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及其新动向、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及其新动向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2-12 16:17:00 ]    作者：刘国华　李阵    编辑：studa0714

　　摘要:二战后,由于日本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经济外交就成为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占领国际市场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等手段的实施,日本的经济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受强烈的经济动机和政治色彩的影响,加之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肘,日本战后以来的经济外交并没有完全达到其预期的效果。

　　关键词:日本;经济外交;政治大国;历史问题

　　Abstract: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Ⅱ, Japan's political/military diplomacy was restricted greatly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law, so its economic diplomacy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return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occupy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the intention to seek for the solutions to be one of the political powers in the world By mean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ODA program and so on, 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has got great achievement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ields However, as influenced by excessively intense economic motive that was mixed strongly with political intention in addition to the restriction on her ax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lated policies, 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has not been achieving her expected results yet after World War Ⅱ

　　Key words:Japan; economic diplomacy; political powers; historical issues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力量实际上可能是最重要的权力源泉,在主要大国间军事冲突不大可能发生的时代里,经济力量在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高低方面将起日益重要的作用。”［1］而经济外交则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而进行的外交活动［2］。作为战败国,战后日本不仅失去了对外实施军事外交的可能性,政治能力也大为削弱。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做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3］。
　　
　　一、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
　　
　　日本为占领国外市场、改善国际形象、实现政治大国的诉求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其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经济外交的形成、发展时期
　　1952年吉田茂在组建第四届内阁时的施政演说中首次提出了“经济外交”的概念,他指出:“政府准备首先进行一系列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等,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4］。1954年,日本加入了“科伦坡计划”,开始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转换过程。1957年,日本政府发布第一个外交蓝皮书,“经济外交”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正式外交文献中［5］。此后日本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利用经济外交,对内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外消除侵略战争造成的后遗症,以使日本尽快重返国际社会。进入6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法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强国,日本对外援助的意志和欲望也随之大为上升,更加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冀图扩大经济势力范围,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经济外交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时期
　　从7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美苏关系相对缓和,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对日本有利的变化。此时日本政府的大国欲望逐渐上升,经济外交开始更多地考虑政治安全因素,非经济性战略意图日趋明显。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对美、日等亲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禁运,给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引发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混乱、社会动荡和国民恐慌。为保障日本石油供应,日本对中东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出台了“新中东政策”,带动了日本对该地区经济外交的开展。1973年12月10日,日本政府紧急派遣副首相三木武夫访问中东八国,宣讲日本的“新中东政策”,并带去总额高达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6］,提升了中东石油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地位。同时,日本政府不得不反思过去对美过分依赖的做法,重新重视外交战略的多元化发展方向。因此,日本“新中东政策”可以视为日本的经济外交从纯粹的经济行为,转向兼具政治和战略意图的综合性外交政策行为的转折点。
　　
　　3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经济外交逐步政治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日本政府日益不满足于其“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宣称要成为“国际国家”,要在国际社会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1983年,中曾根公开提出要做“政治大国”的口号［7］。此后,日本政府一改在国际活动中的低姿态形象,积极宣传其大国政策。1983年1月,中曾根在访美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就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来说,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8］。为实现在全球范围与美国的平起平坐,日本政府特别强调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对外战略型援助也大幅度增加。1980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宣称:对外经济援助是“为确保广义上的安全保障”所必不可少的,是为其政治大国铺路的“经费”［9］。此后,日本大幅度扩大了对外经济援助的规模,利用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援助疲劳”之际,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并在1991—1995年连续五年占据世界上“最大对外援助国”的冠军宝座［10］。
　　
　　4 冷战结束至今:经济外交日益政治化,其功能日益被政治外交所取代
　　冷战的结束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给整个日本外交包括经济外交带来了新的课题,也为日本政治大国的诉求提供了新的机遇。而此时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相对下降,对外推行经济外交的能力也大为削弱。因此,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政治外交的作用,希冀通过政治外交来谋求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弥补其因经济地位下降而带来的外交地位的下降。经济外交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作用开始被强有力的、积极主动的政治外交所取代。其对外经济援助的政治目的更加明显,开始关注受援国的民主化、人权、军费支出及武器进出口状况等。其中对外援助四原则的制定更是标志着日本经济外交的政治化,并日益成为日本推行政治外交的重要工具。
　　
　　二、 日本经济外交所取得的成绩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开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 从政治角度看:加速了日本政治大国进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通过赔偿外交的开展,打开了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从此迈出了重返亚洲政治舞台的重要一步,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与部分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为向世界展示和平主义的新日本,消除战前日本给世界的印象,促进日本重返国际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经济高度发展后,实力迅速增强的日本加大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力度,对外援助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使日本“富裕、爱好和平”的发达国家形象深入人心。80年代,通过经济外交的开展以及强化经济援助的政治使命,日本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日本是“富有爱心”的发达国家,理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国际社会接受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作了良好的铺垫。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强有力的经济外交使日本从“为国际作贡献”阶段过渡到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拥有较强软实力的“政治大国”阶段,部分地实现了其外交的、战略的意图。
　　
　　2 从经济角度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日本以对外援助、贸易和投资的方式推进经济外交,成功地使经济外交成为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铺路石。战后日本通过战争赔偿,占领了东南亚产品市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1955年为384亿日元,实施战争赔偿后1961年猛增至1032亿日元［11］,足见赔偿的功效。赔偿实际上为日本产品特别是当时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机械产品提供了出口补贴,为日本打开东南亚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对外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开发援助,通过对受援国附加必须购买日本产品的要求,加之大量的广告宣传,不但使一批企业成功地走向世界成为强大的跨国企业集团,而且使“日本制造”以高端、高品质享誉全球。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贷款为日本汽车、电子产品独霸中国市场起到铺路的作用。正如当年流行的广告词“有路必有丰田车”所指的“路”就是用日本的援助贷款建成的。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以来,经济外交对延缓经济的衰退,实现经济早日复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促使日本经济逐渐走出低谷,重新走上了增长的轨道。
　　
　　3 从文化角度看:扩展了文化影响力,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日本通过经济外交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文化援助,促进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扩大了日本的文化影响,提升了国家形象。基于语言伸展到哪里,就会把所负载的文化价值观带到哪里,日本政府把推广日语看做是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让世界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出资大力向海外推进日语教育,使海外学习日语的人数猛增。据统计,1990年在海外的日语学习人数为98万人,1998年猛增到209万人［12］。日语学习人数的激增大大促进了日本文化在世界的流行,扩展了其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日本文化,不但提升了日本的软实力,还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其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日本的漫画不仅在其国内畅销,而且在亚洲其他地区及欧美拥有广大的读者。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数据,2003年,销往美国的日本动漫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为4359亿美元,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总收入的四倍［13］。三、 日本开展经济外交的制肘因素
　　
　　虽然日本的经济外交的开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其开展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经济外交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和沟通基础
　　因日本侵略战争而形成的“历史问题”,已成为日本进一步发展与邻国关系的巨大障碍。历史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将关系到日本与受害国关系的走向。在日本,由于战后在思想领域并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彻底的总结和反省,近代以来形成的战争观、国家观、历史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很多人对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认识模糊,认为战争只有“胜利的战争”和“失败的战争”之分,这也是日本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的舆论基础。至今,日本国民中仍有人认为,日本发动对亚洲的侵略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战犯受到惩罚只是因为日本战败而已,“如果日本战胜了,那些甲级战犯都是英雄”。部分日本人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不仅令受害国人民难以接受,也违背了人类普遍认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理所当然地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经济外交一直没有解决二战侵略在亚洲民众心中留下的阴影,也难以在舆论塑造上跨越历史问题。因为经济外交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与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日本首相屡屡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恶劣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外交的作用。
　　
　　2 经济外交受到政治外交的强有力牵制
　　在外交实践中,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两方面相互作用、协调,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而日本的外交则反映出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性。“经济外交服务于政治外交”是日本既定的外交基本原则,当前日本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日美关系置于首要位置。“日美基轴”使得日本的经济外交服从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将“日美利益”凌驾于各国利益之上,造成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和力量失衡,不利于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种“傍超级大国”外交固然有益,但其不对称性也削弱了日本外交的独立性。虽然日本声称日美同盟和国际协调并举,但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日本常唯美国马首是瞻,为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时常牺牲本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且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日美同盟使日本在国际上开展经济外交的回旋余地大受限制,经济外交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3 强烈的经济与政治动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外交的效果
　　日本的经济外交往往伴随着强烈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实用主义意图非常明显,此举不仅伤害了受援国的经济利益和民族感情,也使其经济外交的效果大打了折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通过战争赔偿开展的经济外交,最主要目的是通过赔偿开拓输出新市场,推动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建立日本海外原料市场［14］。日本赤裸裸的商业主义行为,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的普遍不满。1974年日本首相访问东盟五国途中,泰国、印尼更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日本舆论认为,东南亚反日运动的主要原因就是60年代日本经济对东南亚的进出方式,被东南亚人看做是一种经济侵略［15］。80年代,日本确立了由经济大国进一步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战略目标。在此战略下,经济外交的政治意味也日益变浓。例如,大幅度增加对非洲各国的援助,就明显带有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争取获得政治支持的意味。在90年代,日本不仅加紧探讨强化经济外交手段作用的途径,而且把这种新思路付诸实施,突出表现为在援助中引进政治标准,积极运用停、减援助的制裁手段以及政治外交、安全政策与对外援助相挂钩,在南北对话和解决全球问题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等等。对华ODA的政治化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随着中日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及中日两国国家发展战略上的矛盾,日本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对日本构成了威胁,日本政府企图利用ODA牵制中国,并谋求对华“软遏制”。2000年以后,日本大幅度削减了对华ODA资金额度,并采取各年度采纳项目的单年度方式,日本国内不断出现将所谓“中国威胁论”与对华ODA挂钩的言论,极大地影响了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严重弱化了日本多年来对华经济外交的成果。
　　
　　四、 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新动向
　　
　　战后至今,经济外交一直是日本扩展其国家影响力的有力手段。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更加注重通过经济外交来为“政治大国”梦想服务。从近期日本政府外交思路来看,其经济外交将会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第一,经济外交的政治意图将更为明显。经济外交手段的运用因其作用的后果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利于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手段的选择,包括经济援助、经济谈判和多边国际经济协调;另一类是不利于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手段选择,如经济制裁与经济封锁等［16］。日本今后会改变以前单纯依靠前一种手段的做法,将会更多地运用后一种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此外,日本将更加注重经济外交的政治功效,企图与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迅速,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日本逐步加大了对东盟国家的外交力度。2002年,小泉出访东南亚时更是提出了“东亚共同体”设想,强调应在世界范围内强化日本与东盟的合作。同年10月,日本提出首先要同东盟和韩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并强调其目的是“加强政治表示和扩大政治影响”。今后日本的经济外交必将包含更多的政治含义,为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服务。
　　第二,将对政府开发援助进行战略性调整,使其能更好地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利益的重心转变为对市场资源的争夺,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上升。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在海外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虽然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使日本政府不断减少对外援助的总额根据日本前外相川口顺子2003年披露的数据,在此前的六年中,日本削减了大约27%的政府开发援助预算。。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忽视经济外交的作用,相反日本政府将更加注重经济外交的实效性,强调提高援助的质量。今后日本经济外交的重点将向能源领域倾斜,将加大对中东、拉美、中亚及非洲产油区相关国家经济外交的力度,以确保日本的能源安全。此外,为维护日本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日本必将加大对东南亚各国的援助力度。此举不但可以削减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还可以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护航,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年来大幅度减少了对华开发援助的数额,而对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的援助却大幅度上升,足见日本对外援助的玄机。
　　第三,在巩固亚洲阵地的同时,日本经济外交将向世界范围扩展,为其开拓新的外交空间服务。苏东剧变后,日本政府认为:“中东欧诸国、蒙古、越南等原属于东方阵营的国家转向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成功与否,是一个对今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有着巨大影响的问题。对此包括我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决不可等闲视之。因而通过ODA积极支持上述国家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努力,就成为一个重要任务”［17］。为此,日本将东欧和中亚五国列入受援名单,开始提供ODA。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正逐步将非洲纳入其充当世界政治大国的全球外交框架之中,想借助非洲国家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并借机扩大日本在非洲的市场份额,推销日本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为此,日本加大了对非洲援助的数额,非洲在日本对外援助总额中的比重也大幅度上升。1986年,日本就成为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最大捐助国;1990年,日本是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最大捐助国,是4个国家的第二大捐助国,是另外7个国家的第三大捐助国［18］。目前日本已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最大官方发展援助国,日本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占该地区接受的全部官方发展援助的10%左右,仅次于日本对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援助。
　　展望未来,日本必将会进一步加大对经济外交的投入,使之能在日本总体外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只要历史问题依然是一个外交疮疤,只要日本对1945年的意义所在纠缠不清,日本的任何政治理念在国外都不大可能得到接受,其经济外交政策也不可能收到其预期的效果。因此,日本民族只有妥善处理好历史问题,澄清历史观,才能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同邻国建立信任关系;才能真正融于亚洲,为国际社会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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