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后人

尔　钦
自由主义的守护天使
如果有人说，“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必定是一位自由主义者”。那么可以确信，说这话的经济学家要么是奥地利学派传统的追随者，要么是芝加哥学派的信奉者。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实在过于迅速，这两个学派的诞生最长不过一个多世纪，但半个身子已被埋没到经济思想史的故纸堆中去了。有人相信当哈耶克逝世时，所谓的“奥地利学派”便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尽管这种断言一定会遭到柯兹纳（Israel Kirzner）、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等现代奥地利学派传人的反对，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课堂上，奥地利学派只能出现在“经济学流派”这一章节中了。相比较而言，芝加哥学派的境遇则要好得多。虽然“芝加哥学派”的称呼也已经逐渐淡出了经济学家的日常文献中，但并不是说芝加哥被遗忘了，而是由于“芝加哥的影响如此广泛，芝加哥的数据经验检验的研究技术被运用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芝加哥学派的名气正在消失”（77页）。换句话说，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如今已经完全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奥地利学派湮没在了经济思想史之中，而芝加哥学派则湮没在当代经济理论之中。
也许正是上述原因，作为二○○一年出任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Education）主席的史库森所著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一书才会让我们觉得与众不同。如果单单只述及其中任何一个学派，这本书或许只能是众多当代经济思想史资料中的一册文献而已。但将两个学派结合在一起，并且问他们“是朋友还是对手”，足以引发我们的好奇心。确实，我们知道奥地利学派不同于芝加哥学派，我们知道朝圣山学社的自由主义战士们分为两大阵营——维也纳与芝加哥，我们也知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批评以及愣头青罗斯巴德左右开弓的挑战。可是在我们总的观念里，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尽管两派之间时有争执，但是在需要的时刻他们总是站在同一阵营，作为亚当·斯密的后人，作为“自由之子”，共同捍卫着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在自由主义最困难的年代里，成为自由主义的守护天使。
奥地利学派诞生于十九世纪后期，经济学正经历第一次危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Carl Menger）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围城中展开了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与庞巴维克（Eugen von Bhm-Bawerk）、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一起“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之中拯救了古典经济学”（12页），建立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而芝加哥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经济学正经历第二次危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摧毁费雪（Irving Fisher）的家财，也摧毁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信心。尽管奥地利传统的继承者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极少数预测到危机的人，但他们的极端政策主张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支持，奥地利学派面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崛起，几乎无还手之力。而此时以弗里德曼为中流砥柱的芝加哥学派站了出来担当起捍卫自由市场的重任。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通过在凯恩斯体系内做研究工作，推翻了凯恩斯体系。虽然，弗里德曼在凯恩斯理论盛行的时期也备受冷落，但是最终，“冷战结束了，芝加哥大学胜利了”（46页）。
因此，正如本书作者史库森所说的，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继承者，拥有共同的渊源，他们是自由思想的孪生兄弟。那么他们又怎么会成为对手呢？
利博塔瑞与利博斯特
史库森列举了两派四个重要方面的分歧，而我们可以发现，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分歧便在于方法论上的差异。
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上的特征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用诺齐克的话来说，便是将社会科学的真理化约为个人行为的理论，即“鲁滨逊·克鲁索理论”。因此米塞斯在其两卷本巨著《人类行为》开篇便言，他所论述的是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从人类行为出发建构起整个经济理论体系。而个人主义方法论必然带来主观主义的分析路径，从门格尔边际效用的主观价值论开始，主观主义的立场便成为奥地利学派奉守的准则。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事实上已经完全融合到主流经济理论的内核之中，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从消费者理论出发，推演出整个交换体系的一般均衡，便是基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但是，切莫认为奥地利学派已经转化为主流经济学，相反，越是坚定的奥地利学派追随者便越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嗤之以鼻。米塞斯及其信徒，将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发展到了极端，成为激进的演绎法，反对数学公式，反对计量模型。
这种极端的方式使得奥地利学派陷入孤立的境地，而芝加哥学派采取的方法则更加平易近人。当米塞斯和哈耶克由于主张放任自由的政策措施而无人理会的时候，弗里德曼走了另一条完全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道路。他不漠视凯恩斯的方法，相反运用实证方法在凯恩斯体系内部展开工作，采用数量分析，运用相近的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尽管这种经验研究的分析路径也存在着大量争议，但是弗里德曼确实是使用这种方法发现了凯恩斯模型的错误。尽管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问题所在，但抽象的演绎推理在世人面前绝对没有简洁、美妙的图表数据来得具有说服力。所以最终，在这场方法论之争中芝加哥学派获胜了，数量分析方法成为当今经济学教育、研究所必需的方法。
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异是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分歧所在，而这种差异的源头或许可以追溯到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之上。因为他们虽然都是自由主义者，一方却是利博塔瑞（libertarian）翻译过来可以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自由主义者；而另一方则是利博斯特（Liberalist），即国内读者所熟知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称为新自由主义者。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或许可以说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分歧也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分歧。
这种分歧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从两派的来源便已经看出。奥地利学派的诞生地在维也纳，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修士们的涌入把该地变成东欧的思想文化中心，奥地利学派正是在这种古典的人文情怀下成长壮大，并在米塞斯的领导下转战美国，建立了现代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出身背景则现代得多，它的诞生地芝加哥被称为美国城市的菁华，是“开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集中体现”，芝加哥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心灵家园。两种不同的人文环境酝酿出了不同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他们都信仰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却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捍卫自由的信念。
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的关键在于“自由意志”，在于蕴涵在个体之中的理性本质。人类社会的特征便在于个人具有理性，具有自由意志，因而他们的方法必然是个人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并且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而早期的芝加哥学派更确切地说是市场的追随者而非自由意志的信奉者，维纳（Jacob Viner）、西蒙斯（Henry Simons）和奈特（Frank H. Knight）都曾如同凯恩斯学派一样提出过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但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并未变，正如奈特坚信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信“个人自由必须成为有智慧的、道德严谨的人们的政治哲学”（54页）。正是这种并非那么严格的自由主义立场使得奈特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分析中必须运用数学方法是不能忍受的，一方面又要求他的学生拒绝接受缺乏逻辑和经验支持的思想。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之后弗里德曼走上实证经济学方法之路的缘由。
当然，我们不能说奥地利学派所关注的“元经济学”分析是错误的，但是极端的演绎分析确实让奥地利学派走上了孤芳自赏的道路，其不仅拒绝抽象的数理分析，也拒绝实证的经验分析。大量主流经济学家赞成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但是他们用更能让人们理解的历史的、定量的经验分析方法来论证，这就反而致使奥地利学派后期的贡献被埋没在主流经济学分析之下。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与贝克尔（Gary Becker）领导下的芝加哥学派的“帝国主义”相比没有太大的距离，甚至贝克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外人看来米塞斯的贵族姿态显然更无法让人接受。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贝克尔而不是米塞斯。
对手亦朋友
据说米塞斯经常喜欢在个人的研讨会结束时，关掉灯并为与会者点上一支蜡烛照明。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点燃了真理的烛光，追求真理的人们就能够发现你”（220页）。奥地利学派就是这样一群人的团体，他们是自由真理最坚定的信仰者和追随者，他们是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高举着真理的光，将指引人们前行，却无人相随。这是一群孤高冷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任何相异的立场采取不调和的态度，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折衷主义，并反对大众化的、流行性的理论。在外人眼中，他们是极端主义者。这注定了奥地利学派的命运，即便他们的观点、方法被大众接受，他们也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成为一个异端的小团体，如果这种境况继续的话，他们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
而芝加哥学派则十分现实，他们也信仰自由主义，但不可能完全相信“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他们赞同市场机制的同时也不反对政府的干预。芝加哥学派是实用主义者，或许他们的理论建构没有奥地利学派那么雅致，信条没有奥地利学派那么坚定，逻辑没有奥地利学派那么完美，但是他们往往能够根据简单的模型假设配合经验数据迅速得出能够预测的、有说服力的、适用的结论。他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不追寻最优的目标，他们的方案往往是妥协的、次优的，但更现实主义的。这也注定了芝加哥学派的命运，它的影响慢慢从芝加哥传播开去，蔓延到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终遍及整个经济学领域。芝加哥学派不存在了，因为整个经济学界就是大大小小持不同立场的芝加哥学派。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八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对这一论断的最好说明。
但是尽管两派之间无论是性格还是理论差异如此之大，尽管二者相互指责对方观点与方法上的瑕疵，尽管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过他们走在一起，奥地利与芝加哥绝不是相互对立的阵营，绝不是敌人。没错，他们毫无疑问都会把对方看做是对手，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更像两个打架的兄弟，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血统，满怀着对“看不见的手”的尊敬，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只是他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不同，对于市场的信仰程度不同，采用的捍卫自由的手段不同。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自由是一种高贵的尊严，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放任自由”（laissez-faire）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其体现着符合理性的自发演化的道路。而芝加哥学派则侵染了美国人的朴实和实用主义精神，他们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多地与美国的民主精神相关，自由市场对弗里德曼而言绝对不是一种教条，而是经受了经验检验的事实，在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下，政府的干预在某些时候可以减少自由的代价。
因此他们虽然是对手但也是朋友，而且会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因为只有能够相互争吵的朋友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争论使他们相互审视自身的弱点。现今仍将自己视为奥地利学派一员的经济学家们已经越来越重视缺乏先进的定量分析和统计研究方法的缺陷，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再局限在狭小的纯演绎推理的圈子内故步自封。他们开始走出自由主义的“要塞”，进入现实的世界，越来越多具有奥地利学派精神的经验研究已经出现。而另一方面，已经在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芝加哥学派也需要认识到奥地利学派批评的正确性。虽然米塞斯的责难有些过于严苛，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一些定理确实不能用经验事实来证实或证伪。对于经验分析的滥用，对于实证检验的过分倚赖，已经使得当今的经济学出现了积重难返的病象。
所以我们相信，尽管“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两个名词逐渐从最新的经济学文献中慢慢消失，但是两个学派并没有消失。如史库森在结尾所言，两个学派将会走到一起，共同融入下一代的经济学中。《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叙述了两个学派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史，在这一个多世纪中，两个学派已经在一次次严峻的思想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并且从相互的争吵、磨合到相互的交流。这一切预示着未来经济学的方向，尽管如今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并不令人要悲观。作为亚当·斯密开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人，两个学派已经通过各自的方法将自由主义的理念注入经济学理论的血脉之中。现在，无论以何种方式，自由主义的理念必定仍然会沿着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共同走过的道路传承下去。
（《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争》，[美]马克·史库森
（Mark Skousen）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十二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