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长征无缘的人

我的父亲是一位没有经过长征的“长征干部”。

    “文革”初期，我与几位中学朋友计划沿着长征的路线步行一年的时间，沿途作社会调查，也算圆我父亲的梦。才走了一个月，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听说家中已被造反派进驻，父母被上海公社的各造反组织轮番批斗。我们不得不赶紧打道回府。从此之后，我陪着爸爸写了一年的各类检查，直到他被抓到北京，关押在北京军区看守所。

    爸爸被审查的历史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逃避长征？没想到我想圆的长征梦居然是爸爸的恶梦。这段历史的检查，我替他写了一次又一次，背也能背出来了，就是通不过。有一天他气不打一处来：“什么逃避？他们是突破重围跑出去的，要我们坚守根据地，说他们很快会打回来。我怎么会知道，主力红军已经撤走了？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在主战场的主力红军呢。”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为掩护红一方面军的撤离，为执行当时“左”倾的党中央下达的坚守阵地的命令，留守的红军部队在闽西与数十倍于我的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终于寡不敌众，一个月就全军覆没，痛失所有根据地。

    惟有撤出根据地的长征部队躲过了与国民党的正面冲突，虎口脱险。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军四渡赤水，最后在遵义确定了挺进大西北的战略方向。而陕北离当时日本鬼子盘踞的东北相隔十万八千里，“北上抗日”是历史书上记载的，而不是红军被迫离开闽西根据地的初衷。

    留守在闽西的父亲和他新婚一年的爱妻（前妻）在枪战中都被打伤，从此分离。受伤的父亲先是受到当地乡亲的保护，但是在严密的搜查下，父亲不愿再连累他们，以至于被民团抓住。后来，民团为将我父亲转交政府军，路途中将他关在一个柴房，使他得以在夜里逃跑。在一年多的大逃亡中，父亲在深山老林里被蛇咬过；因饥不择食，吃野果而中毒险死；逃到香港后又被人出卖，不得不伪装成农民在乡下养猪……

    但他却在一次次的劫难中坚持找到了他坚信的党。一九三六年，我爸爸才从当地报纸上得知：“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毛泽东成了红军的统帅。”在毛泽东挥笔写下：“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它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的时候，爸爸这个与长征无缘，为了长征部队的突围几乎丧生的人，哭得像个泪人：“红军还在！”以后，经地下组织的联络，父亲在一九三六年回内地，加入了南方游击队（新四军前身）。

    爸爸的这段历史，组织上早就调查过，做过结论。可在长征胜利后的三十多年，这个无缘长征的人再次受到无端的怀疑，以至爸爸在写检查的那些日月里，常常仰天长叹：“我当年要是像洪常青（《红色娘子军》里的党代表）那样跳了崖，哪里还会像今天这样没完没了地被批斗、检查？”

    “文革”结束后，爸爸的秘书把专案组搞去的一堆材料送到家里。爸爸当时住在医院里（他在监禁时得了肺结核）。我不记得是什么萌发了我去翻看那堆材料的念头，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看到了爸爸在一九五六年写给前妻的一封信。我实在太惊奇了：“什么？原来妈妈不是他的第一个！”但当我再读下去的时候，我那颗好奇心却被震撼了。当我到医院探视爸爸的时候，我大概用了一种诚恳得使他不能不把这段故事讲给我听的语调，结果，他不仅没有骂我，还把我带进了他的年轻时代的回忆中。

    一九三四年，五次围剿开始的时候，爸爸刚刚结婚一年。他的年轻妻子吴春秀是一个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身材小巧玲珑，活泼可爱的红军小干部。她爱打篮球，枪法很准。爸爸与她是自由恋爱，部队里的同志都认为他们是天赐的一对。爸爸在回忆时对吴女士的赞美之词，使我可以想见这对新婚小俩口的甜蜜。他俩在一个部门工作，红军长征时，他们也都被留下来驻守。他们曾经打退过国民党军队的数次进攻。终于，在一次反击战中，吴春秀带着一支队伍突围，再也没能回来。有人说亲眼看见她倒下……可爸爸和战友们多次返回阵地都没找到她。以后驻地的红军失守，爸爸经历了上一节叙述的一年多的逃亡生活。

    直到一九三七年以后，新四军军部在皖南驻扎，爸爸才算有了短暂的稳定。他又开始托人打听、寻找他的爱妻，夜里更是无数次地梦到她的出现。妈妈告诉我，就是后来与妈妈结婚以后，爸爸每年十月的某一天，都会很难过地回忆他与前妻被打散那天的情景，妈妈很理解他的心情，总会默默地陪着他，和他一起悼念这位牺牲的女英雄。

    二十年以后，过去的都过去了。爸爸妈妈和我们五个孩子在北京有了一个热闹而温馨的家。谁知道爸爸的一位在福建省工作的战友一九五六年在山区访贫时发现了吴春秀。当她听说爸爸还活着，而且还当了京官时，泣不成声……原来她在那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又被人贩子卖到广东，成了一个山地农民的妻子，与这个农民生了一个儿子。但好景不长，农民得病早死。她，一个寡妇带着儿子含辛茹苦以种田为生。解放后，她才回到福建老家。这位伤残的妇女顽强地生活着，期盼着奇迹发生。我可以想见，当她得知自己失散的前夫在北京当官，那种悲与喜，那种对不同命运的感叹。当我父亲得到这个消息时，也是激动不已，多少年的盼望、等待、失望，直至绝望，可她又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是梦的梦！她的故事，她的命运，使爸爸无法平静，他彻夜未眠写下了那封感情至深的信，也就是我在退回的档案材料里看到的通过福建省政府转去的信。爸爸也寄去了我们全家的照片和一笔钱，而且定期地寄钱过去。新的婚姻法使父亲不可能在与妈妈结婚后与这个虽然没有离过婚的前妻复婚。爸爸做了一些工作，说明这是战争造成的遗憾，是千千万万人都受到的战争创伤。妈妈对吴女士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她陪爸爸到福建老家看望奶奶时，请吴女士也去相见。

    爸爸回忆当时他们见面的情景：他远远地看到一个农村妇女，一瘸一拐，缓缓地走来，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怎么也止不住。两个人泪眼模糊地长久地注视着对方，而无言以对……爸爸说他怎么也不会相信那是他无数个夜晚梦到的美丽、热情的吴春秀。她变得迟钝，有着四十多岁的妇女所不该有的苍老，她的伤残的腿上留下一个时常淌脓的创口……他和她的这次经历了日思夜想二十四年煎熬的相见，是两颗不同命运的心的相遇：一个是经过战争洗礼的高级干部，一个是带着战伤流落乡间的农妇——历史就是这么无奈，命运就是这么不公！他们惟一的这次长征以后的相见，也成了爸爸在有生之年与吴春秀的最后一次相见。从此以后，爸爸想到她就痛心，就怜惜，但那个漂亮的女红军再也没有在他的梦中出现过。

    我早就想过，如果我有机会见到吴阿姨，我一定要听她讲她的曲折的经历和她内心的感受。在我有一天萌发写小说的愿望时，那一定是非常感人的素材。但是，我终于见到吴阿姨时，却是在爸爸的追悼会上。一位了解爸爸这段经历的老秘书与妈妈商量后，让治丧委员会给吴春秀发唁电。在追悼会已经结束，全家在幕后向父亲的遗体最后告别时，突然从前厅传来撕裂人心的哭声，接着，一位瘦小的老人被搀扶进来。她几乎是扑倒在爸爸遗体旁，捶胸顿足，口中念念有词地哭着，唱着，几度气绝……她的悲伤，如同决堤的江水，冲刷着淤积在心里近半个世纪的苦与痛。

    原来在她收到唁电后，赶了三天路，误了客车，就搭货车，一路上拿着报上登的爸爸的遗像请求帮助。她的一颗诚心，总算让她在最后的一刻和父亲告了别。细心的妈妈看到吴阿姨穿得单薄，立即买了几套衣料给她做衣服。在我们陪妈妈去宾馆看望吴阿姨的时候，她那乡村妇女外表下的坚毅和独立的神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她是那样地达理，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虽然我早想与她重温旧事，可我怎能在这时再去扰乱她那颗受伤的心？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心境去完成这件事。何况由于口音的障碍，我们连寒暄的话都难以说通。这成了我的又一大遗憾。

    许多年过去了。不知她的晚年过得如何？不知她是否还健在？

    我的故事仅仅记载了两个与长征无缘的人。当我在青海农牧区插队时，我还遇到过一些当年被马步芳军队打散而流落当地的老红军。除了他们的乡音，已分辨不出他们与当地农民的不同。当年的我崇拜英雄，曾经狂热过，追求功利过。但是当我越多地了解到成千上万的人那被人遗忘了的，说不上可歌，却是可泣的真实经历，我的心被震撼了，越发感到了自己的浅薄。那些失去了青春、理想、爱情和生命而被有意或无意排除在英雄史册中的人们，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正直的人们，引起我深深的思考……但愿这块多难的土地自此长治久安，但愿我们的下一代再不会写出像我这样的沉重的故事。

    是的，长征宣告了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但是这是以牺牲了十倍的兵力换来的胜利。

    驻守根据地的全部以及参加了长征，但还没走到陕北就牺牲的、被俘的和散落的红军，至少达二十七万人之多……在长征胜利七十多年之后，在大多数的无论与长征是否有缘的红军已经作古的今天，我写下了这篇沉重的文字，以了却我心中那挥之不去的感慨。

    历史，不仅仅是胜利者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