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誓约想到的 张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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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誓约想到的

  写在张文佑先生百岁诞辰纪念会之前 

 张绍宗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1949年1月13日,  南京解放前夕,张文佑先生与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许杰、赵金科、斯行健、孙殿清、刘之远、吴磊伯、马振图、谷德振、陈庆萱、徐煜坚在他的住处秘商,抵制国民党政权把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往台湾的计划,立下反迁台誓约,誓约说:“同仁等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兼顾及今后生活之困难,现已意见一致,决定留在南京或上海,以此相约,立誓遵守。如有违约背誓者,应与众共弃之,永远不在地质界立足。”这个誓约载于马胜云和马兰所编、1999年地质出版社出版的《李四光年谱》,191页。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立下这样的文字誓约要有怎样的勇气,特别是张先生,是在他的住处。不过,60年后,当我读到这个誓约时,特别注意的是其中这句话:“同仁等尊重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这句话作为誓约的开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理念,就像我们这一代人过去常说常写的“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听党的话”,“做螺丝钉”一样平常。

      这句话的出处太多了,它是中国知识人150多年来一直的追求。它在近年变成了人们常说的,据我所知,是源于1990年代初的一本书,即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是中国当代最了不起的历史学家,1920-1930年代曾与梁启超等一起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解放后拒绝去台到了后来的广州中山大学,“文革”被迫害致死。前几年他的骨灰已被移葬在庐山中国科学院的植物园。陈先生的原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写在纪念中国另一位大历史学家王国维的碑文中。1953年,中国科学院打算调陈先生到北京任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让他的学生汪篯去请他,谈话中,陈先生重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作了申说。汪篯记录了他的谈话—《对科学院的答复》。下面是全文,引自陆键东的书: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治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府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可以说,张文佑先生那一代知识人或多或少是秉持这种理念的,而张先生,从他的几十年学术生涯看,无疑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表现在学术上,他创立的断块构造理论就是这一理念结出的果实。

    他对他的老师李四光先生1929年提出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宗旨:“本所的研究工作,应特别注意讨论地质学上之重要理论,……目的在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终生铭记,矢志不移。张文佑先生一心想把他任副所长的地质所建成这样一个所,为捍卫地质所的存在,免遭兼并,他始终站在最前面,甚至在病床上。陈先生说,“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就此而论,张先生是李先生当之无愧的好学生。可惜,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现在,地质所已走进历史,不复存在了。

    他在1957年初第二届学部委员大会上建言:科学院院长、各所所长和学部委员应当采取轮换制和选举制。为此,在反右时,受到批判,险些被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受到斗争;直到1978年,才给这句话下了个不算什么的结论。

    1958年大跃进中,当所里要把他主编的尚未定稿中国大地构造图及其纲要作为大跃进的“献礼”时,他指出其中至少有600多处还需要加工或需要斟酌和修改的地方。为此,1959年,他从东德访问回来一下飞机就被拔“白旗”,说他“学苏反苏,学李反李”,戴上‘右倾’的帽子,受到批判。

    1978年,地质所“文革”后第一次提职,他力主打破论资排辈的陋习,为青年地质学家李继亮、从柏林的晋升进行了一个人的“战斗”,虽屡战屡败,但虽败犹荣。

    张先生去世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立即在《人民日报》撰文悼念,文中称赞张先生:“学而优则用,用于为民造福;学而优则创,求新路,多发明。”这里的“创”字乃是科学的灵魂,也是张文佑先生的灵魂。

    最近去世的钱学森先生曾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 这个问题现在被称为“钱学森问题”在媒体和网上热议。其实,这个问题也适用于研究所,为什么?建国时出生的,已经60岁。

    张文佑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师,他创立了断块学说,迄今仍是中国地质学的一座高峰,而且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解释力,特别是在区域地质和石油天然气地质的领域。张先生所秉持的“学术工作之独立与自由”或许应是“钱学森问题”的部分答案。

    作为张先生的末代学生,我曾写就一篇短文给现已出版的《张文佑先生纪念集》,文中写了些张先生的建所思想,旁及1966年地化所分出张先生的意见,事实具见地质所档案。事过40多年,我略抒感想,不知触到了谁的神经,竟然不见容于主事者,要我修改,结果未能刊出。这件事,说小,很小;说大,很大。都互联网时代了,区区纸媒算什么。这里不去说它。我要说的是,就凭这种作为,这种环境,能出大师?距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其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