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史之工业化背景下的城市化 综合专题-文章显示-北方教育网

    一、工业化背景
    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开始改变历史的进程，首先是在英国，以后又扩展到全世界。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又一重要的转折点，它同样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农业革命造就了城市的话，工业革命改变了城市，改变了城市和乡村的比例。农业革命使一部分人脱离乡村，成为城里人；工业革命使人类的大多数人成了城市的居民。现在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对环境的塑造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我们简要地列出确定城市及其环境基本特征的最重要因素：
    1）由于死亡率的下降而引起人口的增长。死亡率首次显著地低于出生率。在英国，出生率大约保持在37％。，而死亡率却从18世纪中期的35％。下降到19世纪中期的20％。这就导致了人口的增长， 1760年的英国人口为7O0万， 1830年已增加到140O万。平均寿命大约从35岁延长为50多岁。居民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使全民中青少年所占的比例增大。特别是，两代人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年轻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取代年长者的地位，并重复他们的祖先所走过的生活道路，而是各代人都能看到自己面临的新情况，总存在着他们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2）工业、农业产品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和由于技术的进步及普遍的经济繁荣使所产生的成就也增大。人口增长与生产增加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人口的增长需要更多的产品和成果，因此而开始出现的生产增长又为人口的进一步增加提供了可能性。同时，由于所提供的物品数量大。质量高，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反之，又对物品的质量、数量及供应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在每个国家内，人口的分布状况不再同于过去，它成了人口增长和生产力变化的结果。小农变成了支付工资的农业工人或企业工人，后者必须在能为工厂提供足够能源的地方定居，即在大河两岸或发明蒸汽机后在煤矿附近。处在城市周围的工厂能优先将大量的农民从农村引人城市。城市人口的增长使城市不断扩展。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及人口的增长使城市人口的增加比其他地方要快得多。1760年，曼彻斯特有12000人，而在19世纪中期已有40万；伦敦在18世纪末已有IOO万人口，而1851年达到了250万，因而，它的人口多于古代和近现代的任何其他城市。
    4）交通工具及道路的发展。按照由特尔福德和麦卡达姆刚所创造的先进方法来建造国家道路和部分付税的道路；自1760年以来，在英国建设船行航道；1825年引入英国、不久后推向其他国家的铁路；越来越多的蒸汽船代替帆船。
    交通事业的新成就为迄今为止人们尚不熟悉的机械化提供了可能性。本身很重的一切货物都可被送往有需求的任何地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成员能进行远距离旅行；人们可以住在一处，而在另一处工作，每天或每周往返在两地之间。
    5）这种变化十分迅速。所有的这些变化只发生在暂短的几十年之中，大约相当于一个人的寿命，而且也不产生新的稳定。反之，却推动着更快、更深刻的新变化。没有一个问题会得到最终的解决，也没有一种体系或设施能永存于无限的时空之中。一切都只是有限度地持续，并在做一切规划时都应考虑到时间因素。一个建筑物不再被看作持久的不变景观，而只是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另一幢建筑所代替的临时性建筑。因此，一块可建造地皮有着自己
的价值，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它的位置、对它的需求、依附于它的条件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
    6）政治思想上的新潮流。自由主义思潮认为，由官方来控制环境组织的传统形式（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统一设计及建筑规范等）被看作是过时的遗物。经济学家建议：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也包括城市规划和建设，应限制官方的干预。亚当·斯密向政府建议：出卖公共用地，用其收入来偿还债务。统治阶级十分乐意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他们有兴趣使私人企业家在不动产上也有自由权，以便在城市混乱的情况下能充分利用其优越性，却木必对由此而产生的后果负责。
    然而，这种不加控制的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物质后果（交通混乱、危害健康。景观丑陋等）使下层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并且，从一定程度上也威胁着其他人的生活条件。因此，统治阶级中的明智人物及下层阶级的代表（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新型的“公众参与”。某些人将这种参与仅限于部分或逐步地改善各种弊端，而另一些人却建议：完全从头开始，并从纯理论出发，将已有的城市与设计的新区进行对比。
    二、城市化
    1、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
    工业革命还引起世界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城市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了；新石器时代时，农业的发明导致能供养城市中心的余粮的产生。在以后数千年间，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的数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存在于流域地区和涝原如尼罗河流域、肥沃新月和黄河流域。随着大规模的河上运输和海上运输的发展，城市能专门从事贸易和工业，因而，能使其人口增长到超过其农业内地的人口限度。
    在19世纪期间，盛行于西方世界的城市秩序被戏剧性地颠倒过来。自欧洲文明挣脱出中世纪的混乱以来，民族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主要集中于繁荣的首都城市（权力的所在地），它那有序的街道和景致，饰以优雅而一致的建筑，反映古希腊与罗马的所有壮丽。工业的重锤猛烈地击碎了那宁静的景致。如今是机器而不是君主控制着权力。而且没有什么重大的城镇规划观念可以应付工业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大军的大规模影响。工业倾向于在资源具备的任何地方涌现，区域中心开始与首都争夺全国性的重要地位。例如，英国格拉斯哥不仅在规模上发展了，而且到了19世纪中叶，它已成为大不列颠最有活力的中心之一，那里的机会和工资水平几乎与伦敦势均力敌。其他的英国城市中心——接近格拉斯哥规模的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利兹和加的夫、利物浦和贝尔法斯特——也正无规划地、看来是按自己的意志在增长。尽管没有一个城市能在绝对规模上接近伦敦——1841年首都人口为200多万，并且在继续增长——但它们的扩展规模仍使世人印象深刻且深感惊奇。正如 1832年一家英国报纸用既满意又警觉的口吻宣称：“大不列颠的制造业体制，以及由之而来的大型城镇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增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在不久的未来，世界上将有大量类似的事件出现。欧洲大陆和北美在19世纪结束前，将沿着相同的、令人不适的道路走向工业发展；在20世纪上半期，世界上许多地区将会经历大规模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与坏处，而余下的大多数则处于转折的动荡之中。在1800年鲜有城市超过100万居民，到1900年有十几个这样的城市。20世纪70年代则至少有130个城市达到如此规模，其中一些在20年后扩大成为无法控制的2 000万人的聚合体。
    因而，城市人口也迅速超过乡村人口，到1930年，它们已包括41，500万人口即人类的五分之一。最先达到这一步的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英国在19世纪50年代，德国在1891年左右，美国在1920年，法国则要到20世纪30年代。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因为居住城市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许多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到1914年时，已使它们的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城市里。19世纪期间城市化的速度和范围反映在表3所列的数字中。
    2、新的城市功能。城市成了工业的中心。在英国有纯工业的城市出现，英国的城市化历程反映出工业化对它的深刻影响。1801－1911年，英格兰、威尔士全部人口增加4倍多，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9．5倍。工业革命前，经济最发达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农业发达的东南地区。工业革命后，煤铁矿藏较集中的西北部形成了许多新兴的工业中心，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重心，农村人口开始大批向这些工业地区迁移。全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地区分布的不平衡制约了各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不平衡。1801年，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的人口比是389．5万比471．1万，即1比1．21，西北地区显得单薄。 1个世纪后，两大地区的人口比例倒了过来，成为 1671．8万比  1425．4万，即1比0．85。如果撇开伦敦不计，那么，城市化的重心向西北地区剧烈倾斜就更为明显。
    各类城市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速度相差比较悬殊。英国工业革命最先开始并在较长时间内侧重于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随着蒸汽技术的开发，煤的开采和铁的冶炼也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以纺织及煤炭、冶炼为主要工业的地方得天独厚，在城市化运动中著了先鞭。
    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曾是一个古老的小镇。在棉纺工业出现后的17世纪形成为城市，但长期未被正式承认。1773年，该市人口达到2．25万人，1786年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纺纱工厂，15年后纱厂发展到50个，城市居民也达到8、9万，比1773年增加了2．7倍。从1801—1841年的40年中，该市人口又增加了3．2倍，终于跃入英国最大城市的行列。
    17世纪末，以毛纺织业为主的城市利兹比曼彻斯特大。工业革命初期它拥有1．7万居民，已稍逊于曼彻斯特。到1801年，利兹的机械化状况仍较落后，人口也才3．1万。虽然已无法跟曼彻斯特同日而语，但仍处于城市化之中。
    冶金城市的发达比棉纺业城市慢，比毛纺业城市快。“被矿山和高炉改变了外貌”的“黑乡”伯明翰和设菲尔德两城市，居民分别从1760年的3万和2万，发展到1801年的7．3万和4．5万，均增加了1倍以上。
    在工业化过程中，火车最先在英国创制，交通运输业有了革命性变化。1825年，第一条火车铁路建成，到19世纪60年代末，全国铁路网基本形成，70年代后，更趋稠密和完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一些专业城市的出现。美国城市史专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分析工业革命时期人口增长的特点时，就注意到沿着新铁路线地区人口大大增加，尤其是沿干线的工业中心，人口肯定极为拥挤；在较大的交通枢纽城镇和交通终端的港口城市，人口也会进一步增加。19世纪的英国有10几个城镇被称为“铁路城镇”，这些城镇基本甚至完全处于铁路公司的支配之下，其中有的是在原先名不见经传的村庄或市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有的则完全是新兴的城镇，如克鲁、斯温顿等。克鲁位于四条铁路线的交汇处，成为工业重镇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中途停靠站。1841年人口普查时尚无此地名，而到1900年时居民已达 42000名。
    1801－1871年间，英国纺织业为主的城市人口增长了  299％，港口城市214％，纺织以外的其他制造业城市186％，伦敦146％，各县城及旅游城市  139％，全国平均增长  148％。显然，发展最快的是与工业革命关系最密切的地方。
    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后，工业化速度相对减慢，但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19世纪上半期，而且，发展重点转到了重工业领域。此时，重工业城市的发展引人注目。有代表性的工业城市格拉斯哥，多数工业企业直接或间接与造船业有关。1870－1918年，该地造船吨位从20万上升到75．7万。20世纪头10年，当地约40个公司雇佣了6万工人，建造了英国年产船舶总数的1／3。最后，以它为核心大城市，形成了克莱德塞德集合城市，成为苏格兰境内人口和住宅最大的集中区。
    3、城市结构与外观。工业化时期，城市的迅速增长导致原有的市中心已发生了变化（成为新扩展而形成的有机体的中心），并在其周围出现了新的居民区，即所谓的市郊区。
    市中心已具有在中世纪或在新时期所形成的结构，并包含了最重要的建筑物——教堂、宫殿和其他纪念性建筑，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城市景观就是由这些建筑所决定的。毫无疑问，这样的市中心并不能成为更为庞大的城市机体的核心：街道过于狭窄，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交通的需要；住宅过于窄小、紧张，无法容纳不断增加的居民。因此，条件优越的居民开始逐渐离开市中心，迁居到城市的边缘；被他们遗弃的房子就成为大量穷人和新迁入城居民的住处。在这个时期中，位于古城中心的许多纪念性建筑物，如：贵族府邪、修道院等，由于社会变革而被废弃，并分隔成许多小型的临时住房。当时市中心的绿化设施——联排式住宅的后庭院、统治阶级小住宅周围的花园以及小公园——建造了住宅或工厂的车间。
    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积累，到19世纪中期，就已十分严重。对此，于1845年发表了恩格斯为曼彻斯特市中心所作的经典描述。
    “这里的街道本身比较好，但狭窄而弯曲……，房子又脏又旧，并年久失修。次要道路的式样十分令人讨厌。如果从老教堂拐人朗·米尔加特街，能同时看到右边有一排过时的老式房子，没有一片墙是垂直的，这是工业化前老曼彻斯特的遗迹，它们过去的主人已带着后代迁入了建得较好的地区，因为这些房子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差了，于是便留给了爱尔兰血统很强的工人家族。这里确实使人感到几乎完全是一个工人区，街上的商店、饭馆都不努力将自己搞得清洁些。街后面的情况更糟，并无足够的通道通向这些街后的小巷和院子，人们只能穿过非常密集的建筑间十分狭窄、往往只能通过一个人的通道而到达这些小巷和院子。
    人们无法想象：建筑被杂乱无章地掷扔到一起，与理智的建筑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无法想象：建筑如此密集，以至彼此间生硬地连在一起。这并不只是曼彻斯特过去遗留下来的旧建筑所应承担的过失，这种混乱在不久之前才达到了高峰。因为早期建设所留下的所有空隙之处，以后都加以填充，直到最终在建筑之间不再存有将来还能建造的空间。在此，我用曼彻斯特城的一个局部平面图来加以证明，但这还不是最为糟糕的地区，它只占；回城的不到十分之一。
    这张图足以表明：整个区的建造是何等的荒唐，特别是在埃尔克的附近。埃尔克河岸在这里是朝南的斜坡，高为15——30英尺。在如此陡峭的山坡上大多‘栽’有三排住宅，其最低的一排只略高于水面。”（《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0页）
    城郊区并不像中世纪或巴罗克时期那样，由考虑周全。事先规划的城市扩展区所组成，而是由起初为荒地的地区所组成，这些地区建有许多差异很大。彼此间毫无联系的建筑。因此，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相邻城区，区中有豪华建筑。贫民区、工厂、仓库及技术设施。从一定的时间开始，由此而形成没有经过事先规划的独立城区。在工业城市的边缘失去了早期城市所具有的、在社会和建筑上的统一性。各种阶层的人都不再能找到城市中大家所共有的生活空间。相反地，往往会出现分离倾向，其结果是形成富人区、中产阶级区和穷人区。同时，邻居间开始越来越疏远，甚至与世隔绝。分离地段上的独立住宅，过去为国王和贵族所有，现在即使降到最低价出售，也只能让有能力支付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来使用。与相邻建筑间距的大小成了衡量主人社会地位的尺度：富人住在空地较大、带有花园的大大小小的别墅之中，而穷人却不得不一起挤在空间狭窄的联排式住宅或多层住宅的街坊中。借助一些实例描绘了贫民区及富人区之间的差别。
    由于相应的法规陈旧、过时或残缺不全，使收入最低的工人的住宅质量往往差到可以忍受的下线边缘。全部投机商集团所建造的都是这类住房，或是单幢的、或是形成整体的建筑群，其目的是从中赢得最高利润。一个工人的工资只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但还要从中抽取一部分来支付房租。房主用最廉价的材料来建造尽可能窄小的住房，使所收入的房租能多于住房的建造费用，这种对立的利益决定了建筑与城区的特点。
    即使是这样的工人住宅，可能还是要比过去住的农舍舒适些：墙是用石头砌筑的，而不是水墙；屋顶上铺的是瓦，而不是稻草；这里的家具和卫生设备与原来一样，很差或根本没有。但是，在农舍的周围至少还有许多空地，垃圾很容易清除，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在室外渡过，屋后可养家禽，孩子们可在户外玩耍，也总有足够的场地供步行或由牲畜拖曳的运载车所用。然而，在新的环境中，许多房子一幢挨一幢地建在尽可能窄小的空间中，清除垃圾变成严重的问题。在室外的逗留大受限制，因为沿街有开敞的水沟，垃圾成堆；同时，那里又活跃着步行及载重车交通，牲畜满处乱跑，儿童在玩耍。此外，最穷困的居民区处于最不宜居住的地区，即：在工厂或铁路线的附近，远离公园及绿化。对于周围的居民而言，工厂则意味着是永恒的干扰源，它们将烟雾喷到住宅的上空，带来噪声，污染河流与小溪，使交通繁忙。
    由此带来了最早的城市病：城市生活危害健康。城市人口过度拥挤，对居住在其中的居民的健康无疑是一个威胁。中产阶级移居到尽可能远地离开疾病和工厂烟雾的地方，而让最贫穷的社会成员孤处一隅，使之成为躁辅工人阶级生活的疾病的牺牲品。在没有适当的排污设施和新鲜用水的地方，霍乱、伤寒、结核病等是人类天然的杀手，同时这些地方弥漫着从工厂、铁路和民用烟囱里冒出的烟雾。哈德斯菲尔德是英国一个制造业城镇，决不是该国最糟糕的城市中心。一个地方委员会受命调查这里，其报告称该城大片大片的地区没有铺路，缺少下水道或阴沟，“卷心菜及各种污物被遗弃在地表腐烂发臭；各种臭水坑几乎从未干过。毗邻地区的住所情况之恶劣无从言表。因而，一旦疾病流传，全城人的健康就会受到损坏。”历届政府逐渐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使这些疾病危害的程度有所减轻；他们这么做，也可能仅仅是为了避免传染病的蔓延。政府通过了立法，要求拆除条件最差的贫民窟，并通过建立供排水系统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但到了1850年，这些计划也不过刚刚实施。巴黎可能算是欧洲供水最好的城市，其供水不过能让人均每年上两次澡堂。在伦敦，人类排泄物散布在万万个民用污水池之中，无人集中处理。在曼彻斯特．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住房拥有相当于厕所的设施。
    尽管良好的交通确保了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免除了饥荒，疾病的危险仍同往日一样高，且每年都在增加。19世纪早期，英国境内所拥有的大城市比历史上任何地方已存在的都多；但看起来，在防止疾病和经常性、侵蚀性传染病所带来的持续大量的死亡方面（这仍是城市生活无法避免的代价），它们不比前任城市更有能力。
    通过扁虱和跳蚤传播的斑疹伤寒是很常见的，同样还有肺结核、白喉、天花和大量的传染热，当时的医学只能确认少数几种，且很难有效治疗。但这些只不过是常有的城市生活中的危险，是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痛苦，只能默默忍受，听之任之，特别是这些痛苦多数是由运气不好的穷人和他们的孩子忍受着。
    霍乱在1831年和1832年毁灭性地降临，在此之前它还只是一种亚洲疾病，纯粹是不同的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在欧洲的出现主要是交通改善的结果，是发展中的全球经济的副作用，这种全球经济使扩展中的城市将全世界视为其腹地，但这是一种非常骇人的副作用：对一个霍乱受害者来说，早晨是完全健康的，晚上却成了一个枯萎的、全身蓝斑的尸体，这是非常可能的。即使当时的医学权威并没有认为霍乱是由水生细菌传染的，每个人都明白，大多数杀伤发生在居住于声名狼藉的、不卫生的、拥挤的贫民窟里的贫民身上。但霍乱的杀伤力遍及各地，它威胁着每个人。
    英国政府自豪于自己的自由放任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原则，但被城市基地迅速占满的惨状所迫，也采取了一些勉强的行动。“鉴于万能的主让名为霍乱的疾病光临联合王国”，1832年议会通过的《霍乱法》的序言是这样开篇的。“而鉴于，为尽可能地在神思护佑下预防该疾病的传播，英国议员建立了不付酬的区‘卫生局’，负责预防霍乱”。
    最后这些局的成绩微乎其微，这不仅是因为议会几乎没授予他们权力，而且甚至没有资金。19世纪的医学科学缺乏足够的疾病理论：大多数医生视谈论“细菌”为迷信的无稽之谈，而是更愿意将传染病解释为受污染的空气中约“瘴气”所致，来自于地球自身。但绝大多数观察者（英国政府仍不明确该如何管理它的新城市，派出了许多调查委员会）认为城市肮脏与城市疾病之间有明显联系。
    答案就摆在他们面前。任凭在上个世纪伦敦下水道取得多大程度的改善，也赶不上一批批工业人群所排放的速度。大量的社会下层家庭共用（在一些特别拥挤的区实际上是睡在）厕所，而厕所被堵塞，连续数月溢流出来。问题不只局限于最贫困地区：尽管首都多数有声望的居住街区地面以上很荣光，但是那里堵塞的下水道通常泄漏出令人作呕的恶臭。甚至连清店许多最古老的下水道都不可能，以免这种行动把将与污物连在一起的下水道挪走。那些流动的污物把它们的细菌送入了泰晤士河，由此又污染了首都的主要饮用水源。而即使下水道不堵的时候，管道也成为夜间掠食探位的疾病携带者——成群的老鼠入户的暗渠。有大量关于婴儿在卧床上被袭的报道。
    当时在有些城市的死亡率要高于农村。例如，在伦敦， 18世纪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口60万人，等于该城1800年人口的  2／ 3。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与工业化进程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关系：在19世纪初，瑞典还只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村人口死亡率为22.3‰。，在城镇升至34 4％，该国惟一的大城市斯德哥尔摩的死亡率则十分惊人达到45.1 ‰。
    三、城市化的调整
    1、关于调整的最初设想
    我们称其为“自由资本主义城市”的这种杂乱无章、无法居住环境是由大量的个人和官方“首创”而成的，这种“首创”既未经过总体规划，又不注意相互间的协调。每个企业主的自由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自由却不宜于将与经济繁荣相联系的住宅建设与城市规划的变化控制在一定的轨道之上。穷困的居民在工业城市中最直接、最严重地遇到了糟糕的生活条件，即使是较高的社会阶层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状况。
    1830年，亚洲的霍乱侵袭欧洲，并在大城市中引起瘟疫，这迫使政府看到：至少应排除卫生状况中最可怕的弊端；但这意味着要触犯17世纪从理论上建立的。并于世纪转折后在实践中越来越强烈地受到维护的企业主自由的原则。在英国，一些政府官员和激进的政治家开始对城市中的生活条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其结果于 1842年、1844年和 1845年发表讲被恩格斯用于书中作为引证。这样，工人区中最为恶劣的居住状况公布于众，因此而激起了公众的义愤，并要求政府干预。但还是经过多年的激烈讨论，才最终于 1848年夏天制订了健康法。
    在法国的七月王朝（君主国）时期，由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反对党团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肥在1848年革命后才由第二共和国于1850年制订了健康法。
    这两套法律以及后来意大利    1865和其他欧洲国家所制订的法律都为19世纪后期“自由资本主义后城市”的管理提供了法律手段。“自由资本主义后城市”将在第13章中进行讨论。
    1815年后，在艰苦的战后年代中出现了各种政治上和城市规划上进行改革的方案，同时，它们也引起了社会形态及居住区形式的改变。传统的社会形态引起了城市和农村分离的倾向；而新社会则要创造新型的居民点，这种居民点应具有介于城市与大型农庄之间的新形式，它小到保证各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大到有可能不依赖外部而进行独立的经济和文化生活。
    罗伯特·欧文（1771－1858）是位富有的英国企业家。按照他的规划设想，是在大约500公顷的农田上建造可居住约1200人的一个公社。居住区中的住宅呈正方形，其三边为夫妇及3岁以下幼儿的住房，第四边安排有大孩子及青年的住房、医务室和一个招待所。中部的大院内有公共建筑及公共设施，有公用餐厅的厨房、学校、图书馆、成年人聚会点。业余活动用的绿化设施和一个体育设施。住宅的外部在建筑前直接布置花园，一条环形道路围绕着整个建筑群。较远处才有工厂。仓库、洗衣房、酿酒厂、磨房。砖瓦厂。牲畜圈棚和其他农业用房。有意识地取消了法院和监狱，因为新社会不应出现这些问题。1817－1820年间，欧文向英国政府和当地机关提出了他的规划，然而毫无成效。于是，他尝试着在美洲实现他的设想：1825年，他在自己购买的一块印第安纳土地上设置第一个居住区样板调为事实上它必须与那里已有的一个村庄相适应，所以仅仅几年后，他的试验就失败了。
    法国的查勒斯·傅立叶（1772－1837）在法国恢复时期发展了一个新的哲学和政治体系。他在此体系中试图对人类的基本爱好作出分类，这种爱好确定了人们间的联系；从而，他建议构成独立的集团，大到可保证发挥人之间的各种联系，与此相应海个集团由来自不同阶层的1620人组成。这种集团，即所谓的方阵，应座落在一个1平方英里（250公顷）的地区上，人们共同住在一个被称为法伦斯泰尔的大楼里。傅立叶对这种大楼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直到最小的细部，它是“0”形式的大型建筑物，与凡尔赛宫相似，中部有大庭院，还有许多铺助小院，底层安排了多个通行马车和运货车用的大通道，而整个一层围有连通的敞廊，将各个单元联系起来，回廓同时也起到了街道的作用；成人住在二、三层的住宅内，孩子和青年住夹层，客房则设在屋顶层。
    尽管这种模式的要求相当高，但许多国家对它仍有着强烈的反响。1830－1850年，在法国、俄国、阿尔及利亚和美国，总计约进行过50个试验，将此规划付诸实施。以后，在第H帝国时期，一位吉斯的企业家让·巴蒂斯特·高定为他的工人建的居住区，尽管尺度较有节制，但也以傅立叶设计的法伦斯泰尔大厦为依据。由于在其中为每个家庭都提供住宅，故被称为家庭“斯泰尔”。这种建筑的主要部分由三个封闭的四层住宅团组成，较小的带项内院用作为内部的联系通路。其他设施如：学校、剧场、洗衣房、公共浴场及工场等，被安排在一些辅助建筑中。整个建筑群被设置在一个由河道环抱的公园中。1880年后，由工人组成的协会来管理工厂和家庭“斯泰尔”。
    这种在19世纪前半叶不可能被实现，而在后半叶的政治讨论中又被认为已过时的模式为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城市”提出了对立面。这种模式的构成原则为：不是靠个人的积极性，而是靠集体机构；所有的，或是说几乎所有的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内容都得纳入由协会成员共同管理的、公共的范畴。它们是因抗议现有城市中不可忍受的生活条件而产生的，也是首次尝试：要求停止城市不加控制的发展，而是在合理分析和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城市的扩展。其目标为：将人类从传统城市发展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其与政治环境的变化相隔离，并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此而言，为这种模式做个别的试验，也预示了以后几个世纪中在建筑创作方面将要作出的尝试。
    2、自由资本主义后的改革。
    1848年的革命不仅使左派的政治运动，而且使该世纪前半叶的自由政府陷入了困境。前者试图获取政权，并取得了成功，而后者却对这场斗争表现得软弱无能。
    左派对部分改革的成效失去了信心，其中也包括住房建设及城市规划的改革。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于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六》）批评19世纪前半叶的社会主义者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欧文和傅立叶在内。科学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是：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政权，首先要改变生）一关系，才有可能在各个领域中进行改革。这个理论在1917年由列宁付诸实践。
    1848年斗争胜利后出现的右派——法国首领拿破仑三世，德国的弹斯麦和由迪斯累里领导的英国新保守党人——则与此相反，池们偏离了国家绝对不干涉各个社会领域的原则，为了对已经开始进行的社会改革加以控制和掌握，他们使用了前半世纪由改革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创造的方法。
    获取胜利的资产阶级还设计出城市规划的新模式，在其中对各种资产阶级集团（如企业家和土地占有者）之间的利益作了局部的调整，并协调了由于下层阶级的存在而产生的部分矛盾。国家管理机构限制了企业主的绝对自由，颁布了建筑法，并实践已经公开的建筑措施。然而，在这比较严格的限制内，每个业主仍然具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标志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城市向“自由资本主义后”［西方学者把资本主义初期称为“自出资本主义”阶段，然后进入“自由资本主义后”阶段，在城市发展阶段上也这样划分。］城市的过渡。
    这种模式产生了现时而又长远的效果。欧洲的大城市，首先是巴黎，就是在这种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在世界各地也都用这种模式建起了一些新的殖民城。此外，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城市组织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简要地描述一下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并从许多方面来将它与现代城市的特点进行比较：
    1）国家统一管理和土地的私人占有得到了统一。因而，每人都承认其他人对他自己那地区也有使用权。但这两范畴间的界限是有明确规定的。按照规定，行政管理机构只支配很少的土地，即：城市基础设施所必需的用地，用来设置道路系统（街道、广场、铁路线等）及其他设施（上水管道。排水系统，以后还有煤气、电力网、电话等）。由于基础设施已城市化，使其余的所有土地都可用来建设，土地的占有者可对其自由支配。在私人占有的面前，即使是管理机构也不享受特权，如果他们要建造公共建筑（学校、医院等）或设置公园一类的设施，也必须与其他的购买者一样，从市场上争取为此所需的土地。这种设施究竟是主要的还是附属的，在此还有区别。
    2）每块土地如何使用，仅由私人占有者或公共占有者来作决定，行政部门只通过所颁布的法规而对其使用产生间接的影响。私人建筑的尺度是根据法规、考虑到与其周围环境（街道、人行道等）和毗邻建筑的关系而确定的。城市的繁荣使地价和建筑价格上涨，这十分有利于土地的占有者，但是，它致使行政机构无法承受公共设施所需的耗费，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支出，因此，管理部门总是处于亏空状况。
    3）公共区和私人区之间的界线——街道——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基本结构。建筑物可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建造：即直接靠近街道。这对于城市中心、商业中心的建筑来说是最为适宜的，因为街道起着联系作用，并可用作为底层商店的出入口；具有其他功能的房间及单元，即，位于上层的住宅和办公室等，都必须服从交通和商业的基本要求，所以，只好忍受因此而产生的不快，如：交通繁杂，噪声严重，以及阳光和新鲜空气的不足等。
    偏离街道。在这种情况下，住宅避免了由于靠近街道布置而引起的缺陷。但是，这种低密度的建造方式只是在以居住区为主的城市边缘地区才有可能实现。
    对于土地占有者来说，在经济利益大致相当的前题下，建造住宅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建造密度很低的少量住宅，即别墅，供富裕阶层居住；另一种是建造高密度、低造价、供下等阶层居住的多层联排式住宅。
    4）城市边缘地区的这种建造方式使居住空间的价格上涨，放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最穷的居民提供租金便宜的。价格最为低廉的生活空间。同时，在这些地区中各种类型住宅的增加又使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扩建已有建筑和增设必须不断扩大的设施（如；工业设施及仓库等人城市生活中的这些必要内容与前面所描绘的城市结构不相一致，它们被集中安置在围绕着城市的一个第三区域内。这样的郊区表示为城市和农村的混合，城市越扩张，这个区域就越发受到挤压。
    5）“自由资本主义后”城市有一些十分明显的缺陷，如：市中心密度过大，缺少价格合理的居住空间等。对此，应采取修正措施来加以协调，如：利用公园作为城市远离自然风景的人工补充；用公共资金建造工人住宅区，这种住宅区可由直接临街的联排式住宅和居住街坊组成，也可由后退于街道的独家住宅所组成。但这还不足以取得有效的改进。市中心阻塞和居住空间缺乏的问题，甚至还会更加困难。
    6）“自由资本主义后”城市以一些具有破坏性的做法来处理早期已形成的城市设施。例如：利用原有街道作为通过式道路，废除过去既供公共使用又为私人利用的区域，特别是：把建筑看为可任意进行更换的对象，根据需要来拆除或改建它们，如：在拓宽道路时将建筑移位或改变其平面。但是，这种做法不会涉及到所有的老建筑物，重要的纪念性建筑、有特性的广场以及过去的街道大部分被保留下来，这样做的目的十分明确，因为城市景观的美学质量是由它们来决定的。教堂、宫殿等老建筑物为人们探讨新的建筑风格提供了范例，因此，在新的城市中，它们似乎是被保存在室外博物馆中，犹如绘画和雕塑被保存在真正的博物馆中。
    由于新建的建筑已形成了一定的风格，因此，即使在城市发展规划中注意到这些古老的纪念性建筑，也不可能为城市创造出必要的建筑风格的平衡，更丝毫改变不了新城丑陋的景观。艺术美成了不寻常的东西，人们往往把艺术品视为一种人类的特殊创造，它们属于专门的类别，是由具特殊修养的专门人才（艺术家、艺术评论家）所创作和作鉴定的。同时，也只在特定的范围内（艺术品商人和搜集人）流传，并被陈列在为其展出而专门设置的机构（展览会和博物馆）之中。与此相应的是：绘画和雕刻成了普遍状况下所缺乏的美学质量的集中表现。对于艺术，可逐步进行试验，从而创造出长期以来曾被排除于日常生活之外的和谐。
    7）负责城市功能规划的专家们必须同时满足官方和私人不动产所有者双方的要求，保证实施已决定采用的政策，并解决那些令人烦恼的矛盾。这样，便加剧了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分离，这种分离在17世纪已开始表露。科技专家的任务是：精确地定义局部问题（不需要总体知识），并借助于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和解决（如：进行单体建筑或设施的力学计算，但不必参与其位置的确定）。艺术家的任务则是构成城市的外部景观，并使城市结构不致出现问题。艺术家的工作范围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观点通常表现为“艺术高于一切”。基于这种分工，技术人员的设计只能沿着所给定的轨道进行，而艺术家们却有一定的自由度，当然，这只是在次要的、不影响实际决策的范畴之内。由历史性建筑所派生出来的各种风格各表现为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这些可能性由于历史的原因，或根据人们的喜好而被取舍。但是，人们从不认为这些风格是完美的，或已是最后的结果，相反地，却总会出现发展和变化。
    “技术”和“艺术”观点的分离还导致失去工作中的统一性和紧密性，也使大部分日用品失去外观质量。“艺术品”只是因为不同于由工厂大量生产的、不重要的普通物品，而使人们感到震惊的特殊东西。技术过程、经济分析和外部造形被分成三个领域，每个领域都由各自的专家来主管，所以，没有人能从整体来控制产品。
    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发展得最好的城市的变化过程，就可看一下巴黎城在第二帝国时期，即 1851－1870年的发展。各种有利条件——皇帝拿破仑三世政权的强大，豪斯曼的才干，熟练的技术人员和现行的两套进步的法律（ 840年的财产没收法及 1850年的健康法）——使巴黎有可能在相当暂短的时间内有成效地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城市规划工作。从而，新巴黎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后”城市改革计划获取成功的证明，并自19世纪中期以来成为全世界城市的范例。
    这种改革包括下列内容：
    （1）重新形成中心区和确定郊区街道的走向：在1785年关税区边界内的老巴黎贯穿着一个总长为384公里的道路网。豪斯曼时期又新建了总长为95公里的多条街道，还取消了50公里的原有道路，于是，中世纪形成的城市结构解体了。豪斯曼将巴罗克式的林荫道与其他街道连成统一的道路体系，使这些林荫道成为延伸到郊区的现代化道路网的一部分，在郊区又铺设了70公里长的道路。
    （2）新建主要的基础设施：自来水管网，排水沟渠，煤气照明和行驶马车的公共交通网。
    （3）新建学校。医院。大学教学楼、兵营、监狱等附属的非生产性建筑；新建城市公园，如：城市西部的布洛尼森林公园和城市东部的文赛娜森林公园。
    （4）山采用新的城市行政结构。取消18世纪形成的关税区边界，合并城界外的一些区域，使巴黎伸展到防御设施之外，所包括的面积为8750公顷；这个“巴黎公社”被划分成20个部分自治的城区，即所谓的小行政区。
    这个计划的实施花费了大量的财力——25亿法郎，采取银行贷款的方式。在这时期，巴黎的人口从120万增加到200万，同时，市政府的收入增加到10倍。市政机关因此而赢得了信誉，而被允许延缓偿还债务。
    为了使新的城市面貌显得雄伟壮观，豪斯曼延用了传统的城市规划手法：力求规律和统一。利用古老的，或较新的纪念性建筑物作为新街道在视觉上的联系点，街道按照规律而通向重要的广场，沿主要街道的所有建筑立面应有统一的造型〔如放射形广场上的建筑〕。但是，由于新建城区急剧扩张，交通堵塞了道路，不可能使每个段落的城市景观形成透视上的统一体。因为各要素都失去它固有的特性，看起来个个都相似，建筑立面便成了没有区别的背景，因而使人将注意力转向街道的形态和布置，以及置于前景的坐凳、书报亭和树木。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使城市成为永远变化着的舞台。这就是被现实主义作家，如福楼拜、左拉所描写的、由印象主义画家，如莫奈和毕沙罗所描绘的景象。这就是现代化中心枢纽的面貌，在这枢纽中被几百万人包围的博德莱尔感到“孤独”。“无名”成了城市的记号，这里提供了几十万个被隔绝的私人空间，在这些小天地中生活着对周围环境麻木不仁的几百万人。
    至此以前，公共活动区和私人生活区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市民城市中则相反。住宅、作坊、办公处、事务所和工作室等，彼此间尽量远离，使人只能想象它们，或是借助于“魔术师”、“揭开屋顶”后才能看到它们，就像同时代作家所描写的那样。公共活动及节假日的共同庆典是在剧院或沙龙的封闭空间中进行的，只有少数人可以享用，因而显得高贵和孤傲。这些新设施的容量与城市的规模十分不成比例。例如：新歌剧院大约只有2000多个座位，而全城却有2OO万居民（可将这个数字比例与古代雅典相比较，推典狄奥尼索斯广场上的剧场几乎能容纳雅典的全体居民）。
    另一方面，“人行道”、“公共交通道”上的人们都消失在人群之中，彼此间互不认识。在私人区的迷宫中，个人或小团体可自由发挥、维护和加强其独有的特点及个性。然而，一旦走上大街，就能遇到许多人，没有一个人再去注意别人，那么，这种个性又会重新消失。
    由于新的城市景观充满着矛盾，使欧洲社会既很迷人，又十分混乱。技术的进步终于创造出新的城市类型，但是，随着老问题的解决，又出现了出乎预料的新问题。
    这种新型的城市尽管丑陋和令人不快，但却被认作普遍的模式，因为似乎不存在其它的选择：智者怀念过去的城市，而革命的政治家却没有兴趣去描绘城市那遥远的未来。在描述这种新城的戏剧中，工业社会的各种因素都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并探究了其实际的价值。将来的任务是：解决所出现的新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19世纪后半叶的其他城市。
    在欧洲没有第二个城市像巴黎那样进行了坚决而彻底的改建。在其他城市中，只是在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现代化城市的结构和面貌。例如：维也纳从1857年开始，在中世纪形成的市中心与巴罗克时期建设的郊区之间空白地带进行建设；佛罗伦萨于1864年成为意大利的新首都；巴塞罗那按1859年作的规划进行了扩建。
    殖民地城市的设置则相反，总是遵循新的城市规划模式。为此，将本地居民已有的居住区保留在城市边缘，即在新城之外，如果这些老居民区与欧洲的设想规划不相符，则被拆除。于是，殖民地城市变得十分单调，甚至大大逊色于它的模式，从而，也越发清楚地显现出由欧洲输入的体系的特征。
    欧洲模式于19世纪末被用于北美的城市建设，而这些城市在整个19世纪中所采用的是传统的棋盘式布置。现在，由大量独家住宅组成的近郊区不断地向外扩展，迫使人们不得了越来越频繁地改建位于市中心的商业中心。人们开始用较宽阔的道路系统来补充均匀布置的棋盘式道路网，增设公园，重新整顿市中心，使其成为建筑上统一的有机体。然而，这只能取得局部的成效，因为要彻底改变传统的城市结构，是非常困难的。
    城市明确的社会模式在不同国家是有变化的。在英国城市里，家道殷实的人趋向于向外迁移至新建的居住郊区，这些郊区多数是由投机建筑商建设的，他们意识到数量增多的中产阶级消费者，能够并渴望为一种生活方式付出代价，以旅行时间的延长来换取生活空间的扩大；城市中心让位于商业，并且被环状的市中心贫民区所包围。美国老城，如波士顿和费城遵循了类似的模式。然而，在欧洲大陆，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在巴黎，奥斯曼建设的林阴大道使古老的中心对富有者有巨大吸引力，而贫穷阶级被迫远远地向外迁移至城郊住宅区，在那里极少数幸运者找到了舒适的郊区，但绝大多数被迫住在阴暗的棚户区。在维也纳和柏林也是如此，工人住宅被无情地推出，远离古老的或更新的市中心。
    3、新的发展和变化
    以前城市规划还只是少数君王的消遣，或是自由放任经济的一种后果，如今正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规章，世纪之交，几乎在英美同时出现的“花园城市”观是最好的例证。花园城市是对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恶梦的一种反应，它在观念上几乎是反城市的：一个社区的人和自给工业是慎重地加以限制的，多数地方让位于绿地，这种观念的倡导者、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将其描写成城市与乡村的一种结合，“在那里，城市生活中所有的、最有活力。最积极的优势，加上乡村的美丽与愉悦，可以在完美的结合中获得。”这种观念迅速吸引了大众想象力，在20世纪头10年间，花园城市或同一主题的变奏扩散开来。1902年“英格兰花园城市协会”创建，德国迅速反应，建立了自己的“德意志花园城市协会”。10年后，当两个“花园首都”——印度新德里和澳大利亚堪培拉——计划公布时，城市生活的新方式看似真正地成为一种可能。
    在20世纪头10年，欧洲和北美的城市生活比以前更好了。改进的下水道使城市卫生显著改善，从而第一次摆脱了传染病的长久折磨，城市养育的人不仅可以大量生存而且数量不断增加。城市里有更多的优质住房，可供新来的人群居住，同时有更多的食物可以摆上餐桌——蒸汽交通可以使易腐烂的食品从全国各地运来，在187O年代制冷系统研制开发后，还可以从新世界的大平原运来。夜晚街道被照亮、马路被铺砌整齐，甚至在最固执的城市工业地区，改革规划者们正建设公园和开放的绿地，以利于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祉。有更多的警察去逮捕罪犯，而且随着美国的多层带走廊监狱的发展，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关押他们逮捕的人。每一种东西都更多了：更多的钱，更多的工作，有种类丰富的商品可买，有大量的商店可选购，有更多买得起的人。如果说许多人仍旧只是忍受城市生活的话，那么同样多的人在积极地享受它。   
    自从蒸汽机车最早推动了城市带状发展以来，城市已在不断扩展自身以追随交通纽带。上百万辆小汽车，与其说它是一条纽带或数条纽带，倒不如说它是巨大的、弥散着烟雾的潜在交通，喷着烟，绕着已有的城市中心移动。无论城市过去提供了什么——贸易与商业、文化与工业、家庭与社会、工作与娱乐——如今都不再需要一个城市去提供了。行使多种迄今为止的“城市”功能的建筑和人群——能够而且确实存在于空旷土地上的、分散的一小块地区。两个世纪前，城市与乡村的分界线还如同陆地与海洋的分界线一样明显，如今正在消失。
    进一步的发展看起来会加速这一进程。工业熔炉的红色火光已经被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20世纪60年代所说的“技术的白热”所取代。19世纪晚期以来，电话已将人们拉近，尽管是以有限的方式。IOO年后，电子、微型化和长途电信的发展浪潮，使复杂信息廉价地且跨越全球地进行大规模交流成为可能。此类联系给制造业带来的变化不大：例如，钢厂的工人仍旧得并肩在工厂里生产货物，以此来谋生。但在20世纪一个发达的经济，“工作”更多意味着提供服务，如分配和管理，而不是制造。这种工作经常可以由相距得远的人们很好地完成，他们之间只要通过铜线、光纤和卫星中转来交换大量电子资料就可以联系起来。这些人几乎可以生活在任何地方，成为和他们想要的一样多的重叠“电子城市”的公民。
    真正的工作城市也可以建在任何地方，至少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可以做到。能源运输曾经需要联系尽可能最近的煤矿、尽可能最短的铁路，现在只不过意味着一条接入全国能源网的动力线。没有哪个地方比美国西南部“阳光带”更多地受益于人员与能源渐增的流动性。被温暖、干燥的气候所吸引，成百上干的人将自己和工作场所从北部肮脏的老城市迁移到在一片曾经空旷的土地上新建的阳光城市中。例如，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是以一种比传说中的长生马（“菲尼克斯”即故事中的长生马——译者注）更惊人的方式产生的，因为它产生于光秃秃的沙漠中，而它起源的灰烬在很远的地方：它的人口与工业来自于遥远而衰败的早期工业城市——所谓的“锈蚀带”。
    许多传统城市因为这类大规模分散而遇到严重问题，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内城”现象，“内城”是位于仍旧运转的商业中心和仍旧令人满意的郊区之间的区域。恶化的建筑，通常大多数是失业人口居住的，倾向于进一步恶化，而其居民——有时来自少数族裔并且通常是新近来到城市的人——看起来要沦落为危险的下层社会。他们从城市生活中一无所获，也没有办法逃离它，因此骚乱和犯罪不会使他们失去什么。
    当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仔细考虑城市拆除的可能性时，一些第三世界的城市事实上正危险地近乎经历这种可能。尽管他们的困难不是由城市分散引起的，而是由无控制的城市发展造成的，这种发展甚至比工业欧洲最痛苦而难忘的发展更快、卷入了更多的人。
    问题的根源是，或是资源缺乏，或是组织不充分，（也许是处于）简单的无准备状态，第三世界国家都无力维持工业经济所需的劳动供需的微妙平衡。19世纪，西方技术抵达了拉美、非洲和亚洲大陆，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加在农业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之上的，这种社会的成员生活在贫瘠的、常常遭受旱涝灾害的土地上。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人口一直有很高的出生率，这至少部分地因为气候的多变和作物产量低下，使许多孩子在很小年龄就死亡了。但是，随着西方技术的出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医药技术的发展——存活率提高了。并且如同所有进步的后果一样，剩余农业劳动力涌入城市。然而，在那里他们发现的不是曾欢迎过他们的欧洲同类的机会。在许多情况下，糟糕的经济管理加上内战，导致了工业总量下降；为服务工业大国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单一产品经济，极易受全球衰退的影响；而且甚至在出现经济增长时，也不能应付无节制增长的人的巨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