18亿美元的发动机，而就在卡梅伦抵华3天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突访法国，送去近160亿美元空中客车的订单。

　　在访华之后，卡梅伦又出席了G20峰会，与2008年伦敦峰会相比，当时首相布朗有地利优势，呼吁全球救市，是英国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一次少见的领袖风范展示。而卡梅伦仅仅是首尔的过客，英国本土政经界，对他访华的期待，也远远大过他在G20的表现。

　　这次卡梅伦访华，更多的像是在传达善意，而非达成实质成果。须知从1998年布莱尔第一次访华至今已经12年，还有多少善意需要重复？英国某些保守的政商界人士已经在问，中国对未来英国价值何在？早在9月份，素以分析和报道中国财经新闻著称的《每日电讯报》就对中英之间的经贸发展做了一个悲观的分析。也许，英国在向中国这个大客户靠拢时，需要思考自己能够给它带来什么，以何种方式与之对话。

　　英国的对华价值

　　2009年初，英国政府发布了《中英合作框架》，受到媒体短暂的欢呼。工党下台后，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基本延续了新工党的中英关系政策。只是，自民党作为第三大党，今年幸运入阁，其智囊机构在外交上眼光仅限于欧洲和美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思考不多。

　　主导联合政府外交的是保守党。传统的保守党外交思维中，中国甚至东亚，都不在其视野之内，英国外交所要考虑的，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欧洲，最后是英联邦。卡梅伦有所超越，但亦有局限。他今年5月上台以来，先后访问了法、德、阿富汗、美国、印度等国，本可以借上海世博会英国馆日访华，最终还是放弃了。

　　英国本身的香港移民构成，并不足以向英国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只是到1999年之后，英国开始向中国有意识地输出自己的高等教育，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使得他们意识到一个新兴的经济国家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根据2001年英国人口普查，当时英国人口大约6000万，华裔占总人口的0.4%，大约是24万，位居英国少数民族第三位。到2010年，中国留学生占据英国海外留学生第一位，超过10万人。卡梅伦访华，正逢英国大学学费狂飙，5万人上街示威，部分示威者冲击保守党总部，卡梅伦却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说，英国本地学生大学学费涨价，不代表外国留学生学费上涨，暗示高教产业之外，英国最近的创业移民和伦敦硅谷计划也需要中国留学生加持。

　　然而，在期待经济成果的同时，关于卡梅伦是否与中国展开人权对话，是否公开提到某人的名字，都成为英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以笔者对当时英国媒体的浏览，真正有分量的分析，来自英国前商务大臣和新工党元老曼德尔森。曼德尔森在2004~2008年间担任欧盟贸易专员，2007年，与当时的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就中国纺织品出口有过直接交锋。

　　曼德尔森在《泰晤士报》的分析，轻描淡写地避开了人权话题，而是给英国打气，强调英国虽然在贸易上相对弱势，但是英国在欧盟中享有特殊地位，中国至少在两个方面需要英国支持，一个是让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另一个是说服欧盟解除对华武器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禁令。曼德尔森的分析，也是今天英国自认为在对华交往中自己最有身价的地方。

　　人权外交的衰退

　　卡梅伦访华，如果不谈人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对华叩头行为，也可以被解读为英国外交一种含蓄低调的风度。这种在权衡利弊之后的拿捏，英国人做得很有分寸。

　　人权外交目前在欧洲处于低谷。人权成为外交中的重要议题，第一是各国在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之后，签约国可以对其他国家的人权提出评估和改善建议。英国外交部每年发布的《人权白皮书》，都会做类似工作。在2009年的《人权白皮书》中，中国人权状况就受到了特别的关注。同样，中国作为《国际人权公约》的签署国，也可以对其他国家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和建议。

　　第二，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人权外交在欧洲受到重视。“拥有伦理实力的欧洲”之思潮提升了人权议题在外交中的作用。这股思潮认为，欧盟在国际社会中具有行善的能力和实力，足以将国际社会推向“全球性共善（global common good）”。

　　1990年代后期正是布莱尔的新工党执政，外交上大力鼓吹“新干涉主义”，在科索沃战争中，将这个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股思想与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结盟外交相互呼应，展现了英国外交光辉的一面。即使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推出单边主义，布莱尔也还是把“新干涉主义”嫁接到反恐战争中去。2003年，美英主导的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也显示了这种道德优越感。

　　在这两个时期，英国的外交充溢理想色彩，换来了与美国在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于国际舞台互相唱和之后的又一个关系高潮。但是，随着伊拉克战争光环消退，反恐战争深陷泥沼，极端伊斯兰组织无法根除，在英国，也在西欧内部，政治家和民众开始思考要为一个“拥有伦理实力的欧洲”支付多大的成本。

　　反思之下，西欧政坛的右转是一种调整，从法国到意大利，再到荷兰和瑞士，保守主义政客逐渐受到欢迎。在英国，虽然没有出现欧洲一些国家赤裸裸的右翼势力，但是英国人很明智，也很务实地对移民和相关福利政策进行全盘的反思。这正是当前主导政府的保守党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仔细聆听，卡梅伦此次访华，在人权和中国发展问题上的表述，基本上没有什么批评内容，所传递的信息更多是承认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假如这也算卡梅伦访华谈了人权，肯定不是原先舆论所期待的那种“伦理实力”在发言，而是经济动力。

　　外交转型的突破口

　　回到英国之后，卡梅伦发表演讲，宣布英国依然是世界舞台上的关键玩家。这是英国人的外交观，但是他们也承认自己在面对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英国外交必须转型。事实上，英国皇家外交学会（Chatham House）在今年7月发布一份政策分析，建议英国政府重点与土耳其、中国等新兴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笔者称之为“抱大腿外交”，但在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英国遭遇高额赤字、经济恢复乏力局面下，努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另一方面，英国极力避免公开表示在美英关系上失意，否认失去了过去“特殊关系”的地位。但自从布莱尔之后，这个趋势很明显。上任首相布朗与奥巴马并没有达成良好的私人关系，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副首相克莱格先后访美，与希拉里也是泛泛之交，克莱格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亲欧反美派。而在对待欧盟问题上，英国传统的“疑欧”立场，是保守党外交的一个特征。就在今年8月，卡梅伦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与德国唱对台戏。可见，联合政府中的两党在平衡美欧关系上相互掣肘，英国的外交转型暂时只能从新兴国家寻求突破。

　　即便英国政界对转型方向达成了共识，配合外交转型，也还需要人力和知识储备。以对华外交为例，在英国议会中，跨党派的中国事务小组扮演了主要角色。2009年，应邀访问西藏的代表团成员，就来自这个小组。根据笔者了解，他们对于中国并无专门的知识，很多意见表达，主要是通过所接触的中国友人或者秘书助手的整理，因此平心而论，他们的意见观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决策，实在值得怀疑。

　　卡梅伦访华期间，英国媒体对中国人权领域的高度关注，并未转化成实质性对话，就说明了双方仍缺乏了解。而更为关键的环境、绿色能源技术的议题，也少有人提及。这也许恰恰反映了中英外交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