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转型是人的转型（时事观察）

　　“中国制造”带来社会结构性变化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以“中国制造”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正面临拐点。也就是说，中国正在从以生存为主导的“温饱型”社会经济模式逐渐转向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型”社会经济模式。

　　“中国制造”不仅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推动社会转型。一方面它使中国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以“中国制造”为重要基础的经济增长，对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按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200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007万人，但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有4759万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温饱问题在中国已基本解决。

　　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转为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的职工，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发生转变的，还有社会构成、机制转轨、利益调整、观念转变……这一系列变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脱贫”已经难以成为中国继续前进的驱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确定后，消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消费”，自然而然就应该成为我们持续发展的动力。

　　以消费促发展需要社会建设跟进

　　然而，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目前的消费率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的居民消费受到压抑，是因为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中都存在问题。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同时，中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健全，使得老百姓顾忌老年、疾病、失业、伤残等风险，加上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压力，始终不敢大胆消费，导致中国的居民储蓄猛增，2009年，已经相当接近当年的GDP总额，是政府财政收入的4倍多。这与其说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不如说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同时，“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成为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世界工厂”，这也导致了劳动力资源的低水平开发和劳动环境恶劣的“宿舍劳动体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人的发展权甚至基本生活保障，都难有保证。有必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劳动权和发展权，让所有人共享发展的成果。

　　经济发展转型必须社会配套转型

　　真正的转型，是人的转型。

　　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必须格外重视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在中国，就是要使“中国制造”的制造者们的收入能够支持其正当的、合理的消费需求。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是要进一步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发展和壮大中间阶层，改变学界所说“社会结构落后经济发展15年”的状况，使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跟上文明进步的时代潮流。所以，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调整贫富差距并不仅仅是“维稳”的应急措施，而应是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配套的社会转型。“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虚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尤其是工薪劳动者及他们的家庭生活有较大改善，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必须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当作重要的根本国策予以重视。在民众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的基础上，才能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放开手脚去消费。在这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投资的“边际效应”是走向最大化的。同样是一元钱，在富人手里恐怕根本就不屑一顾，而给到穷人手里可能就能解决一顿早餐。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绝非仅在“消耗”社会财富，而是一个积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个国家在从“脱贫”转向“消费”的拐点上，经济转型背后的关键因素，是人的转型。“中国制造”常背负着水平低、质量差、廉价货等责难。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有高科技、高“知本”的介入。当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来提高“中国制造”的档次正当其时。另外，“中国制造”也应该向第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公共服务业发展。

　　高中政治教科书中有一段话：“环境是基础，经济是条件，民生是目的”。这应该是当今中国人人都“应知应会”的常识吧。1995年主题为“社会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也有“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平等”的论断。如果我们的常识不能更新，甚至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样的常识，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之路上，将遭遇障碍甚至挫折；以常识为训，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转型，才能走上更加科学、更加和谐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