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明的转型

草原文明的转型

　　记者心目中粗略的草原印象，是游牧文化那种甚至比耕地文明更优美的“天人相谐”，还有对英雄的崇拜和跃马飞奔的气概，当然还有宗教庙宇。锡林浩特市前身阿巴哈纳尔左买翼旗就是围绕黄教贝子庙兴起的，60余年前，当喇嘛们诵经完毕，登上敖包山顶向南眺望，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茫茫草原。而如今那里正在兴起一座工业文明大肆成长的现代城市。如今，每日清晨，贝子庙内的诵经和法号声与南边现代城市的突飞猛进相映成趣。

　　 发展冲动

　　颇有趣味的是，与过去额尔敦敖包南麓的贝子庙相比，这座新兴城市最初框架的形成可以归结为两个因素：石油和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华北石油二连公司在草原上立井架、输原油，开启了改革开放后草原上能源工业发展的序幕。锡林浩特的城市建设开始改变“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看四头”的旧貌。一条“华油大道”（即团结大街）横贯东西，让城市发展的框架清晰可见，一时为人称道。不过，也由此烙下了这个城市后来力图改变的华油“感冒”全市“发烧”的烙印。

　　如今来到锡林浩特，当地干部眉飞色舞形容的，无不是“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场景”。一股建设草原新型工业化城市的冲动不可遏阻，蓝图也初步成型。记者来到城市北部煤炭开采现场，满眼望去，成片的大型机械正在剥离土方开采原煤。据一名工程师介绍，现在3000多名煤炭工人在现场作业，年产能5000万吨的两大露天煤矿正在建设中。而在分布于城市周边的工业园区内，8000多名建设工人在煤炭转化、石油开采、火电、风电、机械制造和畜产品加工建设工地忙碌着。

　　在这个方面，锡林浩特这个盟党政中心所在地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内蒙古奇迹”的缩影之一。此前，对于锡林浩特来说，发展的压力是不小的。2007年锡林浩特经济总量在全区101个旗县中排名25位，较2003年后退了7位，与排在前一位的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比，由2003年的多2.54亿倒少2.21亿元。到今年11月份，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已连续近20个月平均增速保持在23%以上，2008年月均达27%。政府得到的回报无疑是巨大的。2008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增速跃升至72%，创历史最高水平。

　　当然，“60年代出生”的锡林浩特市委书记牛志美也坦率承认，锡林浩特新型工业化快速推进，也面临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资源开发转化利用水平低，产业链条短。煤炭转化仅限于发电，其它领域还处于空白。投资1.5亿元的锗深加工项目落户锡林浩特市，但锗的产量现在仅15吨，还没有实现精深加工。尤其是，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污染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较大影响。通疆达海的铁路正在建设，面向华北、东北的电力通道还没有实质性突破。

　　同样惊人的是“经营城市”的跃进。在中国式地区崛起的历史中，党政主导或者推动下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常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08年锡林浩特城市人口17万余，不足20万，但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总计达到40亿元。2004年的时候，这个县级市主城区竟然有26家房地产企业进入开发。锡林浩特的目标是建成能满足25万以上的人居住的住宅和本市及周边旗县人群消费的商业用房。

　　在2008年初的一份通报中，盟国土资源局对锡林浩特市通过盘活现有存量土地增加城市建设资金的做法进行了肯定。锡市国土资源局加大新区土地招拍挂工作力度，自2008年3月6日至4月1日，新区土地招拍挂共成功拍卖9宗地（3宗商业用地、6宗住宅用地），总成交价1.7828亿元。而4月1日5宗“生地”的拍卖成功，开创性地迈出了锡市“拍卖”的第一步。

　　在锡林浩特，大企业的身影如今已经不在少数，锡林浩特逐渐成为这些大企业所代表的产业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比如神华集团的采煤发电、民企小肥羊的肉食品加工基地、为外企辛普劳北京公司种植麦当劳专用薯等。

　　其它地方的经验证明，此时最需要警惕的就是追求资源开发的短期利益，为了特定需要（比如搞政绩城建工程）而纵容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

　　特别是在锡林浩特主政者明确判断“与全区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相比，我市仍处在工业化初期的后半段”的情况下，如何做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何共享

　　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农”问题类似，在牧区也长期存在“三牧”问题。

　　官方的定义是这样的：在民族地区的内蒙古，“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牧”(牧业、牧民、牧区)问题。在现阶段“三牧”问题，即草原荒漠化加剧，牧业增产不增收、牧民收入增长缓慢、牧区经济发展落后，是影响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巨大障碍；化解“三牧”问题，是新农村牧区建设的核心和战略重点。

　　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上个世纪后几年间，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爆发空前危机，强度不一的沙尘暴每年都超过10次以上。因灾返贫人口大大增加。同时，2000年起国家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地处京北的锡林郭勒盟在构建京北绿色生态屏障中被赋予了政治性的使命。核心就是“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的围封战略。在政策层面上就是“一转双赢”及后来的“两转双赢”—— 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引导牧区人口自主转移，生态良好和牧民收入提高双赢。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叫减畜转人。

　　转变发生在2006年，当时的计算很清晰：锡盟地广人稀，近20万平方公里草原居住着20多万牧民，每转移出一个牧民，就相当于有效缓解1平方公里草原的生态压力。记者在采访中也曾经到已经告别蒙古包，住进瓦房的牧民家中作客。据锡林浩特市委蒙古族副书记哈斯巴雅尔介绍，锡林浩特已经累计转移牧区人口9942人，牧区人口减少了1/3。累计围封草场960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近1/2。

　　虽然对于荒漠化来自于过度放牧，改变过度放牧就需要根本改变牧民原有生活方式的观点，各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与耕地为主的地区体现的拥挤生态相比，牧区可以用地广人稀来形容。这使得耕地地区和牧区的外部环境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两者都存在非法征用问题，对于牧区，非法占用就是更突出的问题。锡盟曾经专门清理过党、政、企事业机关及其机关干部占用牧区草场问题，收回草场约1000余万亩。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政策实际上带来了草原文明最深刻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在减畜转人，同时又承诺增加收入的背景下，“奶牛”、“奶农”这两个2008年中国最显眼的词汇之一也开始进入当地牧民的生活中。锡林浩特市也是国内最好的几家养牛基地之一。

　　锡林浩特市委书记牛志美认为，在“两转”中，取得的生态效应明显，但如何做大做强一产的问题还未实现突破。政府2008年的故事，以及其它许多经验和教训也说明，牧民合作化程度或者说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是收入稳定提高的必要条件。“产业化+合作化”，对牧民是最有利的。

　　锡林浩特的实践也说明了这点。锡林浩特以占全盟8％的草场和10％的牲畜资源发展了占全盟畜产品加工产值50％的加工业。畜产品经过深加工、细加工而成倍增值，乳、肉、皮、毛、骨、血、脏器全部加工利用。而牧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全市各类牧民经济合作组织达到25家，人均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的收入达到3360元。而一些地区的教训就是，类似的商机很容易被权力裙带关系所垄断和掌控，对百姓当然就没什么好处了。

　　广阔的大草原是让人神往的。从发展的角度看，在特定阶段，幅员广阔甚至成为一个特定障碍，尤其对于基层苏木（乡镇）、嘎查（村屯）来说，比如基层文化站建设、孩子读书等各项社会事业，交通不便都曾经是难题。

　　锡林浩特全市土地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现在20.5万（其中汉、蒙古人口比例大致在2∶1）。客观后果就是，对于基层干部来说，工作上要出成绩，面临更大的困难。而对于党政部门来说，管理的链条也无形中拉长了。而这对当地党政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更需要牧民的自组织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