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振兴公有制经济

——兼论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何干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在经济上，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前提下的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在其科学发展中，要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管理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包括本质上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形式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这个核心经济制度。公有制的主要涵义是指自主的联合劳动者同属于自己的可供进行社会性生产的生产资料实行直接结合，并且凭借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创造、实现和享有自身物质利益。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继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已经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大工业体系；社会生产方式中虽然仍然存在适宜个体生产的手工工具生产方式，但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主要生产方式，因此，历史赋予取得了国家主人翁地位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使命，最主要的，就是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社会生产力更好更快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要削弱公有制，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从而更好地在经济上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个贯穿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原则。我们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需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是，应当支持发展的是来自民间的资本，这是为了壮大民族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这决不是要把本来属于公有制的经济蜕化为私有制经济，否则就会失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初衷。而且，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要支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健康地发展，这只能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才能办到，如果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动摇，那么，具有软弱性的的私营经济将难免沦为国际垄断资本吞吃的对象。
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公有制企业搞私有化的“改制”，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方向的背离。这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改制”是假改革，不是真改革。不可否认，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以来的盲目私有化“改制”的风潮，导致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急剧下降，改革和发展将会大大减少遇到的困难。目前，这种“改制”已经造成，在第一次、第二次产业中的公有制经济已经不足50%。由于公有制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有机构成高，同量资本需要的劳动者人数较少，所以，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些产业中的公有制生产关系工作的职工群众人数，已不足30%。换句话说，这些产业中的70%以上的职工群众，已经是在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中工作了。这种状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这个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导致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明显拉大；在私人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导致了失业现象趋于严重，还出现了私有制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企业事故、矿难和腐败。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严重削弱，给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设置了严重障碍，最主要的是，乡镇集体企业私有化之后，农村许多村级经济失去了集体工业经济的支撑，产生了农民在非农经济领域组织化程度降低、发展现代农业资金短缺、乡村建设依赖私人工商业主赞助、工农联盟弱化等许多问题。这些后果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政权各方面，危害性具有潜在性、全局性和长远性。
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私有化的严重后果。如果默认公有制经济的削弱，放任私有制经济比重的继续膨胀，要缓和两极分化的矛盾，就不得不在社会再分配上找出路，这样，中国就会走向“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这样的经济制度，就走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反面。其实，这种经济制度，正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经济制度。
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制度行不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的执政党在不根本改变私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为了缓和对抗性矛盾，先是推行民主社会主义（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搞所谓福利国家，这固然取得某种程度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支出膨胀，不堪负重，影响经济增长，还造成国民对福利制度的依赖，结果难以为继；19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登台替代民主社会主义，大力推行私有化，收缩为总资本家服务的国有经济，扩展私有经济，结果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矛盾激化。于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又上台，以社会的民主主义（Soziale Demokratie ）新面孔，总结以往经验教训，试图走介于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在维护私有制经济基础不变的前提下，采取进一步的改良措施，如仍保存社会福利，但削减开支项目；保持社会保障制度，但增加由个人承担的费用比例，实施个人享受社会福利与承担义务相统一的经济政策等。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第三条道路”能否使这些国家走出两难困境？这当然要让历史的实际进程来回答。但是，理论分析表明，这种道路的实质，仍然是“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 最终是走不出两难的困境的。这是因为，虽然财政再分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对抗性矛盾，但是，它既然不改变本质是私有制的国家垄断资产主义经济基础，贫富差距的对抗性矛盾就无法消除。维持这种经济制度，一是需要雄厚的政府财力做支撑，一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外因素导致财力的紧张，就难以为继；二是国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必须高于一般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才能起到缓和矛盾的作用，一旦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水平后来居上，这些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就难以为继了。所以，可以预见，“第三条道路”终究要限于困境。
“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在中国更行不通。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凭借历史形成的科技优势，运用国际垄断价格剥削别国人民的剩余价值，积累这种性质的国家财力；更不可能对别国搞霸权主义，用超经济的新原始积累手段例如对别国发动战争掠夺资源，积累国家财力。我们惟有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攒财力。而这样取得的政府财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在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这种态势下，还要提取相当部分用于国家安全，用于发展现代科技，以便在国际竞争力上逐步赶超发达国家。这样，政府财力中用于解决民政性的、社会福利性的预算支出数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只能是有限的了。如果私有制经济比重继续加大，要完全靠国家财政来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那将使国家的独立和经济的安全限于危险的境地。
事实上，从目前新农村建设遇到的财政困难，已经能说明这一点。目前，各级人民政府正在依靠财政的再分配，来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可以说正在弥补私有化“改制”造成的社会裂痕。但是，一个普遍的反映是，靠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入不敷出。以国内比较发达的苏南农村地区为例，在私有化“改制”之前，苏南乡镇集体工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乡镇的财政需求。如苏州地区乡镇政府可从集体企业按销售总额提取1%的管理费，并同时按职工人人数提取一定的建农基金、公益金等费用用于以工补农，这解决了包括组织集体农民抗旱、排涝、道路建设、民政服务等不少问题，被称之为 “十全大补丸”； 据资料，1986年——1993年，苏州、无锡和常州三市累计从乡镇集体企业筹集发展基金27.6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2，6倍。这说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国家财政预算的不足，能够主动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农业生产。但是近几年，私有化“改制”之后，许多村镇集体经济消失了，这样一来，乡镇一级财政就惟有指望上级政府拨款解决开支困难。但是，国家不能不从全局出发保证国家政府的财政开支，这样，下拨到乡镇政府一级的财政，就有限了。有些地方干部从乡镇视角竟编出顺口溜，“国家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地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坼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又叫娘”。现在，凡是抵制了私有化“改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乡村，都展现出生机和新气象，而贯彻了当时要求“该彻底、彻底改”的私有化“改制”措施的，目前都比较被动，有些地方还反映，农田基本建设急需改善，现在但靠财政拨款修建，看来十分困难。可见，对“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这种制度是不能抱有成见任何幻想的》
走出私有化“改制”造成的被动局面，惟有理直气壮地重新振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这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一首歌词写的好，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通过努力才能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前无古人，更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实践，才能展现出生机。当前，有必要从两方面着手：
其一，科学地深化现存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针对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努力实现两个“分开”： 一是公有资本的所有权代理机构与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分开；一是公有资本所有权代理机构的资本流通管理与政府的财政管理分开。这在实践上势必遇到诸如原来的公有资本行政性集中管理向经营性分散管理的转换、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机构与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的分离、国有资本国家与地方之间纵向层级管理关系的调整、公有资本所有权与支配权关系的处理、公有资本的控制权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关系处理、公有资本管理责任人和劳动者激励新机制的建立等一系列崭新的问题，解决它们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可能提供这类关于公有制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经验给我们，合理的办法惟有在改革的实践中，才能取得，这正是改革攻坚的真正含义。
还要看到，即使解决了公有制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具体企业要提高市场竞争力还会遇到如何依靠科技创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等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但是，只要真正纠正了体制弊病，公有制内在的有利于促进领导、科技人员和职工群众团结一致，有利于发挥集体力量的潜在优越性，就必然显示出来。
其二，理直气壮地发展新公有制企业。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快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处于公有制生产关系中职工群众从目前的30%提高到50%以上。这就有必要下决心采取下述措施：
——培育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企业家或自主联合劳动、共同致富的带头人。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需要大批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有管理能力和懂某种专门业务的经济组织带头人。这可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利用大专院校来专门组织培训。目前有的省市地区正在为农村基层组织选聘“村官。”这说明，有组织地培育公有制企业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头人也是可能的。村级集体经济的带头人可以直接从农村中优秀青年中选派，村来村去，接受培训的目的，就是致富他所在的乡村。这里的关键在于扫除新自由主义关于企业家必定是“利己”经济人的这种伪科学。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尤其需要着眼于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所以，培育集体经济带头人，是一件促进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实事。
——从全局出发筹集和运用振兴公有制经济的启动资金。发展新的公有制经济既要有带动群众的能人，还要有资金。资金那里来？其一，银行要对新办国有、集体企业采取政策性的金融信贷支持，这是人民银行具有的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这种经济性质所规定的责任；其二，财政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设立支持振兴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基金，尤其要对村级粮棉种植业的集体经济，以及带动农业经济产业化的公有制经济的“龙头”企业，给予无偿的财政补贴。反哺农业的财政基金来源，可以对全国所有企业（包括入境的外资企业）都设立“支农税”来筹集，这样才能将反哺农业的资金落到实处。其三，还要把私有化“改制”中流失的公有资本，再收回来。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依据已经公布的物权法，在适当的时候，用“回头看”的方式，依法清查。这种流失的本来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本，可以在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的条件下，投入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
解决了公有制经济的带头人和公有产业资本启动基金，促进联合劳动者与相应的生产资料自主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兴办新公有制企业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