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透着三农困境中农村社会面临的普遍尴尬！

作者：偶尔喝多不算坏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177    更新时间：2009-11-25   顶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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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人按过三次血（红）手印了。第一次，1978年，18名村民按下血手印，进行大包干，此举后被指认为揭开了农村改革同时也是中国改革的序幕；第二次，2006年底，98名村民联名挽留挂职书记沈浩；第三次，2009 年9月24日，小岗村183名村民再次按红手印挽留任期将至的沈浩——可惜，这次没有留住，沈浩还是走了。
也正是沈浩的离去，让小岗村再次成为媒体与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时，伴随着这次事件被逐渐揭示出来的，还有许多小岗村往日鲜为人知的事实。
我们不妨在这些公开材料的基础上梳理一下小岗村。看看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又有哪些值得我们深思。
由于小岗村18名村民的一次“壮举”，小岗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占据了一个特殊地位。
正是由于这个地位特殊，所以，在过去对小岗村的种种争论中，一个永远的主题是小岗村能为这三十年佐证什么？——小岗村当年的选择是对是错？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开历史的倒车？它在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农业生产管理模式的改变、农村组织形式的探索等方面，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示范作用？等等。如果用一句较为简单的话概括，就是“政策方向正与误，农村改革得与失”。
对小岗村依旧持肯定态度的人，肯定其“自力更生的奋发图强精神，实事求是的和谐求真精神，敢为人先的突破创新精神”；而对小岗村持否定态度的人，则对小岗村的现状表现了充满悲观的失望，甚至语带讥讽。一句话，尽管小岗人的精神仍然被肯定，而小岗村的现实状况却难以为改革开放做一个漂亮的注脚。
客观说，把小岗村作为一个政策拐点来标注它是不恰当的。它即不是浙江嘉兴南湖上的船，也不是贵州遵义的那座土楼……对小岗村如此定位，在给了小岗村荣耀的同时，也让它背负了它无法承受之重。
对于当年小岗村按手印的村民来说，他们按手印时，既没有政治理想，也没有明确的诉求目标，更想不到这种行为后果的轰动效应。他们仅仅是试图改变而已。尽管对于他们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许的确有些冒险，但为这种冒险行为提供精神支撑的，仅是农民面临困境时所表现出的思变本能，或者说是农民式的不羁。这无法也无需上升到“凭借信念追求真理锐意创新”的层面。他们仅仅是一群普通的农民，他们仅仅是用一种典型的农民的方式，在寻求生存之道。本质上说，这与揭竿而起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对抗，大不了杀头。
让所有的光环都褪去，我们才能看清小岗人，看清农村，看清中国农民。
不坏早前就说过，不坏是一位进城农民。不坏与农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不坏眼里的农民，不是政治注脚，不是生产工具，不是被经济大潮所驱使的经济动物、挣钱机器，不是被城里人反复讨论是否应该宽容的对象……而是一个或许有不足，但却必须得到尊重的巨大群体。
以上，是不坏此次关注小岗村的一个基本视角。
应该说明的是，研究小岗村，不同于研究华西村、南街村。研究华西村、南街村，是寻找类似特例所提供给我们的启示。而研究小岗村，则应重点研究农村深层共性问题所在。应该说，至少在现阶段，华西村南街村最多只是中国社会极少数村庄的明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复制性；而小岗村的现状则提示着决策者：这才是中国现代大多数农村的现实状况，这是不能也无法回避的。
一，小岗村的代表性
首先，我们必须取得以下几个共识：
（一），小岗村的地理位置与交通环境，在中国中东部农村地区中属于中等偏好。
小岗村位于安徽凤阳县东部，距县城25公里，属皖中平原地带，距京沪铁路4公里，距省道307线7公里，小岗村的小岗大道连接省道101和省道307线，小岗村距南洛高速公路凤阳出口15公里。距明光、临淮两个淮河航运码头均20公里。
（二），小岗村的经济状况属于中等偏好。——暂且不论这是输血还是造血的结果。
目前，小岗村耕地面积8713亩，人均2.3亩。小岗村除传统农业外，还有葡萄、蘑菇等农业种植及猪、鸡等养殖项目。工业有小岗面业、钢构厂、装饰材料厂、节能电器公司等工业企业。其它还有旅游业等。2007年，小岗村人均收入达到6000元，2008年超过这个数（没有找到准确数字）。——小岗村的人均（农民）土地资源与其它农村地区相当，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种植业、养殖业及工业的规模、模式与其它中东部农村类似。人均收入高于全国2008年 4700多元的平均水平。有旅游资源优势，但不大。如，大包干纪念馆从建馆到2008年累计仅接待5万人，门票收入仅百万。简单计算，每天到小岗村的游客仅几十人。
（三），小岗村在文化、信息等其它方面的建设好于中国大部分农村。
小岗村有纪念馆、文化广场等文化设施，电话和有线电视比较普及。
（四），小岗村人口规模较大，有组织优势。
小岗村在并村以后下辖23个村民小组，有849户3823人，设有村党委。据报道，正副书记共六七名。村民委员会情况不详。财政方面，相信小岗村的财务应该是自理的——目前中国部分村级财务自理，部分由乡镇代理。小岗村现在的人口规模在中国农村中属于比较大的（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20户115人，后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及合并周围村子达到现在的规模）。
（五），用普通村的标准看，小岗村发展较好；用明星村标准看，小岗村很失败。
在以往的争论中，人们多认为小岗村是失败的。但这种失败，是人们用明星村的标准衡量的。是在与华西村、南街村等明星村的对比后得出的结论。而且，这种失败，主要是指经济指标方面，不包含其它社会指标。但我们通过以上分析与数据可知，如果仅把小岗村作为一个普通村庄来看，那么它的综合发展水平还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因此，小岗村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基本村况在中国属于中等偏好的水平，所以，可以认为小岗村在中国大多数农村中具有代表性。
二，小岗村的困境
接下来，我们在以上共识的基础上分析一下小岗村的困境。——没有这种共识，我们将失去探讨的基础。
除了自然条件与基本村况以外，我们还通过媒体了解到两个基本事实：一，小岗村其实一直到5年前还很穷；二，近5、6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省财政厅在小岗村的挂职干部沈浩。
据媒体报道，当年大包干18名发起人之一的小岗村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说，2003年，小岗村破破烂烂，一些人家还住着茅草房。全村人均收入2000元，低于市县平均水平，集体欠款3万。也就是说，尽管大包干后小岗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但长期没有发展，没有致富。“一步跨越温饱线，多年没进富裕门”。尽管有最近六七年的发展，但小岗村至今也仅仅只是比全国大多数农村稍好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岗村是有些不争气的。
然而，正是这种情形，恰好体现了中国大部分农村面临的真实困境。难道不是吗？改革开放初期，来自农村的好消息不断，那段时间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1978—1984 年，年均增长达到16．5％；1985—1988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年均增长4．9％；而到1989—1991年，年均增长只有 1．9％；1992—1996年年均增长5．6％；1997—2000年，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年均增3．7％；近几年，农民收入又有所增加，保持了年均6％以上的速度，但这是在各项支农补贴持续增加、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基础上实现的，并不是农村又焕发出活力的表现。如果除掉补贴和涨价的因素，农村经济境况并不乐观。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与发展成果几乎都出现在城市，国家在制定投资、金融、征稽、物价、消费等政策时，依据来源于快速发展的城市数据统计。而多年没有尝到经济快速发展甜头的农村，早先大包干所获得的那点实惠早已干瘪下去。于是，尽管农村也在发展，但却非常缓慢，增收的部分却远远小于增支的部分，即支付能力下降。——农村这架牛车，再怎么“快牛加鞭”，也赶不上已经驶上快车道的城市列车了。城乡之间，差距越拉越大。
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忆苦思甜来感慨昔不如今，并把由此产生的自我满足感视为天经地义（小岗村就有“当年农家”的观光点），所以，当城里人依旧抱着茅屋草舍鸡鸭满地粪便横流的印象去农村，却冷不丁看到农民新盖的砖房时，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感叹：农村变化太大了！但殊不知：在中国城乡居民的年人均收入差距相差一万多元的情况下，农村人的消费如买衣服、买食品、乘车出行、在医院里看病、送孩子上学……却要花与城里人一样的钱！你仔细想过这意味着什么吗？农村地区的公共投入与社会保障远远落后于城市。
虽然晚了些，小岗毕竟脱贫了。但在全中国，绝大多数村子却没有小岗村幸运，还有太多没有脱贫的地区。我们前面说过，小岗目前的状况，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县贫困乡贫困村。 2008年以前，中国农村贫困线设定为人均年收入683元，按这个标准统计，那时中国有4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2008年后，农村居民贫困线提高到年人均收入1300元，这一下子中国又多出4000多万贫困人口，达到8000多万。你能想象一个人全年只有1300元会是什么生活水平吗？这又是多大一个群体吗？——这还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炫耀政绩而瞒报的贫困人口数，或虚报脱贫人口数。
对于地区农村贫困地区，国家和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是有不少帮扶措施的。就比如小岗村。
这些年，小岗村得到过多少外界的帮助？具体数字肯定是没有的，但大概算一下仍然会让你觉得吃惊。
在沈浩到小岗村之前，1993年2月，在省人大代表严宏昌和其他代表的呼吁下，安徽几大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会议确定了大约 1300多万元的投资数额，……滁州市政府后来的一个红头文件说‘投资已到位661万……’；1998年安徽省委从财政上拨了200多万元用于修路，还在小岗村头，还建造了气派的牌楼；江苏张家港市长江村为小岗村铺了友谊大道；各级政府在小岗“大包干”二十周年纪念前后投资建小学、建水塔，还为每户建了卫生厕所；2001年长江村又投资150万元建起了葡萄园示范区，无偿支援小岗村民种植葡萄。沈浩到小岗村以后，建“大包干纪念馆”的300万资金是沈浩争取来的；修“小岗快速通道”花了1200万元；此外，沈浩还争取到一笔800万元的财政专款，作为小岗村发展基金；2004年底，当得知国家即将对“三农”增加投入资金后，沈浩立即向上级部门争取到了补助资金；2005年6月，村里四幢楼房建起，每户自筹4万、村里补2万后，26家危房户搬进户均160 平方米的小洋楼；然后村里又争取到一笔补助资金，给每户补助2万至8万元，让122户小岗村民全部翻建了新房。……
夸张点说，以这样的扶持力度，小岗村人即使什么都不干，只发钱也该富了。然而，事实却是，即使这样往小岗村砸钱，小岗村的综合发展水平也仅仅好于全国一般地区的平均水平。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村庄来说，自然没有小岗村这样的运气。然而，连“改革第一村”都没发展起来，更遑论其它村！
曾有一个笑话：陕北某地方政府为一个村子买了很多牛进行扶贫，但牛到了村子中以后，大家觉得，地少，用牛的机会并不多，但牛吃得却很多，养不起。于是村里人把牛卖了，换成了羊。可羊还得放，而且很快啃光了坡上的草，于是人们又把羊卖了换成鸡。可是，散养鸡又不好好生蛋，最后，村子里的人就陆续把鸡吃光了。这个故事具有批判性。而且，不光是批判了农民的懒惰与目光短浅，还有别的。比如，那些简单地把牛送给村民的人。
单纯对于小岗村来说，发展不起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上级地方政府的问题，也有小岗人自己的因素，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有主观思想的根源。
2006年，沈浩第一届任期期满。严宏昌说：“小岗要想富，不能靠沈浩这棵摇钱树。”然而，他的儿子严余山却策划了小岗村的第二次摁手印，留下了沈浩。用严余山的话说，之所以想留住沈浩，“一方面，他确实与其他下派干部不一样，他把自己当成小岗人，真心为老百姓做事；另一方面，他背后有个‘大财神爷’做靠山，对小岗村有好处。”
同是2006年，沈浩带着大包干发起人、村干部等13人，到南街村“学习集体经济经验，反思小岗发展之路”。在南街村档案馆留言簿上，沈浩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随后，2006年2月18日，沈浩召集了全村土地经营动员大会，宣布要建立“农业合作农场”，这个壮大集体经济的思路得到严俊昌的支持，“只要能创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啊”。然而，他这个“合作社”梦想却遭到严宏昌的坚决反对。历史上的小岗村因反对人民公社、搞单干而成名。再把农民的承包地集中起来，岂不是变相搞“圈地运动”？这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一些有疑虑的村民，也迅速站到了严宏昌一边，合作社的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不难看出，小岗人不乏“自信自强自力更生”的意识，沈浩也并非没有产生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念头。假如，小岗人拿出当年按血手印的勇气，靠“自信自强自力更生，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还会不会有今天的尴尬？
不得不强调一下，对于集体经济的呼唤，与“回头路”、“开历史的倒车”无关。
与之相关的，是农业在解决了温饱以后要发展，而要发展就必须要解决一个瓶颈问题，这个瓶颈就是农业产业化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的矛盾。农业产业要升级，就必然要升级农村经济单元，以更大的经济单位来规划、管理农业生产，提高经济单元投资、融资与抗御风险的能力。农业要实现产业化，就要不断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素质，在农业经济中用专业知识管理农业生产的产、供、销、储、流等环节，提高农产品的信息、科技含量。以科学组织分工协作来提高土地使用率，提高生产效率……而这一切，在以家庭为经济单元的模式下是无法完成的。小舢板只能在近岸处捞小鱼虾，要想驶得远，就得造大船。
在大包干模式下，尽管土地依然姓“公”，但这种生产模式却早就有个名字，叫“小农经济”。
三，一个小岗村就是一个小社会
小岗村的经济发展是“失败”的。
如果非要找出小岗村经济失败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像小岗村这样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波云诡谲。他们即不会资本运作（包括政治资本），又不懂借鸡生蛋、借船出海，在即有资本，又有鸡有船可借的情况下，却没有掘出金、换回银、生出金蛋、扬帆远航。
沈浩不错，拿自己当小岗人。更重要的是，他是棵“摇钱树”，他的原职单位是“大财神爷”，是个好“靠山”。所以，有一个“好当家的”，又能弄来钱，何乐不为？——尽管这有些依赖，有些投机，有些取巧，有些贪婪，但相信这不会是小岗村少数人的想法。换到其它村子也是一样。不那么想的，是傻瓜村。
“跑关系”“挖背景”“找靠山”“攀龙附凤”，自古就是中国的传统。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更是将之演绎为一道中国特有的风景。
村跑县，县跑市，市跑省，省跑中央，全民编织关系网。所以北京有无数驻京办。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普遍心理，普遍现象。在发展地方经济时，大家都有一种对外部资源的严重依赖。资金、项目、政策扶持等等。这方面，小岗村优势一些，其它村贫乏一些，但却没有哪个地方不在这方面下功夫。而且，中国有太多村子也正是籍此“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的。有一种现象也可以为这种现象加个注解：中国有很多鹤立鸡群式的村子，即使在整体并不富裕的地区，也会有经济发展非常好的特例，如果仔细了解，这样的村子往往是“中央或省里某位大人物的联系点”。在这里，是根本没有经济规律的，发展都是填充式、输血型的，大有一步跨进天堂之势。在人们的观念里，凡是能招来项目、引来资金、争取到政策扶持的人，就是当之无愧的“能人”。
难道这不是现实的中国社会？如果你承认，那么也应该承认小岗村人的身上有着中国大多数人的共性。
沈浩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个想法得到了以严俊昌为代表的部分人支持，但却遭到了以严宏昌为代表的部分人反对。这个矛盾最终导致沈浩的想法流产。
这就是农村宗族势力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无处不在。在中国农村，不受宗族势力影响的村子只存在于陶渊明的桃花源中。杂姓村分帮，单姓村分派；同姓结盟认宗，不同姓联合认利；亲戚互帮成族，朋友结拜成伙。说夸张些，即使在没帮没派没宗没族没伙没利的情况下，老子说话与儿子说话的份量仍然是不同的，而话语权的分量，并不取决于谁更有道理，而取决于谁是老子。
中国的农村，不是美国式的小镇，也不是英国、法国式的农场，不是意大利城堡，也不是中北欧的乡村，甚至也不是俄罗斯式的农庄……中国的农村，一个村子就是一个社会。
小岗村“失败”了，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假如各级政府再多给小岗村一些关照，或者沈浩的能力再大些，弄到更多的钱，让小岗村现在很富，那么有理由相信，小岗村就不是现在这种地位了。那时，很难想象，在媒体的强势舆论中，在这个“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启发带动下，中国其它农村会以怎样的热情来竞相模仿！中国人的骨子里向来不乏浮躁的，相信那时各种各样的“明星村”要比现在多得多，比超女还要多。
那才是更大的不幸。
沈浩想写一本书来描述他这些年在小岗村的感悟，但他的这个愿望没来得及实现。我们有理由推测，沈浩对小岗村是有心得的。但只是，他的心得未必会引起共鸣。
沈浩死了，小岗村很多人为他落泪。但他活着时，却没有很多人来支持他的工作。他因为土地和砍树的事，和村民发生矛盾，他压制过村民，甚至使用并不磊落的手段去威胁过村民。但同时，他也因为向村民收水费而挨打。现在，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塑造一个好干部沈浩形象，可当初，地方政府与他的关系却很僵，甚至连几张凤阳花鼓节的门票他这个省里来的处级干部都搞不定……省里来的干部，落了地，却生不了根，村民认可度低，在地方政府那里也未必那么有面子。
中国社会，就是这么复杂、矛盾。
正如坊间所说，经济大潮涌，一浪高一浪，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光靠擦胭脂抹粉地抓典型、树榜样不行，离开实事求是与脚踏实地更不行。任何投机心理都只会让农村问题变得更遭。低层次的“秀”功夫，是少数个体或群体对公共资源所表现出的贪婪与明抢暗夺。
小岗村不应该成为明星。小岗村作为明星毫无价值。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把明星待遇赋予中国近70万个行政村约500万个自然村。
应该让小岗作为一个普通村去面对现实，应该让小岗村人自己选择往后要走的路：统起来？还是分下去？如果小岗村人愿意，他们也可以拿出当年的决绝再按一次红手印，这样的小岗村，未来无论贫富，它对中国农业的改革实践来说都才具有借鉴意义。否则，如果继续包装下去，它对于中国社会便没有任何意义了，充其量只是一颗偶然划过天际的流星，并恰巧被诗人看到，从而幸运地得以流传。
《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在讲述《小岗村的故事》时说，“再聪明的学者和杰出的政治家，也没有能力设计农民的发展，只有倾听农民的诉求，支持农民的首创精神，才能帮助农村发展。”
是啊，中国地方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再好的政策都不可能包治百病。中国有太多地方是不可能按照领导的意图来实现繁荣发展的。你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到韩国考察了几天便找到了中国农民的出路。你必须也只能尊重中国的农民，而不是总想如何指导他们。
中国，仅仅靠新农村建设、多予少取，或用补贴刺激拆旧建新、家电下乡等措施，是解不开三农困局的。中国，应该从基本国策的层面来深刻反思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了。这关涉社会稳定和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