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背景下的集体行为初探 - 个人稿件/文章 - www.GotoRead.com - 浏...

、间接从众
从众是集体行为的典型特征。当一群人察觉到一种集体行为形成或指导他们行动的规范出现时，他们的行动便或多或少地趋于一致，人群就变成了群众(crowd)。集体的淹没性使参与者在突显的集体行为中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思想、情绪、活动，往往被集体所同化，自我感觉减少，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往往会违反他们平时所一直遵守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准则，滋长了作为匿名者的冒险心理，从而做出游戏或不负责任的行为。无论是哪一种“快闪”形式的集体行为中，从众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
但是，网络社会是真正个性化来临的时代。人再度回归到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人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Subset) [2]。”这种张扬个性的内在冲动恰恰成为“都市快闪”的最好凝聚力。“我选择，我喜欢”、“年轻有什么不可以”是他们的行动指南。他们借助“快闪”这种时髦的集体行为外壳，赋予其表达自身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意义，张扬着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与自我表达的欲望，希望得到更多的关注与肯定。可见，网络背景下的集体行为虽是一种众人为众人的想法，但个人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声音，并期望保留有个人的答案。网络的特性契合了这种需求。“由于网络的功能和特点使得它在一方面增强主体个性特征时，另一方面又在削弱这种个性。由于网络环境的一致性，最终会形成网络主体品质特性的相似性，网络人趋于形成彼此一致的行为特征。……在网络社会，我们又一次面对一种‘悖论式’的困惑：网络增加个性产生的机会，又给个性带来‘威胁’，促进交流是达到相互理解的途径，但各自融合形成一种无个性的东西，又丧失了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性[3]。”因此，以网络为中介的集体行为，以多数量重复产生群众性关注的效果，将原本只漂浮在隔离的个人内心的社会观念聚集成可以实践并产生效果的行动，具有典型的间接从众性。其从众的程度、方式中具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更自觉地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从众中有了更多的展示自己个性特征的不自觉需求。这种需求构成他们参与集体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2、情绪化理性
“都市快闪”以一种反传统的、突破常规的活动方式出现，参加者在一本正经中快意地实践着对秩序的嘲讽，在众人的一脸迷茫中温暖着长久压抑的恶作剧的心里冲动。一方面，他们心理期望祛除对个人的过度社会化遮蔽，自己从“理性人”的舞台中央退出，用“参与人”取而代之，充分宣泄自己抑制着的情绪，获得某种体验的满足。“‘闪客’作为社会群集，意味着将在一段时间里和陌生人分享你的生活，用庞大阵容宣泄某种直接情绪。这就是‘快闪’最大的魅力所在[4]。” 另一方面，当他们的愿望付诸于行为时，又展示出理性的一面。这是对情绪性的超越与颠覆，以不妨碍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为前提。这是“快闪一族”恪守的行为准则。因此，“快闪”式的集体行为与其说是现场空间中情绪感染的结果，不如说是共同宣泄某种情绪需求的有序表达。与其他类型的集体行为相比，增加了更多的理性，是在理性指导下的情绪化反应。这种表现是与网络社会“人”的角色相一致的。在网络中，人往往不再表现得那么角色化、理性化，而是更多表现出情绪化和直接性的特征。但当人们真正把“快闪”付诸行动时，至少是理性与非理性共同作用的使然。
3、组织性的非组织行为
非组织性和行为过程的不可控性，是集体行为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在集体行为中，参与者的互动频率越来越快，互动中的敏感性越来越高，形成一种相互刺激的循环反应。快速的互动，使参与者越来越激动，越来越丧失理智，以至行为失控，出现违反人们公认的社会规范准则的行为，甚至是破坏性的行为。然而，从目前以网络为介质的集体行为来看，却表现出明显的组织特征和行为的控制性特点。这种特点的出现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网络的使用，为集体行为的组织提供了充裕的时空场所，集体行为的组织过程被分解为网上和网下来进行，集体行为的动员阶段没有必要在传统的现实场域中进行，这不仅弱化了现场动员所必要的情绪性调动，而且可以通过网络精心策划、组织，制定详细的行动要求，从而具有更加严密的组织准备；二是从“都市快闪”来看，以网络为组织介质的集体行为是基于对行动组织规则的认同和遵从，不仅实践环节的时间与过去相比大为缩短，而且个体在集体行为中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独立性，感染性的互动行为比较少，只是各自按照要求完成了统一的行为，因此，每个成员表现出良好的对规则的遵从。三是集体行为通过网络策划形成，是一种潜在的组织行为，必须有严格的保密，遵循行动的规则。可以说，一定的组织性是以网络为组织介质的集体行为的基本要求。否则，无法实现从网上策划向网下实践转变。部分“快闪”活动的夭折就是因为方案的提前“曝光”。
目前，“快闪”行动仅限于看似无聊或博君一笑的行为。这与我们之前所认定的社会运动或集体行为有所不同，是在没有领导者、没有所谓的权力关系、没有行动诱因与诉求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对于整个活动而言，应该是有组织特征和权力关系存在的。在整个活动的动员上，就有发起者，以及行动当日的传递讯息的始作俑者。因此，这种看似脱序的行为也是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行动。一旦成为政治问题上的考量，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具有共同目标的社会运动。
4、多域性
互联网络的出现构建了一个“网络社会”，不仅本身成为集体行为实践的时空舞台，而且由于网络联系的迅捷性、广域性，使得集体行为可以在不同的地域组织起来，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域或国家，而可能是整个“地球村”，只要参与者遵循集体行为的组织规程。组织者不必到现场组织和指挥，同样的集体行为依然可以在各地上演。因为新型传播方式和网络功能决定的邮件列表功能，使得一个源信息的传输变得迅速和统一。网络传输使用的协议所特有的查错、纠错功能，网络上信息传递的确认与通知功能，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准确性，可以有效避免传统人际动员的失真行为。可见，在网络背景下，只要一个组织化的集体性努力或尝试，包含了情绪上的或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和实质性的需求保卫与需求满足，采用了可辨识的动员技术和抗议战术，而且发生在网络或通过网络这一空间场域组织的，我们就把它们纳入到网络背景下的集体行动的范畴之中。
三、网络对集体行为影响的逻辑分析
“都市快闪”只是基于网络背景下集体行为的现实雏形，主要是一种“情境性集体行为[5]”，以致于人们还无法分清到底是“游戏还是责任”，也无法完全展示网络对集体行为的影响。尤其在“功能性集体行为”中，网络将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具有怎样的作用？后者更应该是我们研究和关注的重点。由于现在还没有可供研究的现实完整形态，我们只能从网络的特征与集体行为现实雏形相结合的视角，对其进行逻辑推断。
1、网络与集体行为的动员方式
动员是集体行为不可或缺的基本环节。传统的集体行为动员体制和模式比较单一，主要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模式来实现。随着互联网和其他新兴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出现了以网络信息、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信息发散传播为动力的人际动员新模式，极大地降低了通讯、磋商和协调的成本，个人或组织可以相互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却用不着建立一个有形的或正式的实在机构。这种动员，具有自发性、爆发性和隐蔽性的特点。从世界范围看，近些年来，以互联网和其他新兴大众传媒为信息传递手段的民众自发性人际动员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动员模式，对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一些国家的政局和社会稳定。
从动员的绩效看，一方面，网络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对怨恨进行解释并建构集体行动框架的新平台，可以利用网络空间中存在着不同的行动领域和形态各异的网缘性社会生活共同体，进行深入动员，阐述行动的必要性，成为筹备集体行动的秘密空间，不仅可以有效地保证动员的实施，而且不易被“外人”（非动员可能性对象）所察觉和了解。由于时空的压缩性，这种动员方式更加灵活、可行，社会的客观制约性因素比较少。因此，网络将愈来愈紧密地与集体行为结合起来，这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倾向值得考虑，即网络社会具有非中心化、多元化、表面化、无终极目标等特征，在这里谁都没有绝对发言权，但同时，谁又都有发言权。这样一来就容易削弱其动员力量的积聚，弱化网络的动员功能。
由于网络的虚拟特性，它在潜在动员人群中所引起的反响程度显然要受到以下因素制约[6]：（1）经验上的可信度，即行动的目标指向在经验上是否可信，是否有存在的证据；（2）经历上的可测量度，即潜在动员对象自己是否经历过或体验过类似的经历；（3）叙事的重要性，即集体行为的种类，在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当中所占据的位置；（4）网民对网络社会特有的“意见领袖”的认同，也是网络发挥动员功能的关键性因素。只要当网络成为某种共同利益诉求载体或因共同的网缘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网络就会在集体行为中产生巨大的动员能量。
从动员的指向看，“信息技术为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权利滥用和权利控制提供了崭新机会[7]。”网络在集体行为的动员作用，如果能够以理性、合法的形式出现，它将可能是政府社会动员模式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有助于动员社会力量协助政府解决某些社会问题。但是，如果对这种公众自发性的社会动员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调控，就有可能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进而引发危害社会稳定与正常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网络在集体行为中的作用到底是“圣杯”还是“潘多拉盒子”，同样取决于集体行为的社会价值。
2、网络与集体行为的利益诉求
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对于消除群体怨恨至关重要，有利于降低功能性集体行为给社会带来的风险。但是，在我国政体内部，或者罕有少数群体可借以表达自我利益和消减怨恨的常规渠道，或者缺乏对少数群体自发利益表达和怨恨消减要求做出恰当回应的处理机制，或者即使有一些常规渠道和处理机制，但也常常处于失效状态[8]。因此，少数群体的自发利益表达很难依循常规的渠道来达成。当他们所遭受的怨恨难以依循常规的渠道得到消减时，很可能转而采取非常规的集体行为来进行。因此，疏通宣泄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合理的、正当的渠道或方式，来释放社会成员由于挫折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或焦虑，把积聚性的爆发转化成和平的、无危害性的宣泄，从而达到对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的控制。网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是十分敏感和重要的。
网络是当代典型的公共领域，是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在那里人们可以提出有关公众利益的事务；在那里他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而不必求助于传统习惯、教条以及强制力；在那里人们可以通过理智的辩论来解决观点的分歧[9]。”促进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找到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当然，利益渠道的畅通必然包含着群体怨恨指向主体做出正确、及时的回应和解决。网络和电子政务恰恰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便捷的沟通桥梁，能够唤起民众的热情，参与和监督国家的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为国家和政治系统奠定合法性基础，因为在参与政治讨论的过程中人们就认可了政治秩序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作为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对于集体行为的产生扮演了安全阀的功能。
面对多元的利益诉求，如果网络真正成为利益诉求的沟通渠道，则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合理、有序的发展。孙志刚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传统媒体对孙志刚案件报道不多，但互联网上的排山倒海般的谴责和抗议却形成了极大的压力，引起了政府、社会对此极大的关注。国务院于2003年6月20日发布第381号令，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提出自愿救助的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如果网络作为利益诉求渠道处于失效状态，缺乏利益实现、保障机制，在网络社会无成本、收益不确定的利益估算下，无数网络参与者海量的声音，公众民主参与的爆炸，将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是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崩溃。因此，不仅要对网络这一崭新的公共空间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更要保证“安全阀”机制的建立，尽量调节、疏导乃至消除集体行为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
四、为什么网络没有在功能性集体行为中发挥更大作用
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以及“杭州intime快闪事件”（纪念杭州intime百货大楼一坠楼小孩），已经初步展露了网络在功能性集体行为中的力量。但是，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存在的大量功能性集体行为，网络并没有与之紧密结合。这种现象值得深入分析，以便进一步把握网络背景下集体行为的发展趋势与走向。
我国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是转型期社会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的表现。具体来说，一些社会群体和个人的非公正性利益受损，是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的根本原因[10]。有学者提出，中国20多年的改革导致了四个利益群体的出现，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者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11]。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在我国城乡人口中占了相当的比重，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是社会底层群体的主要集中地。这从占人口70%的农民只占城乡存款的19%即可得到证明[12]。在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利益受损群体的社会中，积蓄着巨大的促发功能性集体行为的能量，也就成为可以想象的事实。
功能性集体行为与网络结盟，前提条件是网络主体必须与利益受损群体实现一定程度的交叉或重叠。从目前网络主体来看，我国的网民仍然以男性（60.4%）、未婚者（56.8%）、35岁以下的年轻人（82.2%）为主体；大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70.2%）以及低收入者（1000元以下占49.4%）仍然占据网民的大多数；学生（29.2%）、专业技术人员（13.7%）仍然比其他职业的人要多；制造业、教育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IT业成为网民相对比较集中（共占48.5%）的行业[13]。尽管相当部分网民来自基层工作第一线，但是“年轻”是他们的资本和发展期望，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是现在的利益受损群体（无业人员仅占5.3%），因此网民主体还没有与利益受损群体形成一定数量规模的有效交叉。
可见，利益受损群体与网络使用主体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绝大多数利用网络的家庭都是收人较高者，而相当多的利益受损群体仍然没有能力、没有机会去认识和享受这一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便利。网络还无法嵌入利益受损群体中，成为他们手中用来组织集体行为的工具。这是造成网络与功能性集体行为未能广泛结合的主要现实原因。一定程度上，“数字鸿沟”暂时阻隔了网络动员力量，使得目前功能性集体行为多呈分散、零星分布，没有成为大规模的同时性、多域性行为。但同时也屏蔽了网络作为利益诉求渠道的“安全阀”功能，未能成为有效渠道，化解非常规的集体利益诉求行为，减少现实中的集体行为。
此外，从网络社区结构来看，以网缘而建立的虚拟社区是最具动员能量的地方，最可能成为集体行为的发源地，但是，“成员们聚在一起，不是商讨和辩论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而主要是切磋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加强互相的共通性。他们排斥志趣不同的人[14]。”因此，这种网络人际中的“强纽带”关系只是在极小的范围中存在，大量存在的是“弱纽带”关系，一句不愉快的话就可能导致切断联系——永远切断，这样人际关系是无法支持集体行为的，尤其是功能性集体行为。
五、网络背景下集体行为中值得关注的两个问题
（一）青年知识人群尤其学生是网络集体行为关注的对象
青年知识人群尤其是学生是网络使用主体，他们充满激情和创造的欲望，渴望改变现状，思想解放，个性自由，喜欢标新立异，对社会约束的理性估计不足，因而更倾向以集体行为的方式表达心中情感或对某一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虽然他们不是实力阶层，但同辈群体凝聚力和号召力不能小觑，以往的事实已经证明，青年知识人群是思想运动的灵魂，是集体行为的易发群体之一。尽管青年知识人群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非弱势群体或利益受损群体，但是他们社会参与要求高，尤其对社会民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极为关注，极易把政治导入集体行为中（下文论述）。
从青年学生来看，精英教育模式向大众教育模式的发展，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却又逐渐堵塞了教育作为向上进行社会流动的渠道。就业竞争激烈，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家庭和学生关注的一个切身利益问题。就业市场的不规范、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劳动岗位与大学毕业生就业期望值之间的落差，形成了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矛盾的“多峰交叠”，容易促使青年知识人群把群体的心理特点转变为现实行为，成为引发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主要怨恨生产场域。
（二）警惕网络集体行为中的政治走向
彼得•杜拉克指出，网络真正的影响是在文化层面[15]。网络背景下的集体行为一旦被引入政治领域，或者说网络集体行为被政治所渗透，其影响是难以把握和控制的，国家的政治安全将受到很大的挑战。过去，主权国家的政府行为是以信息的垄断来实现有效管理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政府掌握充分的政治信息，而社会和民众对政治信息的掌握非常有限。这样，由于政治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政治权利资源的配置明显失衡，权利的天平倾向于政府，因此，政府很容易进行有效社会控制，在封闭状况下保持社会相对的稳定。随着网络的发展，打破了信息的垄断，信息也不再是线性传播，呈现网状发散状态，减少了过多的层级控制、把关和过滤，信息流量迅速增加，传递及时，可以说，政治的透明度骤然提高，从而使社会利益群体或个人有了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一方面有利于推进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增强执政的合法性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政治权利也在信息的分散中悄然转移，降低政治的稳定性，挑战传统的政治管理模式，政府对集体行为的社会控制更加困难，影响国家社会安全。“这些集会看似无聊，但若控制不宜，有机会成为计时炸弹，破坏国家名声，或对社会构成威胁[1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国际社会中，由于经济的差距而产生信息的位势差，某些发达国家处于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常常利用技术优势，操纵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流，进而影响集体行为的政治取向，削弱主权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破坏主权国家的政治稳定，甚至直接危害主权国家的国家制度、政治制度和民主发展道路，导致国家政权更迭，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甚至可能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NGO)，“能够非常容易地从‘旁边’来侵蚀、削弱和局部替换民族国家及其主权，他们从事的大量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活动不仅跨越国界，而且有许许多多是国界之内法律上的最高权威——国家主权难以或无法控制的 [17]”。
六、简短的建议
网络作为集体行为中的新型人际动员模式，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如何因势利导，发挥它的作用，避免它的消极一面，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虽然在电脑空间中只有基于TCP/ IP协议的技术话语，但我们应该看到，在网络社会和日常社会接触之处的网民，其实就是公民。随着社会的不断分化和重组，特别是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和各不相同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利益诉求和社会整合机制，提高整合社会关系的能力，促进各种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必须加强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引导，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要保护和发挥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又要加强正确引导，引导各个社会利益群体、社会阶层和不同方面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愿望和意见；必须加强对新型人际动员模式及其动员行为的管理，加快网络相关法制建设，用法律来规范新型人际动员模式及其动员行为；加强公民法制和道德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素质，努力使这种新型的人际动员模式及其动员行为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注释：
[1][4]陶建钟. “都市快闪”：游戏还是责任[EO/BL].
http://www.cycsol.cn/cnarticle_detail.asp?id=818.
[2][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P192. [3]陆俊.重建巴比塔：文化视野中的网络[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P149.
[5] [10]马广海.社会转型期功能性集体行为的原因与控制[J].人文杂志，2001（4）.
[6][8]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
一一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4（4）.
[7] [13] 常晋芳.网络哲学引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P349、57—63.
[9]J•H•特纳著，范伟达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P263—264.
[11]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J].学术界，2000（3）.
[12]陆学艺.农民真苦，农民真穷[J].读书，2001（l）.
[14]戴维•申克，黄锫坚等译.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P116.
[15]彼得•杜拉克.网络：对文化的影响比对经济大[EO/BL].e天下网站，
http://www.techvantage.com.tw/content/011/011114.asp.
[16]控制不宜 随时变炸弹[EO/BL].
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news/20030808/20030807232626_0001_1.html.
[17]时殷弘.论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被侵蚀和被削弱，国际论坛，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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