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纪检监察网---中国古代信访举报简略

中国古代信访举报简略
2010-6-10    发布方：广东纪检监察网
张裕臣
阅读古代监察史，发现信访举报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雏形。
据《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尧设“诽谤之木”和“进善之旌”，舜设置“敢谏之鼓”。这大概是最早的信访形式。诽谤之木、进善之旌和敢谏之鼓，就是有批评意见可去指定的木桩下提出，有表彰意见去旌牌处进言，有好的治国建议可击鼓而谏。舜还专门建立了“纳言”机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让纳言之官坐堂听取上访民众的反映，二是要求纳言官员深入民众中了解社政和官员的意见，然后将情况汇总，随时如实地向舜进行禀报。
夏、商、周时，信访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夏时，在衙门口放着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撞钟，语以优者击磬，告以事者振铎，有狱讼者抖鞀。”《周礼夏官•太仆》记载，周时曾悬鼓于大寝（路）门之外，置御仆接待击鼓的百姓，将百姓之言报告给太仆，再由太仆逐一向周天子报告。此外，周还设有大司寇一职，在朝外设置“肺石”（红色的石头），“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肺石三日，仕听其词，以告于王而罪其长。”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部分诸侯国为增强富国强兵称雄称霸的实力，实行广泛的舆论监督和信访举报。《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威王对监督和举报者实行丰厚的奖励制度：对当面批评过失的，给予上等奖赏；写信批评的，给予中等奖赏；在大街小巷批评朝政得失的，听到的给予下等奖赏。这项制度实行后，得到齐国士大夫和民众的热烈欢迎，纷纷当面或书面向朝廷反映富国强兵的意见，举报一些官吏欺压百姓的行为。短短数年，齐国就处于春秋霸王地位。
秦灭六国后，建立了一套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完备的官制和机构设置，以分别管理行政、军事和机要。其中的御史大夫负责管理监察、执法，也负责掌管吏民的奏章上书，同时还设有“公车司马令”一职，负责“受理吏民上章，接纳四方贡献”，有类似今天的来访接待室的职责。汉朝基本上沿袭了秦制，两汉时均设御史大夫，其职责是监督百官，掌管百官臣民的建议和上奏等事务。汉代还赋予民众更大地揭发贪官污吏的权利，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行为，专门设立了“言变事”制度。规定普通民众可以要求官府提供食宿、车辆直接进京到朝廷反映官吏们的贪污行为，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见解或直接给予批评。汉宣帝时更加制度化，而且有了创新，我国最早的举报箱就产生于这个时期。这是颖川太守赵广汉创立的。赵广汉到颖川上任时，发现当地的土豪劣绅结党营私成风，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腐败的整体，称王称霸，无人能治，民众敢怒不敢言，更没有敢直接到官府进行举报的。为打击犯罪，为民除害，赵广汉受存钱罐的启发，令人制成形状像瓶子，口很小，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举报箱设立以后，官吏和群众纷纷写信反映土豪劣绅的不法行为，赵广汉根据举报的线索，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掌握真凭实据后进行了严厉打击，使奸党散落，盗窃不敢发，稳定了社会。赵广汉因此名声大振，升迁为京兆尹。
唐朝建国后，君臣非常重视总结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公元618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给唐高宗李渊写信，指明了隋后主失掉天下的主要原因是“不闻其过”。当时非无直言之士，而由于“君不受谏”，“穷侈极欲，以姿其心，天下之士，肝脑涂地，户口减耗，盗窃日滋，而不觉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李渊读了这封信后，认为“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戒”，从此“开直言之路”，鼓励官吏民众信访举报，而且受理臣民信访的有关机构比较健全和完备。唐初在朝堂的东西两侧分别设置肺石和登闻鼓，有冤屈不能自申者，或者欲进谏议事者，如果立于肺石之下，由左监门卫奏闻，如果击闻登鼓，则由右监门卫奏报，而且要求左右监门及时接待、及时禀报，否则，将对左右监门进行处罚。《唐律疏议 斗讼》记载：“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由于这项规定的出台，唐代申冤进谏的平民百姓明显的多于以前的朝代。
武则天当朝时更加重视信访举报。公元686年，她命“置匦四区，共为一室，列于朝堂。东方春色青，有能告以养人及劝农，可投书于青匦，铭之曰延恩。南方夏色赤，有能谏论时政之得失，可投书于丹匦，铭之曰招谏。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陈抑屈，可投书素匦，铭之曰申冤。北方冬色元，有能智谋者，可投书于元匦，铭之曰通元。宜令正谏大夫、补阙、拾遗等一人充使知匦事。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即进”。对此，史称匦院制，标志着我国封建王朝受理信访问题的机构的完备和向专门化发展。从实践的层面上来年，武则天重视信访举报虽然有她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利用信访举报来打击反对她当皇帝的人，但她毕竟进一步深化了信访举报事宜，经验确实值得借鉴，当然教训也必须认真汲取。
宋朝是以黄袍加身而得天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很强的廉政意识，对待信访举报也十分注重，而且对重要的举报亲自处理。一次，有人举报他的姐姐魏国大长公主穿衣豪华、生活靡费，赵匡胤接报后便到公主那里，看到公主果然生活很铺张，穿得很豪华，特别是见了公主那件“贴绣铺翠”的上衣后，赵匡胤对她说：“这件衣服不能穿了，今后也不要用翠羽作衣饰了。”公主问道为何，赵匡胤说：“你穿上这件衣服后，皇亲国戚就会跟着学，就会形成奢靡之风。”公主听后接受了批评，将衣服放入柜中再也没有穿过。北宋的仁宗、南宋的宁宗，虽不像赵匡胤那样重视信访举报，但对信访举报的内容也很关注，还专门下诏书要求天下吏官民众进谏和举报不法，可惜的对待信访的态度却是前重后弃，导致后来朝廷在重大问题听不到真正的声音，出现了对国家形势判断上的错误和军事指挥的失误，以致于国破家亡。
明朝朱元璋对腐败现象十分痛恶，在对待信访举报问题更是开历史先河。朱元璋特别规定，百姓受到豪强欺负，若县州省不受理，允许到京都向他本人申诉，并谕示中书省官员，凡天下臣民上书言事者，都要密封直送他本人。朱元璋还授给通政使司一张红牌，上书“奏事使”，持此牌可直入内府，守卫等官不得阻拦。最为明显是，朱元璋赋予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权利。明朝《大诰》、《大诰续编》中要求，各地民众如发现贪官污吏，城乡居中民可将其绑缚赴京，“虽无文引”，关津也要“即时放行，不得阻挡”，“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在此诏示下，常熟县陈寿六等人把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时就给他们进行了封赏，还免除了他们三年的杂泛差役，并警告当地的官员，谁有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在朱元璋大力倡导信访举报和对贪官严厉惩治下，明朝官场保持了开国百年的清正风气。
清从明制，对待信访举报虽没有朱元璋那么严厉，但也鼓励民众对官吏实行监督。顺治帝十年，专门下诏要求科道官“风闻言事”，揭发不法官吏特别是高官的贪污行为，明确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实”，要求直言无隐，言必有据。康熙掌握朝政后，多次下令要广开言路，鼓励官吏民众特别是言官以风闻之事入告参劾。可惜从雍正后，举报的内容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实”的并不多见，这项制度成了官员们“互为告讦”的手段。尤其是到了清末，无论是官场还是民众无不谈“风闻言事”色变，这是异化信访举报的结果。
从上述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每个封建王朝，都是很重视信访举报的，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的方面：一是都把信访举报当成维护皇权的手段，没有把其作为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二是每个朝代开始及多数皇帝初掌朝政时都利用信访举报打击腐败，待政权稳固皇帝追求享受时，信访举报则成了绊脚石，虽没有取消信访举报，但也给信访举报设置了许多门槛和障碍；三是信访举报缺乏严格的制度保证，成了用时为我所用、碍事则弃之一边；四是常常被不法官吏所利用，造成了许多冤案。　■
2010-6-10    发布方：广东纪检监察网
张裕臣
阅读古代监察史，发现信访举报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雏形。
据《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尧设“诽谤之木”和“进善之旌”，舜设置“敢谏之鼓”。这大概是最早的信访形式。诽谤之木、进善之旌和敢谏之鼓，就是有批评意见可去指定的木桩下提出，有表彰意见去旌牌处进言，有好的治国建议可击鼓而谏。舜还专门建立了“纳言”机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让纳言之官坐堂听取上访民众的反映，二是要求纳言官员深入民众中了解社政和官员的意见，然后将情况汇总，随时如实地向舜进行禀报。
夏、商、周时，信访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夏时，在衙门口放着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撞钟，语以优者击磬，告以事者振铎，有狱讼者抖鞀。”《周礼夏官•太仆》记载，周时曾悬鼓于大寝（路）门之外，置御仆接待击鼓的百姓，将百姓之言报告给太仆，再由太仆逐一向周天子报告。此外，周还设有大司寇一职，在朝外设置“肺石”（红色的石头），“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肺石三日，仕听其词，以告于王而罪其长。”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部分诸侯国为增强富国强兵称雄称霸的实力，实行广泛的舆论监督和信访举报。《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威王对监督和举报者实行丰厚的奖励制度：对当面批评过失的，给予上等奖赏；写信批评的，给予中等奖赏；在大街小巷批评朝政得失的，听到的给予下等奖赏。这项制度实行后，得到齐国士大夫和民众的热烈欢迎，纷纷当面或书面向朝廷反映富国强兵的意见，举报一些官吏欺压百姓的行为。短短数年，齐国就处于春秋霸王地位。
秦灭六国后，建立了一套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完备的官制和机构设置，以分别管理行政、军事和机要。其中的御史大夫负责管理监察、执法，也负责掌管吏民的奏章上书，同时还设有“公车司马令”一职，负责“受理吏民上章，接纳四方贡献”，有类似今天的来访接待室的职责。汉朝基本上沿袭了秦制，两汉时均设御史大夫，其职责是监督百官，掌管百官臣民的建议和上奏等事务。汉代还赋予民众更大地揭发贪官污吏的权利，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行为，专门设立了“言变事”制度。规定普通民众可以要求官府提供食宿、车辆直接进京到朝廷反映官吏们的贪污行为，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见解或直接给予批评。汉宣帝时更加制度化，而且有了创新，我国最早的举报箱就产生于这个时期。这是颖川太守赵广汉创立的。赵广汉到颖川上任时，发现当地的土豪劣绅结党营私成风，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腐败的整体，称王称霸，无人能治，民众敢怒不敢言，更没有敢直接到官府进行举报的。为打击犯罪，为民除害，赵广汉受存钱罐的启发，令人制成形状像瓶子，口很小，可入不可出的器具，“受吏民投书”。举报箱设立以后，官吏和群众纷纷写信反映土豪劣绅的不法行为，赵广汉根据举报的线索，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掌握真凭实据后进行了严厉打击，使奸党散落，盗窃不敢发，稳定了社会。赵广汉因此名声大振，升迁为京兆尹。
唐朝建国后，君臣非常重视总结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公元618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给唐高宗李渊写信，指明了隋后主失掉天下的主要原因是“不闻其过”。当时非无直言之士，而由于“君不受谏”，“穷侈极欲，以姿其心，天下之士，肝脑涂地，户口减耗，盗窃日滋，而不觉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李渊读了这封信后，认为“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戒”，从此“开直言之路”，鼓励官吏民众信访举报，而且受理臣民信访的有关机构比较健全和完备。唐初在朝堂的东西两侧分别设置肺石和登闻鼓，有冤屈不能自申者，或者欲进谏议事者，如果立于肺石之下，由左监门卫奏闻，如果击闻登鼓，则由右监门卫奏报，而且要求左右监门及时接待、及时禀报，否则，将对左右监门进行处罚。《唐律疏议 斗讼》记载：“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由于这项规定的出台，唐代申冤进谏的平民百姓明显的多于以前的朝代。
武则天当朝时更加重视信访举报。公元686年，她命“置匦四区，共为一室，列于朝堂。东方春色青，有能告以养人及劝农，可投书于青匦，铭之曰延恩。南方夏色赤，有能谏论时政之得失，可投书于丹匦，铭之曰招谏。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陈抑屈，可投书素匦，铭之曰申冤。北方冬色元，有能智谋者，可投书于元匦，铭之曰通元。宜令正谏大夫、补阙、拾遗等一人充使知匦事。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即进”。对此，史称匦院制，标志着我国封建王朝受理信访问题的机构的完备和向专门化发展。从实践的层面上来年，武则天重视信访举报虽然有她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利用信访举报来打击反对她当皇帝的人，但她毕竟进一步深化了信访举报事宜，经验确实值得借鉴，当然教训也必须认真汲取。
宋朝是以黄袍加身而得天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很强的廉政意识，对待信访举报也十分注重，而且对重要的举报亲自处理。一次，有人举报他的姐姐魏国大长公主穿衣豪华、生活靡费，赵匡胤接报后便到公主那里，看到公主果然生活很铺张，穿得很豪华，特别是见了公主那件“贴绣铺翠”的上衣后，赵匡胤对她说：“这件衣服不能穿了，今后也不要用翠羽作衣饰了。”公主问道为何，赵匡胤说：“你穿上这件衣服后，皇亲国戚就会跟着学，就会形成奢靡之风。”公主听后接受了批评，将衣服放入柜中再也没有穿过。北宋的仁宗、南宋的宁宗，虽不像赵匡胤那样重视信访举报，但对信访举报的内容也很关注，还专门下诏书要求天下吏官民众进谏和举报不法，可惜的对待信访的态度却是前重后弃，导致后来朝廷在重大问题听不到真正的声音，出现了对国家形势判断上的错误和军事指挥的失误，以致于国破家亡。
明朝朱元璋对腐败现象十分痛恶，在对待信访举报问题更是开历史先河。朱元璋特别规定，百姓受到豪强欺负，若县州省不受理，允许到京都向他本人申诉，并谕示中书省官员，凡天下臣民上书言事者，都要密封直送他本人。朱元璋还授给通政使司一张红牌，上书“奏事使”，持此牌可直入内府，守卫等官不得阻拦。最为明显是，朱元璋赋予民众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权利。明朝《大诰》、《大诰续编》中要求，各地民众如发现贪官污吏，城乡居中民可将其绑缚赴京，“虽无文引”，关津也要“即时放行，不得阻挡”，“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在此诏示下，常熟县陈寿六等人把贪财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时就给他们进行了封赏，还免除了他们三年的杂泛差役，并警告当地的官员，谁有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在朱元璋大力倡导信访举报和对贪官严厉惩治下，明朝官场保持了开国百年的清正风气。
清从明制，对待信访举报虽没有朱元璋那么严厉，但也鼓励民众对官吏实行监督。顺治帝十年，专门下诏要求科道官“风闻言事”，揭发不法官吏特别是高官的贪污行为，明确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实”，要求直言无隐，言必有据。康熙掌握朝政后，多次下令要广开言路，鼓励官吏民众特别是言官以风闻之事入告参劾。可惜从雍正后，举报的内容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实”的并不多见，这项制度成了官员们“互为告讦”的手段。尤其是到了清末，无论是官场还是民众无不谈“风闻言事”色变，这是异化信访举报的结果。
从上述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每个封建王朝，都是很重视信访举报的，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和思考的方面：一是都把信访举报当成维护皇权的手段，没有把其作为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二是每个朝代开始及多数皇帝初掌朝政时都利用信访举报打击腐败，待政权稳固皇帝追求享受时，信访举报则成了绊脚石，虽没有取消信访举报，但也给信访举报设置了许多门槛和障碍；三是信访举报缺乏严格的制度保证，成了用时为我所用、碍事则弃之一边；四是常常被不法官吏所利用，造成了许多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