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的想象空间

练暑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沉寂了，文学家们似乎都已经退隐到超凡脱俗的文学世界里，或专营文学技术的革新，或致力于自我感情的雕饰。在各种重大历史场合很难看到文学的身影。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转折和激烈分化，沉埋已久的阶级论、介入论等文学史幽灵又重新浮出历史的地表，用似曾相识的眼光严厉审视着当代文学。面对这个复杂而多变的年代，文学何为？它在做什么？它还能做什么？南帆先生的新作《后革命的转移》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对文学与当代历史的关系展开了复杂而又多向度的思考。
在改造国民性、启蒙、革命等历史大叙述中讲述文学的故事，并不是文学史叙述的先天秉性，而是一种历史化的结果，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晚清。面对着风雨飘摇的古老中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企图通过文学达到救世醒民的目的，新的历史使命和古典“诗史”传统等因素相结合，到“五四”以后，最终成为人们讲述文学历史的核心传统。南帆认为，思考文学与当代历史的关系，必须同样立足于当代语境，展开多向度的思考，不能把介入历史当做文学的先天使命，更不能视为单凭道德热情就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当代文学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知沉醉于自我世界，不识人间的春夏与秋冬，革命话语消退后，“文学充分地意识到历史的震动，而且很快成为这种转折的组成部分”。《后革命的转移》上半部分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为主线，分析了王蒙、张贤亮、阎连科、北村、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里有“惊讶、激动、感伤、依恋、痛苦、犹豫”；同时还可以看到，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话语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如何开拓了丰富的探索空间”。
文学并没有远离历史，它只是没有产生人们期待中的社会影响。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媒介形式的发展，另一则是文学在当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由于媒介形式的日趋多样化，特别是图像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用文学的形式反映现实，产生的冲击力无法和电子媒介相提并论。另外，今天的知识分工已经非常精密，文学无疑应具有历史责任意识，但人们也不能因此忘记：“文学仅仅是历史结构内部一种微弱的声音……设计未来方案的时候，文学远不如史学、经济学或者其他时髦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现今的那些文学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撼动哈耶克们的市场？”不过，指出文学在当前知识体系中的弱小地位，并不等于认为文学失去了干预历史的能力，而是提醒我们需要寻找更适合文学的介入方式，这时候，“形式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形式意识形态”是西方形式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提出为文学活动提供了一个发挥历史能量的独特方式。从“形式意识形态”出发，文学研究者可以通过形式分析揭开特定意识形态的面纱，暴露出它的内在空白和裂隙；文学创作者则可以凭借虚构和想象突破常识的封闭，挑战意识形态的隐蔽控制。
在南帆先生精密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想象如何突破意识形态封闭的众多精彩个案，比如关于乡村问题。在市场经济理性看来，当代乡村只不过是一种前现代的残留物，是一个期待现代经济收编的无意识区域。但是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却对乡村的原始、荒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让人们在冰冷的现代经济文明之外，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那里的人们简单质朴、崇尚野性和情义，毫不计较经济效益的得与失。早在《冲突的文学》里，南帆就指出，“寻根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现代文明所缺失的东西，它从落后的“乡村”中挖掘出了“抵抗现代性压抑的丰富矿藏”。而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中的“乡土”还包含着抵抗全球同质化的特殊意义：“当全球化成为基本语境之后，‘乡村’不知不觉地转换为‘本土’的象征……故乡、大地、母亲、根。”乡村的这些文化含义，是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众多学科所无法发现，甚至试图遮蔽的内容，而文学想象却刺穿了经济学意识形态，充分发掘了乡村的当代文化价值。因此，如果说在市场理性占据了文化霸权的后革命时代，文学包括一切艺术想象还有什么意义，那么文学中的“乡村”指示了另一种文化向度的存在。
从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冲突的文学》开始，南帆就逐渐探索出一种结构性和历史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他擅长于从琐细的文本语言分析跨越到意识形态的宏观视野，或者在巨大的历史冲动之中发现一个文本形式的聚集点，开阖自如，收放从容。根据南帆的描述，特定历史语境的话语光谱构成了一个紧密关联的空间结构。这个结构不是静态的形式，而是一种动态的暂时组合，任何新问题的介入都会引起内部诸元素的结构位置发生改变。由于这种分析方法，他始终能够突破各种本质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限制，在动态的系统思考中发现问题的多方面意义。比如关于“形式意识形态”概念，南帆同样提醒我们：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是大盒子套小盒子式的机械对应关系，必须充分考察意识形态经历了哪些曲折的历程抵达文学形式的“神经末梢”。他对于小说《受活》的分析有力地显示了这种考察。为什么强烈关怀底层的《受活》会充满反讽色彩？南帆从喜剧、反讽、怪诞的形式特征出发，并结合二十世纪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读出了《受活》形式背后的深刻历史动因。在一个没有“超越语言”的时代，知识分子还有资格对历史说三道四吗？坚持不忘“穷苦人”的阎连科，既不可能居高临下地采用喜剧式讽刺，又不愿意接受反讽式地放弃历史担当。面对巨大的历史压力，“阎连科并没有绕开反讽，相反，他长驱直入地将反讽扩大至更大的范围——反讽的对象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历史……《受活》将反讽推向一个极端。这就是反讽与怪诞的汇合”。
《后革命的转移》对《受活》的分析，揭示了历史如何迫使形式发生变形和突围，而对陈忠实《白鹿原》的分析，则是意识形态症候分析法的典型实例。《后革命的转移》分析了文本中的宗法势力、叛逆者的势力和政治势力三者在情节上的不平衡，以及儒家圣人朱先生经常游离于故事之外等叙事裂隙，指出《白鹿原》“叙事结构的脱节恰恰源于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脱节”。这里折射出，小说作者所寄予厚望的儒家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内在的困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及政治经济体系拥有迥然相异的运行轨迹，儒家文化所提供的理想和管理技术已经远远不够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同样很典型地体现在对张贤亮和北村等人的作品细读中。比如张贤亮的《青春期》最后部分叙述了主人公与生产组长妻子“麻雀”的一段私情，其中有一个片段在修辞上与整篇文章的温情文字大异其趣。这个片段叙述了主人公创办影视城之后，与当地农民发生的一场冲突，采用了“地头蛇式的”、“乌鸦式的”、“嬉皮笑脸”等词汇描述农民。南帆通过文本的这个修辞突变，从中读出了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深刻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对作者内在意识造成的冲击。“这是知识分子从大众中脱颖而出的时刻。张贤亮同样已经察觉到这一点，并且开始身体力行；但他还不清楚如何摆脱旧日的情感经验。”
如果说，《后革命的转移》的上半部分分析了诸多文本，下半部分则更多地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历史紧张之中定位文学。革命话语消退后，“一些故事逐渐成为传统，另一些关键词浮现出地平线”。比如，自由市场无疑是八十年代最为激动人心的口号，然而立足当代现实，我们却发现，市场逻辑同样生产出一整套严格的权力体系。同时，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意义面相更加趋向多元化。南帆先生认为，现代性与全球化的相互纠结，使得任何一个大概念都无法描述当前中国语境的现状。在这个国度里，全球/地方、传统/现代、中国/西方包括上层阶级/底层阶级等等问题盘根错节，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系统，“在共时态存在的矛盾冲突的各种文化观念背后是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三大价值系统的冲突”。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语境，继续像八十年代那样深情地欢呼全球化和自由市场，或者采用义和团式的断然拒绝，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时，南帆先生的动态结构分析方法显出了独到的意义——如关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文论一直备受指责，甚至还被称作西方文论的半殖民地。南帆先生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作为争夺民族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领域，“文学理论必须恢复民族的自我叙述能力”。但是，恢复民族的自我表述能力并不等同于回到传统，传统必须置身于现代语境，它的阐释效力才能得到检验。自晚清遭遇现代性以来，古代文论由于处理不了与现代性有关的复杂内涵，而逐渐走向衰落。很显然，我们很难用意境、风骨、神韵分析海子的诗歌，同样，离开了典型、阶级、反映等概念，我们几乎无法讨论茅盾的《子夜》。因此，考虑到现代性这个历史语境，中国古代文论大规模退出现代中国文论，并不是简单的文化殖民的结果，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为此，南帆先生认为，传统并不等于民族，重建中国现代文论包括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权，出路并不在于简单地考辨理论的民族出身，而是必须登上现代性历史平台，与当代“中国经验”展开深入对话。在“中国经验”这个独特的历史结构中，传统/西方、文化/自然、精英/大众或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构成了它的“多样化的剖析维面”，正是这种内部充满差异，同时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的“中国经验”，“持续地挑战现成的理论，迫使理论自新”。
“形式意识形态”的概念不仅有助于解决“纯文学”或者文学自律问题的一系列争论，而且，南帆先生甚至在这个意义上开始关注更大规模的符号生产：大众传媒的急剧扩张。大众传媒生产的文化符号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涌现，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法国学者鲍德里亚那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甚至取代了马克思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社会学分析的基本角度。南帆先生很早就认识到了符号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主体与符号的关系一直是他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后革命的转移》的最后一章《符号的角逐》专门讨论了符号与当代历史的关系。南帆指出，商业化的大众传媒生产并非单纯地带来了符号的民主和解放，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机器之外多种新型的控制力量。在争夺符号主导权的过程中，各方面分分合合，构成了“复杂的历史互动”。本章最后关于“大众”问题的分析，既是当代符号生产状况的考察，也可以看做全书基本思想的总结。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启蒙、革命、国家以及资本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不同的历史空间结构里，大众的意义经历了怎样的分离聚合，并如何改变我们对于“大众”的想象。南帆先生最后深刻地指出：不管“大众”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压迫与被压迫所形成的不平等关系并未消失，甚至更为坚固。符号领域肯定会记录这一切，不论记录的意图是维护、反抗还是隐瞒这种结构，或者制造种种合理的解释”。考虑到符号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关系，分析各种符号背后的生产和传播机制，这是当前的一个重要领域。揭示各种力量如何操控想象，从而让各种貌似天经地义的不平等关系失去它们在文化上的正当性，这将是“形式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进一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