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真正的亚当·斯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23:32:19

□一个被温家宝多年来不断提及的人。国人多知其《国富论》,鲜读《道德情操论》。

□作为市场经济之父,事实上,他是被"市场"严重误读的人。

□正是无节制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运用,造成市场经济道德血液的稀缺。包括金融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贪婪,也包括中国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矛盾。

□去读他的《道德情操论》吧。

■温家宝为何屡荐《道德情操论》

本报记者 蔡晓辉 宋燕

温家宝访英,几天中多次引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里的观点,提出经济学家和从业人员在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更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其实“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是一个成熟资本主义必须要有的内涵。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已经为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中国人所熟知。《国富论》就是强调市场经济,强调个人追逐利益的。但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恐怕很少注意到这位市场经济鼻祖虽然是强调个人追求利益,也强调道德。他写的《道德情操论》,是传世之作,影响深远。

事隔三百年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总理,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老祖宗的地方的大学里面,居然去讲这个资本主义该怎么做。亚当·斯密如果地下有知,不知道对如今的市场经济现状作何感慨。

如果记忆无误的话,温家宝已经是第6次提到这本书了。自温家宝任总理以来,他在对企业家、艺术家、学生,以及答记者问中,多次引用其中关于公平正义的论述。就好像他这次在答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访问时说,“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原因……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是要威胁社会稳定。”而这一点,是我们这些年发展市场经济的迷思。

亚当·斯密被尊为“市场经济之父”,他以两部书立世。同一个作者的两本书,却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性:《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

《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人性假设和《道德情操论》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历来被视为斯密悖论。

在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中,多见的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少见的是道德与情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中国逻辑:人人都为己,“效率”优先,市场将繁荣发展;人人都为他,社会将停滞进步。再加上痛尤在骨的历史记忆,当代中国人更认为利他是不符合人性的,中国化的市场经济由此将自私理性发展到极致。社会生活中充斥的是贫富差距拉大、国企改革MBO、股市的跌宕起伏……而人心中塞满的则是贪婪、自私、背信弃义……最近的三聚氰胺、糖脂宁胶囊假药,何不由此而生?中国经济社会的商业伦理观,这些年来建立起来的就是单纯的自私和贪婪吗?甚至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垄断掠夺,这些道德滑坡,莫不是由权力对经济的自私而生。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是我们常常以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呢?我们如何解释比尔·盖茨捐出全部财产?如何解释美国中小股民能长期从股票市场上获益,进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崇尚人人为己,市场繁荣,将自我的利益孤立于他人的利益。发展到极致,道德则将脱缰,社会乱象丛生,带来的将是社会的崩溃。

亚当·斯密说,“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个成员。”在我们头顶之上,有道德的星空,同样,市场经济的社会秩序,还要符合原始的自然秩序。什么是原始的自然秩序?万物生长,同受到自然恩惠,万物平等,和谐共处。这个自然秩序,进入一个道德的社会中来,政治上的体现就是公平、正义,强弱平权,机会均等。是为温家宝以一国总理之身孜孜以求的目标。

温家宝在英国访问中说,“高尚的经济学应当同高尚的伦理道德学结合在一起,每一个经济学家、每一个金融学家,身上都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而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是仅仅在经济数字本身,而是在一种强有力的价值的建立。符合自然秩序的道德,恰恰是我们目前所缺乏的,并在之前的市场中被严重误解的。温家宝这句话,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呼吁联合而发的,而我们知道,这句话更是针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救赎。

在每一次危机和崩溃之后,新的价值将确立起来。所以,让我们去读《道德情操论》吧,让我们正确地理解亚当·斯密,理解市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家眼中的《道德情操论》

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已”。

———[美]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

———[英]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

我们不能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如果我们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学知识,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经济思想。

———[英]经济史专家埃里克·罗尔

在维多利亚时代到来前,即使是《国富论》也没有超越它的影响力。

———[英]《真实的亚当·斯密》作者詹姆斯·布坎

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

其实亚当·斯密一生中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他的《国富论》揭示了人的物质属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论》则指出人的精神属性是利他的。亚当·斯密去世前曾经想把《国富论》这本书烧掉,单独留下《道德情操论》,因为他担心《国富论》会像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样被胡乱打开。

———[中]经济学家邹恒甫

不管是贫富差距拉大,国企改革扭曲还是股市非理性繁荣,这些经济上的狂飙引发的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问题。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有过讨论,斯密晚年担心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礼崩乐坏。这启发了后来的经济学者不断反思经济增长的意义所在。

———[中]经济学家汪丁丁

■亚当·斯密的伦理关切与道德焦虑

潘启雯/文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将目光投向一个或几个世纪前,乃至2000年前,投向众多大家名师的不朽经典,以求内心的平和、人性的滋长。比如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再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有两部书,一是《国富论》,一是《道德情操论》。这两部书都是当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课程的成果或讲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书的写作顺序:先写《道德情操论》,然后完成《国富论》。这说明,《国富论》这部经济学的巨著,具有伦理学的知识背景和价值基础。

先于《国富论》的《道德情操论》,对情感、动机、行动、道德等问题已有精湛分析。并且,这种情感分析还是出自经济学家之手,对经济学人来说亲和力应该更大。但任何只局限于经济学范围对《国富论》的理解与任何只局限于道德哲学范围对《道德情操论》的理解,都会导致对斯密思想及其体系的肢解和误读。不幸的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已经彻底断绝了文化上的血缘联系,而且经济学牢牢地岸然于庞大学科体系的帝座的时代,这种肢解与误读无可挽回地成为事实。更不幸的是,这种肢解和误读,随着经济学帝国的建立,已经将理论外化为现实。

尤其令斯密痛心的是,在他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阅读《道德情操论》,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无关”的人的观念,本身就是对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其实在斯密那里早就得到了很好的回答,他认为人有“自利”与“同情”两种基本情感,《富国论》论人的自利形成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道德情操论》则将同情贯穿始终。但在斯密的思想中,“同情”却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它存在着双重的“规定性”:一是主观个体美德,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成为市场经济中个人所应具有的基本人文气质与道德精神;一是客观社会伦理关系及其主观情感体验,即彼此均是具有平等自由权利及其主观情感体验的存在者,这也是构建市场经济正义性的方法原则:契约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应是与道德相关的,道德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引。只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不是要求个人要具有多高尚的道德品质,而只需要个人自利的同时也保持对他人权利和公共规则的尊重。这种道德也不是只要求个人的德性,而是更注重要求制度的伦理性,即制度对市场经济中个人平等自由权利的保障。

如果说《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那么,《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则是“欲望约束”。但它们之间的分工,并不是“两种思想、两个斯密”的对立,只不过一个谈的是“自利”达致“利他”———个人与社会在理智行为中,基于理性自发达成一致;另一个谈的是“自爱”达致“同情”———个人与社会在情感行为中,基于理性(合宜性)自发达成一致。观点都是同一个:个体与社会基于某种理性,自发达成一致。于是,当我们发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人类行为有着太大的牵制性影响时,而受市场经济支配的人类行为又太容易导致个体的道德利己主义,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类的伦理生活世界在巨大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过于脆弱,甚至难以为继。正是因为斯密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伦理关切和道德焦虑才会变得更为突出与严重。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当中,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一切,也早已在斯密的预料之中。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然而,如何将道德引入其间,将是斯密毕生的思考与追求。

因此,对于斯密,我们绝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家”、“伦理学家”等术语来指称他,因为在他那时,博学多识的时代尚未结束,而学术专业化才刚刚开始。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之类的术语来评判他,因为他始终努力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从未向任何一端倾斜。事实上,这个情感多于理性、道德重于经济的斯密,才是一个真实的斯密;同样,这个充满伦理关切与道德焦虑的斯密,也是一个使得人们拯救和重新解读的斯密。而他的《道德情操论》更是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另一种“情操旗杆”或“道德向导”,引导人们穿越昏暗的私欲“丛林”,小心地呵护心中的道德烛光。其留给读者的思想洞察和心灵满足,甚至可以与“帝王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相媲美。 本文转载于http://yzdsb.hebnews.cn/20090208/ca8875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