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送密信 令徐向前带领红四军北上

　　徐向前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1935年9月9日深夜，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秘密脱离张国焘控制的红四方面军北上后，红军前敌指挥部得知此事时是这样描述的：“……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中央派人送来指令，要我们率队北进；陈昌浩写了复信，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中央派人送来指令”，当时中央是派谁送的指令？今天我们得知，当年给徐向前送党中央毛主席指令的是时任红一方面军二师通讯主任的曾思玉。当时，中央为曾思玉配备了一个营的兵力和一部电台，一路护送，在红四方面军驻地的一个岔道口，将毛泽东的亲笔信送给了徐向前。

　　草地惊变

　　1935年9月10日，已经快走出草地的红军先头部队——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二师正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为全军开路。此时，红二师全体将士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张国焘要危害党中央、分裂红军的事，更不知道毛主席已经于昨天晚上秘密带领中央红军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离开了红四方面军驻地，急速向最前沿的红一军团驻地开进，然后率领红军一起北上抗日。

　　北上是中央早就决定了的。早在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并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为右路军；朱德、刘伯承、张国焘率红一方面军的第四、第九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路军。

　　1935年9月10日，右路军的先头部队红二师已经向草地急速行军一天，驻扎在只有几户藏族人家的一个小庄子里。藏民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藏族统治者的反动宣传，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已经离开庄子了。因为房子太少，除机关指挥部在房子里面，作战部队以及基层指挥员都在雪松下的树针叶子上面露营。

　　9月11日早晨，乌云满天。约8时左右，一支马队急驰来到红二师驻地。陈光师长、肖华政委前去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博古、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人，把他们接到了自己住的房子里。

　　曾思玉等红二师司令部机关参谋人员看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突然到来并召开紧急会议，都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大家怀着一颗紧张的心，静静地等待消息传出。

　　领受秘密任务

　　不错，此时的党中央面临着极其重要的关键时刻。

　　不一会儿，陈光师长从屋子里走出来，把曾思玉叫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和肖华政委一同交给曾思玉一项重要任务。

　　陈光师长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而且是十万火急的任务。”

　　只见陈光师长手中拿着一封信说：“这是毛主席写给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命你火速送交给他。你带领六团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徐总指挥可能在今天下午由东而西经过那里，他必经过那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地区去，这是你见到徐向前总指挥的最好时机和地点，千万不要错过。”

　　肖华政委接着说：“你去完成这个任务，路上遇到各种问题，都要灵活处置，尽量避开，一切都为送信任务服务。”陈光师长再三嘱咐：“无论如何要把毛主席的亲笔信送到徐总指挥手中，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一封信，任务艰巨，困难很大。但是，你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红军干部，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如果遇到意外，哪怕牺牲自己也要设法将信送到徐向前总指挥手中。”

　　曾思玉回答说：“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完成。”

　　然后，两位师首长带着曾思玉来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开会的屋子里。陈光师长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是我们师司令部的通讯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的任务。”曾思玉向毛泽东敬礼，并说：“毛主席，我去完成任务！”毛泽东笑了：“哎，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思玉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两个，我相信你能够顺利完成这次送信的任务。”

　　毛泽东用手指着桌子上的地图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曾思玉说：“请毛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毛泽东看着曾思玉，点了点头，说：“那可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呀，送这封信说不定会付出重大代价，甚至还会流血牺牲的！”曾思玉说：“毛主席，跟着你干革命，我们红军战士心里就亮堂，就高兴，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也是光荣的！”

中原野战军血战大杨湖：揭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

　　1946年9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在鲁西南定陶县一带，同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全歼蒋介石之嫡系整编第三师（军的编制）等1，7万余人，生俘敌中将师长赵锡田，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必胜信心。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定陶战役……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到了扭转时局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也誉定陶战役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光辉范例。

　　蒋介石妄图以30万大军消灭我刘邓大军主力。敌中将师长赵锡田叫嚣：“我整三师万余雄兵对付刘邓五万溃军绰绰有余。”刘邓首长审时度势，决定发起定陶战役。

　　1946年秋，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当地人民亲切地称之为刘邓大军），为策应中原、苏北两路大军作战，发起陇海战役，以远距离奔袭一下截断了蒋介石的运输大动脉--陇海线。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军主动回撤晋冀鲁豫解放区。蒋介石不甘心在中原腹地被我军狠咬一口，为确保今后陇海等铁路大动脉的安全，妄图乘我军刚进行了长途奔袭作战未及休整之际，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一举消灭我刘邓大军主力。于是，他慌忙调集了隶属郑州绥靖公署的整编第三师、四十七师、四十一师（均相当于军）及刘汝明集团一部由开封东进，隶属徐州绥靖公署的第五军、十八军、八十八军则由徐州西进，东西两路30万大军像两把钳子，疯狂地尾随刘邓大军向我鲁西南根据地杀来。

　　敌西路先锋整编第三师赵锡田部，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该师全部为美式装备，有远征缅甸的经验，又全部由老兵组成，自谓还从未遇到过对手。中将师长赵锡田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向来十分骄横，这次追击刘邓大军，他既视顶头上司、郑州绥靖公署上将主任刘峙若有若无，更不注意同友军协调一致，只想独吞战功，咬着我军的屁股死不丢口，一进入解放区就连续攻占了几个村镇。他狂妄地叫嚣道：“刘伯承已溃不成军了，我用不了两个礼拜就可占领整个冀鲁豫，把刘伯承、邓小平赶上太行山去！”

　　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上将刘峙在报话机中用密码问赵锡田要不要飞机，赵锡田以明语说：“刘先生，飞机不需要了，就凭这点装备共军就不堪一击了，我这一万余雄兵对付刘邓的五万溃军绰绰有余。”

　　“为什么不讲密语？”

　　“不要紧，刘邓马上就要被消灭，用不用密语已经无所谓了。”

　　夜已经很深了，鲁西南定陶县西部一个不足400人的小村里，有一个大院落仍然灯火通明，这里就是刘邓大军的临时最高指挥部。面对敌人必欲置我于死地的疯狂气焰，刘伯承和邓小平沉着应战，运筹帷幄，连日来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地图。此时，他们正分析敌情，刘伯承一脸凝重地说：“冀鲁豫战场我只有4个纵队，5万余人，敌我兵力之比是6：1，我方处于明显劣势，再加上部队疲劳至极，立即作战确有困难。”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以坚定的语气说：“但若不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挫其锐气，狠狠教训他们一下，我军势必要在短期内退到老黄河以北，被迫放弃鲁西南战略要地，这对以后我军的战略机动极为不利。”

　　邓小平同意刘伯承的分析，他说道：“进攻鲁西南之敌虽有30万人，数量装备远优于我军，而其用于一线者，仅10万余人，且徐州、郑州两路中又分6路，每路只一至两个师。徐州、郑州两个系统指挥不统一，嫡系和杂牌的矛盾很深，由郑州向我进攻之敌除整三师外，战斗力普遍较弱，又是进攻鲁西南的主力，粉碎该路敌军的进攻，敌东西钳形攻势即行瓦解。”

　　接着，两人又对西路之敌作了具体研究，认为郑州之敌进攻的主力是中路向定陶方向进攻的整三师（敌人认为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设在鲁西南重镇菏泽，定陶在菏泽南20公里，敌人妄图攻占定陶后包围菏泽），它虽与四十七师齐头并进，但中间有5公里到10公里的间隙，便于割裂与围歼。整三师是郑州各路之敌的唯一嫡系，我如打它，杂牌军必不会积极增援。再说我军五倍于赵锡田部，他装备再好、战斗力再强恐怕也难以招架。我军如将其全歼，必给敌以极大震慑，迫敌不战自退。这样既粉碎了敌人两路钳击企图，又可使我军完全掌握鲁西南战场的战略主动权。

　　“打”。“打”。刘伯承、邓小平各自猛拍了一下八仙方桌，他们决心集中全部兵力，歼灭整三师于定陶附近，并将这一战役方案连夜上报了党中央、毛主席。 lm^!^6=v0l

　　8月29日，毛主席亲自回电批准了刘邓的定陶战役方案，并电示：俟敌三师（即整编第三师）两旅进至适当位置后，集中全力歼其一旅，尔后再歼其一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于是，刘邓首长着手准备发起定陶战役（后因战局变化，我军歼敌于定陶以西30公里现菏泽市牡丹区西南大杨湖村一带，战后仍称定陶战役，亦称大杨湖战役--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