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该让人傲慢——从秦始皇身世谈起

科学不该让人傲慢——从秦始皇身世谈起
2007年05月22日10:06 [我来说两句(22)] [字号：大中小]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 作者：乐毅
方舟子先生曾经撰文《从秦始皇生父之谜说起》，强烈质疑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一说，并据此痛批：太史公很喜欢讲述一些奇闻逸事。《史记》算不上严谨的史书，充斥了神话、鬼话、传闻和小说家言。近日又撰文《DNA鉴定历史人物的身世》，继续痛批(《中国青年报》5月16日)。
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是一个千古之谜。是谁制造了这个谜呢？恰恰就是司马迁。《秦始皇本纪》曰：“秦始皇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这一段话中的重点是“秦始皇者，秦庄襄王子也”，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记述。但在《吕不韦列传》中却又记载：“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这两段记录明显的自相矛盾。要想辨明，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找第三方证据。但千百年来历史学家们搜尽故纸堆，据我所知，是尚未找到。《从》文显然也没有开列出新的史料。
不过，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批判太史公不严谨呢？恰恰相反，这正好反映了他的严谨。这里涉及到一个历史学家的困境：历史学家在书写一段历史时，常常要面对大量互相矛盾的资料，这需要学者的判断，但终有一些你是无法判断的。
太史公最后的处理办法是：一、将不可信的史料舍弃。二、最可信的史料多用于本纪和表的撰述，“秦始皇者，秦庄襄王子也。”就是此一类。三、信用度较低但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则保留于列传当中，并暗含隐语，供识者品味。为什么说献姬匿身一说有保留价值呢？因为子楚从吕不韦那里索得赵姬，大约是在秦昭王四十七年三月以前，此说中的怀孕时间虽然令司马迁怀疑(如果不怀疑他就不会详写月份了)，但他显然不敢否定特例存在的可能性。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需要考虑，子楚索得赵姬后，可能会因某种原因间隔一个月没碰过她。赵姬怀嬴政时乃秦昭王四十七年，是年四月长平之战爆发，子楚可能因惊惧而生病，也可能被赵人囚禁。在这期间吕不韦与赵姬有染而孕，作为与囚犯无异的质子，子楚对此毫不知情确有可能。而此事在传播过程中也许发生了部分的信息失真，时间错动了？还有一个可能的佐证，秦破赵后，“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是否杀人灭口呢？
这里有必要提到司马迁治学的一个特点，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史公是很重实地调查的。这绝对是治学的好方法。据此，司马迁考据出周不在洛邑，而在丰、镐；司马迁能了解，并部分理解胡人兄死妻其嫂的风俗，故能以较平和的笔调书写刘邦死后冒顿求亲之事，在《汉书》则成“匈奴无礼”了。在秦始皇是否私生子之事上，司马迁一定非常头痛。他应当去过邯郸，甚至可能访求过所谓当年知情人的后人。经过审慎的考虑，依然不能对此说完全证伪。毕竟此事距司马迁的时代也不过百余年，而赵姬曾为吕不韦姬妾是一个事实。
给自己不能判定的异说以表述空间，这才是大学者真正严谨的治学态度。
《从》文中还说，“《史记》既说赵姬是委身吕不韦的舞女，又说赵姬是赵国有势力的豪家女，身份如此悬殊，前后矛盾。”这话显然是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不了解了。在那个时代，富贵男主人和婢女生下的孩子不被承认是常事。名将卫青的生父有名有姓，为小吏郑季，但他那五个同姓卫同为奴的兄弟姐妹，父亲是谁就只有天知道了。
《从》文还指责司马迁虚拟了吕不韦与子楚的对话，这倒是确实的。但这种虚拟很多优秀的历史学家都干过，《罗马史》、《全球通史》等中也不鲜见，关键是看你虚拟得合不合乎逻辑和当时情境。尤其在古代历史书中这是被容忍的。
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我认为司马迁是说过。但更确切的说法是，他记录了这样一种观点。
质疑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即使错了，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想要说的只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现代科学是很晚近的东西，我们是比古人懂得多，但我们不能据此苛责于古人。其实，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无论你秉持的是科学原则，还是信史原则，一个真正想把学问做好的人，其行事的方式与态度，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史记》里面是有吞鸟卵生子、践巨人足迹生子之类的神怪之说，但那是太史公能力以外的事，你质疑之，明指其误也就够了，却不能据此无限上纲上线，痛批他不严谨、“充斥了……”云云。太史公的确不懂现代科学，但他已竭尽所能追求真相了，科学不该成为一根打人的棍子，科学更不该让现代人变得态度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