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印人 5

　　屡代清贫，出生时父为补伞匠。数岁失怙，十岁即人一瓷店为学徒，旋以痨病被辞退，赖母氏为人洗衣以助家计。其家—邻裱昼作坊，—邻兼卖破烂之刻字摊，抱石幼时辄好往观，其爱好绘画及刻印盖肇基於此。後以半工半读毕业於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以寒微自馁，刻苦博览，同侪罕有其匹者。初留为附小教员，随受聘省立—中高中艺术科教师，为同行所妬，控之当局，以学历不足罢职。不久，所著《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发表，深为美术教育家徐悲鸿赏识，力为揄扬，乃得以改良景德镇陶瓷之任，於一九三三年奉派赴日，入东京日本帝国美术学校攻雕塑及东方美术史。两年後在日举行个人作品展览，彼邦人士颇致称许。日本美术史家金原省吾尝云：『君丰於艺术才能，绘画、雕刻、篆刻俱秀，尤以篆刻为君之特技，君之至艺将使君之学识愈深，而君之笃学，又将使君之艺术愈高也。』一九三五年学成归国，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数年前限於资历，即中学教师亦不能担任者，今则已为大学教授矣。早年著述及翻译有《中国绘画理论》、《中国美术年表》、《石涛上人年谱》等。抗战时随校人川，一度在政治部三厅任郭沫若先生秘书。复员後重返南京，仍执教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後，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中国画院院长。

　　所作山水画，能於传统与革新之中，独具建树，意境新颖，结构雄奇，笔墨苍古，綫条飘逸而挺秀，设色沉厚而瑰丽，为新金陵画派之创始人。晚年作品，搜集出版者有《傅抱石画集》??、《东北写生集》、《浙江写生画集》、《访问罗马尼亚写生画集》等。理论著作有《思想变了笔墨也不能不变》、《山水人物技法》、《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郑板桥试论》等。

　　其治印始自年少，在师范就读时，母正卧病，校工某知其拮据，云一士绅喜蓄名家印，乃嘱抱石仿赵撝叔数印售之以济急，果如所愿，可见根柢之厚。後更深究玺印嬗变之源，遂由浙皖而上追秦汉，所作以秀逸浑朴见胜，潇洒挺劲，风格自具，尤擅为朱文印，苍健一如其篆。印学论著有《中国篆刻史述略》、《白石老人的篆刻艺术》、《刻印源流》，均具卓见。如云：『篆刻是以书法（篆法）为基础，结合雕刻加工（雕、凿、铸）的艺术，主要在於作者对书法（篆法）的研究和造诣如何。不懂得书法（篆法）的篆刻家是很难想像的。但是，书法（篆刻）决不等於篆刻，书家也不等於篆刻家。那怕是篆刻的「天地」很小，历史上最大的印章也不过是几方寸，而—方精彩动人的印章，应该是既具高度的书艺而又具有出色的章法、刀法（铸印例外），同时又有骨有肉、有笔有墨地结合成为—个完整的艺术品的。方寸之地，气象万千，关键就在这裏。』又曰：『刻印不比学画，画可搬而印不可搬，画可不断临摹，而印必须独创。理由很简单，因为印是由字组成的，必须受「字」的约束。再加上书体的种类又多，界限又严，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有些字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有些字却是很难下手的，有些姓名可以全刻，也有些姓名却非分家不可，这是每一个对篆刻稍有实践经验的人都会随时碰到的大伤脑筋的问题，也是对每一个篆刻家的严重考验。』又云：『……我以为首先体现在对待书法（篆法）的态度上，这是决定一个篆刻家是什么路綫的最基本的一闳。其次便是章法，最後才是刀法等等。』读此可知其见道之深也。闻家藏尚有印蜕若干册，将以梓行云。（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马国权）

　　六岁人私塾接受传统语文教育，前後凡十载，课余则助其父经营小本生意。—九一八年至开封入河南育才馆就读。始知安阳出土甲骨文字。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进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除攻治甲骨文字外，兼及考古、方言、民俗、档案等诸学。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任编辑员，主持殷墟第一次发掘工作。旋晋升研究员及代理所长等职十年间，躬与安阳小屯、侯家庄等处考古发掘十余次，其间亦尝赴山东城子崖等地参与发掘工作。於现代 考古发掘，贡献孔多。因其每事亲历，又留心地下埋藏与出土坑位等情况，故其有关甲骨文研究专著，多刊诸发掘报告之中，主要有《新获卜辞写本》、《小屯殷墟文字甲编》、《小屯殷墟文字乙编》、《殷历谱》等；而最为学术界推崇者，乃一九三三年所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系统提出甲骨文分期确定时代之标准有十，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并以此标准，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为第一期；祖庚、祖甲一代两王为第二期；廪辛、康丁一代两王为第三期；武乙、文丁两代两王为第四期；帝乙、帝辛（纣王）两代两王为第五期。此为甲骨学上之—大创获。郭沫若《十批判书》曾云：『继王国维之後，在这一方面贡献最多的，要算董作宾。』故言甲骨学，世有『四堂』之说，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是也。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先後在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一九四八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曾受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一九四九年以後兼任台湾大学教授。—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任香港大学、崇基书院和珠海书院研究员或教授。後卒於台湾。

　　先生治学之余，喜寄兴於书法篆刻。所书甲骨文书法，巨帧小品，联扇屏幅，无所不具，皆挺秀古雅，参伍错综，令人如读殷商卜辞。然主张『旧瓶新酒』，『用古文字，作新篇章』，因甲骨文字数约四千许，可识者不过一千五百左右，以之圭曰写诗文，部份字须借用『初文』，有些字则宜利用『假借』，不应处处以学术原则，过多限制指摘，使书家不敢下笔。其所著穴甲骨文书法》作如是宽松之说，盖艺术创作不必字字皆出共识也。

　　先生之治甲骨，其发轫多少与少时喜为习印，具篆学基础有关。所作《平庐印存》自序兰万：气余少也贱，家本寒素。对门周姓为刻字匠，兄弟二人，余呼之日周四爷、五爷者也。儿时习观周氏兄弟刻划，有时见其为人治石章，每把□不忍释，苦力不能致，乃捡瓦片之厚而致者磨之成小方印，辄以铁锥子剜之，粗成文理。周氏有《篆字汇》，每假以观摩。余之治印兴趣，自兹始也。稍长，助先父营商业，则购寿山石售之，且择其美者餍己之欲。常梦得多石印，极良，喜出望外，醒则又懊丧无端，其嗜之深如此。……民五（一九一六）游汴，始知篆书中有《说文解字》，而印有浙皖之派也。民十一（一九二二），就学北平，始知《说文》而外，尚有古文大篆、金石甲骨，印亦上溯汉秦，交游中不乏治印名家。至此，自视已往之作，不禁爽然!刀笔之技，退藏於密，不敢轻於尝试矣：……』後以忙於卜辞研究，治印仅偶一为之。

　　传世作品，据《自序兰》，尚有《西厢印谱》，盖四十七岁前所作，惜已不易得见。《平庐印存》乃五十三至六十岁间自镌印之结集，收印九十余事，皆学养湛深，印艺娴熟时期精品。『行年五十』、『作宾瞥事』最得甲骨情致；『旦同造象』取法金文；『作宾之玺』、『爵曼』两方，则又古玺之遗也；『劳干』一印直人汉人铸印堂奥；而『流寓巴蜀』、『傅斯年』两作，极具汉凿风神，『流寓』—印乃红豆木镌成，驱遣一如花乳，尤为难得；『廉立散儒』，似又略近晚清让翁也。可见饱学之士，含英咀华，无施而不可。朱熹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信焉。（一九九四年九月九日 马国权）

　　年十六即嗜绘画，适叔父丁颖归自东瀛，以农学任教中山大学，见其於艺事有异禀，遂鼓励东渡专攻美术。翌年，人上野国立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攻读，於人体素描、静物、风景，靡不深究，尤醉心野兽画派大师马蒂斯画风，废寝忘食，成绩斐然，深得校长黑田清辉赞赏，年仅弱冠，作品已人选日本中央美术展，—呜惊人。一九二五年毕业回国，得蔡元培先生赏识襄助，创立中华艺术学校於上海，任专任教授兼教务长；越三年改任校长。时教育部拟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聘为筹备委员兼审查委员。不久，广州筹建美术馆於越秀山，先生应邀回粤主其事，并兼市博物馆常务委员、艺术部主任，及市立美术学校教授。抗战西迁入蜀，任国立艺专教授，与林风眠等於重庆举办画展，力倡中国画应探索新路。一九四六年复员返粤，委为广东省立艺专校长。—九四九年移居香港，初主德明书院艺术系。一九五六年应钱穆先生之聘，创办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中文大学成立，任艺术系主任。五十多年献身艺术教育，堪称桃李满天下矣。

　　教学之余辛勤创作，早有『东方马蒂斯』美誉。嗣经覃研马蒂斯、毕加索两家精髓，其源皆可於中国艺术得之，遂发奋以继承中国传统艺术为己任，於一九二九年起从梁楷、徐渭、八大山人、石涛等作品撷其旨趣，并经长期会通变化，所作水墨画终自树一帜，用笔古拙，造型独特，墨色淋漓，施之人物、花鸟、山水，无不意趣盎然。历来在香港及法、英、日、美等国展出，享誉甚隆。书法精研大草，取法在怀素、八大山人之间，喜用秃笔，错落参差，与画风浑然一体。

　　为使用印亦能与画吻合无间，不惮艰於目力，於五十八岁始亲自孥刀治石，然早富监藏玺印之识，而绘画与书法造型、运笔之娴熟，以之移诸治印，自必心裁独出，别饶意趣。据闻其治印一如作画，不论大小，皆顷刻而就，意有不惬，磨磐重镌，尽意而止。其印有雄浑泼辣、魄力无匹者，亦有草率稍欠雅纯、文字略嫌失考者，然皆不涉元明印家一笔，神游太古，魅力尔满，李润桓兄誉为『人古出新，以赡识胜』，可谓的评。所作肖形印，尽脱古人藩篱，冥心造化，既具东方气息，复蕴西土风华，尤觉一新耳目也。

　　曩年邓伟雄兄曾以所编《丁衍庸印存》见赠，收印七十二方，饶宗颐先生序中略云：『吾友丁衍翁崛起於横流之中，作画之余，专力周秦古玺。一九六○年始治印，规□偏旁，无乖八体，而褒衣博带，令人如接汉家威仪。尤擅象形印，喜刻玉，纯以铜刀奏功，能作玉玺，浑朴绝伦。夫其求志岩薮，循波横石，蕲向既高，复出尘表，自非擎极覃思，究乎字源，以画人篆，曷易臻此!』以饶、丁两公之相知，所论当确。後余游扶桑，彼邦人士复贶余春秋书道院所刊《丁衍庸诗书画篆刻集》，收印三十二方，与前谱重见者只三方。另在其门人处亦散见印蜕数十纸，风致大抵相若。（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八日 马国权）

　　龙丁於印，曾问艺於吴昌硕。余藏有一九一八年岁次戊午，昌硕先生为龙丁《□庐印策》题七绝两首之墨迹印本：『心醉摩厓手剔苔，臣能刻画古英才。依稀剑术纵横出，何处蝯公教舞来。』『皇皇吴赵耻同风，周玺秦权汉□钟。感事诗成频寄我，似谈印学演藏锋。』颇加称许，惜印迹部份已散佚，无由互证。近承刘江教授自杭惠寄龙丁印蜕两方，一为『尚斋』，有庚午（一九三○）年款，时年五十有二；另一为『善庆』，仅署『龙丁制』三字，风致未尽似吴缶翁。邓散木《篆刻学》曾谓：『传吴氏（昌硕）学者，王贤字个簃，江苏海门人；费砚字龙丁，别署佛耶居士；各能略得一二。』余所见龙丁印仅此，於邓氏之说，遽难置评。龙丁与金仲白相友善，朱孔阳尝搜罗两人遗作，拓为《白丁印谱》，惜未寓目。据柴子英云，彼亦曾有粘辑《西泠印社社员印存》之作，中有龙丁印蜕数方，已失诸十年动乱，欲见无从。沈禹钟《印人杂咏》中有咏费氏一首：『长房仙去白云高，峯泖当年伴奏刀。里巷幽居名不掩，至今人忆印中豪。』

　　倭寇之乱，龙丁避居松江丘家湾，附近遭敌机轰炸，受惊致死。另一说云，费氏为避敌机来袭，雇舟躲於桥下，桥中弹毁，遂遭压殒生。画家王念慈素与龙丁交厚，得闻噩耗，为之辍笔者经年。生平文玩、诗稿之属，殁後渐次散出，襟霞阁主人以重值在市上购得其十二字砚留作纪念，解放後，闻已贡诸公库矣。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九日 马国权）

　　幼耽艺事。名画家温其球（幼菊），先生之祖母舅也，每届其姊寿辰，必来居冯家月余，先生从八岁起即从之学画。年十三，兼习篆刻。一九二八年，先生叔母之兄刘庆崧（留庵）自廉州作幕罢归穗垣，留庵固篆刻名家，以一时赁屋未能惬意，遂假冯家暂住。留庵好阿芙蓉，恒将画作夜，至深宵精神始振，先生心切学艺，常夤夜守其榻旁，细聆谈印。留庵曾语先生：『令表叔欧阳务耘与黄牧父交谊至笃，为其写字刻印作画甚多，借以临习最宜』。先生即往借归，日夕临摹玩味，而至足启示治印者，厥在牧甫所留二百余份一再挪移改写之墨书印稿，及盖於历书上端由初刻、修改，以至完成之刻印钤本，细加分析寻绎，恍如牧甫亲授。先生作书治印之得窥秘奥，盖肇基於此无声之诱掖。年十八东渡日本拟习工程，一面准备学工之基础学科，一面在美术学校攻实用美术，三年未如所愿，乃折返广州。先生有叔祖名耿光者居旧京，梅兰芳与之稔，深感京剧布景单调，欲有所兴革，知先生学实用美术有年，乃邀北上参预其事。闻梅兰芳欢迎诗人泰戈尔访京时所演之《洛神》，布景中之海、石、树木，而鈎以金綫者，即出先生手笔。京中名流若罗瘿公、樊增祥、易顺鼎等，对先生印艺皆激赏，寿石工更建议悬润例於琉璃厂，免使同好有向隅之叹。印铸局长许修直得见所作，许为难得人材，礼聘为技士，时先生年方廿二耳。印铸局乃全国官印铸造机构，唐醉石任印信科长，其下设两课，篆刻课长为王福庵，铸造课长名张乃恭，诸公均印坛俊彦。先生到职後，主篆稿，工作效率特高，福庵先生以『火车头』外号誉之。一九二六年因奔父丧回粤。其後二年，又应聘至南京印铸局任技师，迄南京行将沦陷始返粤。虽一度从业新闻，或充幕僚，然皆为时甚暂。毕生主要精力，皆在书法、篆刻之研究与创作。五十後定居香港，先後在联合书院等大专院校讲授文字学、金石学；又曾在广播电台主讲『正字』等专题，於文教事业多所致力。中日人士诣门从学甚众，日本驻港领事颇有执蛰为弟子者。

　　先生四体皆精，尤长於篆。每作四屏，多分别书甲骨文、金文、小篆、汉篆，悉以唐宋诗词为之，不假临摹，而神态自若。金文用笔，渊源牧父，小篆则以石如为宗。又嗜用《天发神谶碑》笔意，峻爽凌厉，老笔纵横。隶书初拟汀州，雄劲浑厚；晚年变化《礼器》、《张迁》，别具体貌。楷书导源六朝碑刻，然结体多参用篆法，自抒新意。一九八○年，先生集《三公山碑》字为『道治民无疾，年丰国永宁』—联，参加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在北京、上海、渖阳、广州等地展出，备受推崇。其绘画也，山水用元人法，钟鼎博古而缀以花卉者，则纯为牧父家数。治印特为世重，年甫弱冠，所作即神似牧父；及北游幽燕，博览金石，於明清以来诸大家无所不窥，或宗秦汉，或拟流派，莫不得诸心而应诸手。一九三五年陈协之六十寿，朋侪倩先生为刻『颖川家宝 』 一百零二石以赠，诸印风致，无—近同，协公跋谓：『为骨甲金文者，挺劲秀逸；为汉碑汉铸者，浑厚朴茂；为完白、为攘翁、为悲庵、为牧父者，置诸四子印集中，匪日难辨，直是当选。吾知康侯治印为至酣畅时，必将自出机杼，集一应之长，而得一至善之归宿，以自成—家，留庵先生所谓博而约者，此其时乎！』

　　余於一九四六年底及先生门，时居广州，周末必诣先生逢源路寓斋。先生强调治印宜先习篆、通六书，曾手书《峄山碑》全文见赐，又假以文字学书籍籀读，後余之专攻古文字，与先生启迪有一定关系。别後卅年重谒先生於香江，见示新作，苍劲奇肆，变化神明，一似其书，并臻化境。一九五七年，南天印社所刊《冯康侯印集》，风行一时。一九八○年四月香港艺术馆为先生举办书画篆刻展，并印行《冯康侯书画篆刻》—书。先生治石毕，每系以边跋，胜义如云，如曰：『古玺布白与汉印迥殊，不整齐，不束缚，不乖字意，精审疏密，纯任自然，近人能此者，吾粤易大厂—人耳。』又云：『学汉印不在斑斓，而在浑厚，布白务求干实，运刀深入取势，不善学者，易堕恶俗。』复曰：『秦汉为法，丁邓为师，浙皖—炉，冲切兼施，变化离合，刀笔相依，力求平实，此语庶几。』细索诸论，当有会心。先生临终前已编定《冯康侯书画印集》，正拟付印，病忽至，旋转剧，惜不及见其成矣。（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马国权）

　　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癸卯举人，曾官内阁中书。辛亥革命後，於一九一三年参加中华书局筹创工作，任常务董事兼美术部主任。一九一七年，中华书局在经营上一度艰辛异常，野侯出资出力，与诸同仁携手合作，得以渡过难关。辑校《四部备要》、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典籍，均主持其事。中华书局所影印之书画名迹，皆出其审阅监定。工诗文，诗宗杜少陵，得雄浑奔放之致。擅书画篆刻，书以八分为时所誉；画梅尤称独步，红梅绿萼，妍雅绝伦，曾以『画到梅花不让人』一语自负其艺。搜藏前人所画梅花五百余轴，俱一时上选，因颜其居曰『五百本画梅精舍』。诸品中以王元章所作梅花长卷最为珍贵，故又名其斋为『梅王阁』，而自署别号曰『梅王阁主』。复有《集杜咏梅》之辑。

　　篆刻上追秦汉，下逮宋元，於西泠印派致力较多，尤於陈豫锺有深契，秀雅可爱，不愧佳手，其印非至交不能得，故流传甚稀。野侯於明清印派流变特点，深具卓见，尝见为张鲁盫所藏《吴让之印存》跋尾云：『篆印以浑穆流丽为上，刻印以古茂圆转为工，浙欤徽欤?胥是道欤?龙泓承雪渔支离之极，致力秦汉，以古雅出之。完白承穆倩破碎之极，致力斯冰，以雄浑出之。各有所因，各有所创，初无所用其轩轾也。撝叔谓巧人拙人，似矣，而未能索其源而观其通也。浙宗至次闲而蔽生矣；徽宗至让之而蔽亦生矣。然次闲、让之，亦各有所持，卓然名家而未可漫致訾议焉，让之刻印，使刀如笔，转折处、接绩处，善用锋颖，靡见其工，运笔作篆，圆劲有气，诚得完白之致。而完白之雄浑，固望尘莫及矣。盖完白使刀运笔，正求中锋，而让之均以偏胜，末流之蔽，遂为荒伧，势所必至也。吾固谓让之名家而已，非若完白之可跻大家之列也。撝叔能知徽浙之蔽，而工力深至，几几不欲平视让之，吾谓让之当效永叔之於东坡可也。而让之固以偏胜，且欲凌视撝叔。噫，虚怀求道之不易也。』对丁龙泓、邓完白、吴让之、赵撝叔四家之印艺特色，真能洞察精窍，颇见印学之造微。

　　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兼长中医学，人所罕知，杭州有患水胀者，病危殆，延为诊疗投药，旋即霍然而愈。野侯逝世後，其六弟络园辑其遗刻为《方寸铁斋印存》，从弟仁偶撰序，韩登安书石，正钤拓开始，十年动乱忽至，事遂中辍，印石随亦星散矣。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 马国权）

　　枫谷少以优异成绩毕业福建高等学堂，初服务於中国银行，以善书能诗、工於篆刻，早岁在北京为陈宝琛、宝熙等硕学所激赏，延誉士林间，声名籍甚。民国初年，尝在北京政府任职。四十时代初，执教於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日寇败退，一度返回福州，主贺自畏家，里中书画篆刻同好，若潘主兰先生等，暇必诗酒言欢，相与论艺、曾谋为社集，枫谷携印作至，纵谈往往竟日。旋复移寓上海。刚解放，入华东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既结业，分配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印铸部门工作。时公章皆用宋体字，亦不讲求印艺之章法、刀法，所长无以展布。未几发现胃癌，越年乃卒。

　　其书各体皆工，尤精小行草，风致与李北海为近；端楷出入小唐碑，备极遒丽；篆宗吴让之，得其圆匀雅逸。篆刻取法邓石如、赵之谦、黄牧甫诸家，而能融会变化；白文多出汉铸，笔方意圆，饶有静穆气象；朱文印章法茂密，用刀娴雅，或刚健遒劲，或秀挺婉约，并臻妙境。边款精到，跋语尤佳。尝论用刀曰：气锋无利钝，字要发毛，忌光滑也。欲使字画发毛，刀须直立，以锋向我，就字画逼之。偃刀不特无锋，且能使笔笔流滑无味，与发毛相去甚远。凡庸手作印，往往用刀摩荡往来於一画之中，类磨磐然，治印而染此习，则万劫不复矣。』见所著《枫谷语印》中。此作凡六千二百余言，不乏精到见解，曾分载於抗战时李释堪所编《学海》期刊中。偶作山水、墨竹，皆楚楚有致。

　　枫谷周甲之庆，诗人陈兼与（声聪）赠诗五首，其第四首云：『斯文有衰盛，多艺宁谋身。晚愈躭刻划，弥觉石可亲。左右挚黄趟，上下窥汉秦。使刀若使笔，下笔何其神。於焉小天地，光景能常新。举隅三十五，言印妙无伦。此道今少衰，谁欤老断轮。但恐夺诗力，徒使传印人。』盖惜其偏嗜於篆刻，而疏於吟咏也。

　　陈兼老曾著《兼于阁诗话》一书，内有谈枫谷诗者，略云：『昔居京师时，文字之游，与郭枫谷最为密契。前後为谷社，为七人画社，皆与君同之。君才艺以各体书为第一，篆刻次之，诗亦一往清泠。其残篇剩简尚有留者，如《题松峰武昌柳摄影》云：「柔条暗裏长芳菲，短短韶华旋即非。浅晕生春依此水，微醺向晚正斜晖。行轩马埒千鞭集，合道蜻帘一篷飞。旧种汉南君莫问，只今树尽不成围。」《题醉叶楼秋楔图四绝句》云：「意襄楼台结构奇，落霞秋水费寻思。千金—纸难论价，赚得时流为赋诗。」「楼前草木尽伤秋，独有霜枫挽醉眸。解意有人能写照，老夫名字画中收。」「不醉佳人锦瑟旁，枉劳公子作重阳。披图欲问明年会，可许先生也乞浆。」「人间万事总虚空，过尽观场短梦中。岂独桃花生圣解，壁间霜叶十分红。」』诗不备引。

　　其书其印其诗孰为甲乙，不免见仁见智。曩年，余有幸获交枫谷先生挚友潘主兰、陈兼与两老，并得闻其旧事，且惠印拓；又荷郭先生印弟子黄永年教授致函提供资料，因略加裁缀，命笔成此。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日 马国权）

　　其受父亲及启蒙师影响，自幼喜作昼刻印。十三岁中童子试。十六岁就读金华丽正书院。青年时尝在扬州盐运使署任录事，深感官场黑暗，乃绝意仕途。甲午战後，痛国家危亡，—度赞成变法。後任教新安中学堂，以鼓吹种族革命为人告密而出走。自一九○七年起，居沪凡三十年，先後任《政艺通报》、《国粹学报》、《国粹丛书》、《神州日报》、《时报》等编辑，又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神州国光社编辑主任等职，并兼任昌明艺专、新华艺专、上海美专等校教授。一九三七年移居北京，不久卢沟桥事起，虽生活困厄，敌伪临门相邀，亦不为所动，杜门著述，往往出卖旧藏书画以济急。一九四八年应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之聘，迁居杭州。晚年欣逢明时，曾有诗云：『和合乾坤春不老，平分昼夜日初长。写将浑厚华滋意，民物欣欣见阜康。』所作山水画及古籀行草，世所共誉，兹不多赘。

　　其治印始自髫龄，家中藏有《飞鸿堂印谱》及丁敬、邓石如等印谱，然严父以其年稚，只与粗看，随即放回箱中。一次乘父外出月余，遂自取邓谱仿其十余印，父归得见，初尚有疑，及见奏刀，始惊已得矩□，时年方十一耳。自是浸淫於斯，历有年所。後由浙派而转趋徽派，尤於巴慰祖之法有契，并上溯先秦两汉。中年嗜画，篆刻遂疏，非至交不能得一印，而搜集古玺印撰著古印文字证犹不遗余力。以精研古籀及金石碑版，绫条沉雄遒劲，妙於疏密变化，风格与徽派为近，而自具面目，非—般篆刻家所可比拟。沈禹钟《印人杂咏》咏之云：『江夏无双老画师，年瑜九十笔犹持。操刀不囿新安□，默向羹墙见籀斯。』所论至为公允。

　　其於印学贡献约有三端：一日搜集古玺印，编拓印谱。积数十年藏□，曾先後出版《滨虹草堂藏古玺印》初、二、三集，及《集古玺印存》、《竹北栘古印存》，又成《匋玺文字合证》。皆有裨於印学及考古学之研究。二日考证玺印文字。遗著有《宾虹草堂玺印释文》—书，王福庵为撰序云：『先生尝谓以古玺印与卜辞、金文、古陶、木简相印证，更明籀篆嬗变之迹，经籍违写之源，触类旁通，时多弋获，著有释文若干卷藏於家。自来释玺印皆数见而无专书，宾虹实为始创。』其贡献可知矣。三日撰著论印文字。此有《古印概论》（见《东方杂志》二七卷二期）、《周秦印谈》（见《中和月刊》—卷十一期）。《滨虹羼抹·叙摹印》（见《国粹学报》卅、卅三、卅八、卅九期）等。即断章零句，亦时见精蕴，如云：『自有青田、寿山、昌化诸印石出，文人奏刀渐流孱弱；或者宗尚汉印自信太过，其弊也泐蚀以为古，重鎚以为厚，偭规裂矩以为奇，描摹雕饰以为巧，相沿日久，遂成习气。』致李尹桑函云：『仆於西泠，差喜龙泓，余子圭角太甚，似伤和雅。皖派折心石如，白文为佳。若吾乡垢道人、巴予藉二公，非特开西泠之祖师，而上阐古玺之秘奥，能於陈簠斋、王廉生诸子数百年之前具此慧眼，在鄙人坚持斯论，未免有齐人称仲之诮也。近贤如赵悲庵，亦极推崇。巴氏真能不囿於畛域者矣。』

　　宾公逝世後，家人遵其遗愿将全部遗物遗作捐赠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其中即有古代玺印八百余事：金石学遗著多种，宾公自刻而未署款之石章多方。
（—九八二年二月二十—日 马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