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印人 3

　　其於篆刻，盖出家传，初取古谱中春秋以至东汉有代表性印作百数十方精摹之，遂得矩蠖，雪翁为拔其佳者百三十方成《待时轩仿古印草》影印行世，王国维序云：『子期年甚幼，志甚锐，浑浑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玩於其中，其於世之所谓高名厚利，未尝知也。世人虚侨鄙倍之作，未尝见也。其泽於古也至深，而於今也若遗，故其所作於古人之准绳规矩无毫发遗憾，乃至并其精神意味之不可传者而传之。』称许备至。少年获此成就，由是益坚所诣，至老不懈焉。其为印喜拟汉铸白文印，浑厚端严，无异汉制；拟玺多作朱文小玺，秀挺自然，得其意趣；间作圆朱文，亦典雅可观。

　　先生为余题印稿时尝曰：『余幼学治印，读前人谈篆刻诸书，审其号召，皆以宗法秦汉为主；次之则喜谈刀法。窃以秦汉铜印多出铸造，何有乎刀法之说?当时殊不得其解。稍长读家藏古铜印谱，见其印文皆严肃整齐，仅汉晋官印中间有将军印及赐属国君长诸印，其文字放逸，皆出契刻，是即前人所谓急就章。以其不出铸造，故又称为凿印。此外则战国白文玺，以及秦或西汉私印，亦有出契刻者，其文与当时书法同。更读明清印人诸谱，见其刻款精雅，为汉魏所无。审其印文虽称仿汉，而书体放纵无谨严者，於此始悟前人所作皆仿汉晋凿印，仿古铸印者百不二三，其重刀法，固其宜矣。窃以汉晋急就，乃出於军中便宜封拜，是非汉印之正宗可知。至清代中晚期，吴让之、赵悲盫、吴缶庐诸印人出，其作朱文有能突过前贤，而所作白文印，方之汉魏，不免逊色者，皆由刀法之说有以贻误。』读此可见其旨趣。

　　所作印学论著，文字方面，曾两梓《汉印文字徵》，早年所集《古玺文字徵》，後复增订为《古玺文编》；於玺印制度或考订，有《印章概述》、《古玺印考略》??、《古玺印概论》??、《北元官印考》、《李闯王官印考》、《印史新证举隅》；所辑谱录有《战国汉魏玉印集》、《元八思巴文官印集》、《古玺汇编》、《战国汉魏古印式》、《古画印集》、《汉魏妇女印存》、《古玺印钮制图录》、《隋唐宋官印集》；於目录、札记有《印谱考》??、《汉晋以来官印目索隐》、《近百年来古玺印在学术上之进展》、《刻印私议》等。匪独提供丰富而翔实之资料，而考定汉官印死迁须上缴，有殊恩可赐敛；官职而附姓名者乃明器；『日庚都萃车马』大玺为烙马印；由铅制五原侯等印推知漠铸均出母范。类此等等，皆坚确不可易。

　　余交先生二十余载，深感谦谦和易，乐於诱掖後学，每有新知，辄不吝赐告，真能以学术为天下公器，高风足式。遽闻以骨癌捐馆，岂印林之失也哉!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马国权）

　　生於丁丑五月，苦牛也（见其自刻白文印『牛梦六十年』款文句）。少随伯父经元善习电政。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元善以上海电报局总办领衔绅商人士，公电清廷，表示保护光绪圣躬，推行新法，废立大阿哥，西太后闻之大怒，即谕拿办。先生列名其末，同被通缉。得李提摩太之助，随伯父潜逃澳门。葡萄牙当局为取媚清廷，竟逮下狱。一九○○年获释，先生乃东渡扶桑，专攻教育。侨日八载，卒业於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科。归国後任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秘密参与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後，改任校长。因学制改易，学校旋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仍主校务。 一九一九年兼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二○年，省中保守势力不满第一师范师生积极响应『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遂借一师学生有《非孝》一文之作，通过省长齐耀珊及教育厅长夏敬观，藉辞罢免先生校长之职，兼除刘大白、陈望道、夏丐尊、李次九等进步教员，舆情汹涌，学生群起反抗，由是掀起轰动一时之『留经运动』。一九二一年，先生赴京任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总务长，逾年返浙。上虞有富绅陈春澜，先生与之稔，动员捐赀兴学，於白马湖滨创立春晖学校及春晖图书馆，事无大小，先生均躬与之，造就贫苦子弟，革除封建陋习，建树良多。一九二五年，又膺命兼任省立第四中学校长，不久即辞去。先生从事教育近二十年，素重人格教育，亲主『修养』一课，谆谆以作社会有贡献之公民为训。一九二七年被推为中央训练部常务委员及浙江省政府委员。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三一年，两度被擧为国民政府委员。平居勇於任事，不计得失，不爱权位，亦不治生产。关注普及教育，尝建议凡儿童必须入学，读书不用付钱，率由国库盐税付之，名曰『国本教育』。在旧政权下，此理想又岂易行之耶!

　　先生能书，甚得《爨实子碑》神趣，而喜以闲逸之笔出之，有《大松堂集爨联》；兼工篆隶。篆刻嗜自髫龄，其《六十述怀》诗，有『趋庭至乐事，金石尽付与』句，自注云：『余自幼癖好金石，以棉花浸馆师朱砚为泥，握刀不得法，左手食指痛扎，母问恒饰。父亦能刻，早知之，十五岁之除夕，以刀二柄，石十余方，印泥一盒，书数册，呼颐至其前曰：汝拿去罢。平生最得意事，无逾於此。』壮岁以後，印艺益进。多用汉篆之笔而略参隶意为之，看似平实，然取意高迈，别见妙造，朴茂处酷似太室、开母、国山诸刻，时用钝刀，深具古致，非时流所能望其项背者。为西泠印社社员。

　　中岁始习画，曾於民国十五年於白马湖边刻『五十学画』朱文印记之。以绘松、竹、梅、菊为多，寥寥数笔，疏落雅淡，狷介之性，恒流露於楮墨之间，酒酣，大笔淋漓，随意挥洒，气势尤磅礴。一九二五年夏，与于右任、何香凝等友好尝组『寒之友』画会於上海，研艺论文，互相砥砺。先生之女普椿，与香凝老人之子廖承志，为儿女亲。著有《颐渊印集》、《颐渊书画集》、《颐渊诗集》，先生六十寿时，门生故旧汇刊成《颐渊篆刻诗书画集》三册以祝嘏。抗战军兴，被困居沪上租界，忧愤疾作，病逝於广慈医院，得年六十有二。後遵遗愿，归葬白马湖畔。郁达夫有《题经子渊画松图》绝句，云：『早从《非孝》识经公，众议纷纷撼学宫。论定盖棺离乱日，寒松终不负初衷。』末句所言，足表先生高风亮节矣。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七日 马国权）

　　琴斋往在海外，於治泰西文字之余，笃嗜汉学，已孥刀刃石遣兴。及长回国，曾问经史於简竹居，叩书艺於康有为。任职侨务机构於上海，公余之暇，颇攻究古籀文字及诗文书法。沪上名家，若易大厂、叶恭绰、吴湖帆、张大千、王秋湄、马公愚、邓散木等，皆时相往还，研讨艺术。有印曰『海外归来始读书』者，盖言始深究之也。尝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宣传事，以抗争外资英美烟草公司之欲独霸中国市场，压制民族工业发展。日寇侵华，一九三七年冬自沪达难南归，於香港利园山设『袖海堂』，以为授徒之所，或曰『琴斋书舍』，慕名学书者不鲜。—九四—年末，日占香港，翌年移家澳门，赁居利为旅酒店，仍以课徒为事。战後返港，居缆车径一号，颜曰『在山楼』，叶遐庵为之书。教学之余，隔岁或举办展览，力倡风雅，深为同道所称许。

　　琴翁天资睿敏，於书法篆刻辞章无所不擅，学古能变，巧夺其神，而不为桎梏所限。其於书，甲骨、彝铭、汉魏碑刻简牍皆遍习，时甲骨与简牍初出，尤所究心，甲骨大字多以茅龙，便面小字则借助钝嘴钢笔蘸墨成之，峭劲遒峻，与刀刻之意相合。康有为称其篆分苍深朴茂，深入汉人之室；篆法三颂，亦雄奇古厚，殊非溢美。余少时於冷摊得其所书各体字册十二开，细品用笔，以为多出宿羊毫及麻笔挥写，用取古拙，曩余撰《广东印人传》尝论及之。後琴翁交好高伯雨先生撰文，复引余说，以为知言。工具与艺术效果，关系不可不讲求也。承李乔峰先生见告，琴翁课徒，主张楷书从锺繇『三表』入手，不涉唐人，以其天然韵味已泯；又谓字之要诀，曰神韵、气象、布白、意态及起伏疾徐。

　　其治印也，初喜汉凿—路，章法谨严，冲刀驰骋，杂以残连，《琴斋壬戌印存》所载，盖卅五岁时之作。後书艺益进，从亲炙易大厂中又得引发，印风至是丕变，更臻苍奇古茂之境。拟古玺固绝工；而以甲骨文字入印，白文之作，布白错落有致，运刀劲利老到，妙得卜辞之遗，即作朱文，其用刀之率真瘦硬，均不失殷人意趣，苟非深探其奥，安可得耶!元有楷字押印，然瑜瑕互见，琴翁撷魏晋碑刻佳书入之，恍若缩摩崖於方寸，小中见大，顿觉神采焕然。至其所谓印识，实取刀石以抚金石碑版文字，与—般印款未尽相同，与清人缩摹汉碑於砚背者略近，而稽之古来印人，迄未拓此途辙，亦别开生面也。阅《琴斋印留初集》、《千石室印识》，皆可赏其佳制。

　　其为画也，年五十方为之，会所筹展览仍有数月，欲多—品类，乃以作画之法试写之，初作枯松，後及竹石山水人物，张大干以『渴笔澹墨，有松圆穆倩两家意』誉之。有己卯、丁亥《琴斋书画印合集》两辑。

　　自甲骨出土，集其文字为楹帖及诗者，罗振玉实启其先，继踵者有章珏、高德馨、王季烈、丁辅之诸家，琴翁之《甲骨集古诗联》较後出，得联约一百五十，得诗三十有七，集句成章，和声合律，俱见辞章工巧，而其摹写之工，更允称後来居上也。

　　琴翁晚年，忙於教学，时为肝疾所扰，仅逾周甲，即溘然长逝，未能竟其所诣，艺苑惜之!遗命火化後，以灰扬诸鲤鱼门外大海中。殁後之三十八年，即琴翁诞生之一百周年，其人室弟子王汉翘先生以所藏琴翁各体书作三十三件、篆刻三十一方、画三幅，及王秋湄与琴翁论学书札、手卷等，一并捐香港艺术馆，该馆旋即刊行图录，举行展览，以资纪念。其二子而廉，曩曾识之，亦能书，惟风致与父迥殊；女文舒习山水，今授画於美国。（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马国权增补）

　　少善诗文，得於家学。七岁已能作擘窠书。喜涉丹青，曾随老画家尹和白学画。年廿六，赴沪就读法国教会学校。翌年携弟寅恪束渡日本，入高等师范博物科攻读，所学博涉医学、物理、地质、生物，课余作画勤而不苟，一九○九年毕业。前後居日八载。三十五岁归国任教於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是时已与吴昌硕有书画金石交，授课之余，即作书治印不辍。绘画於山水学沈石田、道济、髡残、蓝瑛，不使—笔入『四王』，生辣爽健，鈎多而皴少；花卉师陈白阳、徐渭、李复堂及缶翁，挺拔俊逸；偶作人物，有罗聘遗意。一九二二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不久北上京华，应教育部之聘为编审，主图书事。乃移家北京，赁屋西城，勤苦自处，庭中有老槐，连荣文颐，辟—室命曰槐堂，亦以自号，读书研艺其中，时集诸文友相与切磋，若姚华、萧谦中、王云、余绍宋、金拱北、鲁迅、林宰平、齐白石等，皆是时交好。一九—六年师曾先生有《作昼遗林宰平》诗，其序有云：『作画时，宰平为予牵纸，骤然落笔，大为惊愕，既成乃知为石也，座客旁观，亦颇称快。』共聚交流，其乐何极!曾作《京华风俗图》，论者许为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生活真实而有趣之写照。是时先後兼任女子高等师范及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越年兼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手工图画专修科国画教员。—九—九年改任北京美术学校及美术专门学校国画教授，广栽桃李。一九二二年应日本画家荒木十亩、渡边晨亩之约，与金拱北赴日本举行书展，且携齐白石画作推介於彼邦，齐画之顿增声价自此始。画学著作有《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清代山水画派别之研究》、《清代花卉之派别》等行世。而诗则有《槐堂诗钞》。 *Q#V1` Gei0j0[En1@s
其治印初由黄易、奚冈、赵之谦等人手，後转喜缶翁印风而师之，得吴氏钝刀入石之妙，出奇造意，不因避甜熟而陷犷野，神理自媚，往往於拙中见巧。姚华论其印云：『师曾印学导源於吴缶翁，泛滥於汉铜，旁求於鼎彝，纵横於砖瓦匋文，盖近代印人之最博者。又不张门户，不自矜秘。』齐白石曰：『吾友师曾，篆刻之道师缶庐，惟朱文之拙能肖其神，自谓学缶庐稍得之，故以染仓铭其室。学无二心，知者於篆中可能见之矣。予独知师曾在戊午（一九一八）己未（一九一九）之间渐远缶庐。周大烈亦语予曰：观师曾画用印，戊午以前师缶庐作，以後之刀法篆势渐远缶庐，苍劲超雅，远胜汉之铸铁，亦非前代之削做。』李健述其用刀曰：『故人陈师曾，则执刀几於握拳，锋则向鼻，运斤成风，砉然响然，下刀如蚕食叶，行所无事，其味醇然。』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之：『名父文章一代宗，清芬踵武有遗风。才高不薄雕虫技，细处功夫与道通。』其学问深，取材博，发而运诸铁笔，故能高妙迈群也。

　　一九二三年夏自北京省继母俞夫人於金陵，母遽殁，不久师曾亦以痢疾卒，时农历八月初七日也，年仅四十八岁，深为艺坛所痛惜。越一年葬於杭州西湖牌坊山。其父散原先生有《长男衡恪状》，尝云：『衡恪迂拙守俭素，不解慕声利。往往徒步张盖，穿风雪趋吏舍治事。刻苦自励，谨身而矫俗，其诸弟皆莫及也。』吴缶翁於其艺亦颇致赞许：『师曾老弟，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逝世後之翌年，友人姚华、门人张恬集其遗印成《染仓室印存》八卷。弟子王友石录其平时论印之说十七则，曰审字、定体、布局、印制、刻法、周秦印玺、汉印、泥封、碑碣、金文、陶文、砖瓦文、邓派、後浙派、前徽派等，凡四千余字为《槐堂摹印浅说》，齐白石为之序。遗著另有《陈师曾先生遗墨》、《陈师曾先生遗诗》、《不朽录》等。（一九八一年十月四日，马国权增补。）

　　幼孤，随祖父读书，年十七成诸生，越四年举於乡。善书，楷行皆宗褚遂良，又擅汉隶，均秀劲渊雅。挥洒矜慎，稍不惬意，必为重写，即平素便札草稿，下笔亦—字不苟。工画，写梅具寒香冷艳。嗜古博物，张祖翼素以收藏珍贵碑版名於时，一九一七年病卒，所藏十九归礼堂。精於金石考证之学，端方礼延幕中，端氏《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诸书，其鉴别排比，大率出其手。清代金石学者王昶著《金石萃编》百六十卷，以精博称；其有字不可识者，多以方框代之。礼堂博闻强记，辄就方框多所填补，马公愚与礼堂同居沪西襄阳路颐德坊，—见为之咋舌惊佩赞叹，其渊湛如此。著作有《金石学续录》、《竹人录续》、《王寅消夏记》、《武梁祠画像补考》、《龙门山古验方校证》、《松窗金石文跋尾》、《香篆楼脞录》、《角茶轩金石谈》?、《弄玉丛话》?、《松斋书画编年录》、《散氏盘文集释》、《云峯山郑氏摩厓考》、《审定故宫金石书画日记》、《石师录》、《续古玉图考》、《元破临安所得书画目校证》、《汉刻甄微》、《学隶浅说》等近二十种，皆为有价值之著述，惜多未及刊布。与黄牧甫、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等交契至深。辛亥革命後定居沪滨，四方求书及诸藏家出所藏求为题识者，络驿於门。收藏家若张石铭、奚萼衔等，购藏书画及金石碑版，均以礼堂一言为是。古董商及书画掮客欲加贿赂，乞以兜售之物定为珍品，然遭严拒。

　　精篆刻，取径浙宗，而广涉古玺汉印，沉著遒劲，笔力挺秀，时露天倪，边款尤短峭入古，精美如古之碑版。其印非知交不能得，人故无由知之，亦不欲人知也。一九四三年，秦彦冲检其遗笈，得自刻印数十钮，与其子保衡商议辑谱，後邀张鲁盫合作，向友人再假得若干钮，合成百钮，为《松窗遗印》两册行世，精印仅四十部，艺苑珍若球璧。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及德彝，诗云：『文物千年考订真，汉廷老吏是前身。雕虫却费雕龙手，款识精微亦绝伦。』并有注曰：气褚德彝……精金石碑版之学，篆刻亦称一家，边款尤华朴相生，冠绝当世。』

　　自日陷上海，民生凋敝，所得润资不能周给，境颇艰困。而操守甚严，有以求其墨宝以献媚敌伪者，虽与多金，亦以年迈手震不能作书相却。自此所有写件即与敌伪无涉，深恐厚此薄彼，以招尤怨，亦复婉谢。由是饔飧不继，告贷无门。不得已，只能割爱珍藏，以维生计。尝云：『吾之食古堂，昔以自况食古不化，今则赖鬻古物以充食耳。』心境不舒，体遂日羸，贫病交迫，直至於死。礼堂既捐馆，家人亟欲以居室顶替与人，即礼堂心爱之品，亦以廉值让诸收买旧货者，珍若《金石萃编》填补本，亦论斤出售以去。越日马公愚闻讯，已求索无从矣。乱世学人，境况往往类此，悲夫！（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马国权）

　　先世业商，叔及从兄弟皆以学称，私心倾羡、遂笃志习文，恒以文会友，研诵无虚日。及父卒，不得不绳其业，终以折损而罢。旋参近代民主革命家陶成章之光复军为书记，欲有所献身，喜骑术击剑。於时获交章太炎，赠以许氏《说文》等书，由是究心文字之学。後陶氏为歹徒所杀，遽失统领，改从沈玄庐筹组公民急进党，无何，又被迫解散。会常熟周左季有贫民工厂之设，邀任稽察，怡然履职。周氏精金石版本之学，公余论艺，辄得会心，深相交契，遂渐泛及於金石刻画，其弩刀治印及刻竹，盖始於是时也。其後又尝任浙江省议会、嘉兴讲习所及商会文书。日寇侵浙，避地於钱塘，及寇败走，已年逾六十矣，而终於上海法学院秘书之任。

　　先生工篆隶，所书铁綫篆颇为人所称道，尤精小楷，虽细如蝇头，而提按挹让，无一懈笔。偶作花卉，亦有佳韵。数十年来，业虽屡易，然於文艺之嗜，可谓锲而不舍，纵历尽颠沛流离，亦不曾中辍，故其治印与刻竹，老而弥佳。治印初从吴圣俞、吴让之两家人手，後复直追周秦两汉，涵泳商周彝铭、卜辞泉货、汉晋砖瓦、封泥简牍文字，陶熔变化，终乃自成—格。尝云：『人之体貌赋於天，虽亿兆京垓以至不可数无有同。夫治学亦当如是。今乃弃其不相同，而求同於人，此大惑也!故我之治印，於古无秦汉，於近无皖浙，我行我素而已。』

　　余最初得见先生印作，始於西泠印社一九三二年所刊之《现代篆刻第一集》，白文朴茂挺劲，妙夺汉铸印之风神；朱文整饬秀雅，其拟元人一路，尤渊懿静穆，盖缘嫺於玉□篆有以致之。善用切刀，光洁可爱，与西泠诸老之故作斑驳者不同。八十年代中，余以所辑《章草字典》稿呈正於王蘧常教授，蘧老欣然赐作长序（见《书谱》双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文末殿以『嘉兴王蘧常瑗仲父』（白文）、气後右军一千六百五十二年生』（朱文）两巨印，神采焕然。昔赵撝叔曾言：『古印有笔尤有墨』，今竟能於并世印人作品见之，叩询得知，乃其同乡文友陈澹如先生所镌。诚如澹如先生晚年所云：『於古无秦汉，於近无皖浙，我行我素』之作，与西泠印社刊本别有一番境界。蘧老赠诗云：『如何跃马穿林手（穿林古剑名），招得钟彝万古魂。』承蘧老鼎力相助，多次去函澹如先生公子德堪，先後获惠寄《澹如刻竹》、《澹如印存》两影印本；蘧老复以德堪先生之恳求而撰写之《陈澹如先生传》文稿见示。余之稍知澹如先生史事艺术，皆拜蘧老之赐也。

　　《澹如印存》原为吴藕汀所藏，收印四十四方，皆附边款，为庚申（一九二○）至辛未（一九三一）间所作。一九四五年夏，嘉兴曾有《百家印选》刊行，中亦辑人先生篆印。《澹如刻竹》编集於一九三四年，王蕴章题坛，收有先生所刻竹扇骨二十九把墨拓本。吴昌硕、袁寒云、褚德彝、王福庵等名家所书件数事，皆摹刻逼真，曲尽其妙。而自书者，除摹甲骨，彝铭，春秋战国古钱币，秦诏版，汉金文、木简、砖瓦、封泥等外，亦以四体书唐宋以来诗词，琳琅满目，妙绝古今，极为世重。非饱习古籀，得其韵趣者，无由诣此。以镌刻言，石之纹理就笵较易，而竹之纤维驾驭尤难也。册中题词者凡十四家，王蘧老题句云：『铙馋劲节镂孤根，汉瓦秦金认墨痕。耻与侏儒竞升斗，立锥始见布衣尊。』附小序：『澹如吾兄沈酣艺术，凡书画金石之学无不能，予之畏友也。顷以所刻竹扇骨墨拓十余事见示，叹为精绝，敬题一诗，即祈两政。』郑之章赋诗曰：『锲简端资考古勤，藏胸成竹富多文。直今并世诸能手，论到源流合让君。』亦知言也。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 马国权）

　　累世为医，而清贫如洗。六岁丧母，由外婆抚养。十岁外婆亦去世，遂归家纺綫织带以补家给。年十四岁，以生活所迫，离家佣工於兰溪。十六岁在钱庄当学徒，始有机会接触笔墨。然性喜书画，苦无良师指导。十九岁至上海，由友人之介识名画家任伯年，得获指授，後又请益於吴昌硕，虽未正式拜师，然缶翁热情授以绘画、篆刻要领，追随左右近十载，所得独多。与吴谷祥、吴石仙、高邕之、王一亭、蒲华等名家，亦时有往还请益。年近三十至北京，遂定居焉。—九二二年尝在蒙藏院任职，旋辞去。亦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艺术造诣日深，而名益显，遂以鬻画卖印及授徒为活。与萧谦中、陈师曾、齐白石等均交好。而与萧谦中合作画特多，人称『萧陈合作』，盛行一时。齐白石《壬戌（一九二二）杂记》云：『半丁居燕京八年，缶老、师曾外，知者无多人，盖画极高耳。余知其名，闻於师曾。一日於书画助振会得观其昼，喜之，少顷，见其人，则如旧识。是夜余往谈，甚洽。出康对山山水与观。且自言阅前朝诸巨家之山水，以恒河沙数之笔墨，仅得匠家板刻而已。後之好事者，论王石谷笔下有金刚杵，殊可笑倒吾侪。此卷不同若辈，故购藏之，老萍可为题记否?余以为半丁知言，遂书於卷末。』读此可知半丁为人与识力矣。中年以後，被聘为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京华美术专门学校讲师、教授，殷勤以美术教育为事。其画以花卉及山水著名，亦偶写人物、翎毛、走兽，所作上取青藤、白阳之淋漓痛快，下得缶翁之磅礴浑厚，故能於写实中含变化，平易中见技巧。山水体近石涛，风致浑古。

　　半丁书工四体，行书深得米元章韵趣，颇负时誉。治印遵缶翁钝刀之法，然篆法、章法略异，浑厚高迈，一洗时人浮媚险怪之习，曾见所刻『徐荷』一印印跋云：『自来刻印，未有不从秦汉，不然，学无根源。』又在『倬厂八十後所作』印边跋中云：『汉印重白文，方圆粗细并用，老缶後知者鲜矣。』印旨如此，而所作亦随之。寿石工《杂忆当代印人》诗，其一首为合咏半丁、白石者，诗云：『敬涤堂中六博新，借山馆外绝嚣尘。钝刀利刃余清事，□扁虬圆齐与陈。』陈齐并称，推崇可见。新中国成立後，被举为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虽年登耄耋，仍体健身轻，挥毫作画无倦容，创作热情甚高。某次昼展，因对一画家作品之意见与康生相左，迨十年浩劫，康乃借机使人抄其家，并进行—系列批判、游斗、殴打，即沦陷时期所刻『不使孽钱』、『老年清苦』、『彊其骨』等闲章亦成『反党』之罪证。衰年不堪残虐，病亦无门求诊，遂含冤以卒，年九十五。（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 马国权）

　　父吉光，字璧如，业塾师，篆与印皆宗邓石如。子奋先生少受濡染，髫龄即习篆刻，又好国画。年十六，出任小学图画教员，先後历任职业学校及各中学教席。二十余岁，即以鬻艺自给。数十年来，於国画篆刻，精研不懈。其画深得陈洪绶与任伯年用笔之妙，所作白描鈎勒，笔法挺劲，尤长花卉写生，徐悲鸿先生尊为生平畏友，所作《陈子奋白描花卉册》共—百四十幅（一九五九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凡习国画鈎勒者，莫不奉为圭臬。晚年，福建省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美术界又推为国画研究会理事长、美术家协会福建分会副主席、福州美协主席，於绘画艺术之创作，对国画後辈之诱掖，与工艺美术生产之指导，均不遗余力，卓著劳绩。时福建省艺术学校、福州艺专、福州工艺美术学校诸生，亟盼子奋先生亲为启迪，因设讲座，每周授其创作体会，群称善焉。

　　子奋先生之篆刻，其成就不亚於国画，生平治印以数千计，，早岁刻有水游人物、百将、百美，及剑侠诸印谱，晚年复成百花、爱国诗人、画中九友、地支圆等谱，均获时贤推许。曾自言：『余学篆治印，垂六十年，求其一点一画圆融藏锋，而迫近於甲骨、钟鼎、玺印者，接前贤之步趋，冀发扬而光大。』成就确有可观。诗人陈衍评其印曰：『融冶皖浙二派於一炉，而追摹秦汉，瘁心力以赴之，故其笔力苍劲深厚，驳驳乎奄有完白、冬心之长焉。』徐悲鸿以所绘《伯乐相马图》赠先生，附以题记云：『戊辰夏尽，薄游福州，乃识陈先生意蔀，年未三十，已以篆刻名其家，为余治「游於艺」、「长颅颔亦何伤」、「天下为公」诸章，雄奇遒劲，腕力横绝，盱衡此世，罕得其匹也。』又致其函求印云：『足下於印，固无所不可。……当代印人，精巧若寿石工，奇岸若齐白石，典丽则乔大壮，文秀若钱瘦铁、丁佛言、汤临泽等，亦时有精作，而雄浑则无过於兄者。』陈、徐所论，皆能道其特色。其友潘主兰先生论之尤详：『合中言治印者，莫不知有陈子奋先生。陈子之治印，既通六书，更博览周秦汉魏金石文字，至若皖浙名家，曾涉而猎之。生平尤心折让之、仓石，指腕流露，则让之之意为多。奏刀历数十年，无间寒暑。案头石累累，不旬日间，积稿辄盈寸。资之深，故成也大。闽之中，篆刻家或有未能出其右。顾前此风会未开，而陈子开之；後此时流屡变，而陈子亦无不变之。唯蕴於中厚，发为纷华、为奇崛、为典重，皆随变所适。因知艺之至，初必以法，而底於无法，然非无法，法一而变多，遂臻幻境。暮年往往创新意，大胆用简体字刻烈士名言，人益以是争宝之。』以其相知深，故能言之确当也。 子奋先生著有《颐谖楼印话》，所言治印，时有胜义，如云：『刻朱文须留意於白，刻白文须留意於朱。求之实者，必意之虚。求之此者，必意之彼。庶几变化在手，元气淋漓。』又云：『边阑与印字，有相生相发之妙。其断也不得不断，其续也又不得不续；绩所以蕴其精神，断所以疏其气势。汉碑额、六朝墓志，有先作书而後画界阑者，其例甚显。今人用刀棱石片，妄意敲击，或并及其字，破烂残缺，目为苍古，离道远矣。』而於印跋中，亦往往抒其印艺见解，如云：『汉金文人印，邓完白後赵撝叔、黄穆父俱优为之，窃以为瓦当、玉符、石刻，碑额亦未尝弗佳，广收并蓄，熔为一炉，印篆境域，当更广阔也。』『古人书从印人，印从书出，刻印正所以学书，不书而求印之精殊难。』『学浙防瘦利，学皖防妩媚，长揖古之人，昂头出天地。』非精通此艺，何能语此！

　　又著有《寿山石小志》，《甲骨文集联》、《籀文汇联》、《古钱币文字类纂》，亦为艺林所推重。（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马国权）

　　其父渭渔，清季在闽任候补同知，巨来遂诞於是。鼎革後随父移居申浦。—九一八年曾从嘉兴陶惕若习印，无所成。十九岁改随父执赵叔孺问业，叔孺先生固—代宗师，兼精书画篆刻者，见其於印领悟胜於书法，乃令专力於印，且诲之曰：『尔须多学汉印，不必拘於学我，学我即像我，终不能胜我也。』时《十钟山房印举》适由涵芬楼影印行世，乃命日事揣求，从此艺事日进。一九二六年年夏日，巨来诣赵府请益，座中有客豪於言谈者，初不识为何人，及叔孺出其所藏《云麾将军碑》旧拓请客人鉴赏，而於所钤『叔孺得意』—印颇有赞词，叔孺告谓：『《双虞壶斋印谱》有汉印「叔得意印」，余甚喜之，遂嘱弟子陈巨来摹刻，改「印」为「孺」字，配合妥贴，宛然古制。』边语边为绍介，巨来由是得交书画名家吴湖帆。湖帆为吴大激中函文孙，家富收藏，能印，但不多作耳。谓巨来曰：『君印与汪关为近，余家藏其《宝印斋印式》十二册，可供君参考。』时巨来於汪关其名尚茫然不知也。湖帆遂邀同至其家，一观汪氏印蜕，并慨假回寓，使能从容玩索，後历七载始璧还，诱掖之诚，令人敬佩。汪关为明末印坛翘楚，擅拟汉印，工整而流动，剥落有妙理，名书画家董其昌、李流芳、王烟客等所用印多出其手。巨来获见佳谱，乃寝馈其中，於朴茂稳实深所致力。後更广事研求，若程荔江、陈簠斋、吴宪斋、吴平斋及罗叔言、黄宝虹等诸家所藏，以暨各地新出古印，凡足供印人取则者，咸加摹采，一以自资品赏，亦欲垂示後学，名曰《古印举式》，全编分正续两集，正集为一面印，续集为两面印，每印皆据原拓双鈎廓填，务求不爽毫发，往往摹四五方始选取其一，惜以精力所限，仅成三百余方，未能竣事。印艺既成，又得叔孺、湖帆等名公广为推誉，於是叶恭绰、张大千、溥心畲、冯超然、张伯驹等著名书画家、收藏家，竞以镌印为嘱，鬻印生涯颇不寂寞。以艺自给者凡三十载。五十年代，获聘为上海市文史馆（後易名文史研究馆）馆员，始有其工作岗位。

　　巨来於印，自谓先学赵撝叔、黄牧甫，此後则取法汪关及秦汉古印，又遍观宋元名迹收藏印，始得元朱文要窍。尝自言刻印约三万方，可存者三百余方耳。巨来能治古玺、汉印、元朱文，而以元朱文印独步当代。乃师叔孺固精擅元朱文，承传所授，复上溯赵孟俯、文三桥，兼采元明以来各家象牙犀角印文字、章法、刀法之妙，心追手摹，穷其正变，融会变化，自成体貌，秀雅恬静，轩朗恰和，叔孺先生许其『元朱文为近代第一』，确非阿私之言也。拟汉之作，白胜於朱，文字之增减揖让，笔画之并连残损，俱经刻意经营，特见工巧，较汪关为浑穆，而比叔孺先生似又稍逊其渊雅。古玺以朱文小者为佳。至其款识，则以陈秋堂为尚，得秀丽工致之评。

　　传世之谱有三：一为一九四八年粤人杨朋之以己之藏印六十一方辑为《盍斋藏印》；一为一九七六年居台湾之曾绍杰以所藏及假得印蜕，选出四百零三方为《安持精舍印存》，在港印行；一为一九八二年亲自选编之《安持精舍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收印四百一十余方，早中晚年所作俱备，选抉最称严格。四十余岁时，曾有《安持精舍印话》之作，凡二十一则，二千三百余字，不乏研索有得之谈，如云：『仿汉铸印，不在奇崛，当方圆适宜，屈伸维则，增减合法，疏密得神，正使眉目一似恒人，而穆然恬静，浑然湛凝，无忒无挑，庶允独到。』又云：『宋元圆朱文，创自吾赵（吾丘衍、赵子昂），其篆法章法，上与古玺汉印、下及浙皖等派相较，当另是一番境界，学之者最为不易。要之，圆朱文篆法，纯宗《说文》，笔画不尚增减，宜细宜工；细则易弱，致柔软无力，气魄毫无；工则易板，犹如剞劂中之宋体书，生硬无韵；必也使布置匀整，雅静秀润。人所有，不必有，人所无，不必无，则一印既成，自然神情轩朗。』可与所治印互相印证。巨来能诗，盖得丈人况蕙风之教，每喜集句为之。间亦涉笔画松，时有高致。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马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