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战后中日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21:57:37
新中国的“一边倒”国际战略与对日外交的始动（1）
战后中日关系 “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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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的“一边倒”国际战略与对日外交的始动
当然也可以设想，因为野坂所主张的“民主日本论”和“天皇问题回避论”本身是照顾日本国民大众的信仰和通过公正选举实现战后民主建国的政治构想，而且野坂在延安也就此与美国方面交换过意见；所以，倘若反法西斯同盟能够就战后处理问题妥善地解决分歧、美苏不发生冷战，在联合国监督下，这一构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日本投降后，美国排除苏联单独占领了日本，在美国控制的对日管理下，不是远在延安代表“民主势力”的野坂，而是占东京之地利的“稳健派”掌握了终战工作，以军队的无条件投降而不是国家的无条件投降的形式确保了日本“国家”的连续性。进一步地，随着美苏冷战对立的加剧，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一直警戒日共的活动，终于在1950年6月实施了镇压。但在这一系列政治局势的演变过程中，新中国对战后日本实际状况的研究没有相应的进展，仍然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和思维，在期待“日本人民”觉悟和日共主导的“民主日本”出现这种思路上评估中日关系。而且，尽管实际上并不赞成斯大林所主张的日共武装斗争路线，但既然承认苏联中心便要采取与其一致的态度，希望日共坚定与美帝国主义、日本反动势力斗争的革命精神。也就是说，关于国家间外交关系的自觉不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性、思想性影响在持续着。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政治发展的评估而积极发展中日两党的关系，另一方面战后美苏在东亚地区的强权地位决定了两极对立的基本国际政治格局，随着中国共产党向苏“一边倒”国际战略的确立，中日关系被纳入美苏冷战体制。这样，新中国对日外交就不得不成为应对冷战政治挑战的反应了。
（一）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的对日政策原则
正如美国投放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突然”的方式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迅速投降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所象征的，战后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也是由掌握着强大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号召能力的美苏两国所主控。对于战败国日本，占领国美国支配其政治外交，苏联则试图借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性传统通过日本共产党发挥影响。而当中国革命决定性地走向胜利的时候，中共更加积极地与苏联交换意见以取得其有力支持，苏联也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外交方面的指导，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对日政策。这样，作为冷战阵营盟主之一的苏联便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苏联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直接影响战后东亚政治的步骤早在日本投降前夕就开始筹划了。1945年8月6日，美军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即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势力的必然扩张，苏联高层也在探索具体控制战后东亚政治进程的可靠渠道。8月10日，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而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任联共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和副部长波诺马廖夫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提出了一份报告，说：“为了破坏日本军队以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日本反战中心并确立与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联络，冈野进于1940年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毛泽东同志对冈野同志和反战同盟一再给予非常积极的评价。”“8月9日，与日苏战争相关，我们向延安方面询问了反战同盟采取的立场和实际措施，所得答复随后再报。我们认为，当此在日本建立新体制之际，可以利用冈野进同志的组织。请指示。”而对中国方面，在毛泽东于8月16日回电蒋介石、婉拒重庆谈判邀约之后，季米特洛夫和副部长潘友新于8月18日起草给毛泽东的电报，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蒋介石的再三邀请和斯大林、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一再来电建议国共协商，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启程，行前特意举办了欢送野坂回国的宴会，两人就中国、日本的前途和中日关系作了深入交谈。9月10日，野坂参三与聂荣臻等中共党、军干部同乘美军的飞机从延安到达山西、河北交界的灵丘县。据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的姚依林回忆：涞源有一个日本人修的飞机场，美军占领日本后，苏联要求野坂回国重建日本共产党，他奉命到涞源去接应从延安乘飞机来的野坂。而这时在东北的苏军则接到联共中央的指示，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系到华北接野坂去莫斯科。姚依林接到野坂，陪同乘车到张家口与苏军接应人员会合，野坂即乘苏军飞机先赴东北，然后被送往莫斯科。在莫斯科，苏联军方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联共中央国际情报部副部长波诺马廖夫等接见了野坂。根据日本学者所掌握的俄罗斯档案，野坂在10月11日的会谈中提出了希望苏联帮助自己以及尚在华北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回国、帮助日共重建组织、给日共以政策指示和资金援助、解决日共与莫斯科的正常联络问题等十几项请求，其中还有“希望立即把包括飞机在内的从日军获得的一部分战利品交给中国共产党”和“希望向中共军队派遣军事教官”等项关涉中国的要求。
经过多次会谈，苏方在政策沟通协调、援助日共和秘密联络等方面解决了野坂提出的问题，支持野坂关于在日本通过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并明确表示“苏联关心日本成为民主主义国家，希望与民主日本建立友好的关系”，同时又指出：苏联“完全明白处于美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下日本形势的困难”。12月初，野坂被秘密送回到中国东北。此后，野坂转道朝鲜，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等领导人，于1946年元旦进入南朝鲜，经与美军交涉乘船由釜山于1月12日回到阔别了16年的日本。其间，野坂于1945年12月底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告别中国共产党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电报，把中共抗日根据地称为“第二故乡”，感谢中共的友情援助，表示日本共产党已得到重建，自己作为党的战士将“为了日本的民主化和远东的和平而斗争”。这种公开方式制造了一种他刚刚离开中国归国的表象。一直到80年代，野坂的莫斯科秘行才开始向外界有些许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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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日关系 “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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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的“一边倒”国际战略与对日外交的始动
当然也可以设想，因为野坂所主张的“民主日本论”和“天皇问题回避论”本身是照顾日本国民大众的信仰和通过公正选举实现战后民主建国的政治构想，而且野坂在延安也就此与美国方面交换过意见；所以，倘若反法西斯同盟能够就战后处理问题妥善地解决分歧、美苏不发生冷战，在联合国监督下，这一构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日本投降后，美国排除苏联单独占领了日本，在美国控制的对日管理下，不是远在延安代表“民主势力”的野坂，而是占东京之地利的“稳健派”掌握了终战工作，以军队的无条件投降而不是国家的无条件投降的形式确保了日本“国家”的连续性。进一步地，随着美苏冷战对立的加剧，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一直警戒日共的活动，终于在1950年6月实施了镇压。但在这一系列政治局势的演变过程中，新中国对战后日本实际状况的研究没有相应的进展，仍然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和思维，在期待“日本人民”觉悟和日共主导的“民主日本”出现这种思路上评估中日关系。而且，尽管实际上并不赞成斯大林所主张的日共武装斗争路线，但既然承认苏联中心便要采取与其一致的态度，希望日共坚定与美帝国主义、日本反动势力斗争的革命精神。也就是说，关于国家间外交关系的自觉不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性、思想性影响在持续着。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政治发展的评估而积极发展中日两党的关系，另一方面战后美苏在东亚地区的强权地位决定了两极对立的基本国际政治格局，随着中国共产党向苏“一边倒”国际战略的确立，中日关系被纳入美苏冷战体制。这样，新中国对日外交就不得不成为应对冷战政治挑战的反应了。
（一）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的对日政策原则
正如美国投放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突然”的方式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迅速投降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所象征的，战后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也是由掌握着强大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号召能力的美苏两国所主控。对于战败国日本，占领国美国支配其政治外交，苏联则试图借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制性传统通过日本共产党发挥影响。而当中国革命决定性地走向胜利的时候，中共更加积极地与苏联交换意见以取得其有力支持，苏联也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外交方面的指导，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对日政策。这样，作为冷战阵营盟主之一的苏联便成为左右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
苏联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直接影响战后东亚政治的步骤早在日本投降前夕就开始筹划了。1945年8月6日，美军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即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势力的必然扩张，苏联高层也在探索具体控制战后东亚政治进程的可靠渠道。8月10日，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而在共产国际解散后任联共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和副部长波诺马廖夫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提出了一份报告，说：“为了破坏日本军队以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日本反战中心并确立与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联络，冈野进于1940年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和毛泽东同志对冈野同志和反战同盟一再给予非常积极的评价。”“8月9日，与日苏战争相关，我们向延安方面询问了反战同盟采取的立场和实际措施，所得答复随后再报。我们认为，当此在日本建立新体制之际，可以利用冈野进同志的组织。请指示。”而对中国方面，在毛泽东于8月16日回电蒋介石、婉拒重庆谈判邀约之后，季米特洛夫和副部长潘友新于8月18日起草给毛泽东的电报，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蒋介石的再三邀请和斯大林、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一再来电建议国共协商，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启程，行前特意举办了欢送野坂回国的宴会，两人就中国、日本的前途和中日关系作了深入交谈。9月10日，野坂参三与聂荣臻等中共党、军干部同乘美军的飞机从延安到达山西、河北交界的灵丘县。据当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的姚依林回忆：涞源有一个日本人修的飞机场，美军占领日本后，苏联要求野坂回国重建日本共产党，他奉命到涞源去接应从延安乘飞机来的野坂。而这时在东北的苏军则接到联共中央的指示，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联系到华北接野坂去莫斯科。姚依林接到野坂，陪同乘车到张家口与苏军接应人员会合，野坂即乘苏军飞机先赴东北，然后被送往莫斯科。在莫斯科，苏联军方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联共中央国际情报部副部长波诺马廖夫等接见了野坂。根据日本学者所掌握的俄罗斯档案，野坂在10月11日的会谈中提出了希望苏联帮助自己以及尚在华北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回国、帮助日共重建组织、给日共以政策指示和资金援助、解决日共与莫斯科的正常联络问题等十几项请求，其中还有“希望立即把包括飞机在内的从日军获得的一部分战利品交给中国共产党”和“希望向中共军队派遣军事教官”等项关涉中国的要求。
经过多次会谈，苏方在政策沟通协调、援助日共和秘密联络等方面解决了野坂提出的问题，支持野坂关于在日本通过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并明确表示“苏联关心日本成为民主主义国家，希望与民主日本建立友好的关系”，同时又指出：苏联“完全明白处于美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下日本形势的困难”。12月初，野坂被秘密送回到中国东北。此后，野坂转道朝鲜，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等领导人，于1946年元旦进入南朝鲜，经与美军交涉乘船由釜山于1月12日回到阔别了16年的日本。其间，野坂于1945年12月底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告别中国共产党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电报，把中共抗日根据地称为“第二故乡”，感谢中共的友情援助，表示日本共产党已得到重建，自己作为党的战士将“为了日本的民主化和远东的和平而斗争”。这种公开方式制造了一种他刚刚离开中国归国的表象。一直到80年代，野坂的莫斯科秘行才开始向外界有些许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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