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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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马国川2008年12月20日 07:00 经济观察报
一
在一个名流云集的研讨会上，一个肤黑瘦高的人站起来提问。他身着一件浅色的夹克，形象朴实，俨然一个农民工，但所提问题很尖锐，主席台上原本口若悬河的嘉宾顿时嗫嚅起来。后来才知道，提问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一个掌控着上万亿资产的企业家。
“我们这一代人是建国前后的一代人，基本是在新中国环境下长大的。”秦晓说。
秦晓出生在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5月贺龙率领“一野”进军川北，旌旗猎猎，征尘滚滚，在南下的人流中，就有年仅两岁的秦晓。在当时的西康省生活了三年以后，他随北调的父母来到北京。
作为一个干部子弟，秦晓的生活几乎是一帆风顺的。从六一幼儿园到育才学校再到北京四中，他接受了系统的革命的精英教育。秦晓坦率地承认，当六十年代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时候，作为一名深受“接班人教育”的中学生，他是赞成的。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成年，但是已经有了“接班人思想”。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笼罩着北京的中学、大学。1965年掀起“四清”运动高潮，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部分学生进行串联、罢课，给中央写“进言书”，尖锐批评当时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要求学校里搞阶级斗争。高二学生秦晓也参加了，不过他不是主角。
“虽然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但回想起来我还是比较温和的，不希望太激进。我不太能接受学生之间也要搞阶级斗争。”秦晓回忆说。
他没有想到，这不过是一次预演，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他的命运也将随之跌宕起伏。
二
秦晓高中尚未毕业，“文化大革命”呼啸而来。
北京毫无疑问是风暴的中心地带，被裹挟进来的中学生又成为风暴的加速器。他们成立红卫兵组织，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无法无天，近似疯狂地宣泄着革命的热情。
而一部分长期接受接班人教育的青年学生并不认为乱打乱砸就叫革命行动。为了“纠正”红卫兵的过激行为，秦晓和他的同学孔丹等人组织北京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成立了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 “西纠”），陆续发出了13个通令，反对批斗、抄家、体罚，针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老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等作出规定，试图制止红卫兵对“统战对象”的胡乱抄家等行为，恢复秩序。
周恩来指示国务院秘书长为 “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认为“西纠”是反动组织，周恩来是它的后台。“西纠”解散后，秦晓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反思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他们自办了一份名为《解放全人类》的小报，发刊词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并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倒行逆施提出质疑和批判。四中被军管后，他们因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而被学校拘留、审查。“不要说当兵、当工人，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插队也不让我们去，要对我们做运动后期处理。”秦晓说。
已经在内蒙古插队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回北京，向秦晓他们介绍了内蒙古的情况，说那里很好。于是，秦晓和他的同学们不辞而别，跑到了大草原。当地并不接纳，他们却一直苦苦等候。1968年12月，伟大领袖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秦晓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个牧场开始了新的生活，成为“老三届”的一员。
北京来的知青们不能住在一起，而是分散到各个放牧小组。这里自然条件很恶劣，放羊、放牛、打井、打草，什么都干。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语，看上去跟当地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北京青年秦晓变成了牧民秦晓。在这里，他了解了真实的中国底层社会。在他看来，千万青年人失去选择的自由，离开正常的人生轨道，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是，就他个人而言，“我在内蒙古积累了宝贵的人生财富”。
至今，秦晓仍然对他下过乡的地方牵肠挂肚。他回去过两次，还把女儿带回去，让她看看爸爸曾经生活的地方。草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老乡们依然住得很分散。听说他要回来，每家都派个小孩在路口等着。“我们开着汽车，到路口孩子就带着到他们家坐一坐，老乡见面就要哭，坐下就走不了，吃他们的手扒羊肉。最后天黑了，很多老乡家都没去。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孩子们一直等到天黑，什么也没有等到。我们听了很伤心。”
三
秦晓坐在我的对面，声音低沉地梳理着往日的岁月和思想的变迁。“说老实话，很长时间我没有觉醒，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他说。
“不对劲”，其实就是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践的怀疑。
1971年秋天林彪外逃，折戟黄沙。消息传到了24岁的牧民秦晓耳朵里，他感到天崩地裂般的震撼。秦晓说，那时的精神状态就是“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因为，“过去把毛主席看成神，他说的都是真理，我们都应该按他说的去做。可是他最好的学生却背叛了他！”
知青们开始读书、通信、讨论问题。秦晓认为，要重新回到认识论上去，人对真理的认识是多次重复的，不应该盲目轻信，只有通过实践去检验真理。
通过刘进，秦晓他们读到了手抄本小说《公开的情书》。这是刘进的姐姐刘青锋和她的丈夫金观涛两人合写的书信体小说，在小说中，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在工厂、农村的大学生通书信往来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展示了一代人对真理的苦苦探索。
秦晓还读了许多 “内部书”。“文革”前，出版社出版一些专供一定级别官员、知识分子看的书籍，其中有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所谓“黄皮书”是比较前卫的文学作品，远离当时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例如意识流小说；所谓“灰皮书”，是学术性图书；而“白皮书”，则是更政治化的文件、图书。秦晓的家中就有些这样的书，但是他没有怎么看过。到内蒙古时他带了一些，后来又让家里寄过去一些，有时还和朋友交换。这些供批判用的“内部图书”，在他眼前打开了一扇窗户，新鲜空气扑面而来。
说起当年读过的书，秦晓一口气说出许多。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音乐家，早年他走了很多弯路，经历了很多事情。三十多年过去，秦晓仍然清晰地记得约翰·克里斯朵夫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出生以后，在幼年的时候他被各种谎言所填满。当他觉醒的时候，当他成长起来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呕吐出来，重新开始。”
秦晓决心“呕吐”谎言，重新开始。作为一个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的人，他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生活的世界。
四
1972年，在停止招生六年之后，部分大学又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六年前错过了机会的秦晓渴望进入大学读书，这次却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北大物理系招生的老师在相邻的县（旗）没有招够，发现了北京四中毕业的老高三学生秦晓，非常高兴，要他到北大读书。秦晓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可是他本来报的山西矿业学院的招生老师找到他说，你答应我了，我也跟领导说了，你这样我回去要受批评的。“那时候人很老实，或者说很傻，受的教育也是要对人负责，我就没有去北大。”秦晓笑着说。
山西是秦晓的老家。三十多年前，他的父亲在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离开了家乡，参加了革命。在山西矿业学院机械系学习的三年里，秦晓最大的收获不是在校园里面。他跟着一位曾经留学美国、当时在家赋闲的学者学习英语，进步很大。1975年国家引进了大量石油、化工、煤炭设备，需要一些有工程技术背景的人学外语去接机器设备，临近毕业的秦晓被抽到北京学外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煤炭部的国际司。
刚到煤炭部不久，“四人帮”就被抓了起来。秦晓并没有对此感到有多么震惊，他说，“有在预料之中的感觉，倒行逆施到那种程度，觉得肯定要垮”，“当时朋友在一起不讨论 ‘四人帮’怎么样，讨论的是‘四人帮’粉碎之后怎么办”。这一代人不再狂热，开始理性地认识和对待一切。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迎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时代。
秦晓和当时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有交往，包括“农村发展研究组”的那群年轻人，大家都成为很好的朋友。通过刘进介绍，秦晓认识了金观涛夫妇，读到了他们关于 “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的论文，还和同学孔丹等人一起跟着金观涛讨论方法论。
“那时候中国是一个特殊时期，”秦晓感慨地说，“是体制内的政府精英和体制外的精英有高度共识的一个时期，大家都不愿意回到‘四人帮’的时候，认为计划经济体制要改，要往前推进，要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大家认真讨论，集中了智慧和力量。今天不一样，今天共识破裂了。”
秦晓坦承，“那时我不是最活跃的，但我都参与过，没有落伍，而且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当时年过三十的秦晓仍然渴望着读研究生，“我是北京四中高三生，山西矿业学院三年工农兵课程不能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望。我当时想学经济。”1980年，他考入中国矿业大学攻读企管研究生。
“那时候有《资本论》的课，老师是苏联专家的学生，每章甚至每页都烂熟的。我上课爱睡觉，可当时学经济的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个老师对两个学生，他看着你，你看着他，上课不能睡觉，印象就深了。”多年以后，已经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秦晓去中央党校学习，那里有四位讲《资本论》的老师，号称“四大金刚”。秦晓和其中一位老师讨论《资本论》时提出，《资本论》有几个问题可以研究：第一，《资本论》是经济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如果改变所有制，变成公有制，解放生产力，就可以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这是经济决定论；第二，《资本论》假设资源无限，只要有技术进步，资源就无限，而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源有限，人的需求无限，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在这一前提下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第三，《资本论》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其实任何情况下都有搭便车偷懒的道德风险。“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旁边有朋友拉我，嫌我说过了，怕我出事。”秦晓笑着回忆说。
研究生学习期间，秦晓读了大量讨论体制改革的书。1983年获得经济管理硕士后，他进入中南海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提到这位建国后主持第一次军衔评定的革命前辈，秦晓感念地说：“他对我教育很大，对我很信任，像在内蒙了解草根社会一样，在他身边工作我了解了中国的上层，知道这个岗位怎么决策。”
有一次，秦晓陪同宋任穷去三峡。在船上，秦晓和一个外国人愉快地聊起来。宋任穷说：“你的外语这么好，那你应该干更需要你去做的工作。”秦晓没敢说话。不久，石油部长唐克要秦晓去他那里工作。于是，他就离开了中南海，担任了石油部国际司的副司长。不久，他又调入中信工作。
秦晓还提到了“老大哥”王军：“他一直要我到中信工作，而且他对我影响很大。”事实上，在中信十五年，秦晓对王军几乎 “亦步亦趋”。 王军每一次升迁，都是由秦晓接替其位置，直到秦晓接任中信公司总经理。
在中信这个颇为特殊的企业里，秦晓逐渐历练为一位企业家。“要掌管这么大的企业，而且是比较国际化、比较前沿的企业，又处于转轨时期，挑战性很大。我那时候比较系统地读了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秦晓说。在中国，许多做企业管理的人不懂经济学，而搞经济学的人对企业不了解。他希望把它们打通一下，写了许多文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清泰很喜欢他的文章，还推荐他去中央党校讲课。他俨然是一个学者型企业家。
从五十岁开始，这个有着学术偏好的企业家苦攻五年，终于在2002年通过答辩，拿到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三年的时间都用在读书和文献评述上，后来两年写论文，写得很苦”。 可是收获也很大，严格的学术训练帮助他建立起了一套缜密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框架。
五
2001年，秦晓来到香港，接任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局最早由李鸿章创办，当五十四岁的秦晓接任招商局董事长时，这家企业已经有130年历史了。
招商局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见证者。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跌宕，招商局几度沉浮。洋务运动初期以“求强”为主，后来主事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求富”才能“图强”，于是由创办军工制造厂向创办民用企业转型，招商局应运而生。在其创办后的二十年间，迅速成为清末大型官督商办企业的典型，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时隔一个多世纪后，招商局又一次和中国的大变革紧密契合。1979年招商局开始在蛇口建立工业区，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一次允许外商投资办企业的地方。在蛇口工业区，招商局推动了许多改革，自身也从一家单一的航运企业迅速发展成为综合性企业集团。
但是，当秦晓接手时，香港招商局被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得一塌糊涂。他提出了“再造招商局第三次辉煌”。经过重组、调整和发展，招商局现在拥有总资产2000多亿元，利润总额近200亿元，成为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力量。
在领导香港招商局的过程中，秦晓意外地接触到了中国近代史的另一面：自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中国曾有过几次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这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中途而止，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交冲、山河破碎、新旧转折，使得独立、富强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诉求。因此，现代性转型对中国来说，就等同于民族独立、民富国强。这就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特殊性。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大背景下，诞生了招商局这样一家特殊的企业，形成了一家企业和一个国家现代化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招商局的几度兴衰证明，中国的近、现代化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思索日渐深入，历史的线索也日渐清晰：晚清严复对西学(价值观层面)的引入转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之用”，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器物层面)，20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转向以救亡为主调的“五四”运动，这不就是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吗？于是，八十年代也进入思考的视野。
在秦晓的记忆里，八十年代有许多历史片断依然清晰闪亮：星星画展、朦胧诗、《走向未来》丛书、文化热……但是，和热衷于思想启蒙的人们不同，秦晓尽管和其中许多人都熟识，甚至参与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和关注文化的是两群人，基本不搭的”。直到近年来，在他翻阅资料时才惊觉，八十年代曾经发生过一场启蒙运动，“我们当时怎么对这些事一点不关注呢？”他追问道。这时他才意识到，“20世纪八十年代 ‘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转变为政府主导的以批判‘文革’、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四个现代化’已经是政治化的一套话语，而前者是民间启蒙的话语。”不知不觉间，现代性已经被置换成了现代化。
难道这次启蒙运动也逃不脱历史的宿命吗？他感到惶恐，找朋友谈对现代性的看法，“谈了一圈，我觉得打击很大，这些人都不关心这些事”。
哈贝马斯把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秦晓认为，中国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可能对人类“现代性方案”做出贡献的愿景。
于是，一向主张“对时尚和主流永远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的秦晓，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追问。
“不能让现代化取代现代性”
马国川
制度不是目的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企业家，你为什么关注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毕竟是一个价值层面的问题。
秦晓：我的思想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文革”前，我接受的是“接班人教育”，有很强的治理意识，或者说是统治意识。这种意识的背后，是国家利益，希望国家强大，民族兴盛。那时毛主席并没有讲造反，他讲内部要“阶级斗争为纲”，国际上要“反修防修”，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 “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引向全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出来了，“造反有理”，天下大乱，颠覆了自己建立的秩序，我们就不太能接受了。所以我们就开始质疑它、抵制它、反思它。当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步入正轨，国家强大、民族兴盛的梦想又成为时代的追求。那时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有一条，我们这个制度有问题。我们认识到，具体的治理要有一套制度，原来的制度不行，所以要进行体制变革。当时笼统地认为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没有深入思考：制度是为了什么？
但是在进行了三十年的变革以后，我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社会问题，也出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社会病态。我就想，看来，制度不是目的，它是一个手段，是一个保障，制度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实现一套核心价值观，这套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的权利。正是由于我们缺乏这样的一套核心价值观，才导致我们社会出现诸多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是从制度层面的关注逐步走到价值层面的思考的。今天很多人仍然停留在制度上，认为制度高于一切。
秦晓：实际上这也是代表现在主流的一个观点，很少再往前走一步，从制度层面再跨越到价值层面上去。为什么？原因很多，一个原因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现实问题。
经济观察报：关键是能不能正视现实问题。
秦晓：在正视的同时，还要深入思考。这种思考既要有历史眼光，也要有全球视野。另外也需要学习。“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一代带来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学习的、批判的态度，我认为，要对时尚和主流永远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最早我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很注意研究日本的通产省、韩国的青瓦台等经济机构，包括我最早写的文章，都有点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意识，希望动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经济。这可能跟我的经历也有关系，我当时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后来我系统地读了一些书，发现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很多问题，我就转过来了，比较赞同
经济观察报：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功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
秦晓：政府当然还有其他功能，但是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进行二次分配，解决公平问题。但我们目前不是这样，它实际上是全能政府，它拥有国有企业，控制主要要素，土地、劳动力、能源、货币等都不能市场化，都是组织配置，人也组织配置，定价也是组织定价，这都有重大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些制度安排似乎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现实合理性，中国经济增长无疑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许多学者都在试图证明这一点。
秦晓：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奇迹，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做实证研究，还应该追问：这样的制度完善吗？第一，衡量制度好不好，经济增长不是唯一的指标。因为在国家的功能中，经济增长仅仅是其中一个，不能说经济增长就是好；第二，它可持续吗？事实上，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很多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西方社会的病态。我认为，现在的发展模式无法持续，必须抛弃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这是中国改革的瓶颈。正是在研究和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异化。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在近现代史上，这并非第一次。
秦晓：不是。从19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先后发起了三次现代化社会变革运动。第一次是洋务运动，大约三十多年，甲午海战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第二次是戊戌变法到20世纪二十年代，大约也是三十年，没有成功。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第三次现代化运动，目前正在行进之中。这三次，中国都是现代化压倒了现代性。
经济观察报：什么是现代性？
秦晓：“现代”、“现代性”、“现代化”，是环绕“现代”概念的语义丛中三个最重要的词。“现代性”发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从17世纪流行，其概念在18、19世纪之交基本形成。现代性的核心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祛魅”的过程，是摆脱愚味、迷信、专制，而追求理性、科学、自由的过程。而“现代化”一词则出现得更晚，大致确立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狭义上讲，它更侧重经济和物质层面。
如果按照现代性来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会发现在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曾有过几次影响颇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最早是严复对“西学”(价值观层面)的引入；然后是20世纪初由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最近的一次则是20世纪八十年代文革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这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具有现代性追求，但是由于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中西交冲、山河破碎、新旧转折，使得独立、富强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无可辩驳的时代主题。几次思想启蒙运动都中途而止，转到了强国富民的道路上，追求经济和物质层面，也就是追求现代化。从严复的启蒙转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之用”、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从新文化运动转向以救亡为主调的“五四”运动。
经济观察报：李泽厚在八十年代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命题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概括吧？他认为近代史上总是救亡压倒启蒙。
秦晓：对。但是他当时没有想到，八十年代也出现了 “救亡压倒启蒙”，八十年代的民间启蒙运动很快就转变为政府主导的，以批判“文革”、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如果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我更愿意说，中国近现代史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变奏”，现代性总是被异化为现代化。中国的近现代史说明，器的层面只是一个结果，只有通过理念更新、制度变革才能实现现代性的转型。
经济观察报：不能让现代化取代现代性。
秦晓：不能。如果说前两次现代性的中断是不得已，那么今天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社会转型的中国就不能以现代化取代现代性。事实上，今天中国面对的许多问题，就是现代性被异化、被简单化为现代化的结果。
转型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观察报：西方主流理论认为现代性社会只有一个模式，即以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倡导的自由、理性为核心价值观，以现代民主政体、自由市场经济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秩序。
秦晓：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判定，中国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必然诱发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诉求，这就需要一个对现代理念予以认同、对各种主张有较大包容性、对各种利益群体有较强协调能力的政体。这一政体的正当性就是现代民主制度。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过程中，从传统的集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其转型的路径无非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自下而上的解体。因此，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存在一个区别于欧洲、北美模式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与主流观点不同，还有一种思想认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者说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唯一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首先要基于本土的文化、历史传统，同时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外部环境、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约束。他们认为中国选择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现代化模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不仅适用中国国情，而且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弊端和病态。因而它不仅是“另类现代性”，而且表现出对“新的现代性”的追求。
经济观察报：人们一般把这种主张称为“新左派”。在“新左派”与西方主流理论两者之间，你更认同哪一个？
秦晓：对中国模式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在中国和全球是一个未解的迷，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就我而言，我以为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因而它具有普世的意义，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或现代文明秩序也属于全人类。但中国又有其特殊性。
经济观察报：你把自由、理性作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在一些人看来就意味着你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
秦晓：我们把自由、理性作为普世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完全认同西方主流派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和理解。首先，自由与秩序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互为依存、互为约束。没有秩序的自由不仅自身难以存在，也不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其次，个人自由也要与集体(家庭、组织、社会、民族)、与大自然相和谐，因为人不可能独立于集体和大自然而存在。西方文明中更加注重个人自由，东方文明则更加注重社会秩序，以及人与集体、大自然的和谐。同理，理性与理想(信仰)、民主与法治、权利与义务、制衡与效率也同样是互为依存、互为约束，对上述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东西方也存在着差异。中国在建立现代性核心价值观时应充分吸取传统文化的养分。
西方建立的现代化模式或现代文明秩序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尽管它存在种种弊端和病态，但把它冠以资本主义的属性并将其妖魔化是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表现。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能说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搞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这句话为中国冲破意识形态束缚、走向市场经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西方现代文明秩序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可以采用？
经济观察报：现代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民众监督、约束执政者，以实现他们的诉求，保障他们的权益。
秦晓：其实，这就是民主的含义。但是民众中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和诉求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冲突的，民众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往往不一致，政府的角色就是依据法律和民主程序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民众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政体模式的制衡和效率也是互为依存的，互为约束的，只能在两者中寻求平衡点。中国作为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凸显，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去协调、解决，在制衡和效率两者之间，应略侧重效率。当然，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制衡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所说的中国的特殊性是什么？
秦晓：特殊性在于具体道路的选择上。在现代核心价值观、现代文明秩序两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是普遍性基础上的特殊性差异；在路径选择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具备普遍性，中国只有另辟蹊径。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先经济后政治改革的策略，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它首先解决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也证明是成功的。但如果由此就认为中国可以实现现代性转型，则是错误的。我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考虑四个问题：一是要有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洗礼，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二是克服利益集团的干扰，政治家和社会精英应承担起推动民族现代性转型的重任；三是中国已形成二元结构，即内地贫穷、落后的9亿人与沿海有较高教育水平、有较高收入和国际联系的3亿多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诉求有较大差异，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要兼顾到这两个群体，进程过快会偏离9亿人的现实利益，过慢则会引发3亿人的不满；四是应充分吸取经济体制改革中 “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尽可能地避免大的动荡，力求实现软着陆。
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经济观察报：哈贝马斯把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张称为“现代性方案”，他认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西方形成的现代文明秩序是一个需要医治和修补的制度。“新左派”也从这一点出发，质疑现代性价值和制度体系的普世性：一个病态的西方现代社会是否应该成为我们转型的目标？
秦晓：我认为不同民族和文明在价值认同和制度形态选择上会存在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并不等同西方化，而是“多元现代性”的构建。但将这种差异视为具有本质上区别或对立“另类”，则缺乏令人信服的阐释，也没有实践的支持。当代西方社会呈现的病态反映了现代性社会本身的问题和危机，也是全人类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但这些问题和危机尚不能构成现代文明秩序的瓦解，更不应由此而完全抛弃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消解性的批判和解构是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它只能宣告死亡，不能医治疾病。在问题和危机面前所需要的是理性的批判和建设性的思维，使现代文明秩序在自我扬弃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对于处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中国，不是要不要学习、借鉴的问题，而是怎么学、学什么的问题，即何该扬，何该弃。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否意味着已找到了适用于中国且可以超越西方现代社会弊端的现代性目标模式？显然没有。对中国来说现代性转型已跨越了三个世纪，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现代性方案”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需要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识、定位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可能对人类“现代性方案”做出贡献的愿景。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现代性方案”，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如何实现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
秦晓：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中国一百多年来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是一个现代性转向的进程，这一进程的目标是构建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工业化、小康社会等都不能准确、完整地反映这一进程的实质和目标。“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为理念，需要更深入的挖掘和阐释，使之成为与现代性价值观相融合的体系。“以人为本”不应简约为“民生”，首先要以个人的权利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撑，这主要体现为对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的制约，否则要么变成空泛的口号，要么沦为利益集团获取权力“正当性”(韦伯)的工具。
经济观察报：这个转型绝非易事。
秦晓：不是易事，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很值得关注的。它们的产生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破坏力很大，和现代性是不相容的。
经济观察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方案”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秦晓：研究应秉承科学精神，倡导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科学精神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将 “士”与“大夫”合为一体，没有真正形成独立、自由的学者群体。八十年代，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达成共识，学者由此进入体制，研究也趋于政策导向。近年来许多学者抱怨被排除在体制外，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没有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常态下政府和学术界应既相互独立又能产生良性互动，学者应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政府应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式和更大的包容性。开放和包容是学术研究应倡导的文化。开放即是解放思想，解除各种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包容即不以一己之见而障目，理性对待不同的观点。研究的过程也是学习、交流、比较、思考的过程，只有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才能使科学精神得以发扬。
中国在近三十年中通过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经济发展并不是现代性转型的主要标志。在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社会进步、法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经济发展而言，我们也不应掩盖、漠视成就之下存在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我期望，现代性的探索在未来将成为中国学界研究和讨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和制度体系也应具有中国特色，因为只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和当代文化元素相融合，它才能根植于中国本土。我们不能通过“宏大叙事”构建理想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移植别人的模式，因为离开了人和文化的因素，任何制度都难以建立和运行，种桔成枳就是这个道理。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我们应该寻求比现实中的制度安排更优、更好的可替代方案。只要我们坚持开放、勇于竞争，转型的进程就不会终止，转型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