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先提出中国现代性“双重说”？

究竟谁先提出中国现代性“双重说”？   2010-06-11 究竟谁先提出中国现代性“双重说”？
　　
　　刘云生
　　
　　国内学界大都认为汪晖是1990年代最早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知识分子。
　　1997年汪晖在《天涯》第5期发表长篇论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998年在《文艺争鸣》第6期发表该文的“增订版”（最新版收入2008年三联版《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纪的终结与九十年代》中，以下为行文方便简称《当》）。在这篇影响颇大的文章中，汪晖批评1980年代以来流行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希望重新确认批判前提。这是对李泽厚“启蒙/救亡”说的挑战。因为，李泽厚以“启蒙”隐喻对现代的追求，而用“救亡”隐喻对现代的拒绝，在为1980年代主流话语提供历史合理阐释的过程中，强化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了超越这样的语境下，汪晖用“双重性”观点分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在《当》文“三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节中，下面一段文字很关键：
　　
　　 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有所区别，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概念包含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的价值取向。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的不可逆转的进步，并力图用革命的或“大跃进”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他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以消灭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这一平等目标为主要目的。通过公有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毛泽东使自己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实现了社会动员，把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中。对内，这是要解决晚清和民国政府都未能解决的国家税收的问题，通过对农村的生产和消费的剥削为城市工业化积累资源，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理组织农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公有制是以更为深刻的城乡不平等为前提的。[4] 对外，通过有效地将社会组织到国家目标中，使落后的中国社会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完成民族主义任务。毛泽东本人多次谈到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是将这个革命理解为对上个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并为这个现代化运动制定未来的方向。[5]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从政治后果方面来看，毛泽东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实践消灭了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范畴存在的可能性，不仅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笼罩一切的庞大的国家体制，而且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组织到先锋政党的周围。
　　
　　在这段文字中，汪晖论述具体阐发中国现代性“双重性”为何物，提出了“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该段只有两注释（《去政治化的政治》中未改动）。注释[4]是1980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金观涛、刘青峰所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411页－460页。注释[5]是《毛泽东选集》，1966年，610页－650页。在优秀历史研究成果和第一手历史材料的支持下，汪晖以现代性的悖论形态，提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在下一段中，汪晖将这一观点继续发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特征，而且也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早期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说中，还有一篇文章是李陀的《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以下简称《丁》）。这是1993年6月李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召开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个人”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文中认为以压迫/反抗这类模式去解释当代知识分子命运，不能说明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关系的复杂性。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简单化，和李泽厚的启蒙/救亡二元对立的模式的影响密切相关。要真正解释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复杂角色，得引进不同于李泽厚“启蒙”说，更具有包容性的现代性理论来解剖。在文章的第5部分，李陀论述如下：
　　
　　印度历史学家帕忒•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论述国家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问题时会有如下描述：国家民族主义“一方面强调落后民族可以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则又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定位。因此，可以说它生产的话语是双重性的。这个话语一方面对殖民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则屈从于殖民统治所依赖的思想前提，即‘现代性’。”但是，若看到现代性话语的扩张在世界范围总是与反帝国主义的大历史语境相关，察特杰的意见对我们是有很大启发的。它使我们把毛文体放到现代性话语的扩张中去考察，并且比较容易看出它的“双重性”：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标志的种种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反对以工具理性做支撑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以及与这体制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反对在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形成的种种对人的支配形式；另一方面，主张民族独立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主张在传统和现代二分的前提下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张大规模的城市化以消灭“城乡差别”，主张大跃进的、“超英赶美”的高度工业化并且赞美机械化、自动化的物质技术，主张建立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有效的国家机器以实现社会的组织化等等。
　　
　　李陀通过这段中国现代性的双重性论述，意在说明处于这一进程中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尽管受到权力话语“宰制”，但在中国式的现代性话语魔力的召唤下，依然义无返顾。不过，这里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李陀提出的现代性“双重性”论述，与前面《当》文的相关性。
　　这种相关性从几个方面比较：1、针对对象相同。都是1980年代李泽厚“启蒙论”
　　（也是“新启蒙主义”的理论基础）代表的二元对立方式。2、内容相似。李陀分析的是“毛话语”，汪晖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李陀使用“毛话语”而不是偏重于文风、文体的“毛语体”，是一个以权力为核心的广义话语概念，它不仅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立场态度、价值观，还包括对历史进程有决定影响的政治实践、内外政策等等。也就是人们熟悉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这和汪晖论及的大同小异。比较而言，李陀对毛泽东的政治话语表述得概括些，汪晖用传统的政治实践、政策、价值观等概念，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内涵表达得更具体。3、表述论证相同。两人都用若干“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对举表达。在接下的论述中都推及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强调是具有双重性的、中国化了的现代性话语。
　　不同之处。一是来源不同，李陀坦承是受帕忒•察特杰（国内多译为帕沙•查特吉）的“启发”，是将西方的观点中国语境化。而《当》看似是直接从中国现代历史、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提炼出的。第二点不同是李陀提“双重性”；汪晖使之悖论化，将其概括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
　　李陀的这篇文章以后发表于《今天》1993年第3期。文章发在国外，知晓的不多，但极有意义。李陀在文中认为，“双重性”的言说理路可以“对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变迁作出一个崭新的叙述。”照理说，热心于对“新启蒙主义”二分法进行批判的汪晖，应该知道《丁》文。1992年至1993年, 正在美国访学的汪晖也应该熟悉李陀、刘禾（李陀夫人）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其实，汪晖十分了解李陀的工作。2001年6月发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第50注释里，提到了李陀对1980年代思想遗产的的研究和反思，仅提及他发表于《今天》杂志的《一九八五》和《一九八七》两篇文章。熟悉李陀的人都知道，1990年代李陀在现代性研究中对毛话语、毛语体的阐释充满着睿智洞识。或许，汪晖在《当》中现代性“双重”性论述与《丁》文形近意似并非偶然。如果真如此，那么《当》提出此观点时引证材料取金观涛而舍李陀，就不仅是为了避免“双重性”观点移植于西方理论的印象，是否还隐然回避着什么？耐人寻味的是，近年来活跃的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陈建华、刘剑梅女士都认为李陀对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说提出了“最有力的质疑”。好像心知肚明似的，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多引用最早提出质疑的《丁》文，而不是影响更大的《当》文，显示出对学术规范的尊重。
　　总之，李陀、汪晖提出现代性“双重性”，除了挑战质疑了李泽厚的“启蒙说”，主要还是完成了西方当代理论的中国语境化，知识增殖有限，是否真正体现了现代中国文化的特质还待历史进一步检验。这也许这正是汪晖回到晚清，甚至更早的思想语境进一步探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缘由吧。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同时，勿庸讳言，当初汪晖在提出新说时，太追求“辞必己出”，师他人之说，而又隐约其来历，也使得中国现代性“双重性”的知识谱系暖味不清。
　　（限于篇幅注释略）
　　《文学报》201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