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分类：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其科学涵义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依据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长期探索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规律，在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对这一论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观点，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主要内容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轨道上来；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要互相结合，缺一不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2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更说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间的说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质疑改革的左派，认定中国走的是背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主流改革派实际也认为，中国改革就是学习、模仿、照搬资本主义。当然，官方是不认可、不赞同上述说法的。于是采取了“不争论”、“只做不说”、“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由于认识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围绕改革方向的争论终于再次爆发。
我始终认为，这不是坏事，是好事。左派起了“捅破窗户纸”的作用。争论的好处就是，强迫你在关键问题上学习、思考、反省，从而作出回答。本人从这场争论中收益匪浅，思考了许多过去从未思考的问题。我综合过去写的文章，回答这个事关党、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结构社会主义与功能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两种理论，一种为结构社会主义，另一种为功能社会主义。
结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加公有制，计划的程度又取决于公有化程度，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1936年苏联生产资料实现单一公有制后，斯大林即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看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准。而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是可以凭借党所掌握的政治力量迅速提高的。所以，斯大林宣称10-15年苏联就可建成共产主义。而毛泽东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2年后，就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
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是结构社会主义论者。他们都不关注社会主义的功能问题，即社会主义究竟给人民能带来什么，以至产生了“宁要社会主义草，勿要资本主义苗”的价值误断。结果是苏联和中国都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人民普遍贫困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邓小平一语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质疑结构社会主义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从而开创了功能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
邓小平的功能社会主义，把生产力作为评判社会主义的标准，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与“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合理的，即使是资本主义的，也可参照、学习、引进；不符合这三项功能的结构就是不合理的，即使称作社会主义的，也要改掉。中国的改革就此起步，发展非公有经济，引进市场经济制度，改变了原社会主义的结构。
对于这场改革，有些人很不赞同，曾经发生姓“社”姓“资”的两次争论。去年起，刘国光、马宾、巩献田发动了对改革的再次质疑。刘国光的“计划少了、市场多了”，马宾的“公有制少了、非公制多了”，巩献田的“国有企业不准出售”都是依据结构社会主义论。他们认为，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结构，就是背离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他们不理睬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不接受功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要求中国退回传统社会主义的老结构。这样，中国改革的方向之争就不可避免，也就发生了结构论与功能论的冲突。

功能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在2004年12月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王占阳教授最早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功能论的社会主义”，并进一步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社会主义最白、最简单、最明了的解释，我想没有任何人会反对。那么，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
我在2006年6月5日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标准”即：
第一、社会成员共同富裕，或者社会能提供覆盖面广、水平高的公共产品。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收入多、福利高、待遇好。
第二、个性自由和解放，有实现自我的自由、条件和空间。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能干自己有兴趣的事。
第三、实现社会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活得健康、活得自在、活得开心。
用这个三个标准来衡量，我得出如下结论：“我国改革开放前，实在称不上是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后，有了社会主义因素”，“欧美似乎更象社会主义”。这三个结论得到了验证。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大量偷渡移民海外，因为中国人不幸福。今天中国人去国外旅游的多了、偷渡移民的少了，并且台湾、香港人移居大陆的不断增加，这证明改革开放的成功。欧美是世界偷渡的首选，他们的大使馆挤满了签证移民的人，人们向往那里收入高、福利好，这岂不是社会主义？
我在2006年7月9日写的《什么是我们的终极价值追求》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物质需求的有限满足、精神自由的充分享有、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这就需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所谓改革就是对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假共产党的纠错，是真马克思主义、真社会主义、真共产党的创新。所以，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结构社会主义的误区
社会主义的功能与社会主义的结构，自然功能是第一性的。社会主义的结构要根据社会主义的功能来决定、修正、完善或纠错。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种结构本身不是标准，更不是什么不可改变的神圣、至上的原则，而是看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功能。
苏联、东欧、中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因此，可以认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革这种结构是无可争议的正确选择。今天要求回复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老结构，不是真社会主义，而是假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
否定计划经济，不是否定计划，不是否定国家干预，不是否定宏观调控，不是否定国家分配必要的资源。一句话，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转换政府职能。因此，决不是计划与市场谁多谁少的问题，而是市场的作用、市场的机制、市场的功能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应起规划、引导、弥补、校正市场的作用。为民众幸福着想，市场着眼于提高效率，政府应注重公平。
对公有制问题，更不应结构至上，而要以功能来检验。按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或我说的“三个标准”、或王占阳说的普遍幸福，来决定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直接公有制还是简接公有制、股份制还是合作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依然是结构论。据此，马宾等提出，“公有制经济的资金、劳动力、产值三个主要指标都要占全国总数的50%以上”。（2）这就会成为笑话，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就看统计局公布数据，这不成了气象预报？据马宾说，中国正处在“社”或“资”的临界点上，这样增加一个非公制企业或减少一个公有制企业，就会决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可见结构论的荒唐。
按功能论来看，深圳的华为一年向国家交税40亿。这就为国家增加了国力、为人民增加了福利。不管它的所有制结构是什么，这样的企业多多益善、越多越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而按结构论来看，华为是民营企业，是非公有制，是威胁社会主义的异己，超过50%就要改变中国颜色。
按功能论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由国家投资兴办、国家承担风险、国家特许垄断，而国有企业赢利不用上交，好处由经营者和员工分享。这是什么所有制？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只有两条，一是公共利益需要，而民间资本不愿投入，二是控制有战略意义的资源、技术。办企业不是国家的事，应让私人、外资以及各种社会资本来办，国家就收税。人家投资，国家收税，人家做蛋糕，国家分蛋糕。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哪有这样的傻瓜，什么企业都由国家办，办了又要国家管，亏了还要国家补，盈了就让人家花。结果，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福利，国家却拿不出钱。成绩就是办了许多国有企业，公有制控制了一切。于是沾沾自喜宣布建成了谁也不喜欢的社会主义。结构论就是这种傻瓜理论。

打破公有制的盲区
结构社会主义把公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只注重名称、形式、表面，不关心内容、功能、实质。结构社会主义对公有制的痴迷和崇拜，到了十分盲目的地步。
他们推崇公有制，自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首先必须破除的盲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可惜，马克思没有分析消灭私有制的条件，更没有论述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消灭私有制会带来什么后果。接着马克思说：“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马克思没有正面回应，而是用了一句反证：“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结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没有来得及论证的命题，大意了、疏忽了。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之前，在稀缺的情况下，需要有人克制消费，转为资本，增加供给，这就得保障资本所有者的产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的权利。消灭了产权，谁还有积极性去增加供给呢？没错，“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请注意，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后，并没有说建立公有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两段话：一是“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二是“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国有经济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措施，“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则是目标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明确提出，“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至此，我理解，马克思没有消灭私有产权的思想，只是改造私有制，成为共有制、或股份制。
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与马克思的原意就大相径庭：一是斯大林的公有制，否定了个人产权，全民所有制成了“全民没有制”，农民集体所有制也是“农民无份制”；二是斯大林把全民所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作为奋斗的最高目标。这样，就成了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毛泽东在建国后，照搬了斯大林的模式，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农村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越高，农民就越没有积极性，生产力就越下降。毛泽东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离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越来越远。
公有制名实不符、功能很差，却称颂优越是必须打破的第二大盲区。评价一种所有制，归根结底，是看符合不符合生产力。具体来说，有两条标准，一是是否符合所有者利益，二是是否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所谓所有制就是对资产的占有、使用、分配和处置的权利。名为全民所有，事实上全体人民无权参与资产的占有、使用、分配和处置。名为集体所有，农民同样无权参与资产的占有、使用、分配和处置。过去农民参与土地的使用，但不能决定种什么，在分配上也无发言权。农民承包以后无非给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的分配权，对土地的占有和处置依然没有说话的权利。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是所有者主体缺位的所有制，是不符合所有者利益的所有制，因而是一种假公有制。全民所有制表现为各地方所有与各部门所有，在行政权力的控制下就表现为条块分割、重复建设、限制竞争、保护落后。部门地方各自为政，搞大而全、小而全，违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搞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落后、效率低下、民众贫困，前苏联是如此，改革前的我国如此，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如此，没有一个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既不符合所有者利益、又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所有制，一定阻碍生产力。

政府职能转变的障碍
左派质疑改革的两张王牌，一是背离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公共产品缺失。前一个指责是错的，后一个指责是对的。然而左派不明白，这两种指责的内在矛盾，为了前者，必须放弃后者；或者为了后者，必须放弃前者。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1996年至2002年我国政府对公益性、基础性和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结构：从10.49：38.38：51.13演变为15.99：47.76：36.25。公益性投资比重虽有增加，竞争性投资比例也有减少，但仍高达36.25，超过公益性投资一倍还多。政府放着公益性不投，借口说没钱，却大量投入有利可图的竞争性领域，这是依据什么原则？基础性投资更是大大增加，是社会资本不愿投，还是垄断不让投？请看下例。
据测算，要实现2020年铁路总运营10万公里的计划，从2005年至2020年，至少每年得投入1000至1200亿。而国家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不到3000亿，这无疑是国家承担不了的，必须引入社会资本，可铁路高度垄断的体制不打破，怎么进来？而左派说，这可是国家经济命脉，怎么能向非公有经济开放；社会主义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怎么能再发展非公有制？
国家本应该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并将基础性领域向非公有制开放，这样就能腾出财力，增加公益性投资，多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产品，保障弱势群体看病、上学、住房的权利，造福广大民众。可是左派站出来说，不！马宾要求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不准非公有制进入。巩献田不准出售让国有企业，所有领域都不得退出。一句话，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时，他们就忘了等待公共服务的民众。所以，左派只是拿民众的上学、看病、住房来说事，不是真正关心民众的利益。他们只对前社会主义的结构感兴趣。

社会主义嫁接资本主义
如果真正把民众的利益、百姓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我们就会毫不动摇地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讲过，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之上的，我国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讲得十分清楚：“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 （3） “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的，也是不足为怪的。”（4）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说了一段感情色彩极其浓郁的话：一个共产党员“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其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就是无意地，或有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与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5）
可是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完全忘了自己讲的话，从1952年起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灾难。邓小平毅然实行改革，挽救中国于危难之间。改革鼓励非公有经济，引入市场制度，就是学习资本主义，嫁接资本主义。由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我们引进的只能是早期资本主义。
原体制的权力垄断加上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使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蒙上一层阴影。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扩大、公共产品缺失，自然引发了对改革方向、改革道路、改革目标的质疑。于是左派们发起了回归前社会主义的呼喊。实践证明，结构社会主义只能带来普遍贫穷，倒退不是出路。按照普遍幸福、共同富裕的功能社会主义理念，中国改革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上要提高效率，继续学习资本主义的经验、制度，在分配上则要注重公平，向弱势群体倾斜，提高公共服务水准。
中国必须学习资本主义，一切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做法，不仅是空想，而且是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从封建社会跳入社会主义的成功先例。中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坚持社会公平、兼顾各方利益，因为资本主义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吸纳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做法，嫁接了社会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具有生命力的奥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融合，是当今世界大趋势、大潮流。顺之昌，逆之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相结合，这要看一国的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这就决定了中国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也不能实现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
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全球现代化就是把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推广至全世界。这是一种什么前景呢？目前，全世界总人口65亿，发达国家人口仅14亿，还有25亿人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能源设施，24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备。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基本生活水准的情况下，现在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25%。如果65亿人口，将来80亿、110亿人都要像发达国家人那样生活，那要20个地球，中国则需要6个地球。因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不能持续的。同样，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即物质极大丰富，财富源泉涌流，实行按需分配，对于某一个国家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对全人类来说，对于中国来说，是做不到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而是依据中国国情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这需要两个超越：超越前社会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划清界线，引进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不照搬西方资主义，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党提出的、我作了新解释的“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人的需要为宗旨，人的发展为中心，人的持续为原则。
“全面小康”就是经济殷实、资源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
“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物质与精神的和谐。
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物质需求的有限满足、精神自由的充分享有、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人类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我们可以向世界宣布：中国的发展，不只是为中国，也是为世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不是世界的未来。而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可成为人类的共同理想。
"国家本应该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并将基础性领域向非公有制开放，这样就能腾出财力，增加公益性投资，多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产品，保障弱势群体看病、上学、住房的权利，造福广大民众。可是左派站出来说，不！马宾要求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不准非公有制进入。巩献田不准出售让国有企业，所有领域都不得退出。一句话，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时，他们就忘了等待公共服务的民众。所以，左派只是拿民众的上学、看病、住房来说事，不是真正关心民众的利益。他们只对前社会主义的结构感兴趣"纯粹胡说。所谓竞争性领域，就是那些最有利益的领域，举个例子，这几年兴起的房地产领域，国有资本从中退出之后，大量地产商从中得利，中国目前最富有的10个人中有5个是地产商。
但是人民住得起房子么，地产商挣到钱之后让房价降下来了么，没有，他们只会一而再三地炒房挣钱，然后许多还卷了钱入外国国籍．利益，只能驱动资本家谋取更多利益，到头来人民来住得起房子，还要靠政府来盖经济适用房．．
国有资本的作用．在竞争性领域就是为人民来利一份利益，为国家争一份利益．而那些叫嚣着要搞垮国有资本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一群资本家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