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国两制”实践：需要更多战略思维

　　此次关于香港政改方案的争执，其激烈和惊心动魄一如2005年首份政改方案被香港泛民主派否决的情形，不同的只不过在于，在政改方案咨询期进入最后阶段，戏剧般地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局面：不但北京中央政府的代表与泛民内部代表温和立场的香港民主党代表见面，而且香港民主党在最后关头提出的区议会选举“一人两票”方案，也得到北京的肯定。

　　在香港立法会投票表决的前几天，北京和香港民主党各让一步，海阔天空，由此不但赢得了此次政改方案通过的局面，使香港政制改革终于可以不再原地踏步，而且也为未来香港“一国两制”下京港双方如何理性和建设性沟通，并由此共同推进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和政治文明进程，提供了一个可以继续思考和探索的有益契机。

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背后

　　关于此次香港政改方案通过的背后因素，香港当地已有不少舆论予以评论，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点：一、北京对港思维开始趋于开明和务实；二、香港建制派内部的开明力量起到了建设性的沟通作用；三、香港民主党趋于理性，由此不但推进了香港政改的步伐，缓和了与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且也至少开启了该党自身的转型，并为该党未来在香港政坛上的更大作为作了铺垫。

　　这些评论都有其正确与合理之处。笔者还想指出的是，此次发生在香港民主党与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共同推进香港政改进程，其实可以站在更高的高度上来看，亦即香港“一国两制”如何走出目前拘泥于事务性细节的困境，走向更大格局，从而不但对香港，而且对香港从属于其主权的中国整体的发展，起到正面和建设性的作用。

　　毋庸置疑，香港回归中国主权十三年来，香港尤其在政治领域里争议不断，几度甚至引发严重冲突。但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分歧和冲突乃“一国两制”制度设计的题中之义，所谓“一国两制”下井水不犯河水或双方相安无事，充其量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但“一国两制”之下，各方究竟如何处理冲突，则不但是一个现实政治的策略问题，同时更是一个需要从战略上予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只有从战略上理清了有关脉络，各方才能思考其应对和化解冲突的相关策略。

提炼“一国两制”的战略精髓

　　邓小平在这一制度设计中没有说明，大陆和香港在五十年间究竟如何融合？究竟是大陆融合香港，还是香港融合大陆？抑或是双方互相融合对方？作为这一制度的原创者，邓小平不可能在当时前瞻性地穷尽所有细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和大陆，都将向着更为进步和符合现代文明的方向发展。而且只有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真正迈向现代文明，包括香港在内的全球华人无论身处何方，才能真正扬眉吐气。

用战略思维把握策略举措

　　从这个战略高度出发，人们就可以用一种更为从容和淡定的心态来看京港两地的磨合进程。香港回归中国主权后，有一些主权意识归属意义上的变化是回归进程的题中之义，在这方面香港主流社会已发生了许多健康意义上的变化，但也还有不少需要继续提升的空间；而这些变化，与一些西方舆论指责所谓北京政治干预并无直接的逻辑联系。

　　与此同时，有一些变化则属于“一国两制”之下的灰色区域，亦即其来自双方原本不同的政治文化；其间，双方必然会有分歧和冲突。问题是：京港双方若能从上述“一国两制”的宏观战略高度出发，就会对其具体策略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不然，双方的人们很可能会因策略上的纷争而模糊了对战略方向的把握。

　　用这个眼光来看过去若干年京港两地在香港民主化问题上的冲突和磨合，必须承认，双方经历了一个逐渐趋于务实并加以理性调整的过程。从泛民主派来说，虽然普选的理念符合现代文明范畴，但却忽略了北京原有的政治文化，以及在这一政治文化基础上，再加上由于泛民主派策略不当而导致的北京对外部势力介入的潜在担忧；从北京来说，对香港民主化“可控性”的把握值得理解，但似也存在对香港作为一个虽尚无民主体制，但却是自由多元社会及其精神本质的把握空间。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还是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都是使中华民族不但逐渐实现共同富裕，而且逐渐实现更多心灵自由和政治文明的不归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不但是中华民族进步历程的一体两面，而且京港双方并不存在战略方向的本质分歧，有的只是策略上的不同理解，而这种互不理解往往来自双方对各自原有政治文化及其成因的陌生。与此同时，双方似乎也忽略了其互动过程中的另一些共同特征：双方都抱有相对一致的民族认同，即便是泛民主派内部最为激进的人士，也是台独的坚定反对者。

未来互动：仍需战略思维

　　此次香港民主党与中央政府达成的沟通和妥协，虽有双方在“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后的无奈，但还是体现了双方的理性和务实精神。就像任何政治都是妥协艺术一样，在此次双方的沟通和妥协过程中，双方都是赢家，双方都巧妙地既改变了自身，又改变了对方。因此，此次最大的赢家是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人们。　　在这一过程结束后，泛民主派内部将面临从分化到重组的过程；对北京来说，也有一个重新思考如何与香港社会展开更为良性互动的问题。在这一进程即将展开之际，从上述的战略高度做一些思考，恐怕并非多余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