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从左琴科想到我国的杂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1:38:33
毛牧青/文
昨天，我在家倒腾旧书，突然翻出一本《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选》小册子。这本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首次开禁出版的书让我眼睛一亮：这不是一本很好的书么？于是赶紧“单列”，便于重新阅读。
这本20余年前阅读过的小册子内容我大都记不得了，但还有印象，那就是；这位早期的苏联叫米哈伊尔•左琴科的著名作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细腻的观察，对当时所处年代社会上的公务员、市民百姓的官僚作风、市侩心理和庸俗习气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无情嘲讽。让你不得不感叹作者的写作风格的平易风趣、机智俏皮，读后令人哑然失笑拍案叫绝。同时，让你感受作品中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各类人物，就生活在你的周围，或者干脆说，有的写的就是你自己。
显然，他这种独辟蹊径风格的讽刺作品，不会得到当时执政党和政府的容忍。1946年，他被当时负责全苏党内外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以“嘲弄苏联生活、苏维埃制度、苏联人”的罪名骂为“市侩和下流家伙”遭到批判并赶出作协而辍笔。
左琴科的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小小说）和杂文，基本为幽默讽刺。因此拿到我国不太严密的分类看，应属杂文系列。
作为反映社会事件或社会倾向的短小精悍的文艺性论文的杂文，应“议论而兼叙述”。其特点是议论精辟形象鲜明典型，语言生动幽默尖锐深刻泼辣。因此，杂文的旁敲侧击、借古喻今、切中要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就是它的最大特点。鲁迅说杂文是“匕首和投枪”很有道理。
然而，我国貌似繁荣的杂文园地，能说明这个特点吗？
我国杂文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鲁迅。鲁迅的鼎盛期是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的一系列杂文作品（含讽刺的小说和散文诗歌）上至政府下至市井左对传统右对道德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嘲弄。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鲁迅逝世后，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这种赞誉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废黜百家，独尊鲁迅”的一道风景。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我至今不明白，身处七八十年前的国民政府为什么能容忍鲁迅的存在和鲁迅的言论、出版、聚会的自由——尽管他也遭到漫骂、攻击甚至恐吓而独树一帜。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成就了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的因由吧。
鲁迅的价值和地位无庸质疑。但把他当做某种觊觎的“敲门砖”恣意采取实用手段过于神化，就不好了。鲁迅性格为“硬骨头”，提倡“痛打落水狗”。这种风格造就他幸好在三十年代中期逝世。否则，活到如今就得随乡入俗改改脾气——要么像郭沫若那样“闭嘴”高唱赞歌；要么像胡风冯雪峰那样“胡说”而蹲大狱！
看来杂文在文学上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反骨”强烈。由此导致我们一段时间杂文凋零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了。
杂文作者不仅需要敏锐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生动的文笔，更需要策略、勇气和胆量。而后一种需要，恰恰是当今杂文所缺乏的。因此，我是不是应该这样说：一个社会罕见杂文，是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结果；而一个社会杂文貌似“繁荣”，而作品多为泛泛而谈不敢触及深层次的实质问题，是不是一种恐惧的“无形的手”在牵制作者“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现在我国杂文报刊很多，形式上确实进步了。但多数杂文我还是不敢恭维——无论功底还是见解。曾经被誉为“小鲁迅”的王小波和余杰的杂文穿透力比较强，但争论也多。许多以“时评”出现的一事一议的“杂文”，也多为不痛不痒，而且罗嗦越写越长，令人不知所云。老一辈杂文家如牧惠、邵燕祥、马识途等多为故去或淡出。中青年编辑记者出身比较有名气的童大焕、刘洪波、鄢烈山、潘多拉等著名杂文（时评）家毕竟还少些。而且刊登在纸质的官方媒体上忌讳太多，相对制约了他们的文章分量。我曾经干过小报编辑，对许多好的杂文不敢刊登，只能忍痛割爱成为“抽屉杂文”——为什么？很简单：怕字当头！如果刊登出了政治问题，轻则个人检讨，报纸整顿；重则砸自己饭碗，报纸取消刊号。将心比心，我自然理解现在许多作者和编辑的无奈苦衷——不是我不为也，而是不敢为也。
今天许多都市类报纸设立《时评》专栏，但真正像《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大河报》等等那样相对敢言的还是很少。多数都是从《人民网》或《新华网》“剽窃”的不痛不痒的言论，有的简直与“文革”的小言论小评论无二——既可不付稿酬又不犯错误，信手拈来，得来全不费功夫——此等编辑确实滋润令人羡慕。
因此，繁荣的杂文形势下倒是凸显时代需要更多的名副其实的杂文家的涌现，而不是比杂文都多的“杂文家”。
早在十几年我发现一本长春出版的《杂文选刊》，一时喜欢便成了它的拥趸，一连购买近十年，后来发现石家庄出版的《杂文月刊》也喜欢上了。两本都买。不过前两年起这些刊物我都不买了。囊中羞涩和网络冲击是个重要原因，但刊物质量督促我不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譬如《杂文选刊》注重一个“选”字，即必须是公开报刊发表过方可推荐刊登，这就局限了它的视野和不多样性，背后还是一个“怕”字——尽管它后来出现过我比较喜欢的“无谱流行曲”和“百字杂文”栏目。《杂文月刊》虽然基于原创，但许多“杂文”不像杂文，冗长罗嗦，毫无杂文功底可言。而因特网特点和普及，大量“马甲”出现的民间“杂文家”敢说敢言（当然不是瞎说瞎骂瞎丑化瞎攻击），针砭时弊批评世俗，涌现了一大批纸质媒体所没有的好杂文。读后令人畅快淋漓深省反思。于是我得出结论：真正的杂文在网络。
左琴科早在1928年一次发言中自我评价自己的作品为“写的紧凑，句子不长，这样的句子穷苦百姓也看得懂，可能就因为这样，我的读者很多”。我想：他的这番话，或许对我国当今的杂文的臃肿烦琐罗嗦的弊病很有借鉴作用吧。
另外，我建议出版界的朋友再重版或重编左琴科的小品文。因为它描写的人物与我们当今的形形色色国人太相似；它得风格需要我们采取“拿来主义”借鉴创新。当然，如果再版有了经济效益，别忘了给我寄一份“点子”碎银哈。
罗里罗嗦的就暂时写到这里吧。
2006年3月29日早
昨天，我在家倒腾旧书，突然翻出一本《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选》小册子。这本上世纪80年代初期首次开禁出版的书让我眼睛一亮：这不是一本很好的书么？于是赶紧“单列”，便于重新阅读。
这本20余年前阅读过的小册子内容我大都记不得了，但还有印象，那就是；这位早期的苏联叫米哈伊尔•左琴科的著名作家，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细腻的观察，对当时所处年代社会上的公务员、市民百姓的官僚作风、市侩心理和庸俗习气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无情嘲讽。让你不得不感叹作者的写作风格的平易风趣、机智俏皮，读后令人哑然失笑拍案叫绝。同时，让你感受作品中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各类人物，就生活在你的周围，或者干脆说，有的写的就是你自己。
显然，他这种独辟蹊径风格的讽刺作品，不会得到当时执政党和政府的容忍。1946年，他被当时负责全苏党内外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以“嘲弄苏联生活、苏维埃制度、苏联人”的罪名骂为“市侩和下流家伙”遭到批判并赶出作协而辍笔。
左琴科的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小小说）和杂文，基本为幽默讽刺。因此拿到我国不太严密的分类看，应属杂文系列。
作为反映社会事件或社会倾向的短小精悍的文艺性论文的杂文，应“议论而兼叙述”。其特点是议论精辟形象鲜明典型，语言生动幽默尖锐深刻泼辣。因此，杂文的旁敲侧击、借古喻今、切中要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就是它的最大特点。鲁迅说杂文是“匕首和投枪”很有道理。
然而，我国貌似繁荣的杂文园地，能说明这个特点吗？
我国杂文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鲁迅。鲁迅的鼎盛期是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的一系列杂文作品（含讽刺的小说和散文诗歌）上至政府下至市井左对传统右对道德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嘲弄。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鲁迅逝世后，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这种赞誉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了“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废黜百家，独尊鲁迅”的一道风景。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我至今不明白，身处七八十年前的国民政府为什么能容忍鲁迅的存在和鲁迅的言论、出版、聚会的自由——尽管他也遭到漫骂、攻击甚至恐吓而独树一帜。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成就了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的因由吧。
鲁迅的价值和地位无庸质疑。但把他当做某种觊觎的“敲门砖”恣意采取实用手段过于神化，就不好了。鲁迅性格为“硬骨头”，提倡“痛打落水狗”。这种风格造就他幸好在三十年代中期逝世。否则，活到如今就得随乡入俗改改脾气——要么像郭沫若那样“闭嘴”高唱赞歌；要么像胡风冯雪峰那样“胡说”而蹲大狱！
看来杂文在文学上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反骨”强烈。由此导致我们一段时间杂文凋零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了。
杂文作者不仅需要敏锐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生动的文笔，更需要策略、勇气和胆量。而后一种需要，恰恰是当今杂文所缺乏的。因此，我是不是应该这样说：一个社会罕见杂文，是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结果；而一个社会杂文貌似“繁荣”，而作品多为泛泛而谈不敢触及深层次的实质问题，是不是一种恐惧的“无形的手”在牵制作者“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现在我国杂文报刊很多，形式上确实进步了。但多数杂文我还是不敢恭维——无论功底还是见解。曾经被誉为“小鲁迅”的王小波和余杰的杂文穿透力比较强，但争论也多。许多以“时评”出现的一事一议的“杂文”，也多为不痛不痒，而且罗嗦越写越长，令人不知所云。老一辈杂文家如牧惠、邵燕祥、马识途等多为故去或淡出。中青年编辑记者出身比较有名气的童大焕、刘洪波、鄢烈山、潘多拉等著名杂文（时评）家毕竟还少些。而且刊登在纸质的官方媒体上忌讳太多，相对制约了他们的文章分量。我曾经干过小报编辑，对许多好的杂文不敢刊登，只能忍痛割爱成为“抽屉杂文”——为什么？很简单：怕字当头！如果刊登出了政治问题，轻则个人检讨，报纸整顿；重则砸自己饭碗，报纸取消刊号。将心比心，我自然理解现在许多作者和编辑的无奈苦衷——不是我不为也，而是不敢为也。
今天许多都市类报纸设立《时评》专栏，但真正像《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大河报》等等那样相对敢言的还是很少。多数都是从《人民网》或《新华网》“剽窃”的不痛不痒的言论，有的简直与“文革”的小言论小评论无二——既可不付稿酬又不犯错误，信手拈来，得来全不费功夫——此等编辑确实滋润令人羡慕。
因此，繁荣的杂文形势下倒是凸显时代需要更多的名副其实的杂文家的涌现，而不是比杂文都多的“杂文家”。
早在十几年我发现一本长春出版的《杂文选刊》，一时喜欢便成了它的拥趸，一连购买近十年，后来发现石家庄出版的《杂文月刊》也喜欢上了。两本都买。不过前两年起这些刊物我都不买了。囊中羞涩和网络冲击是个重要原因，但刊物质量督促我不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譬如《杂文选刊》注重一个“选”字，即必须是公开报刊发表过方可推荐刊登，这就局限了它的视野和不多样性，背后还是一个“怕”字——尽管它后来出现过我比较喜欢的“无谱流行曲”和“百字杂文”栏目。《杂文月刊》虽然基于原创，但许多“杂文”不像杂文，冗长罗嗦，毫无杂文功底可言。而因特网特点和普及，大量“马甲”出现的民间“杂文家”敢说敢言（当然不是瞎说瞎骂瞎丑化瞎攻击），针砭时弊批评世俗，涌现了一大批纸质媒体所没有的好杂文。读后令人畅快淋漓深省反思。于是我得出结论：真正的杂文在网络。
左琴科早在1928年一次发言中自我评价自己的作品为“写的紧凑，句子不长，这样的句子穷苦百姓也看得懂，可能就因为这样，我的读者很多”。我想：他的这番话，或许对我国当今的杂文的臃肿烦琐罗嗦的弊病很有借鉴作用吧。
另外，我建议出版界的朋友再重版或重编左琴科的小品文。因为它描写的人物与我们当今的形形色色国人太相似；它得风格需要我们采取“拿来主义”借鉴创新。当然，如果再版有了经济效益，别忘了给我寄一份“点子”碎银哈。
罗里罗嗦的就暂时写到这里吧。
2006年3月29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