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的长征情

领袖们的长征情
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2005-06-21 21:02:58)
毛泽东对长征永生难忘
毛泽东于1935年刚到陕北不久，就对红军长征的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斯诺在红色区域采访了4个月，临走前去看毛泽东。毛泽东又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临别时，他为斯诺手书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体诗。长征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的确印象太深，永生难忘。
1962年4月20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5年，经历转战陕北、解放战争，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繁忙岁月同毛泽东朝夕相处的卫士长李银桥，要调离中南海，到天津去工作。毛泽东眼看形影不离的卫士长行将离去，心中真是依依不舍。为了感谢李银桥多年来对他的照顾，也为了预祝李银桥在新工作岗位上奋勇前进，他答应为李银桥题字留念。毛泽东对李银桥亲切地说：“近来没作新诗，抄了一首旧体诗送给你吧。”李银桥接过毛泽东书写的折子一看，上面抄录的是《七律·长征》这首诗。毛泽东在自己写的几十首诗词中，又选中了《长征》，再次反映了他对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无比重视和念念不忘。
周恩来弥留之际想听《长征组歌》
1935年8月，红军长征到毛儿盖后，周恩来病倒了。杨尚昆深情地回忆道：“ 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台，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况搞清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他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让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白天行军，晚上工作，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长期这么干。”周恩来病倒后医生最初当作疟疾来治，病情未见好转，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蜡黄。医生检验后，确诊为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长征路上，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无法消毒，更无法开刀和穿刺，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从远处高山上取来的冰块冷敷他的肝区。后来在排出半盆绿色的脓后，他的烧才慢慢退下来。经过邓颖超和同志们的精心治疗和照顾，周恩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周恩来就是这样带病过草地的。最使他难忘的是，彭德怀决定组织担架队抬恩来等领导同志走出草地，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他们抬出草地。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担架队，抬周恩来走出草地。杨立三等干部和抬担架的战士们经过长途跋涉，加上缺衣少粮，冻饿交加，体质都已相当虚弱，少盐更使他们身体感到无力。他们深一步、浅一步地走在遍地是沼泽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会被泥潭吞没。周恩来病虽重，但心里明白。他看到这一切，心中难过，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无论如何不让同志们抬着他。但身体已十分虚弱的他连平地行军也力不从心，何况是野草丛生、四处泥潭的草地呢？同志们硬把他抬出草地。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他咬着牙关坚持下来，走出草地就病倒了。20世纪50年代，杨立三去世。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深挚的同志之情在抬担架和抬棺送葬之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周恩来对长征的印象太深了，这不但是因为他在长征中险些送了命，更主要是他对长征的意义、在长征中的同志之情、长征精神有深刻的体会。因而他在弥留之际，要求再听听《长征组歌》。只有参加过长征的人才对长征有如此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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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们的长征情
解放日报
毛泽东对长征永生难忘
毛泽东于1935年刚到陕北不久，就对红军长征的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斯诺在红色区域采访了4个月，临走前去看毛泽东。毛泽东又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临别时，他为斯诺手书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体诗。长征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的确印象太深，永生难忘。
1962年4月20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5年，经历转战陕北、解放战争，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繁忙岁月同毛泽东朝夕相处的卫士长李银桥，要调离中南海，到天津去工作。毛泽东眼看形影不离的卫士长行将离去，心中真是依依不舍。为了感谢李银桥多年来对他的照顾，也为了预祝李银桥在新工作岗位上奋勇前进，他答应为李银桥题字留念。毛泽东对李银桥亲切地说：“近来没作新诗，抄了一首旧体诗送给你吧。”李银桥接过毛泽东书写的折子一看，上面抄录的是《七律·长征》这首诗。毛泽东在自己写的几十首诗词中，又选中了《长征》，再次反映了他对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无比重视和念念不忘。
周恩来弥留之际想听《长征组歌》
1935年8月，红军长征到毛儿盖后，周恩来病倒了。杨尚昆深情地回忆道：“ 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台，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况搞清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他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让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白天行军，晚上工作，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长期这么干。”周恩来病倒后医生最初当作疟疾来治，病情未见好转，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蜡黄。医生检验后，确诊为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长征路上，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无法消毒，更无法开刀和穿刺，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从远处高山上取来的冰块冷敷他的肝区。后来在排出半盆绿色的脓后，他的烧才慢慢退下来。经过邓颖超和同志们的精心治疗和照顾，周恩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周恩来就是这样带病过草地的。最使他难忘的是，彭德怀决定组织担架队抬恩来等领导同志走出草地，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他们抬出草地。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担架队，抬周恩来走出草地。杨立三等干部和抬担架的战士们经过长途跋涉，加上缺衣少粮，冻饿交加，体质都已相当虚弱，少盐更使他们身体感到无力。他们深一步、浅一步地走在遍地是沼泽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会被泥潭吞没。周恩来病虽重，但心里明白。他看到这一切，心中难过，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无论如何不让同志们抬着他。但身体已十分虚弱的他连平地行军也力不从心，何况是野草丛生、四处泥潭的草地呢？同志们硬把他抬出草地。杨立三的双肩磨破了。他咬着牙关坚持下来，走出草地就病倒了。20世纪50年代，杨立三去世。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无论如何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深挚的同志之情在抬担架和抬棺送葬之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周恩来对长征的印象太深了，这不但是因为他在长征中险些送了命，更主要是他对长征的意义、在长征中的同志之情、长征精神有深刻的体会。因而他在弥留之际，要求再听听《长征组歌》。只有参加过长征的人才对长征有如此的深情。
朱德评说长征
1937年6月23日，朱德会见美国学者托马斯·阿瑟·彼森，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时说：“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依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
彼森回忆道，当我问朱德，红军长征中“幸存下来的人还有多少”时，朱德这样回答：
陕甘宁边区的9万人的红军部队，只有两万人到3万人是从江西出来的，其余大部分是在四川参加进来的。许多人倒在我们的身后。他们有的累死了，有的病死了，有的被敌人杀害了。还有一些仍在分散的游击区里。
长征损失非常惨重，可能高达30万人。1934年的高峰时期，在江西、福建根据地红军有20万人以上。“在蒋介石的第5次反共‘围剿’中，我们的损失很大。这些损失主要不是由于蒋介石有美国飞机的轰炸，而是由于红军对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队采取了正面攻击的错误战术。”
张闻天评长征
张闻天于1935年12月1日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中，称红军战略转移为“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他对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作了如下阐述：“这个宣言（指抗日救国宣言）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更充分地表现出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是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是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者，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于1934年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且于同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空前伟大的远征，最后到达了抗日最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而这个宣言更加证明，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为了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因此，这个宣言一定可以取得全中国人民最热烈的赞成与拥护。”
1935年10月22日，他在陕北吴起镇（今吴旗镇）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作报告，他作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明确指出中央红军长征宣告结束，中央必须实行战略转变，即“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
原文2001年7月3日发表于《解放日报》  浏览：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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