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转型时代的“替罪羊”

袁世凯是转型时代的“替罪羊”

主持人：王千马

时尚批评家，作家，80后现象首推者。出版有小说《媒体这个圈》、合著《20世纪60年代：西方时尚符号》。如今着力于新青年精神层面的自我建构和完善。除推出“窥破时尚圈里的人寂寞”的小说《她比时尚寂寞》之外，即将推出关照这个时代心理问题、“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病人”的小说《我的身体里住着魔鬼》，现为《城市之间》杂志主编。

嘉宾：赵焰

知名作家。出版有《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蝶影抄》、《行走新安江》、《男人四十就变鬼》、《夜兰花》等书十数种。

他就是世人印象里十恶不赦的罪人么？！

他又有怎样的文治武功？

他为什么会被丑化成一个“白鼻子”的模样？

他的复辟称帝是不是另有隐情……

《城市之间》约请“晚清三部曲”的作者，首次披露袁世凯的另一面目

袁世凯是个“替罪羊”

袁世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我手头上，有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在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历史的坏脾气》，里面有篇文章《北京兵变与袁世凯》就写到了袁世凯，大意如下：不消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谁来写历史，都绕不过他去。不过，他也是近代历史上挨骂挨得最多的统治者；同为挨骂的主儿，西太后至少清朝的遗老遗少不会骂，蒋介石至少国民党人不会骂，只有袁世凯，谁都在骂，甚至连他遗下的军阀子孙想要表白自己的时候都骂。大陆和台湾对历史的表述常常红白各异，但到了老袁的鼻子那里是统一的，都是白的。在张鸣看来，老袁的鼻子白，别人涂的成分居多，可跟他自己没把事情做好也不无关系。换言之，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他没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中心人物，没有完成或者推进这个转型。客观地说，从清末到民初，袁世凯为中国的制度转型做了不少事情，从军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着力不少，史迹犹在，可是偏偏在转型的关键环节，却没有做好，身败名裂自家也难辞其咎。

我想说的是，张鸣应该是评价袁世凯比较到位者，不像一些人，出于某种政治或者利益上的考虑，将袁世凯一棒子打死。事实上，袁世凯有功也有过，他当初能当上民国大总统，也是顺理成章的，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被当成了“中国的华盛顿”，如果你依旧对袁世凯的认识还停留在他出卖了维新党，在戊戌变法时向慈禧和荣禄告密，导致了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这六君子被杀，维新运动失败。更重要的是，他开历史倒车，复辟当了皇帝；还有，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最后对他咬牙切齿上，那么，只能说，我们的历史教育是出了问题的，而且，我们对一个人物的审视还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二元论”，没有具体并真切地把握这样一个大人物，在一个时代变迁大起大伏中的大义凛然、坚忍不拔，敢为人先，当然还有摇身一变、委曲求全、阴险毒辣，以及身不由己……

在赵焰先生“晚清三部曲”的第三部《晚清有个袁世凯》（前两部分别为《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曾国藩》）中，就给出了这样一个非脸谱化的袁世凯。

袁世凯是个很能做事的人

王千马：很惭愧，我对袁世凯的印象，也脱离不了大家对他的“共识”。不过，这些都是历史书告诉我们的，而我们也都信以为真。我不知道，您在研究袁世凯之前，对他的感情是不是如同我们一样？那么，现在你又怎么看待他。我看你似乎有对他“翻案”的意思。

赵焰：谈不上翻案吧，我一直对历史上的所谓“翻案”没有兴趣，我只是对历史的真相有兴趣。“翻案”是有立场的，它是针对一个目标，想打倒它。而在我的眼中，是没有目标的，也是没有立场的，没有先入为主。我对晚清史感兴趣，是因为这一段历史正好处于东西方文明直接的撞击下，而我们的现实，仍是这段历史的延续。也正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是这段历史的延续，所以我们的很多视角、史观、位置等等，都对我们认清这一段历史有干扰。对于我来说，我只是想腾空一跃，以一种清醒和客观的方式，来认识这一段历史。

王千马：不过，您的书的确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袁世凯。我以为袁世凯的发迹就是“小站练兵”，但根本就没考虑到，一个人能在波澜诡异的时代，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其本身也该有多么大的魄力和能力啊。然而，这都在历史的记忆里，有选择地被遗忘了。比如，我就不知道我读过的山东大学，其源头就是来自他在1901年创办的山东学堂。我曾怀疑这山东学堂到底跟山东大学有没有关系，但是山东大学在2001年举办过百年校庆，显然这两者有必然联系。那么，我能进山东大学求读，也应该感谢袁世凯。另外，你在书中提到，袁世凯除了积极响应洋务运动之外，还做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事情，比如，第一，亲自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当时聘任詹天佑的，正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四年后，詹天佑不负众望，按期高质量地完成了工程，此时，袁世凯正在河南赋闲，但詹天佑仍惦记着袁世凯对铁路的功劳，将铁路主要工程竣工的照片一套送给了他--然而，我们现在只记得詹天佑，却不知袁世凯；第二，那就是在袁世凯的手上，废掉了长达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那个时候，随着西风的渐进，人们自然发现了科举制度的落后。然而，对这样一项僵而不死的制度，社会议论纷纷，却无人动手。但袁世凯却挺身而出，先是主持撰写《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未果，又联合多人上奏折“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这一回，清廷批准了袁世凯等人的建议--然而，到今天，我们只知道科举制度被废，却不知道这被废之后的推手。而且，由于废除科举制度在当时引起巨大震荡，触发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因为它摧毁了这些人毕生的努力和追求，到最后，便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对他嬉笑怒骂、肆意涂抹。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现在对袁世凯所持的偏见，便有这些人的“功劳”？！第三，袁世凯还创办了中国的警察，这也是袁世凯全面引进西方军事思想和制度这一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因此成为中国警察的创始人--但是，现在谁会把他和警察联系在一起呢？！！我看你在书中还说，其实袁世凯在那乱世，甚至都不是一个喜欢乱杀的人，虽然逼清帝退让，但对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太后等人依旧礼遇有加。而且，他还不贪财，身死之时居然没有归葬的金钱，还得靠朋友旧侣来掏腰包……掩卷长思，我便想，为什么我们的历史非白即黑，非黑即白，到最后，就将袁世凯演绎成了一个十恶不赦之徒？我又想，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赵焰：可以这样说，袁世凯是一个很能做事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晚清历史来说，对于中国文化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袁世凯在晚清时，可以说是改革的急先锋，不管他所倡导的改革，是出于公心也好，还是出于私利，或者有其他的想法也好，但的确是袁世凯在晚清时举起大旗做了很多事情。他对于中华民族的全面落后很着急，也想着全力赶上。在当时，他可以说是“冒天下大不韪”在做很多事情。有很多事情，其他人都不会做，比如废科举当出头鸟，向朝廷建议解散宫廷里的太监。这些得罪权势，甚至得罪天下人的事情，如果李鸿章在，李鸿章都不一定会做，李鸿章要比袁世凯有城府多了，也滑头得多了。但袁世凯却做了。这一点，我在《晚清有个袁世凯》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可以说，冲着这一点，袁世凯就很了不起。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观，一直有着“重名不重实”的传统，在很多时候，崇尚“一夜巨变”，喜欢那些提出很响亮的口号和主义者，而对于那些默默改变历史的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甚至对那些体制内不动声色做事的人，还一直被误解，认为是他们阻碍了革命和历史进步的步伐。这样的方式是有失公允的，历史的进步从来就是渐进的，哪里有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呢？这一点，可以说是我们传统文化观念在判断是非上的失误。

“替罪羊” 袁世凯

王千马：恩，是这样的。其实，除了这些失误，我们还总是喜欢脱离一个时代的局限来看一个人，而把所有的罪都让一个人扛。所以在我们的眼里，袁世凯就是一个坏人，权欲熏心、独裁专制，以及八面玲珑，他时刻都在梦想着开历史的倒车。可是我看你的文章后才知道，如果袁世凯真是出于独裁目的，想独揽国家大权，他根本就不必去当这个皇帝的。1914年以后的袁世凯，已经是权倾天下了。按照外人的看法，袁世凯当时的政治权力架构，已超过英皇、德皇，甚至比美国总统的权力还要大很多。他要成为君主立宪的君主，首先必须得拱手让出很大一部分权力。如此看来，他最终走向皇位的宝座，是比较吊诡的事情。另外，我又发现你是这样描述他走向皇位的宝座的，也同样很诡异：这一次，让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当无数人簇拥着他走向皇帝的宝座时，突然惊天动地，天翻地覆；周围的人群仿佛齐发一声喊，然后鸟兽般散去，只剩下自己一个孤家寡人。一切都像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阴谋似的，一个被欲望、时局以及命运同流合污设计的阴谋。然后就是，宝座突然塌陷，袁世凯重重地跌入一个冰窟，一个深不见底的历史和道德的万丈冰窟……呵呵，阴谋，我发现你在这里用的是阴谋这个字眼。是不是可以说，袁世凯走上皇位，其实也是“被绑架”的。是真的这样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共和在当时的步履维艰，是不是也是这个时代的局限性所致。那么，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如果按照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你认为，他其实罪该几等？

赵焰：“袁世凯现象”一直很有意思。可以说，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清末新政中，袁世凯的威信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也因此，袁世凯顺理成章地担任了“民国大总统”。即使是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在很长时间里威信也很高，他的确做了很多事，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复苏。但袁世凯为什么会倒台呢，我在书中也说到了，这里有很大的国际阴谋，另外一点就是，在社会转型阶段，有很多事情无法把握，矛盾太纷繁太尖锐，我在书中也说了，那是一个腐朽的年代，也是一个破落的年代，更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年代。袁世凯后来没办法了，只好打算恢复帝制，自己要当皇帝。其实这正是他愚蠢的地方，放着权倾天下的总统不做，非了做那个名义上的皇帝。这下好了，大家都认为他占便宜了，所有的势力都开始反对他，都把矛盾归结到他身上去了，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家。我们的国民性的确有问题，没有反思的习惯，也没有理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一直是墙倒众人推。不过从社会的发展来说，牺牲一些个体，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社会的进步，是需要“替罪羊”的，而袁世凯，就是这种社会转型期间巨大社会矛盾的“替罪羊”。

我觉得很多事情到现在已变得很清楚了，譬如我们关于政治制度的认识，是不是君主制就一定比共和制要落后？比如英国就是君主立宪制，法国、美国是共和制，是不是一定以为法国、美国的政治制度就一定会比英国先进？当然不是这样的。不管它们是共和还是立宪，它们都是一种现代民主制度，是三权分立。英国的国王也是虚君。跟原先封建专制制度的皇帝与国王是不一样的，专制制度是“家天下”，是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在判断袁世凯称帝时，很多人还是“重名不重实”，以为袁世凯要当皇帝了，就是回到封建专制了，就是要开历史倒车。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袁世凯对于政治制度的转换也是有他的考虑的，因为中国毕竟有数千年的皇帝的历史，一下子没了皇帝，没有了权威，很多人心理失衡，社会也因此出现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很多人的鼓动，一些国家的鼓动，中外势力的推波助澜；再加上袁世凯原先一直对君主立宪有研究，有兴趣，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以为自己当皇帝，再采取君主立宪的方式，可能对国家有利一些，所以就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袁世凯之所以自己当皇帝，是因为君主立宪制度必须要有皇帝，要有一个皇帝来作为国家的象征。而这时候，中国最后的朝代是满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不可能会再让满人当皇帝。袁世凯也试探着让上一个朝代，也就是明代的朱家后人当皇帝，但朱家人无功无名，根本没有这个胆量。在这种情况下，上上下下都出现了让袁世凯当皇帝的呼声。袁世凯自己也陷入了两难，要想恢复君主立宪制，就只得自己当皇帝。可以说，袁世凯当皇帝是有着五分无奈的。他是被推上去的。

当然，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袁世凯当皇帝有没有私利，以我的判断，是有的。实际上不止是袁世凯，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男人，都有自己的皇帝梦。这就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东西。当然，袁世凯对于自己要当的皇帝，也是有着模糊概念的，在接受当皇帝时，他一直没有明确君主立宪的政体，或者说，对自己当皇帝实行君主立宪的方式明确得不够。他还是想当当时日本和德国式的皇帝，手中的权力相对较大。袁世凯可能他还是自信了一些，权力欲也太强，不准备放弃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和责任。归根到底，这还是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许对于袁世凯来说，他还是想着以自己的力量来达到这一目标，这也成了他不肯放弃权力的内在动力。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袁世凯也是有责任的，袁世凯本身也是一个缺乏现代政治和法律意识的人，他只一个旧式的权臣。让他来领导一个社会的转型，也是不可能的。这也从个人的角度，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曾、李、袁一脉相承

王千马：推出这本《晚清有个袁世凯》，你的“晚清三部曲”应该说全部完成了。那么，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会以李鸿章、曾国藩、袁世凯作为你描述晚清的三个典型人物，而不是张之洞等其他人物？！

赵焰：这一点似乎很简单，从晚清汉臣的权力构架来说，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第一权臣，他们都是当过直隶总督的。他们就像一棵树的树干，至于其他人，都是枝丫；除此之外，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还是一脉相承的，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弟子，袁世凯也可以说是李鸿章的弟子。他们之间的传承，就像是一个人活到一百五十岁。在他们三代人身上，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晚清的变化，而他们所做的事，就像是一个人活三辈子所做的事。

除此之外，之所以写这三个人，那是因为这三人比较有“戏”——曾国藩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代表。李鸿章正好是东西方文明正面撞击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与世俗实用主义者的结合；而袁世凯呢，他更复杂，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他还是一个军人，身上带有泼皮和无赖的精神。可能说，在这三者身上，都充分地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既有儒、道、法的气场，正与邪的混合；也有阴与阳的起伏。他们三个人，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弱；但在权力欲，以及行动的能力上，却是一个比一个强，一个比一个更实用主义。这一点，也体现了社会对于个体要求上的变化。

在写作“晚清三部曲”之时，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一直以来，我们自以为是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无论是历史也好，人物也好，他们从来就不像教科书那样泾渭分明，在很多时候，它总是稠如稀粥，业绩和罪恶交织在一起，荣光和耻辱交织在一起，善良和凶残交织在一起，它们就像物质的化学元素一样不可分开。因此，写作这样的人物，是具有某种挑战性的。所以我选择写作了这三个人物，来阐述我对于这三个人物的理解，阐述我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也阐述我对东西方文明的理解。

王千马：我注意到了，你除了认为袁世凯和李鸿章、曾国藩他们三人一脉相承之外，还认为这三人都是具有一定新思想的官僚型民族主义者。那么，为什么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还是没有能够挽救晚清，到最后，袁世凯甚至背叛并亲自终结“自己的王朝”？！

赵焰：首先，我必须要说，以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三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挽救清帝国的；也就是说，当时清帝国的覆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在东西方文明的撞击中，清国的溃不成军，是体现历史的某种意志的。当时的东方，是整体上的落后，而不是完全是军事上的落后。这样的落后，体现在军事上、经济上，也体现在认识上、文化上、体制上以及国民性上。这个时候，靠某人，或者某个集团的努力，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而在这种撞击上，一个古老帝国必定会引起一系列的变革和自然。这样的变革和自强，也肯定会有着曲折的变化轨迹。它们在过程中出现一些起伏，甚至大起大伏，都是很正常的。历史学家判断，一般来说，从一个社会阶段向另一个社会阶段的转型，一般都是三百年到四百年。欧洲从中世纪的农业国转到现代化，也需要四百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中国从1840年开始，真正地转入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同样也需要三百年左右。因此，从晚清，包括我们现在，都可以说是一个转型期。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和历史眼光来看待晚清和现实，那就是很好理解了。

当年的梁启超在归纳中国近代发展，总结中国人思想变化时，曾把国人的思想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之有舍己从人的必要，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之所作，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甲午败于日本，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因为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康有为、梁启超包括袁世凯等人的清末新政，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觉出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袁世凯死后社会上所推行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基于这一点。但中国后来为什么最终走上了这一条道路呢，主要还是国际背景所造成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崛起，形成了对世界格局的新划分。中国也从此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从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结果，也使得主张改良和探索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宪政改革的袁世凯，算是彻底地被历史抛弃了。袁世凯个人的命运，或许正好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潜在规律：当这个古老的帝国巨大的转型过程启动，中国历史挪动笨重的身躯，艰难地从中世纪跨入现代化的时候，巨大的落差势必激起滔天巨浪，那些试图驾驭这艘船只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落水淹没。激流如此强大，中国已不可能从容不迫，也不可能依附某种政治和理论的指引，选择理性的道路。踩在起伏不定的舢板上，那些政治家们只好慌不择路地开弓射箭——箭镞呼啸而出，却总是脱靶落水。有好几次，那些看似瞄准古老帝国软肋的箭头就要命中，但船头稍稍一颠簸，箭矢还是轻轻滑过，一头栽进历史和时间的缝隙之中。

袁世凯，就如同那个箭镞一样，悄悄地滑落，然后，被命运抛弃。

王千马：我想知道的是，在这三个人之中，你最欣赏的又是谁？是你的老乡李鸿章么？我发现，这里除了曾国藩被后人攻击稍少之外，其他两人都是受攻击大户，甚至都有被丑化的嫌疑。按照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的评价，晚清人物，袁世凯是白鼻子的脸谱，这脸谱是教科书画出来的。其实，还存在一个非脸谱化的袁世凯。同样，我看你描述的李鸿章，在那个时代有着与时代同样的局限及无奈，但也有着为了国家和朝廷的效忠梦想，以及热血。你所有的努力，其实是在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么？！

赵焰：相对来说，比较“欣赏”曾国藩一点吧。曾是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最后一座高峰。尽量他的“王”是那样苍白和孱弱。不过对于这三个人物，都谈不上“最”吧，这三个人，既是旧体制下的官僚，也算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士”，他们有传统文化的风骨，也有传统文化的追求。但中国传统文化训练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克己复礼”的典型，都缺乏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以及坚定的理性精神；还有就是在上帝面前的无私感和渺小感。如果按照现代标准，已经很难有一种“本真”和生动了。所以，如果实事求是地说，我都谈不上欣赏，至多是尊敬和同情，谈不上多少欣赏喜欢。这是实话。

在我的视角里，应该说，这三个人，无论从身世来说，还是从结果来说，都可能说是很悲壮的。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杰出代表，他们所努力做的，就是力挽中华文明于垂垂即倒，三分无力，七分无奈。这种责任和压力，使得他们的行为有很强的悲剧感。所以我写曾国藩，写李鸿章，写袁世凯，实际上他们都有着一颗“苍凉之心”。不管他们地位多么高，外表多么风光，意志多么坚强，但他们内心都很虚弱，他们的虚弱，实际上也是这块文明古国的虚弱。而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又岂能是用概念化的一些名词，比如说“卖国贼”、“窃国大盗”等名词所能概括的。对于我来说，我只是想写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不是武断地给他们贴上标签。作为一个作家，要尊重的，是事实，而不是屈服于人云亦云，或者别有用心。

王千马：按照我们中国人“以史为鉴”的习惯和喜好，那么，袁世凯以及李鸿章、曾国藩三人的命运，对现实又有什么关照意义么？！

赵焰：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实要想健康发展的话，就必须对历史以足够的“尊重”。我在《晚清有个袁世凯》这本书的后记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我们的历史传统一直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它的问题，就如同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存在的问题一样——一直缺乏清醒的自知，缺乏开阔的视野，在很多时候，它既迂阔封闭、自以为是，又索然无味，小气局促；既带有制度的专制性，也带有认识的单一性、情绪的焦躁性，以及结论的武断性。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失败，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历史的丧失意义。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在很多时候，它不像欧洲，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产生并且解决那个阶段的问题，因而它的历史更像是前行的历史，不像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窒息的重复——当然，深究这样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这当中最为关键原因，是来自文化上束缚。我们的文化，一直缺少一种反思和奋进的力量，使我们挣脱不了羁绊，以至于无法形成质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更像是坟墓里腐烂的器皿、书架上的线装书，而不是一面明澈的镜子。这样的缺陷和错误，使得很多看似言之凿凿的历史，却呈现出最大的弊端：它总是不善于真正地总结和吸收，以至于无法形成足够的光束，来照亮前方的路途。毕竟，现实的发展，是需要用历史来校正的。

当然，我在前面也说过，现实的清明程度，对于判断历史，同样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现实和历史一直有一种观照的作用，它们可以说是一种互为标杆的关系，历史的清晰取决于现实的清晰，同样，现实的清晰，又取决于历史的清晰。一定要明白这种关系，这样，也有利于我们认清历史和现实。

还是重点说一下袁世凯。虽然可以说是这一段中国“民主试验”的积极参与者。但从袁世凯的本质看，他仍是旧式的权臣，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虽然他有着开放的思想，但在本质上，他仍是曹操一类的人物。从袁世凯的经历来看，少年时桀骜不驯，像天才，也像顽劣；年轻时，为国家出生入死，青云直上。这一点，都与当年的曹操、赵匡胤等人十分相像。只不过袁世凯在西风渐吹的情况下，勇于创新，练新军，变军制，首倡军事改革，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领头人；他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敢作敢为、大包大揽，在那个垂垂欲倒的朝代里，绝对堪称一个另类；他勇敢地废除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得罪了一个阶层；他在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间，在所辖区大推新政，把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经济惨遭破坏的直隶治理为全国的“模范省”……更为重要的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顺应共和潮流，与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了清王朝。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袁世凯在加强专制集权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起色；在此之后，他却昏招迭出，最后竟不顾很多人的反对，甘心坠入一个庞大的阴谋执意称帝……这样的结果，证明袁世凯的确是有局限的。他一生的结果，正验证了那句著名的话：历史人物的出场，总是不同凡响的，开场是以喜剧的方式，却没想到以悲剧的方式结束。

袁世凯就这样被描述成了“白鼻子”。其实，他远不是只是“白鼻子”那样简单。袁世凯如此的结果，我在第一章当中就说到了：袁世凯的故事，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故事，因为袁世凯的故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警惕和自省。的确是这样的，袁世凯的命运，以及他的思想和行动轨迹，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反省。

 《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文原载《城市之间》杂志2009年1期，《齐鲁晚报》2009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